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聽到麥克盧爾（Robert Baird McClure，羅伯特·巴爾德·麥克盧爾）的大名，是在1988年夏天。一個炎熱無風的夜晚，尚于加拿大溫莎大學歷史系就讀的我，應邀出席校園內一次小型雞尾酒會。

　　聚會的主題，是介紹一位“活著的白求恩”。于是，那個陌生的名字像一粒種子，悄然埋入了我記憶深層。

　　這個名字終于發芽時，幾十年光陰已飛逝而去。2016年，我查找相關史料時，注意到麥克盧爾與白求恩之間有趣的交集。某些蹊蹺之處，引發了我的思考。

　　1938年2月，白求恩與護士珍妮·尤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與一位美國醫生一道，組成了三人的援華醫療隊。

　　但醫療隊抵達中國不久，在武漢停留期間，白求恩與珍妮二人便與酗酒成癮的美國醫生發生激烈爭吵，分道揚鑣了。美國醫生離開后，剩下白求恩與珍妮二人，攜帶著在武漢購買的十幾箱醫藥，毅然前往五臺山抗日前線。

　　火車行至潼關時，他倆下了車，等待渡船過黃河、北上山西。兩天兩夜里，白求恩和珍妮見縫插針，就地實施了一連串手術，其中除了八路軍傷兵和當地村民外，還包括兩名投降的日本兵。

　　恰恰是在滯留潼關的兩天里，白求恩與麥克盧爾這兩位加拿大同胞，曾在黃河畔巧遇。

　　《麥克盧爾的中國歲月》這部傳記里記錄，那段時間，麥克盧爾身為國際紅十字會華北華中地區主任，正在黃河沿岸視察抗戰救援工作。文中描述：

　　二月二十三日那天，麥克盧爾抵達潼關火車站，在那里碰上了當地的八路軍干部。他們頗為焦急地向他匯報說，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失蹤了。

　　麥克盧爾知道，白求恩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專家，而自己作為醫生，也曾使用過白求恩發明的那些手術器械。

　　麥克盧爾也清楚，陜北邊區的共產黨正在期盼這位加拿大醫生的到來。可是，正當大家等待渡河時，白求恩卻不見了。八路軍干部告訴麥克盧爾，他這位同胞，由于渡河行程一再被耽擱而生氣發火、焦躁不安。

　　于是，麥克盧爾下了火車，騎上他的自行車，到附近的村鎮中，四下里打探。很快，他就聽說，有人碰到了一個不懂中國話的大鼻子，一臉干渴難耐的模樣。

　　尋蹤追跡，麥克盧爾很快就在一家寒酸的鄉間小酒鋪里找到了白求恩。見他安然無恙，麥克盧爾才松了口氣。兩人一同返回了潼關火車站。

　　……對這次邂逅，麥克盧爾并不愉快。他覺得，白求恩對加拿大社會充滿反感，渾身的共產主義色彩過于濃厚，而且還憤世嫉俗。

　　令人遺憾的是，在戰火紛飛的中國荒山野嶺里，時年三十七歲、擅長交際的麥克盧爾雖然遇到了比他年長的外科醫生白求恩，兩位同胞之間卻找不到絲毫共同語言。

　　回首往事，人們才意識到，白求恩失去了一次多么寶貴的機會，因他未能與麥克盧爾建立起千金難買的友誼。

　　在那段歲月里，麥克盧爾是全中國唯一一個能夠沖破國共兩黨政治沖突所造成的重重障礙，為共產黨提供醫療物資的人。假如麥克盧爾了解到共產黨地區的真實困境的話，他肯定會不惜一切代價，甚至采取走私手段，也要幫助共產黨的。

　　可惜，這個寶貴的機會白白流逝了。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2

　　潼關邂逅，留下了不愉快的體驗，因而造成了麥克盧爾對白求恩的誤解。而這種誤解，在長達一年多之后，才通過新西蘭女護士凱瑟琳·霍爾（Kathleen Hall）之口，得以澄清。

　　凱瑟琳20世紀20年代初來到中國，長期在河北山區為村民提供醫療服務。她曾在白求恩感召下，多次冒險前往被日軍占領的北平，幫八路軍購買醫療物資，并因此遭到了報復。日本人燒毀了她的診所和學校，并強行將她遞解出境。

　　凱瑟琳抵達香港后，在“保衛中國同盟”的主席宋慶齡女士及香港主教何明華（Bishop Ronald Owen Hall）的幫助下，結識了麥克盧爾醫生。

　　抗日戰爭爆發之初，麥克盧爾便臨危受命，擔任國際紅十字會“華北華中地區”負責人，為中國內地分配大批來自海內外的援華物資。

　　1939年秋天，麥克盧爾押送滿滿兩大卡車來自歐洲的捐贈物資，從香港出發，繞道越南，經廣西、貴州，運往重慶。卡車上的一部分東西，便是凱瑟琳在香港籌集來的醫藥。她跟隨麥克盧爾踏上征途，期盼著早日把這批珍貴的藥品送到太行山的八路軍醫院，親自交到白求恩手中。

　　這趟旅程跨越了三千多里，跋山涉水，險象環生，時時面臨著日本軍機的追蹤轟炸。雖然麥克盧爾曾多次往返于這條路線，并不陌生，但他仍如驚弓之鳥，日夜提心吊膽，寢食難安。

　　漫長的旅途中，凱瑟琳深情款款的敘述，給麥克盧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麥克盧爾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白求恩所產生的誤解。在麥克盧爾的傳記中，引述了他寫給妻子艾米的一封家書：

