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我們黨內，有一部分老黨員、老干部，雖然在民主革命階段，經歷了

　　長期的斗爭、受過黨的長期教育，但是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卻沒有真正的思想準備。他們的身體已經隨著歷史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了，

　　他們的腦袋卻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停留在資本主義制度里。”

　　話說1959年10月間，毛澤東對秘書林克說：

　　“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們不怕孤立，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最后證明他們是正確的。”“遇到尖銳的問題時，要堅持原則，旗幟鮮明，不能怕丟失選票。而有人保持兩邊都不得罪的態度，結果，反而要丟失選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此一時期，毛澤東曾多次勸已經步入而立之年的劉思齊重新組織家庭，但是每一次劉思齊都是流著淚，搖頭拒絕。后來邵華對毛澤東說：

　　“姐姐是因為還沒有給岸英哥哥掃過墓，怎能再談自己的婚事呢？”

　　于是，毛澤東就親自安排劉思齊由邵華等人陪同，將在1959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9周年祭日前夕，到朝鮮去為毛岸英掃墓，以盡夫妻之情。他還特意把劉思齊找來，囑咐她要保重身體，并“約法三章”：

　　1、劉思齊等人往返的路費和開銷，從他的稿費中支付，不花國家一分錢。2、住在中國大使館，不要麻煩朝鮮政府。3、掃墓一事不可聲張，不要報道。

　　10月23日晨，毛澤東為南下口述了一份長長的書目，羅列了36條，計100余種，上千冊，叫工作人員裝箱帶走。后來，這些書裝了十多箱，儼然成了一個小小的圖書館。

　　10月23日上午，毛澤東讓中央辦公廳陳秉忱到故宮博物院借明清兩代名人書畫作品20件。其中有8件屬于明代大書法家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

　　10月23日下午，毛澤東登上專列，離京南下視察，首先到了天津。

　　專列進入山東境內，毛澤東見沿途土地龜裂，到處都是白花花的鹽堿地，心情非常沉重。

　　在濟南，毛澤東先后會見了25日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陪同來濟南參觀訪問的巴西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夏基等一行4人。

　　10月26日，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夏基，在座的還有王稼祥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夏基說：

　　“我們是知識分子，不搞武裝斗爭，我們搞議會斗爭。”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也有知識分子。”

　　他指著坐在一旁的舒同說：

　　“我領導一個國家，他領導一個省。”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指著茶幾上放著的一份材料對夏基說：

　　“你寫的材料，提出了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說是同意中國同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是重大問題。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戰略問題，一個是策略問題。作為戰略問題來說，從長遠看，用和平手段能夠消滅資產階級政權是不可想象的。資產階級怎么能夠讓工人階級用和平手段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滅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呢？從策略上講，首先可以說無產階級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表明我們不是好戰的。但是如果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無產階級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裝。不做精神準備，就無法教育人民，無產階級自己也就沒有革命干勁。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爭的。其實，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進行的。但作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進行日常工作的同時，要想到革命時機到來時怎么辦？這個問題，不要每天去講。在重要時機才提這個問題，提兩條，一定要有兩條：第一，無產階級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第二，假使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無產階級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馬克思主義者知道，階級斗爭不經過戰爭是不能最后解決問題的。自古以來都是這樣。明知如此，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為廣大人民群眾還不覺悟，資產階級就利用這一點恐嚇人民群眾，說共產黨專講暴力和戰爭。

　　列寧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時間內，曾經指出俄國存在用和平手段奪取政權的可能性。當時俄國有兩個政權并存，列寧根據那時特有的一些條件，設想布爾什維克通過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來奪取政權。后來到了7月就不行了，資產階級政府用武力鎮壓群眾的革命運動，于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決定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用暴力奪取政權。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對全黨講得很清楚，寫了許多文章，說明革命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極力反對孟什維克主張通過議會斗爭進行革命的論調。

　　我們在1955年和英共波立特談過這個問題，他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要修改中國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選集的英文版中刪掉兩段將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話。我們不贊成他的這個意見，但結果他還是把那兩段挖掉了。

　　1955年11月莫斯科會議宣言又提到這個問題，也是提兩條：無產階級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但是如果資產階級使用暴力時，無產階級被迫也要使用暴力。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法共、意共對這個問題都提兩條，日共、印尼共也提兩條，大多數黨提兩條。講清楚兩條，可使資產階級被動。我們并不是提倡武力，我們只是說你使用武力我們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從理論上講問題時，就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講徹底。國家是暴力機關，無論奴隸制度的國家、封建制度的國家或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暴力機關。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離開了暴力還叫什么國家。也有人拿中國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作為和平過渡的例子，其實我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戰爭，打倒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強大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發展到幾百萬軍隊，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戰爭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兩條腿走路。實際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過日常工作進行的，戰爭時間并不長，但最后解決問題還是要靠戰爭。不用兩條腿走路，就不能奪取政權。

　　我們在1945年也努力爭取過國內的和平，并參加了國民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我們準備了另一面，發展了武裝力量，有了一年的準備。1946年夏打起來以后，我們也不說絕對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國民黨曾提出要‘和平’。那時他們只有長江以南，他們在長江以北的主力已經被消滅。美國勸他們談判，以保住江南，準備力量再來打我們。我們說，你們派代表團到北京來談。代表團派來了，達成了協議，然后把協議送往南京簽字，但他們不肯簽。這樣很好，拒絕和平的責任就完全在他們身上了。他們第一天拒絕，我們第二天就過長江，100萬大軍一夜渡過長江，到9月全國大陸基本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蔣介石跑到臺灣去了。我們也還不放棄和平手段，我們提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口號，主張同他們正式談判。但他們害怕談判，美國更是害怕蔣介石同我們談判。在這種情況下，和平口號就很有用了。

