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是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贛東北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他對祖國和人民無比摯誠，對黨赤膽忠心，赴湯蹈火，百折不回。他文武兼通，具有高超軍事指揮藝術和把握全局的領導才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被毛澤東譽為“一位很有理想，很有氣魄的革命家”“一個大智大勇、很有才華的共產黨員”。1994年，中央軍委確定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紅10軍締造者和領導者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生于江西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的一個貧農家庭。青少年時期，他就開始探索解救中國之路，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1922年8月，方志敏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期間參與了江西黨、團組織的創建。

　　方志敏是黨內最早探索中國武裝革命道路的領導人之一。北伐戰爭時期，他擔任過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農民部部長、省農民協會秘書長。1926年冬，他領導“漆工鎮暴動”，趕走反動巡官，奪取“雙套筒”“漢陽造”和無退子鉤且被裁去半截的“九毛瑟槍”各一條。“兩條半槍鬧革命”成為其軍事斗爭生涯的起點。面對大革命慘敗，方志敏深刻認識到開展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說，“不要武力，并自動解除武裝，繳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槍給敵人的錯誤，是這次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

　　◆方志敏故居。

　　南昌起義后不久，1927年8月下旬，正在吉安一帶領導農民運動的方志敏日夜兼程潛回家鄉弋陽。大革命雖慘遭失敗，但方志敏毫不氣餒，決心“重起爐灶，再來干吧”！他以“上名字”畫押等方式，創造性地組建農民革命團，通過親邀親、朋邀朋，把親朋好友中的可靠分子聚在一起鬧革命，“一個個地宣誓：斗爭到底，永不變心”，“在七天內，組織了二十幾個黨的支部”和許多群眾團體。但苦于革命武裝力量太弱，他為此決定親自趕赴鄱陽搞槍，到鄱陽后發現情況有變，“革命的警備團，現在變成豪紳地主忠實的守門狗了”，幸好一個負責同志家里還留有十支槍，正打算送往鄱陽縣衙門。經極力爭取，方志敏才取走這十支槍。同年10月底，方志敏以中共弋陽區委名義組織領導了“弋陽九區農民暴動”，形成“三千農民打烈橋”的聲勢，搗毀劣紳張念誠的老窠，將本地所有劣紳一概逐出并掌握了鄉村政權。

　　1927年12月10日，以橫峰樓底藍家農民抗捐為導火索，弋（陽）橫（峰）暴動拉開了序幕，參加暴動群眾達5萬多人。起義烈火很快燃遍弋橫地區，僅一個多月時間，弋橫兩縣就組織起上百個農民革命團。1928年1月2日，方志敏在九區窖頭村主持召開弋陽、橫峰、貴溪、上饒、鉛山五縣黨員聯席會議（史稱窖頭會議），會議決定擴大暴動區域，成立了五縣工作委員會，方志敏任書記并兼任武裝暴動指揮部總指揮。當月，弋橫暴動進入“六路進軍”高潮，暴動農民迅猛發展至七八萬人。

　　1928年2月，農民革命團各路縱隊近萬人會攻橫峰縣葛源鎮，途中遭國民黨軍伏擊，沒有武裝的農民自行潰散，弋橫暴動遭到嚴重挫折。方志敏認識到：“沒有紅軍，是可以組織和爆發一個群眾的暴動；但是在暴動之后，不積極去建立堅強能戰的紅軍，無論如何，暴動是不能長久支持下去。”于是，他果斷在農民革命團中選調20余名骨干，建立了一支“脫產”的農民武裝，并以此武裝為核心，以農民革命團為配合抵御敵之反撲。同月方志敏在漆工鎮齊川源村，把這支農民武裝正式命名為工農革命軍第2軍2師14團1營1連，由黃埔軍校畢業生鄒琦任營長兼連長。這支隊伍實力雖小，卻是黨在贛東北區域內掌握的第一支正規的工農革命武裝！贛東北地區紅軍從無到有，邁出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方志敏

