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按：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杜威、胡適、陶行知、毛澤東的影響下，老一輩教育家劉靜和、霍懋征、錢學森、盧仲衡、趙宋光、張梅玲、朱新明、張天孝等就開始推動能力導向和個性化導向的教育改革。囿于當時的技術條件，由于缺少必要的學習支持，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效果不是很明顯。今天，學習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需要重新起步，推動教育改革。

　　本文中談到，經過教育改革，三河縣農村，1500名高中畢業生學會了修理柴油機、電動機、水泵、收音機和擴音器；1800多名畢業生掌握了農作物新品種培育技術和其他農業技術；還有4000多人在完成必修課的同時，接受了治療常見動物疾病的培訓。

　　本文中還談到，經過教育改革，教師在學生面前不再具有絕對權威的地位，學生獲得賦權，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開始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教師的行為。

　　本文轉載于《食物天地人》微信公眾號。

　　原 編 輯 導 語

　　明天是毛澤東同志逝世48周年紀念日，我們特以此文緬懷人民的教員。

　　1949年以后的中國，盡管建立了相對公平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但精英教育體系脫離農村的生產生活實踐，使農村人才流失，加劇了城鄉差距和教育不公平。教員多次在講話、書信和指示中批評此種教育的弊端，推動教育改革，旨在通過徹底的教育革命縮小城鄉、腦體和工農差距。

　　六七十年代在山東即墨縣及全國范圍的教育改革，使得教育在歷史上第一次在農村普及，中小學升學率和識字率均獲得極大提升；教育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工農業技能和知識成為學校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不再被精英階層把控，工人和農民有機會有權力參與學校管理，師生關系更加民主平等；知識青年不再逃離農村，而是逆城市化流動、建設農村。這些巨變，從精英的視角被稱為”災難“。但是，從農村發展的角度看，這場教育革新把知識和技能帶到農村，為農村建設培養了大量人才，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今日中國的孩子們，為著高強度的應試競爭而身體羸弱，心靈萎靡，已經引起國家社會的普遍擔憂。回首往事，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教育的“困境”并非當今社會所獨有，也絕非毫無解決之道。部分答案也許就存在于這片土地的歷史經驗當中。

　　本文選譯自韓東屏的著作《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第五章，翻譯時有刪改。想讀英文原文的，可以聯系小編。

　　作者｜韓東屏（Han Dongping）

　　譯者 | 飛白、藍走走、東格、YW、侯泠、于同、裊裊炊煙、緹戈、Ripple

　　親切的教導 | 圖片來源：網絡

　　教育是WG中斗爭最激烈的戰場。毛澤東在運動之初就確定了核心方針，在1966年8月8日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WG的決定》中指出：“WG的任務是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方法”。WG前，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政策與其他政策一樣，制定過程中很少公開辯論，人民幾乎沒有參與到討論中來。中央的政策只是自上而下地傳達，并根據各級黨委的理解執行。WG期間，造F派質疑當時的權威和教育政策，要求對教育進行根本性改革。實際上，他們在山東省即墨縣建立了一套新的、更加民主的政治行為準則，暫時打破了當時黨政機關的專斷統治。受到學生行動的影響，農民和工人也開始認識和思考教育政策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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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即墨縣教育體系

　　即墨的地理位置 | 圖片來源：網絡

　　即墨縣WG的第一槍是在即墨一中打響的。即墨一中的造F派學生貼出第一批大字報，質疑學校黨委的教育政策，這遭到了校方、縣委領導和縣委工作組的猛烈反擊。學生質疑的關鍵問題在于學校的教育理念：比如學校應該如何管理？招生政策應該怎樣？用什么樣的教材？培養什么樣的學生？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挑戰現行教育體制的人都是體制內的佼佼者。例如，高中生王思博和初中生蘭成武是即墨一中兩個最早的造F派組織的領導人。他們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是班里的共青團委員，在WG前成績優異，也深受校領導信任。高三學生王思博當時正在準備全國高考，計劃考入北京大學或山東大學。王思博和戰友們并非為了謀取個人利益，因為在現行教育制度下，他們幾乎可以確保獲得大學教育，憑著大學學歷成為社會精英。但是，他們質疑當時的高考制度，認為這違背了共產黨深植在他們心中的社會平等這一理想信念。因此，當中央政府于1966年6月決定暫停高考，推行教育改革時，王思博和其他高年級同學們都興奮不已。