　　現在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里，斗爭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當事物要發生質變時，就要流血了。經過長期的量變就要發展到質變。要是沒有這種質變，舊的上層建筑是不會改變的。上層建筑主要指政權和軍隊、警察、法院等國家機器，也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上層建筑是保護經濟基礎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國家機器這些主要的上層建筑奪取過來，加以粉碎。至于意識形態方面的上層建筑，不能用武力解決，而是要經過長期的改造。

　　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是用來保護經濟基礎的，當經濟基礎失掉保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改變生產關系，即舊的所有制等。當然這也要經過斗爭，但不一定要經過戰爭。

　　下面談談對國際形勢的看法。

　　國際緊張局勢是帝國主義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緊張局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們覺得對他們不利了，不利于他們保存資本主義和消滅社會主義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對他們所要達到的這個目的是不利的，他們想走出這條很窄的路。如果緊張局勢有利于他們達到保存資本主義和消滅社會主義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們會有所改變。看來他們了解到這種不利，要有些改變，而且他們害怕戰爭。大家知道兩次世界大戰對他們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他們更加不利。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戰爭打起來對它是很不利的。

　　緩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有利，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兄弟黨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爭的結果。再有10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國和蘇聯能再搞幾個五年計劃那好得很。但是還要看到另一面，帝國主義為了維持軍火工業和奪取外國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緊張局勢。例如在赫魯曉夫訪美以后，美國就在一些國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聯合國大叫大嚷西藏問題，可見他們還要制造緊張局勢。所以我們要警惕。”

　　10月27日，南下專列離開濟南，進入安徽境內，毛澤東看到的情況更糟糕，不但看不到豐收的莊稼，干旱情況也更加嚴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著煙，喃喃自語道：

　　“天災人禍啊！”

　　說著，不由得眼圈紅了。專列到了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地方領導人向毛澤東匯報說：合肥地區是水力發電，由于長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還有一點水，已經無法發電了。毛澤東望著黑沉沉的城市，沒完沒了地吸煙。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了歷史上的幾次大災荒，又說：

　　“現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們屈服。沒骨氣的國家是不敢頂的。”

　　他問大家：

　　“你們敢不敢頂？”

　　大家都說：

　　“敢頂！”

　　毛澤東將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赫魯曉夫越壓，我們越要頂！”

　　在安徽省境內，毛澤東視察了馬鞍山鋼鐵廠、東風鋼鐵廠，還視察了一個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氣燒飯、照明的情況。

　　10月30日，毛澤東在從南京到上海的專列上，同安徽、江蘇兩省負責人曾希圣、劉順元、惠浴宇、陳光、彭沖等人談話，他問道：

　　“你們情況如何？”

　　曾希圣答道：

　　“情況還好。”

　　“比夏季有點起色嗎？”

　　“同夏季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澤東問江蘇省委副書記劉順元：

　　“你們今年糧食有沒有希望多少增一點產呢？”

　　劉順元回答說：

　　“糧食情況今年比去年好。”

　　有人插話說：

　　“今年的好處是大面積的高產，這一點比去年好。無論如何明年春天的問題不會再是今年春天的那個樣子了。”

　　毛澤東問：

　　“明年春天會比今年春天更好一點嗎？”

　　劉順元說：

　　“恐怕好得多。”

　　有人插話說：

　　“我覺得，這個糧食問題，心已經是比較放下來了。”

　　毛澤東問：

　　“心放下來了？”

　　劉順元說：

　　“心比較放下來了。”

　　“還是不要放下。搞10年吧，搞10年能夠儲備1年。能不能夠？”

　　“大概差不多。”

　　毛澤東在和大家的談話中，再一次講到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講到了階級不消滅，總是存在的問題；還說在秋收之后，要在群眾和干部中間用批評的方法開展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教育。最后，毛澤東又問了江蘇省的工業生產情況。

　　10月30日下午6點多，專列駛入上海，停在上海徐匯支線顧家花園。上海市負責人柯慶施、陳丕顯上車迎接毛澤東。柯慶施問：

　　“主席，現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澤東說：

　　“不下去。”

　　“他們有個晚會。”

　　“什么晚會也不看。”

　　“游泳吧？”

　　“現在怕游水。現在我有腸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劑，把它壓了一下，同時又把窗戶開開，大吹其風，溫度降了，一睡就睡10個鐘頭，直到今天下午4點。已經有兩個月沒有游水了，怕下水，身體搞得不行了。”

　　接下來，毛澤東在同柯慶施、陳丕顯、曾希圣、劉順元的談話中說：

　　“廬山會議后，8月上旬起，設備、條件還是那樣，但是產量、產值就變了，而且變得很顯著。變得不顯著，人家不信。滬東造船廠今年反右傾以后，有個故事，說是爭取60天要送一條船下水，后頭19天把一條船的基本建設就搞成了。”

　　柯慶施、陳丕顯插話更正說：是江南造船廠。毛澤東又說：

　　“從中央材料看見的，說是湖南株洲一個工廠只有30輛汽車，壞了26輛，只有4輛了。廬山會議后，那個勁兒就起來了，兩三天功夫，就修好了24輛。從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沒有勁兒了。總之，今年這個經驗很大就是了。”

