人民英雄紀念碑之《武昌起義》 浮雕

　　1912年4月1日，這天孫中山的心情，想來是不錯的。

　　他在臨時參議院致解職辭時，說：

　　“中國為何而發起革命？

　　蓋吾輩革命黨之用心，以連合中國四萬萬人，推倒惡劣政府，造成國利民福為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尚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中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所致。在本總統受職之初，亦不料有此種之好結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

　　南京臨時大總統府

　　當天，孫中山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賢”給了前清廷內閣總理大臣，參議院選出的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頓感無官一身輕的孫中山，帶著秘書長胡漢民、侍衛長郭漢章，出城打獵。在紫金山半山寺，甚至連死后的葬地都看好了，準備安享太平，徹底做個自由民了。

　　彼時的孫中山不會知道，他和他的同志們親手創建的民國，未來既不姓“民”，更國將不國，民不聊生，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無力完成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和任務。直到臨終之際，依然充滿遺憾的他說：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拜謁明孝陵

　　1924年1月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第39號代表毛澤東由孫中山親自提名，列為候補執行委員候選人，并順利當選。

　　時年31歲的毛澤東，在五次發言中，以黨務方面的獨到見解、敢作敢為的擔當精神，嶄露頭角，初現崢嶸，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隨即被派往新組建的上海執行部，擔任組織部秘書兼代文書科主任。后來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國民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和土地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早在1911年春，當時還不滿18歲的毛澤東，剛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通過同盟會員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第一次知道了孫中山，了解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綱領。第一次發表政見，就提出預言，未來中國將成立新政府，新的政府會實行總統制，孫中山會被從國外請回來當總統。

　　1913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求學時

　　半年以后，辛亥革命爆發，毛澤東的預言實現了。

　　辛亥革命中，毛澤東參加駐長沙的起義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上了一名列兵，以實際行動投身辛亥革命。

　　毛澤東與孫中山有不解之緣，中國共產黨與辛亥革命，與同盟會、國民黨更淵源深厚。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

　　“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正在完成這個革命。”

　　晚年的謝持

　　毛澤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擔任組織部秘書的時候，因為黨員重新登記，老右派謝持鬧情緒、甩臉子，覺得自己是70后老革命，憑啥被你們90后、00后小屁孩呼來喝去，老子鬧革命的時候，你們還不存在，所以拒絕填表，表示愛誰誰！

　　年輕革命者，不管是國民黨左派，還是“跨黨分子”的我們，都覺得不要慣著他，謝持不體面，咱們就幫他體面。要不是毛澤東有耐心，講工作方式方法，最終說服了謝持，很可能這事就推不下去，僵住了。

　　不過，謝持擺老資格，也就是打個年齡差，倘若遇到四川老鄉、老同盟會員出身的共產黨員吳玉章，不但老資格擺不起來，而且還得感謝吳玉章同志的救命之恩。

　　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吳玉章隨即入盟，被選為評議部評議員，是同盟會的中堅人物之一。謝持是1906年冬在四川加入同盟會，介紹人黃復生也不過是1906年春入會的。

　　喻培倫烈士遺照

　　說到老資格，四川籍同盟會員最著名的，還有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喻培倫，著名的“炸彈大王”，他創造的炸彈制造方法是同盟會標配，被稱為“喻式法”。

　　黃花崗起義，喻培倫背著一筐炸彈，左手持號筒，右手拿手槍，遇到清兵，一人當先，拋擲炸彈，所向披靡。起義軍攻入兩廣總督衙門，就是靠喻培倫炸開圍墻沖進去的，最后他彈盡被俘，慷慨就義，年僅26歲。

　　作為同盟會的炸彈專家，喻培倫帶著黃復生去北京炸載灃，汪精衛也參與進來。一炸不成，喻培倫回日本，搜集材料，準備再炸。傳來汪精衛被捕的消息，陳璧君罵喻培倫怕死。喻培倫一肚子委屈，對吳玉章說：“誰怕死，將來的事實是會證明的。”