　　造F派要求徹底革新現有教育體系，使其向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即貧下中農和工人子女開放。自“大躍進”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談論消除城鄉差距、腦體差距和工農差距。對于占八成人口的農村人來說，消除三大差距的口號非常有號召力，但只停留在口號階段。直到WG期間，一些學生才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并將其作為斗爭的具體目標。他們認為，現行教育政策非但沒有消除這些差距，反而延續了這種差距。他們親眼見證，少數考上大學的重點中學畢業生再也沒有回到家鄉；那些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成了政府工作人員和城市工人，也很少有人回到農村。由于挑戰者們堅信必須消除三大差距，所以當縣委工作組打壓他們時，他們并沒有放棄抗爭。

　　蘭成武和朋友們到即墨農村的其他學校去動員志同道合者，同農民和工人群眾交流，到即墨縣駐防部隊中宣傳他們的想法。斗爭轉折點是毛澤東及中央WG小組成員對北京造F派的支持，毛澤東的支持是造F派在即墨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駐即墨部隊決定支持造F派，部分由于毛澤東的態度，也由于他們自己對造F派的主張有共鳴。造F派由此在即墨占據了主導地位，并獲得了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權利。王思博、李應良、姜振聲、王占軍、王思倫、蘭成武等造F派領導人均成為即墨一中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即墨一中——即墨縣最重要的教育機構，就此大刀闊斧地開辟了教育改革道路。

　　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是WG教育改革的哲學基礎，實際上這是他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的一部分。毛澤東在信中提出應縮短學制，對教育進行革命性改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中的主導地位不應再繼續下去了。這封信激勵了工人、農民、軍人和學校里的造F師生。

　　1968年4月，即墨縣制定了《教育改革初步方案》，這個方案由造F派師生和當地工農兵起草。即墨教育改革方案呼吁取消將考試作為初高中的選拔手段，建議每個村建立自己的小學，鄰近村建立聯合中學；小學學制從六年縮短為五年，初高中學制則從三年減少到兩年；方案還要求編寫因地制宜的新版教科書，采用新的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在課堂上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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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鄉村小學

　　1968年4月，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出臺時，支持改革的紅衛兵造F派已控制了即墨縣，許多村很快創辦了自己的小學。WG前，南河、郭家巷、窯頭三個村人口共約4000人，人們共用一所設在舊廟里的初級小學，課程開到四年級；一、二、三年級各有兩個班，四年級一個班。現在這三個村決定各自建立小學，并與其他四個村聯合創辦一所初中。

　　當時這些村都很窮，南河村和郭家巷村尤其如此，村民勉強溫飽。前幾年，南河村一些農戶甚至需要政府的救濟糧度過春荒。他們沒有錢，但并不氣餒，因為他們有的是充足的勞動力。南河村革命委員會成員和村民在村里選了塊地，制定了建校計劃。

　　1968年秋收后，村民們開始到村里的采石場鑿石頭，到林場砍樹。他們苦干了整個冬天，到1969年初春，已備好所有建筑材料，開始建小學。春耕之前，南河村就建成了自己的小學，有五間大教室和一間三個房間的辦公室。1969年冬天，三個村都有了自己的小學。這些新建村小還安裝了玻璃窗和電燈，設施好于以前舊廟里的政府小學。

　　這些村小的教師是大多是初中文化的村民，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比如只有小學文化的李梅華、周崇啟和趙麗梅被聘到南河村小學任教，1968年初中畢業的關旭芬和周麗芬是南河村小學學歷最高的兩位教師。除了一位曾在公辦學校任教并被聘為村小校長的教師外，南河村小學的其他教師都沒有受過師范訓練，他們為學生提供基本的識字和算數教育。在村小成立后的最初幾年里，除唱歌和畫畫外，其他文體課程不多：體育課不過是在村里街道上接力跑或拔河。大部分新建村小都是類似的情況。

　　批評WG教育改革的人常指責村小的教育水平很低，但村民們還能做什么呢？他們是否只能等著更好的教師出現？孩子一生中只有一次受教育的機會，一旦錯過，就再也無法挽回！

　　鄉村學校的上課時間靈活。在農忙時節，老師會帶學生到田間地頭用他們力所能及的方式幫忙，比如撿麥穗，或在休息時為村民唱歌。作為課外活動，四、五年級的學生參與了為學校增收的項目，比如糊紙盒和信封，這些收入被用來支付學生看電影的費用和補貼學校開支。

　　圖片來源：jiliuwang.net

　　郭家巷村的孫世玉講述了他的兒時經歷。WG前，他非常想上學而不能如愿，因為家里需要他放羊。每天早上，他都羨慕地看著其他孩子去上學。他特意把羊牽到學校窗外的草地上，這樣他就可以在羊吃草時透過窗戶看教室。其他不能上學的孩子也聚集在那里。有一天，他聽到三年級學生正在學高玉寶的著名自傳《我要上學》節選，描述了他兒時對上學的渴望，及在解放前家徒四壁無法上學的情況。高玉寶的自傳當時非常受歡迎，因此被選入了小學課本。