　　同行的旅伴中，有位來自新西蘭的女傳教士。車上裝載的貨物里，也有屬于她的醫藥用品。凱瑟琳·霍爾是個中年女性，聰明有趣、落落大方。她長期居住在八路軍盤踞的五臺山地區，并一直與白求恩并肩工作。

　　眼下，她已辭去了基督教會里的職位，準備返回新西蘭工作一年。而她的這個決定，受到了在香港的左翼人士大力支持。她是個品德高尚的人，并不十分清楚政治的復雜性，但卻執著于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她對白求恩醫生的印象極佳。顯然，只要白求恩能夠克服他貪杯的毛病，就能出類拔萃地投入工作，且毫不畏懼艱苦生活。

　　有時候，碰到從加拿大來華的人們，大家免不了會提到人人耳熟能詳的白求恩。以前，我曾頗為坦率地談到他給我留下的印象。但是，從現在起，我不想再給人留下那種錯誤印象了，因為他是一個如此忠于職守、勤奮努力的人。

　　3

　　我感到奇怪的是，白求恩與麥克盧爾在潼關的不歡而散，以及麥克盧爾曾抵達延安，受到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這些史實，從未在白求恩和珍妮二人的文字中留下只言片語。

　　在麥克盧爾的傳記里，敘述了他在1938年2月抵達漢口時，特意招募了一位能講一口流利中文的加拿大傳教士醫生布朗（Dr. Richard Brown），加入了國際紅十字會，與他并肩工作。

　　在黃河沿岸，二人曾投入緊張的救援，治療大批被日本軍機炸傷的百姓。緊接著，他們又開著一輛大卡車，從西安出發，運送X光機等醫療物資，抵達延安，并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會面。傳記中有如下描述：

　　麥克盧爾醫生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任命后，很快就招募了布朗醫生，與他一同出發，前往陜西省，進入共產黨區域。

　　布朗醫生和麥克盧爾同為加拿大人，還是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二人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均為外科醫生，也都是傳教士。但布朗在鄭州以東數百里的商丘教會醫院工作。

　　麥克盧爾和布朗渡過黃河后，一路北上，最后來到共產黨的中心延安。在那里，他們自我介紹時說，他們是加拿大傳教士，代表國際紅十字會，前來協商如何運送醫療物資，以便幫助游擊隊戰士和當地百姓。他們受到了熱情接待，了解到運輸線路圖，還參觀了軍營和倉庫。

　　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并與這些領導人的下屬展開了討論。雖然兩位醫生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傳教士，但他們卻感到，對方微笑著，始終堅信他們也是共產黨。

　　布朗醫生身后留下的史料中，也有記述：

　　布朗醫生于4月10日抵達西安。在那里休息了數日，紅十字會已準備好一卡車醫療物資，4月17日星期日那天是復活節，麥克盧爾醫生和布朗醫生一同出發，前往延安。在延安，布朗醫生見到了白求恩和珍妮。

　　麥克盧爾醫生在延安短暫停留后，就返回西安，留下布朗醫生，準備與白求恩一起上前線。

　　直到今天，布朗醫生的兒子在溫哥華的家里，還懸掛著一面20世紀30年代的加拿大國旗，據說那是毛澤東贈送給布朗的禮物。

　　推算之下，麥克盧爾和布朗二人抵達延安并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接見的日期，大約是在1938年4月19日至20日前后。

　　然而，假如麥克盧爾是與布朗同乘一輛卡車抵達延安，并受到毛澤東等人接見的，為什么在中國革命歷史文獻中，看不到麥克盧爾這幾天留下的痕跡呢？

　　此外，在白求恩的書信中，以及在珍妮的回憶錄里，也都記敘了在武漢時見到布朗醫生，曾熱情邀請他加入醫療隊，前往五臺山抗日前線。

　　白求恩和珍妮于3月31日或4月1日（此處中外雙方記錄不同）抵達延安后，他們都提到，布朗醫生不久之后也抵達了延安，并描述了有毛澤東出席的電影招待會等活動詳情。

　　不過，他們倆卻均未提及，麥克盧爾是與布朗同時抵達延安的，不但送來了一卡車醫療設備，還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接見。麥克盧爾這個名字，似乎被刻意屏蔽了。

　　究竟誰的記錄更真實可信呢？難道說，顛沛流離的戰爭歲月中，很多人的正常記憶都被攪亂了？或者說，囿于政治信仰上的隔閡，人們選擇了隨心所欲地剪裁歷史？

　　前面曾提到，麥克盧爾認為，二人在潼關的爭吵，源于白求恩身上的“共產主義色彩過于濃厚”。

　　而珍妮在她晚年撰寫的回憶錄里，也曾提到，她與白求恩賭氣斗嘴時，每當她指出，白求恩骨子里其實并未擺脫“傳教士”的影響，白求恩都會怒不可遏，大發雷霆。

　　這種激烈的反應，也許解釋了矛盾分歧的根源。

　　4

　　白求恩、麥克盧爾、布朗、珍妮這四人，均為加拿大同胞，其中三位男性還同為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先后畢業的校友，大家也都為中國人民的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

