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長期斗爭實踐中形成的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對于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維護國家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斗爭藝術也包含豐富的辯證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將毛澤東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概括為毛澤東精神風范之一。學習毛澤東這一重要精神風范，對于我們在新時代進行新的偉大斗爭，具有重要意義。

　　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

　　毛澤東一生保持著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爭的性格特點。青年毛澤東說過“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晚年毛澤東在《雜言詩·八連頌》中寫道：“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中國革命勝利，領導中國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許多因素，但其中特別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不怕任何敵人，不怕任何艱難的敢于斗爭精神。他說的兩句話——“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人民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是他敢于斗爭英雄氣概的體現，至今仍鼓舞中國人民進行新的偉大斗爭。

　　為什么要敢于斗爭？毛澤東講過這樣的道理：對于敵人，對于一切邪惡勢力，你越怕，它越猖獗；你敢于同它斗爭，才能戰勝它。毛澤東是看穿了一切反動派表面強大實際虛弱的本質，認識到事物發展規律，才講出這個道理的。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講過“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的小說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毛澤東說的“鬼”，就是一切反動派。他從歷史潮流角度，看透了一切反動派的本質：它們都是“紙老虎”。這些反動派確實有強大的暴力機器，武裝到牙齒，是真老虎，會吃人，但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遭到人民反對，終究會轉化為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因此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他們；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共產黨必將取得最后勝利。

　　1946年6月，國民黨悍然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全面內戰。當時的國民黨有430萬正規軍，有海軍、空軍，背后有美國的支持，比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強大得多。因此國民黨來勢洶洶，叫囂短時間即消滅共產黨。這時，原來與我黨合作的“第三種力量”害怕了，要我黨不要同國民黨決裂；黨內一些人也認為國共兩黨對比懸殊，畏首畏尾。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卻以極大氣魄膽略，毅然決定與國民黨進行軍事斗爭。他領導人民軍隊以大踏步進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消滅敵人的靈活戰略戰術，消滅了國民黨軍反復補充后的807萬大軍，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講“不怕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是說不要怕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是世界第一號強國，它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打壓、孤立、封鎖政策。當時中國有很多人怕美國，但毛澤東偏偏不信邪，對美國采取不挑事也不怕事的態度。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舉，人民渴望和平，但我們要的和平，不是沒有原則的和平，不是示軟怕事，我們要的是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和平。要爭取這樣的和平，就要靠斗爭，一味退讓，得不到和平。1950年，美國將戰火燒到中朝邊境。在是否要出兵朝鮮問題上黨內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力量、軍事力量都無法與美國比，如果同美國人交戰，美國就可能打到中國來，摧毀剛剛建立的人民政權。但是毛澤東卻以大無畏的精神毅然決策出兵朝鮮，與美國及其仆從國進行了三年大規模戰爭，最后打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弱肉強食，你越軟弱，他就越是欺負你，只有敢于斗爭，才能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和平。1955年4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客人時說：我們不要打，但美帝國主義真的要打，我們也不怕；核武器是帝國主義經常在中國面前晃悠的一件“寶物”，但它也不過是帝國主義嚇人的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它同歷史上一切新式武器一樣，決定不了戰爭勝負。1959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侵略戰爭，“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要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1964年6月，毛澤東同越南客人說：對于美國“你越怕它越欺負你，該怎么辦？只好不怕，只好干。”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的態度有兩條：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1965年4月美國軍機侵入我海南島，還連續發射導彈攻擊我國軍機。毛澤東明確指示：“美機入侵海南島，應該打，堅決打。”有此決策，我空軍和海軍航空兵緊密配合，前后擊落擊傷入侵美機30余架，有力打擊了美國的囂張氣焰。

　　毛澤東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他把二者緊密結合在一起，體現了他深厚的唯物辯證法思想。他多次說，敵人越兇越不要怕它，但具體到每個斗爭的方法上就不同了，就要重視它。毛澤東講善于斗爭，首要講的是要有所準備。毛澤東不怕事的信心，來自于他領導新中國做好戰爭準備的底氣。毛澤東認為，人民不要戰爭，但要有戰爭準備，準備好了，敵人要來也好辦，敵人不來也不浪費。