　　諷刺的是，自傳中譴責的國民黨統治下教育不平等的情況依然存在，并在教室窗外的孩子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老師和學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老師問窗外的孫世玉和他的玩伴們，如果給他們免除學費，他們會不會來上學。但是，僅靠減免學費顯然無法幫助這些孩子，他們的家庭需要他們作幫手。

　　1967年教育改革期間，孫世玉和幾位放羊娃同伴上了三年級。盡管孫世玉入學時比大多數學生大了四歲，但農村教育改革對他來說卻是及時雨。他讀完了小學，繼續讀初中。中學畢業后，他到郭家巷的村辦工廠工作，成為一名重要的技術員。即墨縣在“WG”期間開辦的村辦實驗小學解決了許多孩子的失學問題。

　　首先，它為村里的每個孩子提供了足夠的教室，孩子們不會再因此而失去教育的機會。其次，上學是免費的，家長不需要負擔學費。第三，孩子們在自己村里上學，上課時間靈活，這意味著他們可以有更多時間幫父母做家務。在父母最需要孩子幫忙的農忙季節，學校會停課。因此，父母不再輕易有理由剝奪子女上學的機會了。所有孩子都必須上學，這使得家長有壓力。據南河村革委會主任蔣志和說，那時如果家長不送子女上學，村領導會去質問他們。

　　由于村級學校消除了農村兒童入學的大部分阻礙，村小學一建成，入學率就上升了。即墨縣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于1968年達90.5%，1973年達98.3%，1976年達99.1%。據在南河村小學任教20多年的退休教師周成琦介紹，村小建立后，不再有兒童失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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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村聯辦中學

　　比建立村小學更重要的是村聯辦中學，這使得即墨縣每個農村孩子都有機會接受中學教育。到1969年，全縣共建了130所聯辦中學，平均每7個村就有一所。南河村與周邊六個村聯合開辦中學，這七個村人口約8000人，各村成立了由村代表組成的委員會來統籌建設聯辦中學。各村按人口比例貢獻了建材，大多就地取材：南河村和郭家巷有采石場，貢獻了大部分石材；窯頭村產磚，為校舍建設提供了較多磚瓦。

　　建筑材料準備好后，七個村的泥瓦匠組成施工隊，開始建造七間教室。這所學校建在窯頭、南河和郭家巷三村原公辦初級小學的舊址上，坐落在南河村和郭家巷間的一座舊廟里。建聯辦中學需要更多土地，而原學校旁的土地多年來一直被村里人用作菜園。說服這些人搬遷菜園非常困難，但為了學校，兩村以造F派為主的政府說服了這些村民放棄菜園，到離家更遠的地方新辟菜園。

　　解決校舍問題后，找老師是一項更困難的任務。小學老師相對容易找，教中學的要求就高得多。要教初中，教師至少要有高中學歷，而當時農村只有少數人有高中學歷。南河村聯辦中學決定請兩名受過正規教師培訓的前公辦學校教師和四名高中畢業生并有教學經驗的農村教師來教初中課程。幸好，侯振民和王慶余提出的“公辦教師回鄉任教”的建議在報紙上大力宣傳，許多城市公辦教師回鄉任教，南河聯辦中學就有六名這樣的返鄉教師。這項政策在許多公立學校教師中不受歡迎，但對即墨的聯辦中學來說卻是意外收獲。

　　有了村聯辦中學，農村孩子小學畢業后便都能入讀中學，不需要通過入學考試將任何人拒之門外。七個村的小學畢業生都自動升入中學，無需考試。村聯辦中學的建成，讓即墨每個農村孩子都能在離家不遠的學校接受免費的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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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公社高中

　　WG前，即墨只有兩所高中，1962年招生88人，1963年招生132人，1964年招生99人，1965年招生212人。由于教室有限，WG前初中畢業生只有約五分之一能升入高中。

　　即墨的教育改革初步方案號召人民公社建立自己的高中。1969年，即墨縣的高中增至17所，在校生3020人；1976年，已增至84所。公社高中全部由公社出資興建。即墨縣有30個公社，到1976年，每個公社約有3所高中。這一年，即墨全縣高中在校生13172人。在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實施后的7年里，即1969年至1976年，共培養高中畢業生19130人，比WG前17年增加了13倍。同期初中畢業生人數為84727人，比WG前增長了17倍。