　　我認為，造成他們之間的猜忌和誤解的，其實是某些在表層上相悖的東西。

　　白求恩出身于基督教牧師世家，但自從白求恩宣誓加入了共產黨，他就一直在努力脫胎換骨，擺脫掉宗教對他的束縛和影響。

　　珍妮雖非共產黨員，但她卻有個大名鼎鼎的父親。那位加共建黨初期的領導人之一，曾因其政治理念而身陷囹圄，成為媒體炒作熱點。

　　他們二人前往中國，旗幟鮮明，目標明確。因此，盡管在武漢逗留時，他們曾面對各種選擇，可以過上較為舒適優裕的生活，卻始終牢記著初心使命，義無反顧地奔赴黃土高原，在物資匱乏的窮鄉僻壤里，與中國軍民并肩奮戰。

　　布朗醫生的來華初衷則不同。1928年，他從多倫多大學醫學院剛一畢業，就踏上了華夏大地，懷著虔誠的宗教信仰，為社會底層救死扶傷。他被派往河南商丘的教會醫院服務，擔任外科醫生長達10年之久。他還有個中文名字：包志德。說句題外話，在那所醫院里，他的同事之一“饒大夫”，便是今天家喻戶曉的“大山”的祖父。

　　1938年初，目睹日寇在黃河兩岸的暴行，布朗醫生義憤填膺，主動向河南教會的負責人提出請求，利用自己的三個月假期，前往抗日前線，救治八路軍傷病員。

　　布朗醫生不僅醫術高超，且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他相伴，對白求恩來說，如虎添翼。盡管白求恩十分渴望他能留下來，與自己并肩工作，但河南教會的上層主管卻拒絕了布朗的請求，責令他立即離開共產黨八路軍，以免卷入中日爭端，給基督教會招災。

　　無奈之下，布朗醫生只得離開了五臺山，沿著太行山脈，一路南行考察。抵達中條山時，他曾與朱德總司令會面，詳細了解了八路軍迫在眉睫的醫療需求。

　　接下來，布朗醫生在大江南北奔走呼吁，通過國際紅十字會以及香港主教何明華的大力幫助，募集到了10萬銀圓，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修建了一所國際和平醫院。

　　可惜的是，這所凝結著多方國際友人心血的醫院，落成不到一個月，便在日本占領軍的炮火中焚毀了。

　　毫無疑問，布朗醫生雖然身為“傳教士”，卻以他愛憎分明的實際行動，贏得了白求恩的尊重。在布朗醫生離開五臺山后，白求恩一直在翹首期盼著他的歸來，并曾在一封封書信里呼喚：“布朗，布朗，你此時身在何方？”

　　5

　　檢視麥克盧爾的人生足跡，我注意到，他與上述幾位加拿大同胞的顯著不同，源于中國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濃墨重彩。

　　把麥克盧爾稱為“加拿大同胞”，似乎顯得牽強，因他除了金發碧眼的外貌，更像個土生土長的“河南老鄉”。

　　麥克盧爾的父母早年來華，在豫北衛輝城外的教會醫院里擔任外科醫生。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華北大地陷入混亂。年近半百的醫生夫婦帶著兩個女兒，在逃難途中，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兒子。孩子的小名，按照河南鄉間習俗，叫作“寶貝”。

　　與很多在中國大地出生成長的傳教士子女一樣，麥克盧爾也有中文名字，且不止一個，一曰羅明遠，一曰羅光普。也許是仿效古老的華夏文明，一為“名”，一為“字”吧。

　　“寶貝”生性活潑，自幼與鄉間孩子們一起，上樹掏鳥窩擼榆錢，下河戲水摸魚，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

　　“寶貝”8歲那年，父親與當地人一樣，給了兒子壓歲錢，一塊銀圓。他拿著那塊銀圓，與幾個中國孩子同去衛輝城里，在集市上閑逛。

　　“寶貝”不僅看到了五花八門的各色年貨，欣賞了地攤藝人的雜耍，還學會了討價還價。多年后，麥克盧爾仍記得，美味的“胡辣湯”里的素丸子，是用炸豆腐做的。

　　就在“寶貝”與小伙伴們享受著難得的快樂時，猛然間，一隊衙門里的清兵騎著高頭大馬從街頭馳過，手中鞭子啪啪啪山響，甩向道路兩旁。

　　行人先是匆忙避讓，但很快又圍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墻。孩子們被堵在了人墻外。待到人群高呼“哎呀”，作鳥獸散后，孩子們才終于湊到前面。5具剛被斬首的尸體，鮮血淋漓，橫陳街頭。從這天起，“寶貝”的童年就結束了。

　　“寶貝”長大成人后，與當地百姓一樣，捧著粗瓷大碗，用筷子熟練地挑起面條，呼嚕嚕大口吞食。見到城門口籠子里懸掛的人頭時，也異常鎮定。就連他的言談舉止，也帶有中國北方農民的樸實堅韌、豪爽幽默。

　　晚年時，形容到母親，麥克盧爾使用的詞匯，是河南農民常用的，“刀子嘴，豆腐心”。

　　6

　　青蔥歲月里，麥克盧爾回到了祖籍國加拿大求學。1922年，從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后，他立即返回黃河畔出生成長的故鄉，子承父業，當上了外科醫生。