　　10月31日凌晨，毛澤東為一份關于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一個很窮的生產隊發展養豬事業的材料，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吳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請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看來，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除少數禁豬的民族以外，全國都應當仿照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的辦法辦理。在吳橋縣，集資容易，政策正確，干勁甚高，發展很快。關鍵在于一個很大的干勁。拖拖沓沓，困難重重，這也不可能，那也辦不到，這些都是懦夫和懶漢的世界觀，半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雄心壯志都沒有，這些人離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風格大約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勸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將不正確的世界觀改過來。我建議，共產黨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以及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黨組織，將養豬業，養牛養羊養驢養騾養馬養雞養鴨養鵝養兔等項事業，認真考慮、研究、計劃和采取具體措施，并且組織一個畜牧業家禽業的委員會或者小組，以3人、5人至9人組成，以一位對于此事有干勁、有腦筋而又善于辦事的同志充當委員會或小組的領導責任。就是說，派一個強有力的人去領導。大搞飼料生產。有各種精粗飼料。看來苞谷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蘇聯現在也已開始大辦。中國的河北省吳橋縣，也已在開始辦了，使人看了極為高興。各地公社養豬不亞于吳橋的，一定還有很多。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麥、小米等主糧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糧的地位。有人建議，把豬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馬牛羊雞犬豕（豕即豬）”，而是“豬牛羊馬雞犬”。我舉雙手贊成，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蘇聯偉大土壤學家和農學家威廉氏強調地說，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后，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的互相依賴的道理。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實驗。我國的肥料來源第一是養豬及大牲畜。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10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工廠。而且豬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內臟（可以制作藥原料），我們何樂而不為呢？肥料是植物的糧食，植物是動物的糧食，動物是人類的糧食。由此觀之，大養而特養其豬，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個至兩個五年計劃完成這個光榮偉大的任務，看來是有可能的。用機械化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今年已經成立了農業機械部，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看來為期不遠了。

　　毛澤東 1959年10月31日

　　毛澤東將信寫好后，立即要柯慶施于上午印出20份，發給陳丕顯、曾希圣、葉飛、楊尚奎、劉順元和他自己每人一份。

　　10月31日早晨，機要秘書羅光祿見到毛澤東留給他的一張字條，上面寫著：

　　羅光祿同志：

　　兩首詩，每首各5份，請于今日分送陳、田、胡、鄧、林克5同志為盼。毛澤東 31日早

　　羅光祿一看，這兩首詩是毛澤東在今年6、7月份寫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立即分送給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鄧力群、林克5人。

　　中午，毛澤東把柯慶施、陳丕顯、曾希圣、葉飛、楊尚奎、劉順元6人請到專列上，他說：

　　“我想和你們商量商量養豬的問題。那個東西印出來了，是個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農業恐怕要抓住這兩個東西就好辦事，一個水，一個豬。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糧食就能上得去。化學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糞肥。一畝田一頭豬，不增產我就不相信。”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乘專列去了杭州。

　　1959年11月3日中午，周恩來、彭真、王稼祥、胡喬木、雷英夫乘飛機來到杭州。

　　這天晚上，周恩來等人首先向毛澤東匯報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對外政策及赫魯曉夫近期與其遙相呼應的一些講話內容。毛澤東說：

　　“現在看來，所說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跟拉丁美洲、亞洲的這些反動的民族主義者，跟蘇聯結合起來，打擊的對象就是共產黨，工人運動，中國。杜勒斯這一派，他們的策略一直執行到杜勒斯死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變。”“艾森豪威爾這種人物，他不只是有講和平的一面，還有戰爭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蘇，要打擊美國共產黨，向工人進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國主義浪潮壓下去。”“他們這種策略，第一是對于保護資產階級有好處，第二是對于破壞社會主義有好處。破壞社會主義，比如破壞中國，你蘇聯他就不要破壞呀？他還是要破壞嘛。”

　　周恩來和雷英夫指著地圖向毛澤東詳細講述了中印邊界發生武裝沖突的情況。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

　　“我想提這么個議，為避免邊界糾紛，按照習慣的邊界，整個全線各退10公里，印度也退10公里，中國也退10公里，有20公里的距離，因為邊界沒有定，以待談判解決。尼赫魯不是主張在朗久雙方后撤嗎？這20公里的距離，由不帶武裝的民政人員照舊管理。武裝不要存在，以免引起沖突。不是無人地帶，而是無槍地帶。如果說10公里不夠，那么還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長一點。如果說雙方各退20公里，就是40公里的距離。”

　　大家一致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說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招。周恩來還說：

　　“中間有個無槍地帶，是很主動的。他來了，僅僅接觸，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吵一頓，沒有槍總打不起來。”

　　毛澤東說：

　　“你們還沒有來，早兩天我在車上就想這個問題。這回你們想來談，我說是不是這么個方案。這要雙方達成協議，或者用換文，或者怎么樣。如果他答應，我看兩國總理可以見見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們這么一個盤子，就是要和平。現在為解除這種狀況，雙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個無槍地帶，只許民政人員照舊管理，以待談判解決。談判解決這個時候，關于中印邊界，還可以采取這個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險。”

　　大家說，主席的這個提議，尼赫魯很難不同意。毛澤東說：

　　“還有可能，他就不退。中印關系的問題很好解決，因為這不是我們生死之爭的地方。我已經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他們。我說，我們的威脅來自東方，不是你們。”