　　為什么喻培倫找吳玉章訴苦呢？

　　青年吳玉章

　　因為吳玉章是喻培倫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當初喻培倫到日本留學，學的是土木工程，抱定實業救國的思想，家里有錢，業余時間就是彈琴、照相，自稱“世界惡少年”，對什么家國情懷，革命事業，毫不關心。后來喻培倫的弟弟培棣參加云南河口起義，失敗后臥病新加坡，得到吳玉章籌款接濟，喻培倫大受感動，與吳玉章結交，得其介紹參加同盟會。

　　后來吳玉章評價喻培倫和汪精衛、陳璧君，曾說：

　　“以后的事實證明：喻云紀（喻培倫的字）不愧是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衛、陳璧君作了狗彘不食、遺臭萬年的無恥漢奸！”

　　在四川同盟會員中，吳玉章資歷最深，威望最高。

　　辛亥革命前夕，由于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不常在日本，同盟會在日本的組織非常渙散，一時群龍無首，是吳玉章站出來，充分發揮其組織才能，積極促成革命力量的聯合，堅持著革命工作的進行。同時聯合國內的各反清會黨組織，形成了較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有利于促進革命運動的高漲。

　　被俘的黃花崗起義英雄

　　同盟會在國內連續發動武裝起義，身在日本的吳玉章積極支持，參與籌劃，負責籌集經費，購置、轉運軍火、器材，來往聯絡接應。民國建立后，籌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碑記中稱他為“當日未死同志”，可見吳玉章之奮勇精神。

　　順便說，百色起義的領導者，后來的人民解放軍大將張云逸，也是黃花崗起義的參與者和幸存者。

　　四川保路運動興起后，由于吳玉章在革命派和立憲派中都有很深的人脈，所以中部同盟會首腦宋教仁，安排吳玉章主持四川同盟會工作，負責“在川立分會，運動軍隊，與長江下游相聯絡。”回到四川，吳玉章相繼組織領導了榮縣、內江起義。特別是榮縣起義意義非凡，成為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建立軍政府的縣級政權，因榮縣起義早于武昌起義15天，被譽為辛亥“首義實先天下”。

　　辛亥革命后，重慶獨立，成立蜀軍政府，謝持此時擔任總務處長。

　　形勢所迫，不和革命軍合作就得死，新軍教練官林紹泉當上了總司令，但此人并不是真心革命，勾結混入革命軍的新軍軍官，陰謀叛變，顛覆新生的革命政權。同盟會主要干部都是文人，對此毫無辦法，任其發展，恐性命有虞，于是趕緊請吳玉章救火。

　　辛亥革命后的四川起義軍

　　吳玉章來到重慶后，快刀斬亂麻，發動革命黨人和基層士兵，穩定住局面，查明反動軍官的罪行，召開革命法庭，準備按照軍政府指定的軍法，對林紹泉等人執行死刑。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時候就體現出來了，險些被反動軍官抓殺的同盟會干部們，卻站出來充好人，要求赦免他們，愿意擔保這些人，這其中就有謝持。

　　所以，我總說：革命是列火車，有人上車，有人下車，也有人下車之后上車。

　　辛亥革命后，不少曾經的革命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參加西山會議派，這是國民黨內右派公開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一個開端。蔣介石叛變革命，在南京成立國民黨政府后，西山會議派與蔣介石集團合流，繼續反共反人民。抗戰初期，此時已經是共產黨員的吳玉章，以老同盟會同志的名義，說服謝持等國民黨的反共頑固派，支持國共合作，一致對外。

　　相較這批同盟會、國民黨的老朋友、老戰友，吳玉章的革命之路，卻沒有止步。

　　1919年3月，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合影，吳玉章、毛澤東都在其中

　　毛澤東同志曾予以高度評價：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我們的吳玉章老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歲了，他從同盟會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間顛沛流離，艱苦備嘗，始終不變，這是極不容易的啊。從同盟會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經不多了，而始終為革命奮斗，無論如何不變其革命節操的更沒有幾個人了。要這樣做，不但需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種惡勢力惡風浪，例如死的威脅，餓飯的威脅，革命失敗的威脅等等，我們的吳玉章同志就是經過這樣無數的風浪而來的。”