　　在黃河北岸的沁陽、焦作、修武一帶，他建立了數個醫療點，騎著那個年月十分稀罕的自行車，東奔西忙。

　　年復一年，麥克盧爾招募了一批批當地人，在沁陽的教會醫院里親自進行培訓。中國人都聰明能干，一旦掌握了簡單的外科手術技能，便會在不同鄉鎮里，甚至就在教會醫院的同一條街上掛牌開業。

　　據麥克盧爾敘述，不少在華的教會醫院都曾面臨過此種現象。有些傳教士將此視作中國人的忘恩負義、惡性競爭，深為不滿。但土生土長的麥克盧爾，視野卻與眾不同。也許，長期浸淫在“和為貴”“吃虧是福”的傳統文化里，他早已接受了潛移默化中的影響，能以達觀的心態，對待這種沮喪。

　　在他看來，遍地開花的“赤腳醫生們”至少是方便了民眾、對社會大有裨益的好事。于是，麥克盧爾這個“師傅”采取合作方式，與徒弟們建立起一張醫療網，不僅慷慨大方地為徒弟們提供醫藥設備，從事簡單治療，也負責接收他們轉來的疑難重癥。

　　麥克盧爾念念不忘的，有個鄉村女子，叫愛蓮。

　　愛蓮的父親在太行山南麓的山腳下開了一座養馬場，算是當地殷實人家。女孩19歲那年，為逃避包辦婚姻，輾轉落腳沁陽的教會醫院。她目不識丁，卻聰明伶俐。

　　麥克盧爾找來一只狗，為其施行了腹腔手術，讓愛蓮觀摩了整個過程。他發現，面對鮮血，這個女孩沉穩鎮靜，遇事不慌。于是，他大膽啟用愛蓮，將一個文盲培養成了手術室護士。

　　麥克盧爾感嘆，當年自己做手術時，不用吭聲，只需伸出巴掌，刀、剪、鑷、鉗、針、線，愛蓮就從未遞錯過。相形之下，有些從加拿大遠道而來的受過專業培訓的護士，都遠不及愛蓮機靈，遠不及愛蓮與他配合得默契有加。

　　愛蓮跟隨在麥克盧爾身旁，整整6年時光。她不僅是他在手術室里得心應手的助理，也常為他排憂解難。

　　一天晚上，麥克盧爾得到密報，正在醫院病房里療傷的幾個土匪，有人私自在枕頭下藏匿了一支壓滿子彈的手槍。于是，麥克盧爾與愛蓮配合，演了一出雙簧。

　　夜里十點，病房熄燈前，只見愛蓮猝不及防，突然堵在了門口，拔出一把左輪手槍來，對準了病床上的土匪們，凜然正色道：“誰敢亂動一下，你老婆今黑夜若是成了寡婦，可別怨我！”

　　滿屋兇悍頑劣的土匪，都被這個年輕女孩嚇呆了。趁此時機，麥克盧爾從另一扇門快步沖入病房，迅速拿走了藏在枕頭下的那支手槍。

　　當然，愛蓮并非戰無不勝的巾幗英雄。某日，她獨自一人騎著駿馬，去百里外的父母家探親時，途中遭遇土匪，搶走了她的手表。

　　接連數日，愛蓮悶悶不樂。那塊精巧的女式手表，是麥克盧爾從萬里之外的加拿大帶回來，送給她的禮物。友情與喜愛，不言自明。但讀者無須多想。一切有神明約束著呢，僅此而已。在麥克盧爾心中，愛蓮是一朵潔白的蓮花，象征著仁慈、善良。

　　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鄉村女孩，在風卷殘云的動蕩歲月里，等待著她的，會是怎樣的命運呢？

　　侵略者的鐵蹄踏入黃河河畔后，愛蓮落入了魔掌。罪名很簡單。她與當地的“赤腳醫生們”攜手，救治了大批抗日游擊隊傷兵。

　　愛蓮受盡了酷刑折磨，但寧死不屈。日本人不僅殺害了這個年輕的姑娘，也殺害了太行山腳下養馬場里的一家老小。

　　7

　　盧溝橋事變后不久，麥克盧爾就輾轉大江南北，穿梭于東西半球，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嘔心瀝血地奉獻。

　　他曾因車禍身負重傷，返回祖籍國加拿大治療，卻拖著病體，在北美多個大城市演講，為中國抗戰募捐。

　　當他前往首都渥太華，面見加拿大外交部長和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時，曾義正詞嚴，抗議加拿大政府的鼠目寸光，出于經濟利益考量，把戰略物資“鎳”出口給日本，使中國人民的抗戰雪上加霜。

　　他的挑戰激怒了政客們。總理麥肯齊·金不僅毫無愧色地宣稱，出口給日本的鎳，“數量遠遠超過了你麥克盧爾的想象”！并威脅恐嚇，逼迫麥克盧爾公開道歉，消除輿論對政府的負面印象，否則他將按加拿大的戰時條例，送他去蹲監牢！

　　麥克盧爾說，相比于中國軍民赴死奮戰的勇氣，他從心底里瞧不起“這些沒有脊梁骨的油滑政客”。

　　在他寫給妻子艾米的一封家書里，麥克盧爾透露了出席一次晚宴時的復雜心境。

　　那次晚宴，是紐約的基督教會舉辦的，旨在為中國抗戰籌款。

　　“晚宴上露面的，皆為腰纏萬貫的大亨。與那些人相伴，不得不言辭謹慎。因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哪怕僅有一絲一毫沾了‘粉紅色’的邊兒，那些人的臉色都會變得十分難看。”