　　毛澤東又轉對周恩來說：

　　“由兩國總理通信的辦法，恐怕比較好。你明天回去就開政治局會議商量。”

　　周恩來談到了1960年的經濟計劃，他說：

　　“1960年計劃數字，現在總是看漲，我們是控制了。”

　　毛澤東說：

　　“下面有勁，不要越漲越搞得被動。”

　　周恩來和彭真說：

　　“鋼的產量計劃是1800萬噸，死啃那個1800。”

　　毛澤東說：

　　“死啃1800，搞個半年再講。6月間那個時候，有可能的話，內部搞一個指標，搞1900。”

　　彭真匯報說，現在農村整社各地方都展開了。毛澤東說：

　　“現在是怕‘左’，廣東就有那個苗頭，他們自己也知道，積極分子勁一來了，就批評那個有右傾思想的人太兇。還是要細致，批評要徹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講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氣勢，過于緊張。”

　　彭真說：

　　“現在已經起來了，要專門講一下方式。”

　　毛澤東說：

　　“起來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胡喬木匯報河北省搞水利的情況說：

　　“我在河北走了幾個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樣，白天晚上，來來去去，都是上水庫的同從水庫回來的，他們輪班。大車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還有送給養的，因為給養都是由各個公社負責。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樣，比支前緊張得多。邯鄲農村勞動力的半數以上到水庫了，半數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婦女，男勞力很難留下。他全區不過600萬人，不過200萬勞動力，他就有160萬人上水庫。”

　　周恩來接著說：

　　“崗南、黃壁莊、王快、西大洋這些掃尾的工程還要搞，這邊密云水庫還可繼續。現在冀東還要修兩個水庫，原來6個要收尾，又增加了3個。跟他算來算去，總要少一點，不然，到了春天農忙一來要受影響的。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頭。河南也算個重點。現在冀魯豫蘇皖是一個重點區，然后黃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晉陜甘，寧夏，然后就是旱區四川、湖北，還有……”

　　“安徽大旱。”毛澤東接口道。周恩來說：

　　“比湖北還好一點。”

　　彭真說：

　　“31號到1號這幾個地方都下了雨，鄂東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澤東說：

　　“下了4天雨，對秋收不曉得有無妨礙？”

　　胡喬木說：

　　“問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現在這樣的雨比較小，下3天影響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來說：

　　“河南有1000多萬畝重新種了，種上出來又干死了。現在最急的還是一個農業上的水利，水利為先，的確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勞動力太多。第二是鐵路，第三是電。還有農業機械。”

　　11月4日，周恩來、彭真、胡喬木、雷英夫回了北京，毛澤東要王稼祥留在杭州，和他一起準備與參加華東協作區會議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國際問題。

　　11月7日，周恩來將關于中印邊界問題致印度政府總理尼赫魯的信，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信上加了一段話，他寫道：

　　“由于中印兩國邊界從來沒有劃定過，而又非常漫長，距離兩國政治中心很遠或者比較遠，如果兩國政府不想出一個十分妥善的解決辦法，我擔心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邊境沖突，今后還有可能出現。而只要出現了這類沖突，哪怕是很小的沖突，就會被那些敵視我們兩國友誼的人們所利用，以達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8日，周恩來致尼赫魯的信由中國駐印度大使交給尼赫魯。后來在11月16日，尼赫魯復信給周恩來，表示準備同周恩來會晤，但不同意雙方武裝部隊從實際控制線各退20公里的建議。這一點竟被毛澤東言中了。

　　再說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走后，為在華東協作區會議上講國際形勢，讓秘書林克找來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3篇講話，非常認真地一句一句地閱讀著，還不時地與英文版對照一下，甚至還要翻一翻英文字典。每研究完一篇，他都要在下面寫一段批注。在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發表的題為《對遠東的政策》的演說上，他批注道：

　　“杜勒斯在這篇演說中對東風壓倒西風，對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于帝國主義的形勢表示驚恐，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保存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的野心。”

　　在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秘密會議上提出的一篇證詞上，毛澤東批注道：

　　“杜勒斯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的變化，從而使它不再成為對世界的自由的威脅，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法實現共產主義化的目標和野心。’這段話是杜勒斯的證詞的主旨。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從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證詞中雖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要搞和平共處。因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眾議院外委會的另一次發言中叫喊：‘決不能結束冷戰’，否則帝國主義就要遭受失敗。”

　　毛澤東在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紐約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的《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講上批注的是：

　　“杜勒斯說，要以‘法律和正義’代替武力。但又強調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演變。’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于全世界社會主義日益強大，由于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敢貿然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野心。美國在標榜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批完了，毛澤東立即指示工作人員將杜勒斯的3篇演講全文，連同他的這些批注，印成文件，發給參加華東協作區會議的領導人閱讀。

　　11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華東協作區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林克同志為我準備了3個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3篇講話。這3個材料都是關于杜勒斯講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問題的。杜勒斯的路線，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了。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個所謂蘇聯世界，并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從而使蘇聯世界不再成為對世界的自由的威脅，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法實現共產主義化的目標和野心。’他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另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看來，冷戰要全部結束，對他們是不利的。”

　　毛澤東點了一支煙，接著說：

　　“還是這一次演說，杜勒斯說：‘要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義。杜勒斯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

　　毛澤東說罷，笑了起來。停了停，他又接著說：

　　“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于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日益強大，世界帝國主義陣營陷入孤立和困難的境地，……所以，美國企圖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野心。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它不侵略呀！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說，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毛澤東最后說：

