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5年前，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史觀的破產》等一系列文章，分析了新中國要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對華政策做了斷的多方面原因。特別側重從政治、軍事角度出發深入論證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的原因，以及社會各階級對中國發展方向的政治選擇，勸誡看不清真相的親美派和中間勢力丟掉對美國的幻想，為徹底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爭做好準備。重溫毛澤東對1949年時局的分析，對今天認識中美關系與中國現代化道路有重要啟示作用。

　　近代以來，在與中國現代化道路艱辛發展歷程有關的西方國家里，美國占據獨特且重要的位置。從1844年7月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901年9月簽訂《辛丑條約》及庚子賠款，到在華辦近代教育，如清華大學、華西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建立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體系等。這些近代教育、醫療機構，不僅培養了大量優秀科學家，在抗戰期間還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開展斗爭，包括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協和醫院等地方建立地下交通站和秘密聯絡點，也在助力中外籍學子們奔赴延安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配合第二戰場迎接新中國到來的美國教會學校師生，以及沖破美國限制奔回祖國投身新中國建設的錢學森等優秀學子，都成了新中國各領域建設的棟梁之材。改革開放以來出國留學人員中，在留學與回國之間往來量最高的還是留美學子，其中科技人才占了相當大比例。歸國學者當選中科院院士的占比，也能顯示中國現代化道路與當代留美人才之間的密切性和現實性。

　　回顧近代美國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關系，有科技衡量標準，更有政治準則影響。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和影響，某種程度上在某些歷史階段中是占主導的。認識近代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種種問題，必須要與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分析。由此，重讀1949年毛澤東寫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一系列文章，對今天認識中美關系與中國現代化道路，有一定啟示。

　　一、“別了，司徒雷登”：新中國要與美國對華政策做了斷

　　1944年10月25日，魏德邁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美軍總司令。11月30日，赫爾利繼任美國駐華大使，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由戰時的“援蔣抗日”轉為“扶蔣反共”。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原因之一，是其將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放置于戰時與中國人民結成的戰斗友誼和技術協作等領域之上，這一轉變也延續到第二次解放戰爭后，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前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特征。

　　毛澤東強調：“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為近百年來、五四以來、有黨以來所僅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一個強大的解放區，全國人民的援助，國際人民的援助”，“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國際國內形勢和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世界上兩大陣營出現。美國、蘇聯之間陣營的政治、軍事對壘和美蘇的對華政策，都在一定程度對中國產生了影響。社會主義力量空前發展，沖擊著資本主義世界，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力量對比發生明顯變化，這種形勢在總體上對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新中國的奮斗目標是有利的。由此，當時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轉折時期，舊中國要在此時滅亡，新中國要在此時誕生，局勢變化之迅猛，前進過程中不確定因素之多，是平時難以見到的。”在決定中國實現民族復興、走上獨立自主開展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關頭，國內各黨派和中間人士也有不同態度。幸運的是，在歷史關鍵階段，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帶領下，中國人民最終作出正確選擇。毛澤東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對新中國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在文化觀方面絕對不同之處做出闡釋，他明確斷言，戰后美國企圖以意識形態劃線、將戰時“援蔣抗日”的政策轉為推行“扶蔣反共”的政策，是錯誤的，注定會失敗。

　　1949年1月2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開始其第二個任期。艾奇遜接替馬歇爾出任美國國務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3年美國推行扶蔣反共政策的結果，是國統區經濟體系總崩潰，政治體系危機四伏，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解放戰爭戰場上，國民黨反動派節節失敗，已呈現崩潰之勢。艾奇遜上任不久，面對國會和報刊輿論關于美國對華政策的批評認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必須有所改變。艾奇遜向杜魯門談到，美國政府需要把援蔣失敗的情況公之于眾。為此，應準備一份過去五年美國與中國關系的文件，并向公眾發表，以說明錯是在國民黨。杜魯門同意了艾奇遜的主張，國務院隨即在遠東司成立班子，編輯發表的文件為《美國與中國關系白皮書》，強調這是今后一段時間美國政府最重要的行動之一。他一再催促要加快進行編輯工作，并指示已經退休的前任國務卿馬歇爾將軍通讀全部文件，還要求在白皮書開頭寫一個短文件，闡述全書中心思想，這就是后來艾奇遜的《在國務院的歲月》。