　　在法留學時的趙世炎（右一）

　　1925年4月，吳玉章加入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他的學生，時任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的趙世炎。

　　至此，從辛亥革命走來的吳玉章，經過二十年的奮斗和探索，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畢生奮斗的方向，在斗爭中完成了個人思想上的革命轉變，從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當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新軍閥叛變革命，曾經的同盟會員、國民黨員吳玉章，面對一邊是榮華富貴，一邊是“抄沒家產，逮捕立處極刑”的反革命通緝令，毅然決然跟著共產黨走到底，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如果以辛亥革命為參照點，看辛亥革命參與者，在國共之間的選邊站隊，其實還有許多特別好的參照人選。

　　1915年，擔任護國軍團長的朱德

　　比如不愿作軍閥，被陳獨秀拒絕后，仍然一路找黨，繞了半個地球，才最終于1922年11月，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入黨的朱德。

　　比如孫中山先生的翠亨村正牌老鄉，擔任過他貼身警衛，堂叔楊鶴齡更是孫中山的鐵桿好友，列名“四大寇”的楊殷，宋教仁遇刺后，在陳其美動手之前，他就刺殺過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而且還是富三代，三合會的叔父輩老大，又是廣州最著名的藥企“陳李濟”的女婿，也在1922年參加了共產黨。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龍華，楊殷烈士高唱國際歌，壯烈犧牲。臨刑前，楊殷一如往日鎮靜樂觀，笑著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就是真理的力量，追尋真理之路，也許漫長且危機四伏，隨時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要放棄榮華富貴，不但要跟敵人做殊死斗爭，甚至還要時時跟自己過不去。

　　楊殷（中）在粵漢鐵路開展工運工作時與同鄉的合影

　　1936年7月，當美國記者斯諾來到陜北蘇區，遇到了一位其貌不揚的長征老戰士，既沒有筆挺得體的制服，甚至戴著的那副眼鏡，一只腿架已經斷了，用一根繩子系在耳朵上的。誰能想到，他竟然是中華蘇維埃的財政人民委員，共產黨和紅軍的老財神。更讓斯諾想不到的是，此人曾經是同盟會最早一批加入者，當過孫中山的司庫，是真正的國民黨元老。卻在蔣介石開始“清共”之后，公開譴責蔣介石，放棄了優越的地位和財產，將自己的命運與年輕的共產黨人聯結在一起。

　　他就是林伯渠同志，林伯渠的引路人主要是李大釗。

　　1916年1月，李大釗發起組織的反袁團體“中華學會”和林伯渠發起組織的湖南留日學生反袁團體“乙卯學會”合并，改名為“神州學會”，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為干事。兩人意氣相投，結為拜把兄弟。

　　青年林伯渠

　　其后，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林伯渠逐步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于1921年1月經陳獨秀、李大釗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之一。

　　黨史上一般提到國共合作，都會提到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孫中山相識。實際上，在李大釗和孫中山之間，還有個重要人物，這就是林伯渠。

　　林伯渠和堂兄林修梅，一直是孫中山積極和忠實的追隨者，被認為是孫中山的文武左膀右臂。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亡命日本，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并規定凡參加中華革命黨的黨員，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孫中山。當時許多老黨員都表示，不認同這種幫會做派，甚至黃興、胡漢民、汪精衛都明確反對。唯有林氏兄弟堅決為孫中山站臺，林伯渠更是指出，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志同道合，革命到底，是有組織、有紀律，是支持孫中山，反對袁世凱。既然沒有更好的辦法，打手印宣誓總比一盤散沙、群龍無首、烏合之眾好！