　　但麥克盧爾的心愿，恰恰是想支持戰斗在太行山脈的“紅色”抗日游擊隊。

　　他對中國共產黨極為崇敬，承認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對他們的奮斗目標也基本贊同。當有人提及那些引發了非議的暴力革命時，麥克盧爾冷靜地回復道：“經歷了大革命時期的血腥后，我不想對國共兩黨的任何一方施加道德審判。”

　　在麥克盧爾小心翼翼的斡旋下，那次晚宴成功籌集到了數千美元。

　　然而，當他返回中國，目睹了重慶官場的貪腐后，又深感心寒。尤其是當他得知，千辛萬苦從世界各地募捐來的醫療物資，卻受到了蔣介石夫婦的阻攔，不許運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區根據地，他更是陷入了徹底失望。

　　回首往事，麥克盧爾不無遺憾。傳記中提到：“麥克盧爾離開延安后，確實作出了安排，讓國際紅十字會往共產黨的游擊區運輸物資，但雙方卻一直難以溝通。八路軍始終未能與他保持聯系。直到一年多后，他才了解到，國民黨實際上阻撓了紅十字會對共產黨的運輸。”

　　一年多后？也許，在1939年秋天那次漫長的旅途中，聽新西蘭護士凱瑟琳親口敘述了太行山上八路軍醫藥匱乏的狀況，車隊抵達貴陽后，又傳來噩耗，白求恩割破手指、感染后卻無藥可治，英勇犧牲了。此時，麥克盧爾才幡然醒悟了吧！

　　他對蔣氏夫婦曾有的信任，從此終結了。

　　8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后，加拿大派遣兩千名士兵前往香港，保衛這塊英國殖民地。圣誕節時，香港淪陷，超過500多名加拿大士兵陣亡。不知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聞知，會作何感想？

　　1942年上半年，日軍已長驅直入，占領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在此后近3年的時光里，國際援助物資抵達中國境內的唯一渠道，是經由喜馬拉雅山空運。

　　那條令人毛骨悚然的“駝峰”航線，始于印度東北部，要飛躍世界上最兇險的地形，從空中俯視一萬多英尺的高山峻嶺、森林覆蓋的洶涌江河。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近600架飛機墜毀，數千人犧牲在這條航線上，其中不少是來自美國的飛行員。

　　飛機墜毀后，有的飛行員跳傘逃生，落入荒無人煙的峽谷，很多人身負重傷，急需救援。麥克盧爾組建了一支“友誼救護車隊”，親任隊長，駕車往返于滇緬公路上，搶救傷員。

　　為了及時救治落入深山峽谷的飛行員，麥克盧爾雖已過不惑之年，仍專門學習了跳傘技術，多次跳入山中，對飛行員進行及時的醫療救護。

　　某些細節，也只有像麥克盧爾這樣的親歷者，才能擁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他回憶說，日本占領軍貼出了賞格，用金條和銀圓，交換跳傘的美國飛行員。

　　侵略者的報復手段，殘忍至極。麥克盧爾的英國朋友，曾目睹一個被俘虜的美國陸軍飛行員被活活釘死在十字架上，也看到過一個黑人士兵被捆住手腳，拖在馬車后，在香港街頭狂奔，直到他變成一顆“被削了皮的土豆那樣”，皮開肉綻，悲慘斷氣。

　　居住在滇緬邊境的，皆為少數民族部落。人們雖喜愛金銀，但食鹽這種生活必需品，在他們眼里更為珍貴。尤其是日軍切斷馬幫通路后，食鹽就成了匱乏物資。

　　麥克盧爾通曉民情。他親自出馬，與部落里頭人達成協議，按照飛行員的體重，論斤付鹽。凡是被山民帶出峽谷的，每斤體重可兌換一斤食鹽。若因傷重不能行走，需山民抬出峽谷的，則每斤可換二斤食鹽。

　　交換方式簡便易行。麥克盧爾開著救護車，拉去一袋袋食鹽，還有一臺蹺蹺板，抵達了滇緬邊境的路口。蹺蹺板的一頭，放上去飛行員，連同他的降落傘、背囊、手槍，另一頭則是裝滿食鹽的口袋。

　　除了食鹽，麥克盧爾還通過部落頭人，做了大量宣傳動員。因此，盡管日本人的懸賞十分可觀，足夠當地人一生衣食無慮，卻沒有一個被救的美國飛行員被轉交到日本人手中。

　　麥克盧爾說，有位美國上校曾來邊境，向山民們表達感激之情，讓他幫忙，翻譯成中文。“可是，部落里的人說，那個白人說什么要在電臺上大肆宣傳，明天早上就會有幾百萬美國人知道我們的英雄行為了，哼，誰稀罕那些東西？不能吃不能穿，有啥子用嘛！”

　　部落頭人讓麥克盧爾轉告這位美國上校：“我們這里的人，不是聽誰說了啥，而是要看他的眼睛。你告訴這個白人，我們不喜歡他的眼神。”