　　大規模起義引起敵人極大恐慌。1928年6月，國民黨軍聯合地方反動武裝向弋、橫地區農民革命勢力進行瘋狂“圍剿”。僅有槍40余支的工農革命軍已退居方圓不足50里的磨盤山。形勢萬分危急！6月25日，方志敏主持召開了弋橫兩縣縣委聯席會議（史稱方勝峰會議）。當時，針對有人提出埋槍分散、放棄根據地到白區去打游擊的錯誤主張，方志敏提出了“堅持在根據地打游擊，與群眾并存亡”的方針。會議決定：由黃道前往貴溪，組織開展貴溪農民暴動，開創余（江）貴（溪）萬（年）根據地，打破敵人對弋橫革命根據地的包圍。

　　方勝峰會議后，方志敏運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半年內連續打退國民黨軍三次“進剿”。至1928年冬，中共德興臨時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籌備處已成立，弋橫革命根據地由弋橫兩個縣擴大至3個縣，贛東北工農革命軍發展壯大為3個連，擁有快槍130多條。1929年1月，以周坊為中心的余貴萬起義爆發，在農民配合下，打退敵軍進攻。2月底3月初，中共信江特委在弋陽九區烈橋塘塢村成立，方志敏任代理書記，標志著根據地由初創的弋橫時期進入信江時期。為擴大戰果，3月，中共貴溪縣委成立。方志敏、邵式平等先后視察貴溪周坊并增派部分干部前來工作。4月29日，方志敏在弋陽烈橋余家倉村（今漆工鎮轄內）河灘上舉行整編大會，將紅14團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紅軍飄忽不定、神出鬼沒，國民黨當局認為這都是因為有山林匿身，若把樹木砍光，紅軍將失去藏匿之所而被一網打盡，于是發動“砍樹運動”。方志敏率部打破了敵軍向磨盤山區發動為時兩個月的“砍樹運動”，又連克橫峰葛源、弋陽曹溪等地，粉碎了敵人第四次“進剿”。

　　◆中共貴溪臨時縣委遺址。

　　1929年6月6日晚，貴溪游擊隊員和農民革命團發動周坊暴動，暴動波及貴溪全縣。7月，萬年塢頭發生暴動，這是貴余萬總暴動中的一次重要暴動，是創建貴余萬根據地，使其與弋橫根據地并駕齊驅、形成贛東北根據地兩大支柱之一的重要一舉。同年8月11日，貴溪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同時宣布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7連成立，至此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從3個連增至4個連。9月，國民黨軍第18師對貴余萬根據地開展“圍剿”，方志敏、邵式平領導開展反“圍剿”斗爭。10月26日，方志敏率部攻占橫峰縣城，斃敵20多人，繳槍21支，這是贛東北紅軍自創建以來首次攻占縣城，貴余萬暴動取得全面勝利。同年11月17日，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8連在貴溪縣標溪汪家祠堂宣布成立，有戰士120人，步槍40余支，至此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由4個連增加到5個連。

　　1930年1月1日，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在弋陽縣余家倉擴編，下屬6個步兵連，1個機關槍連，擁有步槍370余支，駁殼槍20余支。2月23日，方志敏與周建屏指揮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奔襲攻陷上饒城，一舉粉碎敵軍第五次“進剿”。

　　1930年7月6日，方志敏率部攻下景德鎮，繳槍400余支，全團聲勢大振，實力大增，部隊（含地方赤衛隊）擴大至4000余人。7月21日，方志敏、邵式平等執行中央軍委命令，將江西紅軍獨立第1團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0軍，建軍典禮于次日在景德鎮樂平縣眾埠鎮界首村馬氏祠堂舉行。紅10軍下轄第1、第10、第19三個團，另編1個特務營、1個機槍連，共1500余人。周建屏任軍長，方志敏、胡庭銓、周建屏等7人組成紅10軍前委。至此，方志敏最初創立的農民革命團，在無正規武裝力量為基礎與外援情況下一步步發展壯大為贛東北蘇區的主力紅軍。