　　“去年這一年，……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于帝國主義……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它也是要和平取勝呢！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這個‘陷入無情包圍’是杜勒斯自己講的話。‘從而保存自己’，保存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無非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嘛。資本主義要消滅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嘛。而我們要消滅他那個反革命力量嘛！這是杜勒斯的演說，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這個文件。”

　　11月中旬，毛澤東審閱了中央辦公廳于19日編印的第174期《情況簡報》。

　　簡報中的第1個材料是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反右傾斗爭日益深入》。文章中說：中央國家機關反右傾運動正往深入階段發展，具體表現在：1、運動發展得愈加廣泛深入。2、重點批判對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細致。3、領導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經得到改進的單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國家機關中，仍有落后單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領導上存在右傾，不敢或不愿放手發動群眾，以簡單粗糙的方法代替深入艱苦的思想工作。為此，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1、必須繼續大膽發動群眾，充分利用大字報開展斗爭。2、對重點對象要有計劃、有步驟、深入細致地進行批判。3、要加強領導。4、運動必須有始有終，不能煮“夾生飯”。

　　簡報中第2個材料是《十三個省農村整社工作動態》，介紹了河北等13個省份進行整社試點的情況，說在整社開始的地方，都普遍獲得貧農和下中農的擁護。

　　簡報中第3個材料是《農村公共食堂恢復和發展很快》。材料中說，據12個省、區的材料看來，最近兩三個月，農村公共食堂恢復和發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增長。目前各地在積極恢復和發展食堂的同時，開始大力抓食堂的鞏固工作。

　　毛澤東看罷《情況簡報》，批示道：

　　“江青閱后，交林克閱。3件都可看。”

　　11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統戰部《關于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不進行反右傾斗爭的整風運動的意見》寫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中央批準中央統戰部《關于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不進行反右傾斗爭的整風運動的意見》，現在發給你們。

　　這次反右整風運動，不要在民主人士中進行，即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進行。此事，毛澤東同志在中央今年9月15日召開的黨派會議上已經宣布過，望各地遵照執行（現在已經開始進行的單位，應該采用適當方式加以結束）。這樣做，不僅是因為自1957年以來，在他們中間已經連續地進行過兩年多的思想改造，更主要的是因為這次問題的中心，不在他們，這次掛帥、點火，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的也不是他們，而主要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并且有一部分是高級的領導干部（在農村中有一部分不愿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富裕中農分子）。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在我們黨內，有一部分老黨員、老干部，雖然在民主革命階段，經歷了長期的斗爭、受過黨的長期教育，但是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卻沒有真正的思想準備。他們的身體已經隨著歷史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了，他們的腦袋卻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停留在資本主義制度里。因此，在革命發展到真正要根絕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所有制的時候，他們就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從黨的內部來阻撓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這種人，為數雖然不多，但為害卻不小。為了挽救，即教育改造這些同志，幫助他們趕上時代、趕上隊伍、過好這一關，為了保證黨的總路線的順利地執行，黨必須毫不猶豫地集中力量，在黨內，首先在干部中以兩條道路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綱，清理思想，進行反右整風運動。現在，中央一級和各省、市、區一級領導機關、中直和國家機關黨員干部中揭發出來的問題，已經充分證明我們必須這樣做。其次，還必須估計到，如果目前把反右整風運動擴展到黨外，就勢必分散黨的領導機關的精力，甚至無暇內顧，使黨內一部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右傾思想錯誤的人，馬馬虎虎地混過關去。這樣不僅對黨的事業不利，對這一部分犯錯誤的同志也不利，因為病根不除，養癰遺患，以后還會發作。

　　這次斗爭實際上是一場兩條道路在黨內爭勝負的斗爭，是一場劇烈的斗爭，但這是黨內斗爭，是黨內反右整風的思想斗爭。因此，第一，必須堅決地徹底地弄清大是大非。不要含糊，要認真地擺事實、講道理、辨明是非。在運動的領導上，還要注意抓緊大是大非，即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等根本的問題，不要被非政治性的瑣碎的小問題所吸引，而致分散目標、精力，抓了小問題，放松大是非。第二，在態度上必須堅持治病救人的精神，方式上必須和風細雨，不要用爆炸形式，不要采取粗暴方式，一切同志要力求像醫生、護士對待病人那樣，來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犯錯誤的同志，應該實事求是地好好地向黨交心，好好地進行自我批評，歡迎同志們的幫助。這樣，才能達到黨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經過批評、斗爭達到團結的目的，才符合黨的從團結出發的方針。第三，批判對象的確定，必須完全實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要溫情主義、包庇錯誤，也不要片面夸大、方式粗暴。至于在各級干部中的重點批判對象，一般地應該控制在百分之幾，請你們搜集典型經驗，加以研究，并且將你們的意見告知。

　　中央 1959年11月21日

　　11月27日，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制訂的《關于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下發全國，并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這個“標準”規定：公開散布系統性的右傾言論的人，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公開為彭德懷等“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人，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借批評大躍進的缺點向黨進攻的人，執行黨的路線一貫右傾、1958年以來又有嚴重右傾言論和行動的人，均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學習提綱，認為“此件很好”，要求縣級以上干部閱讀。

　　11月30日，毛澤東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胡喬木，還有各大協作區的負責人柯慶施、陶鑄、李井泉、王任重、林鐵、張仲良、歐陽欽等。