　　開國大典的主持人，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林伯渠

　　林修梅也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惜去世太早，否則斯諾訪問陜北，可能遇到的就不是“五老（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而是“六老”了。

　　“五老”中的董必武同志，也是早期同盟會員和老國民黨員，辛亥革命的參與者，晚年他曾經講過：

　　“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孫的路子不對頭，總是靠軍閥。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于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

　　什么是俄國的方式？

　　這就是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的，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辛亥革命走來的，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十月革命勝利中，真正感受到了工農勞動群眾的偉大力量，因而他們開始改變對人民群眾的看法，逐漸認識到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必須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起來進行革命斗爭。

　　1924年，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部分成員合影，三排左二都認識吧？

　　正如1920年，毛澤東跟朋友蔡和森所說的：

　　“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

　　等到了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寫到這里，我有點私心，想說說一位不為人知的革命烈士，我的河南老鄉和同志——宋聘三烈士，一位他也是辛亥革命參與者，堪稱河南版的“吳玉章”。

　　宋聘三

　　1924年1月28日下午兩點，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中。

　　主席團主席胡漢民邀請176號代表宋聘三登壇，報告河南省政治及黨務狀況。

　　宋聘三，河南禹州人，20歲考中秀才，27歲考入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30歲在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期間加入同盟會。辛亥開封起義，他是參與者，也是僥幸逃生者，差點禹王臺十一烈士墓就要刻上他的名字。此后二次革命、護法護國，每役必與。黃埔軍校河南招生他負責，樊鐘秀千里大救駕，他是樊鐘秀的秘書長，孫中山先生逝世他是河南代表執拂，可以說是極其堅定的國民黨人。

　　1926年初，宋聘三同志經自己的學生、中共豫陜區委軍委委員郭安宇（后來脫黨）介紹加入共產黨，從此開始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革命生涯，直到光榮犧牲。

　　開封禹王臺，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

　　大革命失敗后，不少共產黨員脫黨叛變，然而老同盟會員出身的宋聘三同志，卻敢于以國民黨“一大”代表的身份與反動勢力，作堅決的斗爭。公然在國民黨禹縣縣長魏宗太召開的，由各機關頭目以及地方紳士幾十人參加的“剿”共大會，唱反調演說：

　　“國民黨新軍閥和土豪劣紳都不是好東西，革命的不能向后轉，要起來干，現在土豪劣紳又有新抬頭，要打倒國民黨新軍閥，打倒土豪劣紳，中國才能有出路，否則就是清末的死局。”

　　1929年1月11日，國民黨禹縣黨部以開會為名，將宋聘三逮捕，押送開封。

　　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宋聘三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終保守黨的秘密。當敵人逼問他這個“老國民黨”，為啥要加入共產黨時，他說：

　　“共產黨堅決維護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一心為了人民大眾，是正大光明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先生的遺囑，破壞國共合作，真圧革命群眾，是不得人心的！”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忠骸

　　敵人用各種酷刑折磨他，許多老同盟會員、老國民黨員，他曾經的“同志”也來勸說，可宋聘三同志寧死不屈，怒斥道：

　　“我早年跟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現在跟共產黨干革命，都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新中國，如今讓我供出黨的秘密是萬萬辦不到的，跟共產黨的決心是誓死不變，愿殺即殺，何必廢話？”

　　最終，反動軍閥韓復榘下令，將宋聘三殺害于開封宋門大街，烈士犧牲時年48歲。

　　順便交代下烈士妻兒的情況：

　　反動派對宋聘三烈士的妻兒，也加以毒打審問。后經多方營救，妻子趙氏出獄，不久含恨而死，長子富民患了終生不愈的精神病，次子富國未滿周歲，從此遺孤無扶，家破人亡。

　　“四·一二”之后，新舊軍閥槍殺革命人士

　　一邊是榮華富貴，封妻蔭子，一邊是砍頭滅門，禍及家人，似乎不用考慮什么，但從辛亥革命走來的他們，卻不得不去思考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如果說他們曾經彷徨過、猶豫過，但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屠龍者變成惡龍，讓他們看到又一個“清王朝”和“北洋政府”的歸來，一樣的出賣民族利益，一樣的帝國主義鷹犬。辛亥革命走來的同志中，許多曾經熱烈的革命者轉而變成了革命的頑固分子，他們寧愿革命失敗，寧愿中國繼續做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也要反對共產黨，所以看似有選擇，其實別無選擇。唯有革命到底，斗爭到底，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中國革命新的力量來源，只有與這一力量合作才有可能獲得解放的可能。