　　馬歇爾在任時，曾擔心此舉被視為是對蔣介石落井下石而拒絕這樣做。這次，美國行政機構內的軍方、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國民黨政府都表示強烈反對。艾奇遜也把國防部長約翰遜和參謀長們的反對意見告訴了杜魯門。然而，杜魯門不為所動。他認為發表《美國與中國關系白皮書》，是必要的和適宜的。1949年8月5日，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關系白皮書》。被簡稱為《白皮書》的發表，徹底暴露了美國在國家關系問題上搞意識形態劃線的反動實質，顯露“扶蔣反共”政策的失敗已成事實。然而，中國國內一些“民主”個人主義者對美國對華政策本質認識不清，仍對美國寄予希望。他們也被美方認為是終將會“再顯身手”改變中國發展道路的“希望”。對這些人的錯誤認識，美國給予鼓勵。或可說，這是美國后來著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最初表露。

　　針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中美關系變化的情況，新華社連續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5篇評析文章：《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對于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對于美國的幻想，從理論上做了權威闡述。毛澤東指出，必須清醒認識到，帝國主義兇惡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應當“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他說，對于各階層中的落后分子，對于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我們要做很多耐心的工作，要真正去爭取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技了。”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采取具體舉措，直接正面引導社會輿論。

　　第一，宣示主權。1949年4月20日，長江上發生紫石英號事件。4月3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駁斥了英國保守黨領袖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并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炮攻擊的暴行所進行的辯護，嚴正聲明中國人民不怕任何威脅，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場和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吨袊嗣窠夥跑娍偛堪l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明確指出：長江是中國的內河，英國人沒有權利將軍艦開進來。“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國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

　　第二，和平爭取。1949年5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赴南京市委并告華東局電，就黃華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做了具體指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查美國政府之意象為目的。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利于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沒有毛病。……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系。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話，黃華也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過分熱情。應取莊重和氣的態度。對于傅涇波所提的司徒愿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并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不無遺憾地說，由于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實施和政府阻止，司徒雷登最終還是告老還鄉。

　　在與新中國成立前夜相關的歷史人物中，司徒雷登是至今被人們時常提起的一位。他本是知名教育家，卻以外交官身份黯淡收場。從個人角度說，這是個悲劇，但是從當時中國革命發展走向看，這也是必然。新中國告別司徒雷登，不僅告別了曾經的燕京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前美國末任駐華大使，更是告別了放不下、又改變不了的對新中國充滿敵意的美國外交體系。新中國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是積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所致，也是世界分裂成兩大對立陣營的國際大氣候下的結果。除意識形態因素，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堅持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堅定立場，是新中國選擇“一邊倒”政策絕對至關重要的因素。盡管在那個時代，新中國外交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面對很多困難乃至局限，但在沒有第三條道路可選的情況下，“別了司徒雷登”，就意味著別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也使得親美派、一些持“中間路線”人士斷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從建立獨立的民族民主共和國、獨立開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歷史意義看，這是歷史的必然。

　　二、“丟掉幻想 準備斗爭”：辨明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

　　面對行將崩潰的國民黨統治，當時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人士不能清分社會發展方向，還在期待以所謂“和平”運動阻止革命戰爭推進。他們試圖推行“中間路線”，即在政治上“必須實現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應當實行改良的資本主義”;實行的方法，就是走和平、改良的道路。但是，持這一“中間路線”態度的人并沒有看清楚，他們提倡和主張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道路。何況，這也是為蔣介石和國民黨所不容的。為教育對走“中間路線”抱有企圖或希望的人，毛澤東在1948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鮮明提出：“用革命的戰爭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接受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是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兩條路究竟選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動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隨著形勢發展，毛澤東還側重強調了兩方面問題。

　　(一)認清革命勝利前夕中國社會發展趨勢

　　毛澤東高度重視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反面教材功能，明確指出：“現在全世界斗爭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