　　不難感到，麥克盧爾對自己身為“中國通”的地位，頗為自豪。

　　9

　　在滇緬邊境奮戰的歲月里，麥克盧爾也遇到了老校友布朗醫生。

　　當初，因幫助八路軍工作了3個月，布朗醫生受到了教會高層的非難，他憤而辭職，離開了豫東商丘，帶著妻子兒女，轉往青島，開私人診所行醫。

　　英國參戰后，布朗醫生加入了駐緬甸的英軍，任隨軍醫生。但他的妻子兒女，卻被關入了日本人的集中營。

　　一別數年，兩位老校友在滇緬邊境重逢，感慨萬千。當然，他們一定也回憶起另一位杰出校友，那位已長眠于太行山的英雄。

　　艱苦卓絕的抗戰，終于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但麥克盧爾面臨的考驗遠未結束。

　　1945年夏，滇緬邊境突然暴發嚴重的瘟疫。他沒有逃離，而是繼續留在當地，處理四處蔓延的災難。

　　那是一段令人恐懼的歲月。麥克盧爾曾在一位扎根深山終生的法國老神父帶領下，踏入了一片密林。

　　老神父說，幾天前他曾來過這里。蜿蜒的山道旁，兩邊各自有一片茅舍。左邊的那個村寨里，共有22個染疾的兒童。右邊的村寨里，也有數目不相上下的幾十個。然而，老神父口袋里，當時僅剩下88粒磺胺藥片。每個病童需要的最低劑量，是4粒磺胺。

　　怎么辦？老神父舉棋不定。最后，他狠狠心，把88粒磺胺全部發給了左邊村寨里的兒童。右邊那座村寨里的孩子們，則只能用阿司匹林充當安慰劑了。

　　此刻重返這片山林，老神父忐忑不安。站在山道旁，躊躇不前。麥克盧爾身為醫生，當然懂得他內心的掙扎。

　　最后，二人還是硬著頭皮，邁入了村寨。果然，左邊的22個病童均已痊愈，而右邊的那幾十個孩子，卻已離開了人間。

　　除了與死神爭奪生命外，麥克盧爾還要躲避正在撤離的日軍。他認識的3個法國傳教士，都扎根滇緬邊境多年。其中兩位，不幸被日軍抓捕，被剜掉眼睛，用鐵絲穿住鎖骨，拉拽著，作為人質，隨日軍一起撤退了。

　　唯一活下來的，便是那個年邁的老神父。他恰好與麥克盧爾結伴，到深山老林里去治療瘟疫。山民們藏起了他倆，才沒落入日軍手中。

　　麥克盧爾在戰爭年代的無私無畏，令英國駐華大使深受感動。他曾向加拿大政府建議，任命麥克盧爾為新一任駐華大使，但遭到了麥肯齊·金的拒絕。可以理解，渥太華那場唇槍舌劍，總理閣下依舊懷恨在心呢！

　　10

　　圍繞著麥克盧爾的流言，是他曾與蔣介石夫婦過從甚密。也許，這一流言，造成了他的名字從未出現在白求恩與珍妮留下的文字中。在這兩位疾惡如仇的共產主義戰士眼中，與權貴交往，恰屬令人鄙視的污點。

　　盡管麥克盧爾親自押送著一卡車醫療物資，送到了延安，中共領導也熱情地接待了他，但八路軍從此卻未與他繼續保持聯系。難道說，也是因為流言蜚語的影響嗎？

　　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一篇20世紀80年代的加拿大英文媒體報道中，曾用概括性的語言介紹麥克盧爾醫生：“盡管他與紅十字會有關系，卻仍然遭到過國民黨軍隊的逮捕；由于他并非共產黨員，毛澤東曾親口問過他，你為何要幫助中國人民呢？日本人則把他列為中國間諜，在城門口貼了布告，懸賞5萬大洋捉拿他，無論死活。”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很快就占領了華夏半壁江山。麥克盧爾在黃河兩岸奔走，全力組織他曾經培訓過的“赤腳醫生們”，及時投入戰地救援。

　　他曾詳述過在黃河畔的一次遇險，差點命喪黃泉。

　　當他身穿黑色皮夾克、腿上套著長筒靴，蹬著自行車，在抗日前線視察敵情時，被駐防的國民黨軍隊扣押了。因他生了一張白種人面孔，卻操著一口流利的河南農民方言，因此被疑為“受過蘇聯人嚴格訓練的共產黨間諜”，被五花大綁地關押在黑屋子里，準備槍斃。

　　萬念俱灰時，也許是上帝伸出了援手，麥克盧爾竟奇跡般得以逃生。然而，驚魂甫定，剛剛回到他自幼生活的豫北小城，站在夜幕籠罩的衛河畔，呼吸著熟悉的潮濕空氣，他便看到了張貼在衛輝城門口的布告。

　　日本人正在懸賞捉拿“羅明遠大夫”，大洋5萬，無論死活。

　　11

　　日本人對他的仇恨，不難理解。與蔣氏夫婦的交往，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春天，麥克盧爾正在武漢處理國際紅十字會的事務時，突然收到了一個神秘的通知。

　　按照叮囑，他來到一個街口等候。一輛小汽車悄悄停在了身旁，拉上他七拐八彎，來到了一處風景優美的花園別墅。在那里，他第一次見到了蔣氏夫婦，享受了一頓不錯的晚餐。

　　蔣氏夫婦向他表達了歉意，言之為安全起見，不得不采用這種詭秘方式見面。這對夫婦說，在武漢停留期間，他們每天都需更換一個地址下榻，以防被暗殺。

　　宋美齡妝容精致、舉止優雅，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她不僅擁有敏銳的頭腦，身上還散發著高檔香水的魅力。