　　1976年，即墨高中4230名教職工中，有2426人（超過一半）領工分，這意味著供養這些教職工的任務由村民共同承擔。農村教師的工分與在田間或在村工廠工作的農民相同，他們每月還能從公社政府領到兩元現金補貼。當然，如果政府能支付所有教育費用就更好了，但政府本身并無盈利，只能通過征稅來獲得資金。在公社結構中，稅收是看不見的，這種制度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成本，因為政府不需要出錢供養一個專門征稅的官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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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和農民參與學校管理

　　WG初期，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曾實踐過讓工人、軍人和農民參與學校管理的辦法。1968年夏，毛澤東提出在全國推廣這一思想，即墨立即響應。工宣隊進駐即墨一中、即墨二中、城關中學；農民代表介入農村各學校的管理。進駐即墨一中的工宣隊由即墨縣最重要的大型國營企業——即墨農機廠的七名工人組成，即墨化肥廠的六名工人進駐即墨城關公社中學主持教育改革工作，農民派代表進駐村小學和村聯辦中學。

　　自1978年以來，精英教育工作者和一些普通民眾都對允許工人和農民參與學校管理的做法嗤之以鼻，因為這些工人和農民沒有拿的出手的學歷。即墨一中工宣隊隊長周松波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他十二歲就開始在工廠做工，在工廠開辦的夜校里學會了簡單的讀寫。工宣隊里其他工人的文化程度也好不到哪去，唯一的女隊員張美恩也是上夜校才識字的，其他五名工人則都沒有讀完小學。晨光中學工宣隊隊長何宗銀是一名退伍軍人，他雖只有中學文化，卻已經是隊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了。農民代表的資歷也如此。南河村農民協會主席張德池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他從九歲就開始給地主放牛放羊。郭村農會副會長黃克榮沒有讀完小學，副村長張子英和婦女協會主席儲紀蘭都是小學畢業，是即墨縣農村學校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民代表。

　　從傳統觀念來看，讓這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和工人領導教育改革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怎么能領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呢？從根本上講，這是個哲學問題。這些批評反映了受教育的精英階層的傲慢和對待知識的狹隘心態。雖然這些工人和農民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但他們有的是實用知識和不同的教育觀。他們敢于面對來自學校和社會的傳統偏見，因為他們堅信自己在教育改革中肩負使命。他們在學校的經歷各不相同，能力較強的人很快贏得了老師和學生們的尊重與配合；能力較弱的人則處境艱難。

　　起初，雙廟學校的師生們在背后嘲笑黃克榮，因為他在第一次學校會議上說“向毛主席學習”時，語法很奇怪。張德池也成為南河村學校師生們的笑柄，因為他講到當年地主給雇農們吃了病豬肉，他食物中毒了還不得不繼續干活的經歷。面對嘲笑和譏諷，他們沒有退縮，而是繼續與師生合作。當黃克榮半夜跑到火車站奪回被偷走的設備時，師生們對他的態度開始改變。

　　漸漸地，那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人，當他們的實踐知識和判斷能力開始顯露時，贏得了師生們的配合和尊重。學生們了解到，張德池是生產隊里最受尊敬的農民，他撒播的小麥種子總是分布得更均勻、產量也更高。他們還注意到，張德池和黃克榮熱心幫助學生。南河聯辦中學沒有鍋爐，無法供應熱水，張德池設法為學校弄了一個鍋爐；寒冬，黃克榮說服村里人騰出一些煤給學校教室供暖。張子英和儲紀蘭兩位經驗豐富的演講者從一開始就贏得了老師和學生的尊重。

　　總體而言，工人在學校的境遇似乎比農民好，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更高。當工人們到學校時，師生們熱烈歡迎他們。以前的學生和工宣隊員至今仍記得當年的接待場景。一般來說，工人們也比農民們更有組織性和紀律性。進入即墨一中的七名工人都住在校園里，在學生食堂吃飯，他們還經常到宿舍關心學生。第一年，他們周末很少回家，因為許多來自偏遠農村的學生也不回家。

　　工人剛進校時，組織學生們開辟了幾塊菜園，為學生食堂提供新鮮蔬菜。工宣隊隊長周松波和工友們在學生放學后與學生一起在菜園干活，他們把人的糞便變成有機肥料，用來種菜。一位教師諷刺道：“這些用糞肥弄臟手、只知道種菜的工人們是哪門子學校領導？”但據以前的工宣隊員說，他們通過和學生一起工作，逐漸熟悉了學生，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一些學生說，一起種菜是件好事，因為來自農村的學生有機會向同學展示種菜技能，而非農村家庭的學生則學會了如何種菜。這些活動產生了積極的互動。