　　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帝國主義勢力還包圍著我們，戰爭危險仍然存在，“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在毛澤東領導下，我國加強戰略后方建設，突破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技術，既有打仗的物質準備，也有打仗的精神準備，為“不怕事”奠定了強大的實力基礎。毛澤東講善于斗爭，包括對政治、軍事等形勢進行科學分析的意思。敢于斗爭不是盲目斗爭，而是建立在對敵我情況科學、慎重分析基礎之上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既強調對敵斗爭精神，又全面客觀分析敵我優劣勢，在精細研判中得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終勝利屬于中國的科學論斷。

　　善于斗爭，就要有正確的斗爭戰略、策略、方法。戰爭既是信念力量的對決，也是物質力量的對決，更是策略方法的對決。毛澤東反復強調，要想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既要有敢打必勝的決心信念，也必須有縱橫捭闔、善于斗爭的科學方法。

　　在指導具體軍事斗爭時，毛澤東總是將敢于斗爭與善于斗爭密切結合起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利用美軍輕敵驕縱的特點，誘敵深入進行深遠后方的迂回包圍，集中優勢兵力將其各個殲滅，很快扭轉了戰場態勢。之后，他針對美軍特點，指導志愿軍采取“零敲牛皮糖”戰術，構筑堅固陣地戰術，確立了“持久作戰、積極防御”以及作戰的方針；在停戰談判時，指導我方邊打邊談，將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為最終贏得勝利打下了基礎。

　　既要周密準備又要臨機應變

　　中國有句古話：“有備無患”。《孫子兵法》中也說：“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意思是：做好了充分準備的軍隊才能贏得戰爭勝利。毛澤東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形成了既要周密準備又要臨機應變的斗爭藝術。

　　無論對于政治斗爭還是軍事斗爭，毛澤東歷來都主張要預先周密準備。1945年毛澤東重慶談判回來后，用“研究”一詞形象地講對蔣介石發起進攻要有準備，他說：我們要研究一下蔣介石，經過研究發現，蔣介石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他拿刀要干什么，要殺人，要殺共產黨人，有了這個研究之后，我們就要有準備，自己也要拿起刀來，沒有刀就打一把。在毛澤東領導下，我黨對蔣介石反動內戰預先有了準備，當蔣介石向共產黨全面進攻時，有應對辦法，始終掌握主動權，最終打敗了蔣介石。指導軍事斗爭時毛澤東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每次打仗，都要預先研究敵我雙方以及與此戰有關的各方面情況，特別是要研究透敵方情況，要用客觀、全面、科學的態度去認識敵人，善于分析對方的特點規律，研究指導戰爭。

　　毛澤東主張，在斗爭中既要有周密準備又要臨機應變，應該把這二者緊密結合起來運用。國共合作抗日時毛澤東提出，我黨要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國共兩黨性質不同，合作中肯定會有矛盾和斗爭，因此，共產黨要保持獨立自主，在與國民黨合作時，發生矛盾斗爭時，要根據實際情況臨機處置，堅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各根據地、各方面軍隊，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反“摩擦”，在斗爭中不斷壯大人民的力量。