　　軍事斗爭與根據地政權建設相輔相成。1930年8月1日，在弋陽芳家墩召開了贛東北工農兵大會，成立了以方志敏為主席的贛東北革命委員會，標志著革命根據地由信江時期進入贛東北時期。根據地日益擴大，全盛時期跨閩浙贛皖四省邊界，擁有70余個縣，橫直達五六百里，中心地區人口達百萬之眾，形成了“武裝割據”的大好局面，成為中央蘇區強有力的東北屏障。閩浙皖贛蘇區是土地革命時期黨領導的全國六大蘇區之一，是毛澤東稱作“方志敏式”、榮獲“蘇維埃模范省”盛譽的著名蘇區。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道：“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的是正確的。”1931年11月，在全國“一蘇大”上，毛澤東授予方志敏紅星勛章一枚。1934年1月，在全國“二蘇大”上，毛澤東盛贊贛東北同志有“很好的創造”。

　　文韜武略的紅軍高級指揮員

　　贛東北蘇區在艱難中孕育發展，國民黨軍曾以數十倍于我之兵力“進剿”“駐剿”和“圍剿”。方志敏堅毅果敢，指揮過無數大小戰斗，如：金雞山戰斗、冷水坑戰斗、龍漿塢戰斗、團林戰斗、長毛嶺之戰、貴溪之戰、攻克德興弋陽縣城、秧畈之役、“二進閩北”等，多次粉碎敵之“進剿”與大規模“圍剿”，同時積極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彰顯杰出軍事指揮才能。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形勢圖。

　　在戰役戰斗指揮上，方志敏戰法高超。1930年7月6日，他趁景德鎮國民黨守軍防備空虛，率紅軍獨立團化裝成敵保安團，騙過守城之敵順利入城，然后發起突襲，留守敵軍聽到槍聲昏頭昏腦就被俘虜了，紅軍毫不費力占領景德鎮，此役共俘敵400余人，繳獲頗多。在戰略指導上，他胸懷全局，運籌帷幄。1931年3月，國民黨重兵對贛東北蘇區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敵分成兩條戰線，以貴溪、余江為一線，以“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戰術向根據地推進，縮小包圍圈；以德興、上饒為一線，以“躍進”戰術，尋找紅軍主力決戰。方志敏等采取“避實擊虛、圍魏救趙”的方針，向閩北挺進。3月，紅10軍首先乘虛向浙江西部之華埠進軍，拉開向北出擊的架勢，以迷惑敵人，然后迅速南下，從上饒附近渡信江，跳出敵包圍圈，與閩北紅軍會師。4月，紅10軍接連攻下鉛山的石塘鎮、崇安城、赤石街和星村。5月，攻克浦城。當完成調動進攻贛東北之敵后，紅10軍勝利回師，二渡信江，攻占余江城，打破敵“步步為營”的戰術。接著，紅10軍秘密北進，對付北線“躍進”根據地中心的敵第9師。在葛源以西的何家壩，殲敵第9師一部。因部署指揮得當，第二次反“圍剿”取得重大勝利。

　　方志敏善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他總結摸索出了“打埋伏、斬蛇頭、切尾巴、打小仗、吃補藥”；“眺高、守夜、打號銃”“空室清野”“竹釘陣”等戰術。如：“吃補藥”是指以敵人裝備來武裝自己，主要方法有二：襲擊敵小型彈藥庫和襲擊孤立的小股敵人。1930年6月，他在《中共信江特委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作戰戰略，歸納起來可分為下列幾種：一、埋伏要道截擊匪軍（即扎口子）。二、誘敵出來，埋伏截擊。三、圍魏救趙……四、避實擊虛。五、黑夜擾亂敵營……六、截斷匪軍交通及糧食……七、有時分散，有時集中，視敵對我們的分散與集中而定。”這些觀點與毛澤東游擊戰的觀點不謀而合。

　　為應對敵人的堡壘主義，方志敏領導贛東北蘇區修建了許多堡壘。群眾沒有建造堡壘的經驗，從沒學過軍事和建筑技術，但他們發揮才智創造性地建造了堅固的堡壘。石堡在中心，堡外是有掩體的蓋壕，壕外有鐵絲網，網外有木城，木城外又是蓋壕，蓋壕外又是土城。方志敏對此感慨道：“這些近乎現代式的堅壘的筑城，真不能不令我們驚嘆著群眾力量的偉大！”上饒老鴉尖的赤堡就是紅色堡壘的范例。1934年閩浙贛蘇區軍民在反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向赤堡發射了一千余發炮彈，赤堡的上層被打了一個一丈寬闊的大洞，但赤堡卻沒倒塌，守備隊仍固若磐石。