　　據我的幾位受訪者說，即墨學校的工人和農民努力了解學生的生活。張美恩和王克莊常去學生宿舍噓寒問暖。南河村的張佐嬌和張德池認識每個村民和他們的孩子。如果一個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他們會陪老師去家訪，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況。南河中學教師儲紀英說，她在村里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她班上學生的家長。即墨一中有名學生夜里經常尿床，由于害怕同學嘲笑，白天不敢晾被子。工人得知后都來幫助他，周松波帶他去看校醫；張美恩幫他拆洗了被子，絮了新棉花。他們還叮囑其他同學，讓他們理解這位同學的難處，不要取笑他。

　　張德池和黃克榮自述，當學生多次遲到或曠課時，他們會和老師去家訪，向學生父母了解情況。工人還幫教師們解決了一些生活困難。物理老師李俊萍懷孕了，家中需要人照顧，工人們就把她妹妹從泰安轉到即墨一中來繼續學業，順便幫姐姐做家務。英語老師肖勤鳳因家庭問題而精神緊張，工人們跟她的丈夫談心，并減輕了她一個學期的教學任務，讓她多休息。冬天，即墨缺煤，工人確保教師們家中的煤足夠取暖。

　　語文教師周民生因妻子與母親的矛盾而苦惱不已，無奈之下去找了工宣隊。周松波先與婆媳倆分別談心，然后一起做思想工作，分析了她們的爭吵給周民生帶來的困擾。他還強調了周民生作為兒子和丈夫應承擔的責任，并討論了如何讓家庭和睦相處。大家一致認為周民生應該更主動地履行家庭責任。工宣隊幫助周民生解決了家庭問題。

　　周民生是一位敬業的語文教師，備課用心，講課生動活潑，擅長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他教的兩個班學生成績優于其他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教學方法。他在教室中掛出“學不好功課，對不起救星”的標語。他深受學生喜愛，但同事們卻對他印象不佳。每年年底，工宣隊和學校革委會都會表彰幾位當年工作表現出色的教師為模范教師。由于這些模范教師必須由教師們選舉產生，周民生通常得不到表彰。他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向工人表達了不滿。工人們鼓勵他多和其他教師交流，并建議他請同事旁聽他的課。他聽從了建議，改善了和同事的關系。最后，被同事選為模范教師。

　　以上所有案例都表明，工人和農民在學校里提供的幫助不亞于學校領導。一位前工宣隊成員受訪時表示，他總是盡力幫助師生。總體來說，大多數師生對在學校工作的工人和農民還是很尊重的。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老工人周松波在教師中就很有威信，四年后他離開學校時，老師們都盼望他回來。最后他回來了，共在即墨一中待了七年。

　　另一方面，一些教師反感工人和農民被允許參與教育改革的討論。他們喜歡揭露工人的無知，炫耀自己對馬列主義的深刻了解。即墨一中的王育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家，他喜歡在理論問題上挑戰工人，并抓住一切機會嘲笑他們。

　　許多知識精英認為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其他人都應該向他們學習，但他們不需要向別人學習。這種態度和行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留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傳統觀念中，書本學習被推崇得至高無上，而其他實踐活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則被輕視。這也是毛澤東強調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需要改造知識精英的原因。中國的知識精英需要改造，這意味著學習新事物，就像共產黨干部需要改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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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圖片來源：blogs.bard.edu

　　1968年即墨《教育改革初步方案》規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除了要建立村小、聯辦初中與公社高中外，還號召教師和學生改革舊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因為那些課程內容脫離實際生活，以教師為中心的舊教學方法也受到了批判。

　　中國的教科書是由北京等大城市的少數專家編寫的，這些專家不了解、也懶得去關注農村孩子需要什么、農村發展需要什么。WG期間，農村教師和學生強烈不滿于舊的教育方式，因為舊的課程和教科書嚴重脫離了農村兒童的實際生活，在教育上使農村兒童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數理化教科書中的抽象內容，很多與日常生活關系不大，而對農村生活有用的概念和公式卻沒有教。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在駐校工宣隊的支持下，即墨一中師生決定自己設計新課程、編寫新教材。教科書編寫小組由教師、學生、工人和農民組成。化學、物理和生物被整合為“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兩大科目，數學開始涵蓋記賬、會計和預算等實用知識。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WG”中的改革者希望學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學生應該以學習為主要任務，但也要掌握一些工農業技能，最重要的是要培養批判性思維。“WG”期間有一種傾向，即將體力勞動置于學業之上，使得許多學生被分配了過多的體力勞動。當然，學業與體力勞動的比例在不同地方和歷史時期有很大差異。