　　1949年8月18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別了，司徒雷登》，繼續評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他指出，美國大規模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組成了美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霸權的一個重要部分。美國之所以采用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事實上，并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不想直接侵略中國，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所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入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者民主主義個人主義者的人是有骨氣的在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多少一點兒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在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的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這篇文章觀點鮮明、氣勢昂揚，最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二)揭露美國對華政策本質，號召“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1949年8月14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社論指出：“帝國主義給自己預備了滅亡的條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后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在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的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這篇文章被也收錄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8月28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四評白皮書》，就是著名的《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文章指出：“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教科書，它公開地表明了美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干涉。……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關于即將誕生的共產黨政權的國家性質，毛澤東重申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觀點：“艾奇遜所說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于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于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于人民必須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8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五評白皮書》，也就是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友誼”，還是侵略?》。社論列舉1840年以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駁斥了艾奇遜所說種種“友誼”和“原則”，指出其實質都是為侵略和控制中國。“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從一八四〇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去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三、“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行不通和中國人民歷史性選擇

　　關于如何能獨立地走上中國現代化道路，事關新中國發展方向。由此，各種政治力量對毛澤東系列文章、社論的反應也不同。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世界本可以朝著和平發展的方向前進。但是，緊接下來發動冷戰，美國又把世界范圍的矛盾和對立持續了46年。在美國的“先歐后亞”政策、特別亞洲冷戰重于歐洲冷戰的戰略下，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和兩次印度支那戰爭等，都帶著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試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的企圖。美國還就“誰丟失了中國”問題召開專門會議，進行了激烈討論，把新中國作為在亞洲的頭號敵人。自此，有絕對科技強勢的帝國主義美國與一窮二白奔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之間的斗爭就沒有停止。只是斗爭起伏的階段及程度有所不同。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的美好愿景，也一直被美國全方位封鎖和破壞。20世紀70年代，中美恢復外交關系。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加入世貿組織等，本身對推進中國現代化發展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美國是不可能讓中國在民族復興之路上順利大步向前的。今天重讀毛澤東的系列文章，對于認清美國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丟掉幻想，有積極的警示作用。當時，社會上有三種分析和態度印證了歷史發展趨勢。

　　(一)毛澤東強調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在選擇國家發展道路、奔向新中國關鍵的三年里，中國當時有三種關于中國現代化道路發展方向的政治方案擺在人民面前：一是繼續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軍事獨裁統治，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二是民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三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建國方案，即先經過民主革命，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再逐步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毛澤東對此分析：

　　第一，帝國主義不可能允許中國成為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激烈，就使任何改良和中間性質的政治方案都失去實現的可能。

　　第二，毛澤東將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與政治態度結合起來分析。依附于外國壟斷資本的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后來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自然基地，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結合，具有買賣性、風險性和壟斷性，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隨著新中國成立，他們的反動統治也將在根本上被推翻。至于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聯系較少，并受它們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具有雙重性，也就是革命性、進步性和妥協性、軟弱性。他們本應代表社會發展方向，卻因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沒有勇氣和能力領導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掃清道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有軟弱性，受外國資本和本國封建勢力壓迫，又不能不對其依賴，結果也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雖有革命性，但是也有軟弱性，不敢發動和領導人民，不可能真正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況且他們沒有武裝力量，不敢進行武裝斗爭，在革命中會有妥協。毛澤東的結論是：地主階級和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建國方案，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人民的唾棄。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

　　第三，各解放區工農政權建設的生動實例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方案逐步獲得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乃至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擁護，由此成為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選擇，所以，對中國社會發展方向最終起引領作用的只能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斷言：“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綜上所述，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歸根到底在于其方案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政策及其領導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也促使中間力量最終放棄了“第三條道路”。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二十八年了。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二)歷史學者認為應該對美國的本質有清楚認識

　　國內馬克思主義學者也發表了有針對性論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的2卷《外國資產階級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和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輯的《外國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代史的看法》等刊物和文章，立足批判、以正視聽。其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美國侵華簡史》一書的出版，至今仍對學術研究有深遠指導意義。

　　在這本90頁的小冊子里，作者開宗明義指出：“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比較后起的一個國家。它又是一個資源豐富得天獨厚的國家，首先著重在國內的經營，然后才加強其對海外的擴張。這兩個因素，規定了美國侵略中國的過程：起先是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其次是逐漸走上獨立侵略中國，再次是爭奪中國霸權，最后則進行獨占中國。在這全部過程中，美國的侵略與鄰近中國的日本，尤其有特別緊密的關系。”當時這本書的結構模式，不僅為美國侵華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框架，也呼應了毛澤東提出的“友誼，還是侵略”著名設問。