　　地雷戰是贛東北蘇區的一大創舉。1930年12月，方志敏率部在弋陽七星尖大擺地雷陣，致敵傷亡慘重。地雷戰的巨大威力引起方志敏高度重視。為推廣地雷戰，方志敏于1931年春在橫峰密坑創辦了地雷廠。同時，閩浙贛省蘇維埃設立地雷部，各縣、區亦成立地雷部與地雷隊，造雷和用雷逐步走向專業化、正規化。1934年5月，中央號召各地蘇維埃“利用贛東北蘇區的經驗，充分使用‘挨絲炮’并各種各式的地雷轟炸進攻的敵軍”。在紅軍后勤保障上，方志敏創辦了兵工廠、紅軍總醫院，成立供給部、財政委員會及運輸隊等。

　　方志敏軍事理論貢獻集中于《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贛東北蘇區創立的歷史》《信江黨和紅軍以及最近之局勢》《建設我們鐵的紅軍》等著述中。他關于武裝暴動的思想藝術，是極為精當的馬列主義的卓見。“我們要深深記著武裝暴動，是一種革命的藝術”；“運用列寧的武裝暴動的規律，選擇適當的時機，舉行充分的周密的暴動準備”。方志敏還認為“蘇區的鞏固與發展，是互相密切聯系著的”，如果蘇區得不到鞏固，“是要妨礙著蘇區的發展的”；如果不乘紅軍勝利迅速發展蘇區，“自然也不會得到絕對的鞏固”。在兵運工作上，方志敏提出堅持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的原則；強調把兵運工作作為白軍駐地或接近白軍地區的黨支部的中心工作等。

　　方志敏曾說，“一個領導國內戰爭的黨，如果它的軍事知識、組織和領導戰爭的藝術、戰略戰術的理解和運用，有欠缺不夠者，它的勝利自然是要落后的。”在《建設我們鐵的紅軍》一文中，他深刻總結了贛東北紅軍的斗爭經驗，精辟論述了加強政治工作、軍事訓練、嚴格紀律和軍隊衛生管理的重要意義，特別強調要深入學習軍事技術尤其是現代軍事技術，展示出深厚軍事理論造詣。如“不但要學會山地戰、平地戰，而且要學會河川戰、堡壘戰與巷戰”“要練習防空、防毒、會隱蔽自己的目標、防備敵機的襲擊”等。這些深謀遠慮的戰略思考，千錘百煉的經驗之談，對人民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政治建軍的忠實踐行者

　　方志敏始終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十分注重政治建軍。他鮮明地提出，要“十百倍地加強政治工作”“高度地提高紅色戰士的政治覺悟與戰斗情緒”。在贛東北紅軍中，在各級部隊中設立政治機關，并配備政工人員，起初都稱黨代表，后來連一級稱指導員，營一級稱教導員，團級以上稱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重點在連隊，主要解決“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

　　方志敏認為，建立健全黨支部工作，是黨的全部工作的基礎，是黨的組織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規定發展黨員的條件“是以斗爭堅決，在群眾中有威信，對革命忠實，工作積極為主要標準”；選拔黨的干部“是以在斗爭中表現忠誠，積極，有辦法，有成績，且為群眾所信任為主要標準”等。方志敏常深入黨支部、黨小組，加強對黨組織的巡視，考察了解黨的基層組織狀況，解決實際問題，使黨的領導直達基層、直達士兵。