　　在即墨師范學校，學生每周在學校的塑料車間和菜園里輪流勞動三小時。1968年，即墨一中的師生在不同的工廠工作了三個月，并在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幫助下，編寫了關于內燃機和電機工作原理、繪制和閱讀圖紙的方法，以及其它工業技能和知識的教科書。中學師生也曾在即墨北部農村參加勞動兩個月，編寫了關于農作物、肥料和農用機械的教科書。但這種長期深入工廠和農村的做法并沒有保留下來。此后，學生每周有一個下午在學校的菜園或車間工作，偶爾也會多花一個下午到田間地頭幫助村民。

　　在南河聯辦中學，學生們從事不同的體力勞動：春天割干草，夏天拾麥子，秋天幫學校收紅薯，冬天把石頭砸成碎石子。這些工作的目的是增加學校收入，培養學生對體力勞動的熱愛。在生產活動中，學生們還能運用課本知識解決勞動中遇到的問題，并學習與彼此和與教師之間新的人際交往方式。

　　1973到1974年，政府鼓勵開門辦學。除了每周一下午的例行體力勞動外，學生還可以去醫院或工廠學習四周，選擇學門技能。有些學生學會了如何急救和注射，有些學生學習如何修理機器或收音機。1971到1972年，高中生每周用于非課堂活動的平均時間約為4小時；1973到1975年，增加到約7小時，占高中生總課時的六分之一。

　　久而久之，學校與特定的工廠和村子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即墨一中與即墨第一農機廠和酒廠都建立了聯系。南河聯辦中學與一家小型集體所有制運輸機械廠和一支部隊建立了聯系。學生們到工廠學習制圖和操作機床，還邀請工人和農民講課。如數學課上學記賬和會計時，便請村里的會計來講授。張鎖成說，1974年，他畢業回鄉后在村辦企業工作時，他在教育改革中學到的技能就派上了用場。

　　除了到工廠和農場去勞動及邀請工人和農民講課外，學校還建立了車間和農場，用于實驗和創收。到1970年底，即墨縣大多數學校都建了一個或多個車間和農場。即墨一中有一個工廠、兩個車間和兩個小農場。南河聯中有一個鑄鐵車間、一個生產有機肥的車間和一個由師生開辟的兩小塊地組成的小農場。他們在這里試驗不同的種子和耕作方法。學生們輪流在學校的車間和農場工作，每周大約一個下午。

　　圖片來源：網絡

　　這些工農業項目都是在工人和村民的幫助下實現的，工廠和村莊為學校提供了后勤支持。例如，即墨縣第一農機廠為即墨一中提供了第一個車間所需的設備，并為車間的初期運作提供了技術支持；南河聯中得到了七個村生產隊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郭家巷村幫助學校建立了第一個鑄鐵車間，并培訓學生使用設備；南河村每年為學校買煤，軍隊則為學生提供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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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改革

　　電影《決裂》中，學生寫大字報批判課程內容

　　與當地生產生活脫節

　　批評WG教育改革的人說，當時的物理課程被縮減為“三機一泵”——發電機、柴油機、電動機和水泵，這樣的教育改革被視為一成不變的。事實上，“WG”期間的課程是動態的，經歷了演變過程。在1968年至1970年教育改革初期，有關機器和水泵的實踐知識受到重視，而更抽象的理論則被忽視。這些教材被稱為“試用課本”，帶有試驗性質。到1971年，教材更加成熟，內容也更加均衡。例如，即墨和山東省其他縣所使用的物理教科書涵蓋了磁場、靜電和熱力學等諸多理論要素及這些理論的實際應用。

　　很多人對“WG”時期的農村教育改革持不同看法，于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三河縣農村教育改革取得了切實的成就。在三河農村，1500名高中畢業生學會了修理柴油機、電動機、水泵、收音機和擴音器；1800多名畢業生掌握了農作物新品種培育技術和其他農業技術；還有4000多人在完成必修課的同時，接受了治療常見動物疾病的培訓。這些高中畢業生成為三河農村技術的中流砥柱，并在當代農村發展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除上述成就外，于波還指出，從1970年到1981年，三河縣農村的校辦工廠和農場共創收1300萬元，不僅改善了學校設施，還為全縣405所中小學學生支付了學費。約196所學校為學生支付了課本費，96所學校為學生提供了紙筆。因經濟困難而失學的兒童得以全部入學，三河縣農村適齡兒童的入學率保持在97%以上，80%以上的孩子完成了初中學業。在即墨，學校也利用校辦工廠的收益改善設施。此外，即墨一中還用校辦工廠賺的錢買了第一輛拖拉機。