　　麥克盧爾承認，年近不惑了，還從未見過此種類型的中國婦人，當下即被迷住了。

　　接下來，宋美齡脫去了高等華人的外殼，扮成普通家庭主婦模樣，跟在麥克盧爾身旁，一同視察紅十字會的救援工作，以及武漢的孤兒院。

　　在與這對掌握著中國政壇大權的夫婦交往過程中，麥克盧爾曾多次直言不諱，對他們提出過忠告。譬如，他曾對蔣總統提到：“您屬下的某某官員品行惡劣，臭名昭著，應被革職，以免影響政府聲譽。”

　　蔣總統聽了，卻反問他：“假如那些人曾幫助你打天下，豈能過河拆橋呢？西方國家的元首們，有誰那樣做過嗎？你能舉出例子來嗎？”

　　麥克盧爾說，在抗戰歲月里，他曾多次在重慶與周恩來會面，也十分敬佩中國共產黨人。他深感沮喪，當時他對政治的復雜、國共兩黨的分歧之深，實在缺乏足夠認識。他與紅十字會的成員們都以為，大敵當前，人們會為了中國的前途而放棄偏見，精誠合作呢！

　　然而，皖南事變的發生，震驚了中外。麥克盧爾氣憤地說，蔣介石調動了他50萬最精良的嫡系部隊，在江南圍堵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就連美國派遣到中國、給蔣介石當助手的史迪威將軍都看不下去，要求蔣總統解除他的圍堵，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但無人肯聽。

　　12

　　我曾看到過一種說法，提到20世紀朝鮮戰爭以及冷戰期間，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數次質問美國政府，你們擁有核武器，為何不朝中國大陸扔原子彈呢？

　　我目前看到的，僅僅有一份美國政府解密后的文件，與這種說法似乎相關。

　　1965年9月，宋美齡以私人身份訪美期間，曾與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臘斯克（David Dean Rusk）、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等人共進晚餐。席間交談，有記錄在案。

　　言談中，宋美齡表達了她的愿望，切盼美國能出手，摧毀中國剛剛研發成功的核武器。

　　……國務卿說，我們應當設想，我們所面對的是理性的人，而非瘋子。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使用核武器來對抗美國，因為美國擁有的報復力量，會導致他們自己被消滅掉。任何那種行為都純粹是自殺行為。

　　蔣夫人回答說，中國共產黨并非有理性的人。他們對權力極為瘋狂，為了達到目的，會不擇手段。

　　她表示，中共核武器的研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代價，不僅對周邊的亞洲國家，而且對美國也構成了威脅。

　　她說，如果兩個人面對面時，一個人手里持有可發射50顆子彈的武器，另一個人手里持有的武器僅能發射兩顆子彈，那么，擁有較少武器的一方，就可以在對方使用較大武器之前，率先摧毀對方。

　　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實際上向她表明，如果那個持有兩顆子彈武器的人能夠意識到，這將意味著他自己的死亡，那他是永遠不會開槍的。

　　蔣夫人表示，在當前中共核力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美國唯一的行動方針，是現在就動用手段，在中共的核能力達到危險程度之前，便立即摧毀其核設施。

　　國務卿隨后問，假如采取了這樣的行動，中共將會采取什么行動。

　　蔣夫人回答，他們定會掀起軒然大波。

　　國務卿隨后表示，在他看來，中共的反應將是暴力的，并且基本上會導致他們使用其主要武器，即龐大的人力資源，在其境外進行攻擊性報復行動。在這方面，我們無法動用美國的人力資源來抗衡這種行動，而必須訴諸核武器。但在那種情況下，美國若是發動了核戰爭，將會受到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一致譴責。

　　國務卿表示，假如眼下在北京執政的是國民黨政府，而在中國發生了核武器襲擊的話，國民黨肯定也會全力以赴，進行反擊的。

　　蔣夫人表示，也許不必一定要使用核武器；此外，中國也無法在其境外開展過多的行動。

　　國務卿隨即表示，美國人口僅有一億九千萬，而中國卻有六億多，他希望蔣夫人能夠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力投入亞洲，以寡敵眾的。

　　……

　　讀了這些片段，宋美齡的迫切心態，西方政客的老練圓滑，均可窺一斑。

　　不由得想，假如暮年時的麥克盧爾看到這段對話，在武漢別墅里那個高貴優雅的形象，是否會頃刻間崩塌？

　　13

　　歷史像天際星河，留下了數不清的謎團。多年后，等我試圖尋找真相，親自采訪麥克盧爾時，才發現早在1991年，他過完90歲生日后不久，就已離開了人間。

　　我懊悔莫及，為什么當年會漫不經心，參加完那場夜色籠罩下的雞尾酒會后，沒立即動身，去采訪這位陌生的國際友人呢？

　　1948年底，國共內戰的炮火不絕于耳時，麥克盧爾回到了太行山南麓的小城沁陽。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他一如既往，組織昔日的“赤腳醫生”隊伍，投入救援。

