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按：近日，蘇州工業園區的一位科員，舉報區商務局長，理由是“因拒絕參與違規采購活動而被邊緣化”，稱涉案金額不低于1700萬；加之前幾天一位00后研究員自稱受領導打壓，親屬遭“喝茶”，曝光國企領導房產過億。類似的情況，相同的遭遇，事情的真相還需深入調查的人揭曉，我們擦亮眼睛細看。佩服這倆位打工人的勇氣，致敬。這讓我想起一篇舊文，找來供大家欣賞。

　　載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

　　蘇聯現在的國營企業依然打著“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但是透過這塊招牌、分析一下這些企業的生產資料究竟歸誰所有，它們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究竟是一種什么狀態，原來這種所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蛻變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

　　蘇修統治集團把蘇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改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是從奪取領導權開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新老資產階級代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施展了種種陰謀手段，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篡奪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蘇聯國家性質變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很懂得領導權的重要性。他們上臺以后，便排斥異己，安插親信，從中央到地方，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爾什維克、工農干部打下去，把他們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他們掌握了國家機器，壟斷全國經濟命脈，占有整個社會財富。

　　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控制了各級領導權，打著列寧黨的旗號，掛著社會主義企業的招牌，利用國家機器，通過各種決議、條例，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針上，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上，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義路線和政策，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從而使蘇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完全變質。

　　赫魯曉夫上臺后不久，在工業部門進行了所謂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實質，就是廢除適應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經營、管理方針，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針，把利潤原則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使追求利潤成為生產的最終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魯曉夫集團就作出了“擴大企業經理職權”、“擴大廠長權限”等決議。在一九五六年二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叫嚷“必須徹底實行”“個人物質鼓勵原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強調要“加強物質刺激形式”，對經濟工作進行“盧布監督”，“提高贏利率…應當成為蘇聯企業活動的法律”，要“給予企業以更多的可能性來支配利潤”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蘇聯《真理報》拋出了蘇聯御用經濟學家利別爾曼兩篇鼓吹“利潤掛帥”的文章，鼓吹利潤應當成為衡量企業效率的最后的總尺度。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加以肯定和推廣。

　　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繼承赫魯曉夫“經濟改革”的衣缽，于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潤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制”，并制定了具體貫徹“新體制。的《關于完善計劃工作，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決議和所謂《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從立法上進一步肯定了在工業中業已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新經濟體制”既保證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團為總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機器對各企業實行嚴密控制，同時，又賦予蘇修集團任命的企業經理在企業中按資本主義原則進行經營和管理的廣泛權力。從而使蘇聯的國營企業完全蛻變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企業。

　　蘇聯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了企業領導人同廣大工人的關系是壓迫與被壓迫、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蘇聯工人階級原來是企業的主人，今日變成了奴隸，勞動力重新變為商品，廣大工人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他們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并且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廠主資產者本人的奴役。”

　　蘇修的“企業管理條例”規定，企業經理、廠長等對企業“負全部責任”，可“不經委托即以企業名義辦事”，對企業職工發布“命令”；有權“占有、使用和支配”企業的財產，有權買賣生產資料；有權確定生產計劃和銷售計劃，任意生產利潤高的產品；有權自行招收、解雇和處罰工人，自行確定工人的工資和獎金，等等。總之，企業生產資料的支配和運用連同分配、人事大權完全操縱在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委派在企業的代理人手中，廣大工人群眾則完全被剝奪了領導和管理企業的根本權利。蘇修的一位經理曾直言不諱地宣稱：“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實正是如此。把持企業的特權階層，大權在握，為所欲為，他們“往往比舊的地主和資本家更厲害地壓迫工人”。經理可以任意打擊、處罰和解雇工人。這類現象，僅從蘇聯報刊上透露出來的，便已十分怵目驚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車修理廠的經理，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一下子就解雇了該廠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羅涅日汽車聯合企業的經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雇了五百三十人，“實際上更換了全部工作人員”。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連蘇修報刊也供認不諱。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對工人的這些殘酷壓迫和剝削，有的還是由蘇修領導集團明文規定并在全國推廣的。臭名昭著的“謝基諾經驗”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實行資本主義的血汗制度，加強對在職工人的剝削和增加勞動強度，在幾年內就解雇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減工人后“節約”下的工資基金，大部分落到經理、廠長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況。據蘇聯《勞動報》透露，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實行“謝基諾經驗”的企業，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經解雇了七萬人。正當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流離失所之際，“謝基諾經驗”的創始人，從化學工業部部長到聯合企業的領導人，卻獲得了巨額的國家獎金和勛章。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與相互關系，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