　　曾為南河聯辦中學教師的黃秉德認為，WG期間的教育改革為一直處于弱勢的農村孩子打開了求學之門。他列舉了即墨縣教育改革的三大成果。

　　首先，教育改革期間建立的農村學校使大批當地青年掌握了實用的工農業技能和知識，即墨的經濟發展依賴這些實用知識。

　　其次，教育改革改變了教師們以前看不起農民的觀念，當他們不得不參與某種形式的體力勞動時，他們學會了尊重村民和其他勞動人民。

　　第三，教育改革賦予村民權力，農民在共同勞作中加深了對教師的了解，不再對這些受過教育的精英感到神秘莫測。

　　黃秉德認為，盡管WG期間的教育改革有其局限性，但極大地滿足了農村的歷史需求。

　　許多人擔心，WG十年間過多的體力勞動投入和對實踐性知識的極度偏好導致中國科學研究水平普遍下降。這種擔憂非常合理，的確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但就實踐知識和參與生產而言，多少是適度的，多少又是過度的，這很難劃出明確界線。過多或過少總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取決于個人的視角。

　　一個國家有更多人口接受了初中和高中教育，更多人掌握了技術知識，這是否表明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了？更多村民開始在農業生產中應用科學知識、使用機器、在農村的工廠里生產機器，是否提高了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還是說只有高精尖研究的重大突破才可以作為教育、科技進步的標志？

　　中國在WG時期并非沒有科學突破，比如熱核彈爆炸和衛星發射。這些都是衡量一個國家技術水平的重要指標，但它們與民生的關系往往不如農具和良種等小技術創新那么密切。WG期間的教育改革和對農村人的賦權，恰恰促進了這類小型技術的革新。

　　8

　　改變師生關系

　　WG給學校帶來的重要變化之一是師生關系的改變。WG摧毀了教師對學生的絕對權威，有助于為學生賦權。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開始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教師的行為。WG初期，小學生們寫大字報來表達對老師的不滿。在雙廟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寫大字報譴責老師：一名學生指控老師沒收了他的撲克牌和一把古董刀給了自己的兒子；另一名學生譴責老師僅因為他和同學說話就用棍子打他。學校墻上貼滿了批評教師的大字報，如果說這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為課堂樹立了新風氣，許多教師非常認真地對待學生的批評。

　　一些教師在訪談中告訴我，他們在WG期間學會了更加尊重學生的意見，之后再也沒體罰過學生。擲粉筆能手孫志賢說，看了大字報后，她改掉了往學生臉上擲粉筆的習慣，偶爾會請一些學生到她家做飯，以增進對學生的了解。

　　實際上，并非所有教師都對WG前學校的辦學方式滿意。一方面，大量密集的考試及學校間、班級間的激烈競爭給教師造成了巨大壓力。但WG前的政治氣候下，教師并無權掌控這種局面。因此，盡管不少教師都意識到學校里這種超強學業壓力是極其荒唐的，但除了隨大流以外，他們別無選擇。

　　WG期間，許多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也反抗學校權威，要求對學校管理進行改革。最早起來批判即墨學校權威的紅衛兵里便有不少教師。WG期間各省出版的幾十卷教育改革論爭中，對舊教學方法批判最激烈的是教師，提出改革建議最激烈的也是教師。

　　許多教師開始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提問，鼓勵學生之間或與教師進行討論。師生一起為每門科目選一名課代表，幫老師收集同學的反饋意見。據退休教師褚紀英介紹，有的老師與學生一起備課，她還在課堂上嘗試讓學生輪流教一些課。

　　教師在課堂上的權威讓位于更多學生參與，學生能積極地交流、辯論，有時甚至敢于挑戰教師的觀點。但有時候，有的學生會濫用他們剛獲得的這種自由。課堂秩序和紀律的惡化讓一些老師和家長深感不安，但大多數學生都想好好學習，不愿跟著一塊兒搗亂。

　　面對搗亂的學生，教師們并非束手無策，他們可以把學生的行為告訴家長。宋彥昌的老師就是這么做的，宋彥昌的父母得悉后十分重視，用自己的方式管教他。之后，他在課堂上安分起來。

　　老師還可以動員學生給搗亂的學生施加壓力，王新發的老師就是這么做的。在王新發兩次上課搗亂后，教師孫振先和褚紀英與同學們商議，全班決定與王新發進行一次公開辯論。辯論中，大多數同學對王新發擾亂課堂秩序的行為表達了不滿。最后通過決議，要求王新發必須寫悔過書才能繼續上學。王新發陷入孤立，憤然離開了教室。老師和學生代表將情況告知了王新發的父母。王新發一個星期沒來學校，但最后還是交了悔過書，并被允許復課。他總算吸取了教訓。