　　毛澤東在指導戰爭時特別強調，“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必須客觀全面地認識不同戰爭的具體情況，根據戰爭狀態的發展變化，臨機決斷，及時改變原定的作戰方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在福建西部小布村寫過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副對聯體現了毛澤東機動靈活的戰法。他指揮四渡赤水之戰時，根據敵軍情況的變化，臨機決斷，靈活地指揮紅軍，忽而向北，忽而向南，忽而向東，忽而向西，甚至直逼貴陽，調動和迷惑敵人，當發現敵人弱點時，立即抓住戰機殲敵一部，牢牢掌握了主動權，最后達到了跳出敵軍包圍圈的目的，創造了靈活指揮戰爭范例。解放戰爭期間他指揮三大戰役，每次戰役，都是根據情況發展變化預先作出判斷、作出決策的。遼沈戰役打勝后，毛澤東根據傅作義集團在南下和死守兩個方案中猶豫不決的情況，臨機決斷，命令第四野戰軍立即停止休整，秘密入關，對傅集團進行分割包圍，為平津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他的運籌之下，三大戰役相互結合，一環套一環，形成了戰爭史上的奇觀。對于某個具體戰役，他也將周密準備與臨機應變密切結合在一起。他最初準備的淮海戰役，是派一支主力部隊渡江，直插江南國民黨區腹地，然后與淮海地區我軍進攻配合作戰。但淮海前線的粟裕主張不派主力渡江，只在淮海地區集中兵力吃掉江北國民黨軍隊主力。毛澤東認真研究后，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臨時決定改變原來準備好的方案，在江北打淮海戰役。戰役打響后，他還給予粟裕隨機決斷的指揮權。毛澤東將周密準備和臨機決斷結合起來，是我軍創造60萬消滅80萬奇跡的重要條件。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毛澤東強調每戰都要有周密準備，同時也強調在實施計劃時要機動靈活，臨機決斷重大問題。他說過：“共產黨打仗，沒有什么老樣”，還引用古人的話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些話形容的就是共產黨打仗是機動靈活的。確實，人民軍隊打的每一仗都不同。各個不同時期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打仗的基本特點就不一樣。土地革命戰爭時人民軍隊以游擊戰、運動戰為主；抗戰時人民軍隊以敵后各種戰法牽制、消滅日寇；解放戰爭時人民軍隊以大規模運動戰調動吃掉敵人；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夜間攻擊、迂回穿插重創強敵后又以堅固工事和猛烈炮火對抗敵人……

　　毛澤東在戰略層面也將周密準備與靈活調整結合起來。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世界上復雜多變的政治軍事形勢，毛澤東總是作出周密準備，同時又根據情況變化臨機作出重要調整。重要的調整有五次，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把解放軍主力部隊分布調整為以天津、上海、廣州三點為中心的三個區域，規定了四大野戰軍的兵力部署及作戰任務，做到了優化國防布局，超前創造戰場，使外敵不敢覬覦新中國。第二次是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根據局勢變化，將集中兵力的重點，從東南迅速調整到東北，為中國軍隊及時出兵朝鮮奠定了基礎。第三次是抓住蘇聯援助的機遇，加快建設幾個新軍種、兵種，建立幾大軍區，使幅員遼闊的中國擁有均衡、強大、相互銜接的國防力量。第四次是在一些大國擁有核武器的情況下，對未來戰爭作出預判，下決心集中力量搞“兩彈一星”，極大增強了我國綜合國力，使中國躋身世界大國行列，也使世界形成了“大三角”格局，有效維護了我國國家安全。第五次是在我國遭到核威脅情況下，展開三線建設，將軍事重點放在西部，拓展了中國的戰略縱深，超前預置積極防御、阻敵入侵的戰略屏障，為阻止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打下了基礎。此外，毛澤東還根據周邊局勢，境外用兵，量敵用兵，主動出兵，以戰止戰，打勝了若干次局部戰爭，使中國牢牢掌握軍事主動權和政治主導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毛澤東既知己，又知敵。新中國成立后長期遭到多個方向的戰爭威脅。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深入研究中國周邊局勢，善于發現主要威脅，洞悉主要作戰對手的變化，及時調整戰略。從建國初期的“一邊倒”，到20世紀50年代提出美國對我國有“三把尖刀”戰略判斷，到60年代后期強調“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再到70年代將“一條線”“一大片”發展為“三個世界劃分”，調整戰略，“爭取一霸”，“就是不能兩面作戰”，他總是以戰略調整的機動性和靈活性，適時轉換國家戰略和主要戰略方向，保證中國具有應對戰爭的強大勢能和動能。可見，毛澤東將周密準備和臨機決斷密切結合起來的斗爭藝術，既運用于局部又運用于整體，既運用于戰術又運用于戰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