　　方志敏高度重視選拔培養干部，使槍桿子牢牢掌握在忠誠于黨的人的手里。他既重視培養和任用本地干部，也重視培養和任用外來干部，大膽改造匡龍海、龍志光等原國民黨軍隊投誠過來的人員；他通過開辦軍校來培育優秀軍事干部。1929年10月25日，方志敏與邵式平、黃道等在弋陽九區烈橋吳家墩祠堂籌建信江軍事政治學校，鄒琦任校長，方志敏兼任政治教官，并題寫校訓：“造就紅軍鐵軍骨干，爭取革命戰爭勝利。”他還親手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軍校以實際操練為主、課堂講授為輔。方志敏鄭重指出：“我們這所學校不是普通學校，它是一所種子學校，是一支學兵大隊，是一座培養紅軍干部的洪爐。”學校先后易名為彭楊軍事政治學校、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分校，造就了數以千計的紅軍指揮員，如：吳克華、汪東興、陳仁洪、謝銳、方震、饒守坤、黃開湘等。

　　◆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分校舊址。

　　方志敏顧全大局。1930年7月，中央要求紅10軍攻打九江，配合其它各路紅軍，以期實現“飲馬長江，會師武漢”。方志敏堅決抵制“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認為紅10軍力量不足，尤其是無水運船隊，要由景德鎮西渡鄱陽湖攻克有敵重兵把手的九江，很難實施。為此他建議中央改變決定。當其正確意見未被采納，方志敏服從組織決定，但仍叮嚀軍長周建屏“要相機行事”，既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又避免了紅10軍較大損失。

　　方志敏堅決聽黨指揮。1933年1月，為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中革軍委令紅10軍（后改編為紅11軍，閩浙贛蘇區人民稱之為“老紅10軍”）趕赴中央蘇區協同中央紅軍作戰。當時閩浙贛蘇區也處于反“圍剿”的緊張階段，因指戰員遠離故土、思想情緒波動大，方志敏親自深入部隊做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要求大家從革命大局出發”，并再三囑托：“我們一切都該聽中央指揮，尤其是軍事，更要集中與統一”“指戰員要堅決服從命令”，體現了高度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出于對黨中央負責、對這支悉心栽培的部隊負責，方志敏毅然提名自己的親密戰友、得力助手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純等人一同隨紅10軍赴中央蘇區。他親自護送紅10軍南渡信江。紅10軍奉調后，方志敏等又迅速在原根據地赤色警衛師的基礎上，基本完成了紅10軍（又稱新紅10軍）的重建。

　　“黨有指示，雖死不辭。”在軍事形勢日益險惡之際，1934年10月，新紅10軍與由紅7軍團等部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會合組成紅10軍團，方志敏任軍政委員會主席，率8000余人牽制大量國民黨兵，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明知直抵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重兵腹地的艱險，面對患有嚴重肺病與痔瘡，特別是痔瘡大發，不能走路、坐椅子、騎馬的病痛，方志敏二話沒說，忍痛出發，決意去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紅10軍團在皖南遭重兵圍追堵截，在撤返贛東北途中被七倍于己之敵圍困于懷玉山區。方志敏率先頭部隊奮戰脫險，但為接應后續部隊復入重圍。因這一鐵血擔當和抉擇，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不幸落入敵手。戰場拼死易，從容就義難！被俘后方志敏寫道，“我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卻了為黨努力的機會，我能丟棄一切，惟革命事業，卻耿耿于懷，不能丟卻。”

　　短暫的獄中歲月，方志敏以筆為槍，寫就《可愛的中國》《清貧》《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等光耀不息的名篇，綻放出真正共產黨人燭照靈魂的最耀眼的光華，同時莊嚴宣示軍事上暫時的失利無損于政治信仰上的勝出。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窩英勇就義，踐行了其“努力到死，奮斗到死”的初心。1940年，在讀到方志敏烈士遺著后，葉劍英揮筆題詩：“血戰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熱情謳歌方志敏創造“東南半壁紅”的業績以及他的正義凜然、堅貞不屈。解放后，毛澤東在閱讀《新唐書·徐有功傳》時揮筆批注：方志敏等英雄“以身殉志，不亦偉乎”。

　　方志敏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等方面均有建樹，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寶庫，是留給人民軍隊極其珍貴的紅色基因。其光輝業績、寶貴思想以及對黨和革命事業的耿耿忠心，永遠載入人民軍隊的光輝史冊，必將激勵我們在新征程上為推進強軍興軍偉業而砥礪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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