　　會議首先由李富春作了1960年計劃報告，爾后轉入討論。毛澤東就大家對計劃的討論情況，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1960年鋼產指標1800萬噸，無論如何要超過，2200萬噸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萬噸就了不起了。‘八大’的指標，沒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點。現在要學習‘八大’會議的經驗，鋼的指標為例，留了3年余地。現在，給3年補充計劃要留1年的余地（1959年已經基本完成了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央正制定后3年的補充計劃——筆者注）。棉、油、糧打高了，可以改，不要為‘八大’建議所限制。棉提個4500萬擔或者稍多一點，就可以了。去年估計4700萬擔，實際只有3800萬擔。這900萬擔是腦筋里的。現在提4500萬擔，比較穩當，這并不束縛我們手腳。糧食定為6000億斤，行不行？天有不測風云，今年只要有5000億斤，就大有可為。

　　3000萬噸鋼（正在討論的1962年鋼產量計劃——筆者注）真正搞到手，我們國家的局面就轉變過來了，事情就很好辦。按實際辦得到的，再留點余地，讓各地、各年度去超過。還可考慮提個2800萬噸（對外的）。

　　基建、建筑業，它要吃材料的，鋼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過大。要數量，是不是把質量擺在第一位，還有規格、品種。日、德之鋼，并不在數量，而著重在品種。

　　要做10年和13年的打算，1972年能接近美國，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再搞13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戰相約不打，這當作一種可能。現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來，所以暫時打不起來。但是這也只是一種可能。還有另一種可能，敵人的事，我們管不了。

　　廬山會議估計，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轉，看來不靈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飯，豬也要吃糧的。如果去年只有1億5千萬頭豬，今年達到1億8到2億頭，這樣可以，關鍵是從現在起就要抓緊節約用糧。

　　計劃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夠，我看留得還要多點，不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10年能夠解決就好了。此仗3個冬春是不能解決的，來個10個冬春基本解決水利就很好。

　　所謂糧食過關，即有儲備，平均每人占有糧達到1000斤以上，到1500斤，即比現在要加1倍，這也是10年，爭取提前完成。還有藏一點，這是老子的辦法，‘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質量、規格、品種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國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華北的大部分。一個大區、一個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開荒，不是搞14億畝，10年比兩億要多點。開荒還是各省自己去搞，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糧食重點，第二個10年，還是提高畝產第一，開荒第二。開荒的規模，可大于頭一個10年，但也不能太大，可開4億畝。等到拖拉機大量出來了，化肥多了，則可大開。

　　農業，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鐵路，一是很高興，二是35000公里太多了。要趕快減下來，搞個15000公里，平均每年5000，那就很好了。

　　剛才所講的，不是泄氣促退，而是大躍進，促進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的大躍進。勁一定要鼓，但是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

　　1959年12月3日凌晨3時，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為了討論國際形勢及我們的對策，擬請林彪、陳毅、康生、稼祥、賀龍、譚政、陳伯達7同志到此一談，12月3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陳毅4日到杭，請酌處。今日派機到廣州，明日林彪可到會議。會議主要討論196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中蘇關系、中印關系等國際問題。國際形勢及對策討論3天就夠了。”

　　放下筆，他仍無睡意，便吟誦起魯迅的七律《亥年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云齒發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吟罷，聯想起赫魯曉夫9月間訪美，向艾森豪威爾乞求和平，毛澤東又提起筆將詩中的幾個字改動了一下，便成了后人看到的他改過的《亥年殘秋偶作》的新貌：

　　曾警秋肅臨天下，竟遣春溫上舌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高官。

　　喜攀飛翼通身暖，苦墜空云半截寒。悚聽自吹皆圣績，起看敵焰正闌干。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國際形勢已經討論了兩天。是日晚，毛澤東就國際形勢問題發表了總結講話。很遺憾，這個重要講話沒有見到正式記錄，筆者只好將他親筆書寫的講話提綱抄錄如次：

　　“敵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基本原則。

　　有時和解，有時緊張；這里和解，那里緊張；歐洲和解，亞洲緊張；爭取機會主義，孤立馬列主義。

　　修正主義是否已經成了系統，是否就是這樣堅決干下去？

　　可能是這樣；可能還可以改變。可能要堅持一個長時期（例如10年以上）；可能只堅持一個短時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象，仍然是9個指頭與1個指頭的關系。

　　中國將在長時期內，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許多共產黨、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在這種困難局面下，中國將在8年內相當強大起來。8年內，中國完成工業體系的初步建設，完成尖端工業的初步建設；完成技術隊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論隊伍的初步建立；完成黨與人民政治覺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謹慎小心，擺事實，說道理。

　　學習蘇聯優點，擁護蘇聯一切正確主張。

　　反動派大反華，有兩件好處：一是暴露了反動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數人民覺醒起來，他們會看到反動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是敵人，是騙子，是黑貨，而中國的大旗則是鮮紅的。

　　全世界極為光明。烏云越厚，光明越多。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

　　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

　　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8年之后）。

　　他對中國極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

　　他怕東歐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

　　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

　　蘇聯人民是好的，黨是好的。黨與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風，若干形而上學作風，若干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列寧早死，沒有來得及改造。

　　這些自由主義，還有大國主義，總有一天走向反面，變得好起來。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國也將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斷革命。

　　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對表論（赫魯曉夫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在明智的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優越性、全力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應當始終如一的、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成為列寧主義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對對表’——筆者注）是反馬列主義的。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