　　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總結出一條重要經驗：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把這個斗爭藝術進一步概括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展現了毛澤東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

　　在江西創建革命根據地時，紅軍被敵軍四面包圍、封鎖，四面八方的敵人都來打我們，即使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仍然提出對國民黨軍隊要分化，爭取其中一部分中立。他對19路軍就是采取這種態度。在他努力爭取下，19路軍在關鍵時刻對紅軍采取中立態度，為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能順利突圍創造了一定輔助條件。對于國民黨軍隊，毛澤東也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并且把瓦解敵軍作為紅軍重要任務之一規定下來。對于俘虜的國民黨士兵，毛澤東采取教育爭取的方針。當時他規定的紅軍紀律中有一條：不打罵俘虜，不虐待俘虜，不搜俘虜的腰包。在這種政策感召下，許多國民黨軍隊俘虜被改造成為紅軍戰士。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侵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中出現投降派，即使沒有公開投降日寇的國民黨也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態度，國民黨頑固派更是明目張膽地向邊區和人民軍隊發動進攻，制造一起又一起摩擦事件。尤其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活動日益猖獗，由局部、小規模的摩擦活動，發展到在幾個地區向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共產黨領導各根據地軍民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打退來犯之敵，打擊了其囂張氣焰，鞏固和發展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但是，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摩擦斗爭中，黨內有一部分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信心開始減弱，認為國共合作即將破裂，產生了一味斗爭的“左”的傾向；同時也有一部分人高估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力量，存在不敢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右的傾向。毛澤東針鋒相對地對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斗爭，在斗爭中總結出了既維護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又堅決與國民黨投降派、頑固派斗爭的經驗，先后寫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論政策》，系統分析了中國的階級狀況和各階級關系。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基本政策。發展進步勢力就是要放手發動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參加抗日，放手擴大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廣泛發展黨的組織，積極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爭取中間勢力，主要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和地方實力派。孤立頑固勢力，就是孤立抗戰陣營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其代表是蔣介石集團。在同頑固勢力斗爭中，也采取革命的兩面政策，既要堅持合作抗日，爭取將他們留在統一戰線內，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同他們的反共言行進行堅決地斗爭，堅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基本政策，本質上就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斗爭藝術在抗日戰爭中的具體運用。這一政策的貫徹執行，廣泛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抗日力量，孤立了極少數反共頑固派，堅持和發展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推動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不僅對爭取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后來黨的事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遼沈、平津戰役勝利后，共產黨接管了北方大城市。但出現一個問題：由于民族工商業家不了解黨的工商業政策，普遍產生了生產恐慌，工人片面理解黨的政策，加之我們的部分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經驗，領導失當，造成經濟下滑。這一情況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1949年3月下旬，毛澤東入住北平香山籌建新中國時，進一步考慮爭取大多數人共同建國的問題。他經過對全國實際情況的了解和反復思考，形成了“四面八方”政策。當年4月15日，毛澤東在香山和來北平參加華北局會議的太行區黨委書記陶魯笳等人談話時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這一政策，說：“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接著，毛澤東就其中的四個面、每個面的“兩方”，分門別類作了詳細說明。他說：“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的錯誤，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沒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顧到“四面八方”，這就叫全面領導。“四面八方”將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四對關系統合起來，目的就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人共同建設新國家；團結了大多數同時也就孤立了反對共產黨領導建立人民政權的國民黨反動派，是毛澤東統觀全局的戰略思考與爐火純青斗爭藝術相結合的典范。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由此，“四面八方”政策正式寫入建國文件，起到了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作用。這項政策的實施，讓民族工商業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停產的資本家努力恢復生產，想出走的不出走了，一些出走香港、歐美的資本家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上海解放后，有的已經逃到香港的資本家又回到上海。這些，都起到了團結包括民族資本家共同建設新中國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面對諸多繁重任務，提出了不要四擊，只抓住一個重點，解決關鍵問題的方針。他在1950年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不要四面出擊”方針，給民族工商企業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農民的生產熱情，對于解放初期盡快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提出的“不要四面出擊”方針，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斗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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