　　維新變法譚嗣同們流血犧牲，辛亥革命喻培倫們粉身碎骨，如今不過是繼承先烈遺志，追隨他們的血路前行，譚嗣同、喻培倫們可以流血犧牲、粉身碎骨，后來者為什么不能流血犧牲、粉身碎骨呢？

　　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捕殺革命者

　　在流血犧牲、粉身碎骨的選擇中，從辛亥革命中一路走來的，不僅有共產黨員，也有大批為了共產主義奮斗的國民黨左派，這其中就有湖北的詹大悲和何羽道烈士。

　　要說這兩位湖北的國民黨左派，就不能不先從董必武同志的前共產黨員時代說起，即董必武曾經是怎樣的同盟會員和國民黨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當時任黃州府中學堂英文教員的董必武，得到消息，已經是第三天了，二話不說剪掉辮子，趕赴武昌，參加革命軍。在漢口軍政分府軍需部任職，不僅忠于職守，而且還親自參加了三道橋附近的戰斗。與清軍作戰，可以說是直接參加了武昌首義的作戰。在起義軍反攻漢口、苦戰漢陽的戰斗中，與詹大悲等革命黨人，建立了深厚的戰斗友誼。也由此加入同盟會，并被選為湖北支部評議會評議員，參與領導湖北同盟會的工作。

　　1945年4月，中國代表團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辛亥革命失敗后，董必武到日本求學，繼續尋找革命的道路。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董必武毅然跟進。有意思的是對于孫中山打手印宣誓那套，他的態度和林伯渠不謀而合。

　　抗戰初期，回憶這段歷史時，董必武說：

　　“有很多老革命黨員在新的嚴重失敗后，不愿意再干革命，借口拒絕宣誓打手模而不入黨。先生辯才無礙，揭示中國的出路。惟有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特別是鼓勵我們在失敗后不要灰心短氣，要再接再勵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們在失敗中得到教訓，改正錯誤，想出好的辦法來，繼續革命，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延安時期的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和謝覺哉（左起）

　　詹大悲是武昌起義的骨干，文學社的中堅，武昌起義中負責領導漢口軍政府。二次革命，他參加中華革命黨，坐過袁世凱的黑牢。后來也向左轉，同武昌起義時期的朋友同志與董必武、李漢俊一起讀了《新青年》、《新潮》等許多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書籍和雜志，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受到鼓舞，積極探索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尋找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革命的力量。

　　國共合作后，作為國民黨左派的詹大悲，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站在共產黨一邊，同國民黨右派堅決斗爭。即便是“四·一二”、“七·一五”前后，也是如此。1927年12月16日，詹大悲被桂系軍閥捕殺，罪名是“湖北共產黨首領”。真是欲加之罪，不久我黨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上刊登文章，評論此事時說：

　　“若詹大悲也以共產黨罪名遭槍斃，那更是冤枉也！”

　　殺人后還抄了家，因為詹大悲生前當過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財政廳長，桂系軍閥覺得必然油水極多，哪知卻一無所獲，殮葬費也全由朋友們湊出來。

　　1927年3月，武漢，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代表合影（三排中戴墨鏡者詹大悲）

　　特別要說的是詹大悲對于新軍閥的狠毒是低估的，覺得都是國民黨，怎么可能對自己人下黑手，所以臨刑前他還在慨嘆：

　　“吾輩欲與梟獐同群，宜有今日！”