　　正是：惜無全記錄，不得見宏篇。但聞評赫語，句句是真言。

　　更有八年破產之預言，豈不驚神仙？

　　試看今日中外之赫氏，豎子下場，可有二般？

　　12月10日，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組成一個讀書小組，和他一起在杭州共同讀書，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3版）社會主義部分。毛澤東規定：從10日開始，每天下午大家一起到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里讀書；他還吩咐由胡繩、田家英和鄧力群輪流朗誦，大家邊讀邊議。

　　鄧力群和胡繩、田家英商量了一下，3人分了工：由胡繩、田家英輪流朗讀，鄧力群負責做好記錄。讀書開始后，毛澤東見鄧力群沒有讀書，就問他：你怎么不讀？鄧力群說：我的口音不標準。他見鄧力群在做著記錄，就沒再說什么。

　　12月11日，毛澤東在康生的報告上給林克寫了一封信。

　　此前，毛澤東重讀章碣《焚書坑》一詩，讀其詩便想知其人，于是他委托康生查詢章碣的生平資料以及此詩是否章碣所寫。12月8日，康生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主席：關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幾條，但同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記差不多，送上請閱。”毛澤東不滿意這個說法，就寫信給林克，叫林克再查。他在給林克的信中寫道：

　　林克：

　　請查《焚書坑》一詩，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寫的？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 12月11日

　　12月14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了12月4日被特赦的33名戰犯中的11名戰犯。在這11人中，除溥儀、陳長捷、盧俊泉外，杜聿明等其余的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周恩來在和他們的談話中說：

　　“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余地，就是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點別扭，他也反對托管，反對搞兩個中國。今天，美帝國主義要把侵占臺灣合法化，想把金門、馬祖給我們，把臺灣、澎湖留給自己，把蔣介石搞掉。我們認為，臺、澎留給蔣介石比留給美帝國主義好，將來，這些地方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懷抱。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不給美帝國主義以機會。在這里，我們實際上支持了蔣介石。正如章士釗所說，‘現在真正支持蔣介石的是北京’。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總之，要堅持民族立場。祖國的領土是完整的，不容許帝國主義分割，損害我們的一根毫毛也不行。與臺灣有聯系的，可以做點工作。但寫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為重。工作要從長計議。”

　　自此以后，一直到1966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6批戰犯，其中屬于國民黨戰犯的有263名，使昔日戰場上的敵人，成為推動祖國統一的重要力量。在這期間，周恩來還特別安排一些特赦人員到各地參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著名的訪談史作家馬社香在《溥儀等人的韶山之行及巨大轉變》一文中是這樣寫的：

　　“1964年3月，全國政協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安排了一批在京特赦人員，到江南一帶參觀。這個參觀團一行從北京出發，先到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杭州等地參觀游覽；4月初，再從杭州乘車抵南昌，吉安，上井岡山；4月17日到長沙，參觀了清水塘；4月19日渡湘江西岸，乘專車向韶山進發。

　　這些過去身握權柄的人沿途感慨萬千，他們看到了那個自己青少年夢中的新中國。用‘特赦犯’自己的語言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共產黨太偉大了。南京解放前一個扁擔能挑走的修理廠，現在也能生產出自己制造的汽車了。杜聿明還親自上去試了試，性能好得很；上海過去的‘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妓女滿街，現在沈醉使出渾身解數，都找不到‘一個拉皮條的、賣大腿的’；到處勞動人民都昂起了頭，街上的紅領巾主動地攙扶著素不相識的老太太過馬路……這是過去哪一個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中國共產黨卻在短短的十幾年就做到了。

　　在韶山，溥儀主動向杜聿明夫人介紹新夫人，令這位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曹秀清當時就驚呆了，她怎么也沒有想到共產黨居然能把一個處處養尊處優的皇帝，改造為一個沒有任何架子能搶先跟人說話談心的人。這里面有什么奧秘呢？曹秀清懷著激動和復雜的心情走回到杜聿明身邊，講到溥儀的變化，問：‘宣統皇帝真的變了一個人？’杜聿明認真地點點頭，說：‘我跟你講一個流傳政協的小故事，你就相信了。去年毛主席號召學雷鋒，公共汽車上到處讓座，上車也先后禮讓，年輕的讓年老的，年老的讓抱小孩的。溥儀覺得自己也應該這樣做。一連幾次，他在車站上等車，車子一到，溥儀就讓別人一個個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車開走了，他卻沒有上去。他回來便問我們，出門遇到過這種情況沒有？我們一細問，才鬧清楚他高度近視，注意力又集中在讓別人先上車上，別人的話他不曾聽見，最后把售票員也讓上了車，人家還以為他在車站維持秩序呢!’一席話說得曹秀清笑口頓開，笑過之后似乎對共產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新社會有了更多的感觸。

　　離別韶山時，溥儀對這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竟依依不舍，他對李淑賢說：‘要是我們能住在韶山就好了。’

　　沈醉當時即賦詩一首：半身作惡為封侯，今日歸來愧更羞。堪慰家鄉（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縣——筆者注）諸父老，當年逆子已回頭。

　　代表團成員們一再表示深受教育，并表示以后一定再來。3年后，除溥儀病故未能成行外，1973年5月8日杜聿明、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等一群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昔日黃埔軍校高材，果真又再次瞻仰韶山。