　　1908年始，美國用庚款興辦了遍布中國的學校、醫院、慈善機構、文化出版機構、宗教團體，受其資助而赴美留學的知識分子和善良的中國人對美國大有好感。太平洋戰爭后，美國成為中國抗日最重要盟國之一，也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作出了很大貢獻。當時中國知識界，從自己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角度感受到了這一點，社會上彌漫著親美、崇美、恐美的氛圍，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站在愛國主義立場，扼要敘述了美國侵華的歷史過程，揭發了美國“幫助”中國的假面具，起到告誡中國人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號召作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朝鮮、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相繼出版了譯本。

　　(三)民主黨派中間人士逐漸認清了國家發展的正確方向

　　思想觀念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1945年重慶談判前夕，8月29日《大公報》發表主編王蕓生寫的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其中寫道：“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劇，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后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以悲開始，以喜劇終，這可說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嗜好。有人以為藝術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國人有它的傳統偏愛，我們寧愿如此，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于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社論字里行間透露著“中間力量”對戰后和平到來的期待，對國民黨政府的樂觀期待。

　　然而，美蔣反動勢力一系列從政治軍事方面阻止中國革命勝利的企圖失敗了。中國革命勝利的事實，特別是土地改革使億萬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翻了身，廣泛動員了他們投身解放戰場的積極性，大量社會現象教育了曾主張走“中間路線”的人，一些愛國、正義的人們由衷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贊嘆，贊揚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他們匯集于香港，又跋涉到東北、再取道西柏坡，一路追隨共產黨，最后到了北平，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民主人士馬敘倫說：“我們以為在共產黨方面，戰是他根本不愿意的，因為戰是他們的損失;可是應戰是他們不能避免而且愿意的，因為不應戰而坐待消滅，當然沒有這樣的道理。”

　　1949年3月5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乘汽車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出發時他對周恩來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有希望考個好成績的決心。毛澤東帶到赴北京路上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和一個政治理念。“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有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事。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總結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同年5月1日下午，毛澤東從香山別墅乘車到頤和園，前往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住處益壽堂拜訪。談詩甚暢，隨后一同乘船游覽昆明湖。其間柳亞子先生問中國共產黨有什么妙計會這么快取得革命勝利。毛澤東說，“打仗沒有什么妙計，要說妙計的話，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正確的決定。還有就是先生說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計。我們有一百萬軍隊渡江，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奪取勝利的決心是建立在人心向背基礎上的。

　　1950年10月3日，毛澤東詩友柳亞子先生于國慶觀劇其間即席賦詩一首給帶著三個武器和一個理念領導革命成功的毛澤東：“用紀大團結之盛況允爾?；饦溷y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遷。歌聲唱徹月兒圓。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良宵省會喜空前。”毛澤東隨即奉和了一首《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溯源歷經數十年亦友亦敵的美國，一直以先進的科技軍事為本錢，或搞和平演變，或搞顏色革命，或挑動戰爭，或進行斬首行動，尤其是自己出錢出槍讓別國打仗，發動代理人戰爭，使用多種方式搞國強必霸，毀掉、拆散一個個國家，造成無數平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從兩大陣營之首到獨霸世界，一切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資本集團取利為前提，阻礙、遲滯其他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還有一股正義、領頭爭取和平的力量在發揮作用，但今日美國則完全是操縱世界，使世界動蕩不安的機器。現代化在美國這里，只能獨占，不能分享。因此，不論今日美國更換了多少手段，其帝國主義本色最終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最大、最終的阻力。丟掉幻想與如何面對未來，還是需要中國人樹立斗爭意識。只有斗爭才能獲取真正意義的和平，才能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機遇和軌跡。重溫75年前毛澤東對國人的提醒和對美國的警告，仍對如今我們實現民族復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啟示。

　　回看1949年前新中國成立的歷史背景，可言這是歷史性選擇，更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75年來，正是中國共產黨明確歷史責任的擔當，才有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才有獨立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底氣、骨氣。正是45年前正確的改革開放國策，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式現代化，使廣大中國人民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正確認識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在新時代國際大背景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還是需要當年的那句話：丟掉幻想!只是我們當下也更需要放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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