　　詹大悲遇害不久，另一位辛亥革命參與者、老同盟會員，時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的何羽道，也被桂系軍閥殺害。反動派說他，“與著名共黨首魁董必武同為省黨部常委，鼓吹共產。”

　　這話也對不也不對，因為這位曾經的國民黨左派，比詹大悲得更遠。在革命最危急，動輒掉腦袋的生死關頭，何羽道同志已經加入了共產黨。

　　何羽道

　　大家都熟悉一句當時的反革命口號，叫“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其實并非“四·一二”蔣介石說的，而是出自桂系軍閥，在武漢、在湖北先叫響的。這時候入黨為了什么，顯然不是為了榮華富貴，為了賭一把，為了子子孫孫吧？

　　何羽道烈士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系，曾和汪精衛有過交際，“七·一五”汪精衛頗惜其才，多次派人拉攏，托人帶話給何羽道，說：

　　“現在大局已定，跟共產黨走是沒有什么出路的。您的學問人品為我們所景仰，何必死心眼跟著他們走呢？只要您肯反對共產黨，我們還要您出來繼任原職，待遇也給提高。聽說您家本貧寒，能有如此成就是不容易的，何必自尋苦惱呢？人生如朝露，您對共產黨所守的信義，又有誰看得見呢？”

　　1912年元旦，孫中山與黎元洪、汪精衛（前排左三）等人合影

　　對此，何羽道不為所動，一一駁斥：

　　“你說大局已定，只是你的看法罷了。

　　遠的不說，只說近的，北洋軍閥當初何嘗不以為大局是穩定的呢？但曾幾何時卻一敗涂地，徹底完蛋。可見自以為大局已定，是不能算數的。為什么？因為倒行逆施、不得民心的人，雖以為自己力雖強大，但結果沒有不歸于土崩瓦解的。看來，你對大局的看法，還須重加考慮！

　　至于你所說的出路，那不過是為個人營謀私利罷了，我可不愿走這種奴顏婢膝、蠅營狗茍的道路，稍有氣節的人也不屑如此，何況是革命者呢？

　　我們共產黨向無爭權奪利行為，特別在北伐期間，共產黨更是革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沒有共產黨，北伐就不可能勝利發展。對于有大功而無過錯的共產黨，只能尊重、愛護，不能仇視、陷害。你的意思是要活命就得反共，我是寧可不活命，也絕不反共。

　　我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句話：

　　革命目的應分明，造福人群不顧身，指我南針唯真理，威脅利誘豈動心？

　　請你以此復命。”

　　蔣介石與汪精衛

　　不久，叛徒領著反動軍隊的憲兵隊登門，抓捕了何羽道。

　　敬酒不吃吃罰酒，敵人嚴刑逼供，要求何羽道交出共產黨員名單，他要來紙筆，寫道：

　　“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為祖國為人民而犧牲，死固宜也。國民黨反動派之大屠殺，不過逞一時之快耳，興中國者，其唯共產黨乎！”

　　有人選擇向前走，就有人選擇止步，甚至向后轉，跟風投機者自不必說，比如戴季陶、陳公博之流。袁世凱和他的徒子徒孫先幫著辛亥革命參與者先淘汰了一批，接著是蔣介石、汪精衛之流，還有日本侵略者在后頭，考驗總是不斷。

　　天安門廣場上的孫中山巨幅畫像

　　當“革命”只剩下了一塊時髦的招牌，真革命不劃算，甚至要掉腦袋，假革命倒是榮華富貴、封妻蔭子，曾經的反革命都跟沒事人似的，披上革命的華麗外衣，滿嘴革命詞匯，堂而皇之混跡于革命隊伍中，反而更得煙兒抽，更吃香的時候，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遑論思想觀念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希望在消逝，光明逐漸被籠罩在陰云暗霧中，是止步，是向后轉，還是繼續前進？

　　一位辛亥革命的參與者，曾經寄語后來者：

　　“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革命永遠在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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