　　1973年5月8日，杜聿明等人參觀韶山毛澤東同志舊居陳列館，陳列館館長吳大為參與了接待和講解，筆者曾經請教過他和其他同志，國民黨的這些高級將領、知識分子是否真正服膺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呢？關于這個疑問，吳大為沒有直接問答我的提問。僅告訴我，他當天親眼看見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的種種興奮和種種尷尬。

　　在陳列館抗日戰爭圖片前，黃埔軍校的高才，一個個精神百倍，到了解放戰爭圖片室前，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剛到門口，宋希濂胖胖的肉手，就拉了下杜聿明的左袖，‘我們不進去了吧。’‘為什么？’杜聿明說話幾十年都喜歡直來直去。‘戰爭敗將，看只有尷尬和難堪。’‘你為這呀’，杜聿明笑了起來，他爽快地對宋希濂等人說，‘我們都是第二次來韶山了。你們忘了陳毅在座談會上說的話，山東先頭一仗他還被我們打敗了哦，共產黨的元帥今天都不諱勝敗之事，值得我們學。在解放戰場，我們失敗了，被俘了。傅先生(傅作義)說，我們打敗仗有功！假如我們打了勝仗，或者把部隊拖到臺灣，那就會推遲解放戰爭的進程。我們在戰場上很快把國民黨軍隊輸光了，這是對人民有利的嘛！走，我們進去看。’杜聿明這么一說，這些昔日的將軍們懷著別樣的心情踏進了展室。他們整整一個小時才懷著激動的心情走了出來，不約而同地想表達一句話：‘毛澤東是戰神。’杜聿明覺得這句話用新觀念看有點迷信，可又覺得很準確，就笑著對韶山的接待同志說，請記得把這句話提供給以后研究軍事史的人。望著這些過去趾高氣揚的人，今日一個個虔誠的目光，陳列館里里外外的人都真心佩服共產黨改變了這些國民黨戰將的靈魂，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已經是人民，哪怕是鸚鵡學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毛澤東逝世后，宋希濂帶著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兒子，第三次來到韶山，教育兒子要銘記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繼續宣傳新中國的偉大，毛主席的偉大。

　　沈醉在1991年秋主動再到韶山，他說，‘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終生不會忘記’。他在韶山留言頌揚毛澤東‘澤惠人類，東方救星’。他還抄錄1964年自己寫的‘當年逆子已回頭’詩句，再一次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深深愛戴。”

　　再說12月26日，毛澤東在給林克的信中寫道：

　　林克：

　　請你找December8,1959,Vol·11,No·49《北京周報》看一下，《Battle With Nature》這一篇文章，將一切我不認識的字查明注出。我準備學習一下。

　　毛澤東 12月26日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66歲的生日，按照中華民族的傳統習慣，應做大壽。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吸取以往的教訓，商量著為他做壽要辦得穩妥一些。他們請葉子龍和李銀橋先去做毛澤東的工作，要想方設法征得他的同意，舉辦66歲生日活動。還好，這一次毛澤東竟然同意了。按照毛澤東的要求，除了請在浙江工作的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江華和他的夫人吳仲廉以及讀書小組成員一起吃晚飯外，不請其他任何一位中央領導。

　　12月26日晚上，除了毛澤東和江青，還有所請的客人，毛澤東的工作人員也全都在，而且，他們還帶來了自己的子女。廚房師傅準備了兩桌比平時豐富的菜肴，準備了白酒、紅酒，還做了長壽面。毛澤東和大家歡聚一堂，顯得特別高興，不住地和那些孩子們說笑、逗樂。飯后，大家一起照了相。毛澤東又贈給客人們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紀念。可以說，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豪華、最高檔次的生日宴會了。

　　12月29日，毛澤東復信給廬山療養院護士、在廬山會議期間曾做過他的保健工作的鐘學坤。鐘學坤因為不懂毛澤東在《七律·登廬山》中所說的“九派”與“三吳”指的是什么,便寫信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在給她的復信中寫道：

　　學坤同志：

　　信收到了，謝謝你。九派,湘、鄂、贛3省的9條大河，究竟哪9條，其說不一，不必深究。三吳，古稱蘇州為東吳，常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我甚好，謝謝你的關心。你的工作和學習如何？盡心工作，業余學習，真正鉆進去，學一點真才實學，為人民服務，是為至盼。

　　毛澤東 12月29日

　　12月30日晨，毛澤東給小女兒李訥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李訥：

　　病好了沒有？想你。要讀淺近書，由淺入深，慢慢積累。大部頭書少讀一點，10年8年漸漸多讀，學問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天寒，善于保養，不要再患感冒。

　　父親12月30日上午6時

　　12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又給陳云寫了一封回信：

　　陳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興。我走時，約你一敘，時間再定。心情要愉快，準備持久戰，一定會好的。

　　毛澤東 12月30日

　　欲知毛澤東后來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有何重大舉措，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9年11月21日為中央轉發統戰部《關于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不進行反右傾斗爭的整風運動的意見》的批語中說：“這次掛帥、點火，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的”，“主要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部分是高級的領導干部”“在革命發展到真正要根絕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所有制的時候，他們就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從黨的內部來阻撓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這次斗爭實際上是一場兩條道路在黨內爭勝負的斗爭”，如果“使黨內一部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右傾思想錯誤的人，馬馬虎虎地混過關去”，“病根不除，養癰遺患，以后還會發作。”毛澤東一生見微知著，高瞻遠矚，斯言可以說是又一個重要例證！后來歷史發展的軌跡不正是為這一著名論斷作出了最清晰的注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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