　　蘇修復辟資本主義以后，壟斷著生產資料的一小撮新資產階級分子同時壟斷了消費品和其他產品的分配大權。蘇修當局除了以上繳利潤形式攫取大量剩余價值以外，還打著“按勞分配”的旗號，大搞“物質刺激”，竭力擴大特權階層不勞而獲的收入。他們公開宣稱，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要用更高的報酬來刺激”，建立了高工資，高獎金和兼職兼薪、特定工資等分配制度，并規定了名目繁多的個人津貼，貪婪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蘇修口頭上侈談“按勞分配”，實際上實行的是按資本和權力進行分配的原則。

　　“物質刺激”是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驅使工人為他們生產更多剩余價值的手段，是資本家加緊對工人剝削制度的翻版。實行“物質刺激”的結果，使工人遭受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在阿克薩伊斯克塑料廠，工人每得到一個盧布的獎金，就要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多創造十六盧布六十戈比的剩余價值。根據蘇修公布的材料，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掠奪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點七。而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首先通過稅金和上繳利潤等形式被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以國家的名義所攫取。據蘇修自己公布的“國民經濟統計年鑒”的資料計算，蘇聯工業部門的贏利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兩倍多，剝削率高達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紀初沙俄工業部門的剝削率還高一倍。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攫取的剩余價值，被用來維持蘇聯的法西斯國家機器、用作為侵略擴張服務的軍費、供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過花天酒地的生活，還有一部分用于資本積累以擴大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至于留給企業的利潤，大部分通過高工資、高獎金等形式，被那些特權階層無償占有。

　　高工資是新資產階級分子侵占工人剩余價值的一種形式。一小撮新資產階級分子除了領取職務工資外，還可以領取學位津貼、兼職工資、特定工資等這些工資加起來高達幾百盧布甚至上千盧布。

　　除工資外，獎金成了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對工人勞動果實進行巧取豪奪的又一種形式。在蘇聯企業里有五花八門的獎金制度，有的企業，獎金達一百多種，而獎金的分配又是按地位高低和工資的多少來分配的，因此，獎金的絕大部分落到了少數高薪的特權階層分子的腰包。據第一批推行“新體制”的七百零四個企業的統計，在利潤中作為日常獎勵的款項中，工人分配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八點一，而百分之八十一點九為企業領導和工程技術人員所占有。獎金在工資中所占的比重差距也很大。據蘇修官方公布的顯然經過粉飾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蘇聯工業企業中，工人得到的獎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資的百分之四，企業領導人獲得的獎金卻占本人工資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達工資的一倍到兩倍。據蘇聯報刊透露，戈米爾玻璃廠發給管理人員的獎金為他們工資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點二，然而卻沒有規定從物質獎勵基金中撥出獎勵工人的款項。企業領導人還巧立名目弄虛作假，多撈獎金。梁贊農機廠廠長在新調該廠的頭十個月中，還沒有真正參加工作就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七盧布的獎金。利佩茨克一家工業建筑托拉斯經理一個月內就七次獲得獎金，總額達一千四百盧布。蘇聯《經濟問題》雜志一九七五年透露，俄羅斯聯邦一個建筑公司所屬十七個企業的管理人員，通過虛報計劃完成情況等手段，多領了五萬六千五百盧布的獎金，其中企業領導人分到一萬五千三百盧布。由此可見，蘇聯新資產階級吸血鬼是何等的貪婪。

　　蘇聯企業中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這些手段獲得的實際收入比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曾經指出，第一次大戰前沙俄的資產階級專家與粗工之間的工資差距是二十倍。現在蘇聯新資產階級分子與蘇聯工人的收入差距，甚至超過了沙俄時代。

　　此外，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還利用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通過各種手段，取得大量收入。營私舞弊，貪污盜竊，化公為私，收受賄賂等，更是他們的一大財源。“不少人在短期內就成為百萬富豪”。據蘇聯《東方曙光報》一九七四年八月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廠的頭目利用職權，一次就盜竊了一百一十萬盧布。蘇呼米煙草公司的領導人，貪污受賄獲得數百萬盧布。

　　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上述“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貨幣，過著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與此同時，廣大勞動人民卻收入微薄，生活日益貧困，有相當數量的工人生活和工作都沒有保障。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啊！

　　偉大的導師列寧曾經指出，“通常所說的階級究竟是什么呢?這就是說，允許社會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在現今的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種種手段無償地占有廣大工人的絕大部分勞動果實。地位愈高，掌握的權力愈大，攫取的剩余價值也就愈多，這那里還有什么“按勞分配”的影子呢?

　　從上面的情況可以看出，在蘇修統治下的蘇聯國營企業，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依然掛著，但實際上已經變成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企業。不管勃列日涅夫之流怎樣辯解，也是難以掩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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