　　在處理問題學生方面，有些教師比其它教師更有經驗，也更有辦法。有些老師能積極應對課堂秩序的惡化，而有些老師則對此嗤之以鼻，視而不見。

　　關鍵問題是如何平衡活躍的課堂氛圍帶來的利與弊。首先，學生在課堂上有更多自由無疑會使教師在課堂上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和更具挑戰性。他們不再能僅憑自身權威去壓制學生的問題和訴求，而是必須使課堂更生動有趣，否則學生就會不聽講或搗亂。

　　高中數學老師蔣泥虎的課被認為十分乏味。學生張秀義覺得無聊而開始搗亂，蔣老師痛斥張秀義“真不要臉皮”，試圖給以震懾。但張秀義反倒模仿他的語氣鸚鵡學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最后，蔣老師不得不私下找張秀義談話，并努力改進教學方法。

　　9

　　農村知青

　　WG前的教育體系非但沒有教育農村人口，反而使農村人才流失。那些能上高中的少數農村學生要么上了大學，要么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很少有人回到農村。正如我所指出的，村民缺乏教育，因此農村官員中普遍存在腐敗和濫用職權現象；也因缺乏能吸收新技能和知識的受過教育的人才，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緩慢。WG的一個根本目標是把知識和技能帶回到農村。這通過迅速擴展農村教育體系、使其面向農村需求、并打破高中與大學之間的直接銜接來實現。農村高中畢業生被期望畢業后返鄉，數百萬城市高中畢業生來到農村。

　　圖片來源：scmp.com

　　1966年6月，高校暫停了原定的全國入學考試。從那些大學夢破滅的個人角度來看，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令人深感失望。但從農村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措施如同給病人輸血，把知識和技能帶到了農村，使其煥發生機。高中畢業后立即上大學已不再是一種選擇，每個學生必須在農村或工廠工作至少兩年才有資格上大學。學習成績不再是大學錄取的唯一標準，學生還必須證明自己是好農民或好工人才能上大學。從1976年開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畢業后必須返回原籍村莊，為那些送他們上大學的村民服務。

　　高考暫停后，上山下鄉運動更加激烈，即墨一中畢業班的學生紛紛返回家鄉。在即墨，有城市戶口的高中畢業生到北部和西北部的瓦各莊和段坡欄公社插隊。大多數在那待了兩年，少數待了一年，然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政府為他們建了一些集體宿舍，并提供了第一年的糧食。這些城市青年的父母希望為孩子爭取更好的待遇，利用自己的關系幫助孩子所住村莊的當地人。有的幫當地人批到更多化肥和農業機械，有的幫村子建立企業并提供合同。作為回報，當地人也對城市青年很好，比如介紹他們入黨，推薦他們參軍或上大學。城市和農村之間是雙向交流，城市知青是兩者之間的橋梁。我采訪過一些城市青年和村里人，我的印象是，當地人歡迎城市知青，他們把這些青年視為毛主席的客人，年輕人也普遍感激當地人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除了本地青年，僅1968年1月至7月，就有883名青島知青來到即墨農村。大量來自農村和城市的知識青年涌入農村，改變了農村人口的教育結構和人才基礎。從1966年至1976年，即墨縣有65,597名初中畢業生和19,130名高中畢業生回到農村，平均每個村有85人。這些學生成為農村發展所需的教師、醫療人員、熟練工人和技術員。高考制度的改革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打破了中國教育的惡性循環。

　　圖片來源：公眾號“工農兵大道”

　　WG期間，即墨農村學校的迅速擴展是整個中國農村的典型。歷史上第一次，農村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小學，絕大多數孩子有機會上初中和高中。從農村的角度來看，WG十年遠非當今中國教育官員慣常所言的災難，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真履行其對農村人民的承諾，讓教育普及到農村，這對農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封面

　　韓東屏，美國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日報》特約評論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中國家政治、中國政府與政治、農業、社區與環境等。他的著作《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挑戰了關于WG的既定敘事，通過對山東省即墨縣農村的大量采訪和記錄，表明WG時期地方等級制度被推翻，基層建立了參與式民主和經濟規劃，擴大教育和公共服務，有力地描述了這一時期中國農村人口生活條件、基礎設施、農業實踐和人民主體性的顯著改善。

　　—END—

　　文章來源：Han, Dongping.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Chapter 5, pp. 183-250）. New York: Garland Pub., 2000.

　　原標題：Rural Education Reforms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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