　　無論他曾卷入過何等兇險的政治風浪，麥克盧爾畢竟只是個醫生。救死扶傷，乃其天命。他從未打算要離開這片被他視作故鄉的土地，然而，由于在加拿大求學的女兒罹患重病，他不得不匆匆離開了中國。很快，“故鄉”的大門就在他身后關閉了。

　　返回加拿大后，他初衷未改，持續數十年，前往亞非拉貧窮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印度、加沙，為需要幫助的人民建立醫院，培訓醫生，奉獻了一生。

　　回望來路，麥克盧爾的中國歲月，也曾九死一生。

　　與他的同胞、校友白求恩一樣，麥克盧爾也曾不戴膠皮手套就上手術臺，割破過左手食指并受到了感染。慶幸的是，他沒被死神奪去生命。

　　當他在抗日前線運送救援物資時，也曾出過車禍，被夾在兩輛相撞的卡車中間，導致數處骨折，留下了終身殘疾。

　　還有一次，在滇緬公路上，在他前面的兩輛卡車以及緊跟他后面的一輛，均遭遇了土匪設置的路障。其中一輛卡車滾下了懸崖，全車人喪生，而他卻逃過了一劫。

　　童年在河南鄉村的生活經歷，讓“寶貝”早已看淡了生死，也習慣了在夾縫里生存。

　　麥克盧爾曾詼諧地說：“只要上帝還想用我們，就會讓我們活著。要是哪天不想用了，我們在多么安全的地方待著，也無濟于事！”

　　好在上帝讓他一直活著，親眼看到了華夏大地的變遷。

　　20世紀70年代初，在一批出生成長于中國的加拿大傳教士子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加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滿頭銀發的麥克盧爾，迫不及待地回到“寶貝”出生成長的土地上，尋找槍林彈雨中幸存下來的“赤腳醫生們”，還有兒時一同爬樹戲水的伙伴。

　　他曾多次帶領加拿大朋友，前往與死神搏斗過的云貴高原，舊地重游，為那些不知名的烈士們，點燃一束心香。

　　返回多倫多后，麥克盧爾受到了頻繁的演講邀請，每月平均十幾場，為人們介紹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

　　他說，中國共產黨政府的許多舉措，都令他倍感欣慰，由衷地敬佩。在他看來，很多改造社會的努力，如普及全民教育、在鄉村建立合作醫療、農業生產的集體化、婦女解放等措施，均為當年西方傳教士們歷經幾代人，孜孜不倦，試圖在中國實現的宏偉目標，可惜卻一直未能實現。

　　麥克盧爾特意提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在沁陽一帶率先實施的“計劃生育”。

　　一個農民家庭，一旦生夠了父母所期望的子女數目，麥克盧爾便會主動上門，向他們介紹各種避孕措施，以期改善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

　　說到此，他又提到了愛蓮，且意味深長地說，那個美麗溫柔的名字，與她的性格截然不同。

　　愛蓮曾在手中揮動著手術刀，繪聲繪色地描述輸精管結扎的具體過程。她的口吻極為夸張，但巧妙地傳遞了一個信息：她那塊心愛的女式手表被土匪搶走了，假如拿不回來的話，有些人將要面臨的，恐怕是神不知鬼不覺間就被“劁”掉。

　　聽她演說的，是一群躺在病房床上的男性。三六五等，皆鴉雀無聲。

　　兩天后，那塊意義非凡的女式手表，悄然完璧歸趙。

　　14

　　橫跨東西方文化，培養了麥克盧爾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

　　提到“赴華傳教士”這個群體時，他曾說，傳教士與普通人一樣，也是良莠不齊的，不應一概而論。當初從北美赴華的傳教士中，有些人并非出于高尚的理念，甘愿為貧困落后地區的人民服務，而是受到各種因素的驅使。譬如有些人，身無一技之長，不過是需要找個飯碗罷了。那種人到了中國后，往往貪圖享樂，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民眾，假如招致當地人反感，也是咎由自取。

　　看到這段話，我想起了另一個加拿大人，他與布朗醫生也息息相關。

　　威廉姆·懷特（William White）堪稱名人。他青年時代赴華，在中國福建、河南傳教，長達數十年之久，曾獲取了“河南省主教”的桂冠。此人癡迷于中華文化，有個考古學界熟知的中文名字，懷履光。

　　布朗醫生在河南商丘的教會醫院工作時，他的頂頭上司，恰為懷履光。

　　當主教大人獲知，布朗醫生跟著白求恩上了五臺山，幫助共產黨時，他驚慌失措，深恐得罪了日本人，遭到報復，因此勒令布朗醫生立即返回商丘，不得繼續幫助八路軍。

　　我曾讀到過布朗醫生寫給教會上層的幾封信，痛心疾首，揭露某些道貌岸然的基督徒自私偽善、唯利是圖的嘴臉。

　　讀了懷履光傳記后，我才了解到，這位主教大人之所以青史留名，其主要功績與中國古董的漂洋過海息息相關。

　　懷履光在華期間，適逢清朝滅亡、軍閥割據、盜墓賊猖獗的混亂年代。此種環境，為主教大人與古董商合作，提供了絕佳契機。洛陽金村古墓案，便曾轟動一時。

　　經懷履光之手運回加拿大的，除了大批甲骨、石刻、青銅器外，還有晉南稷山縣興化寺里的元代壁畫，著名的“彌勒佛會圖”。那幅幾丈高的壁畫，被小心翼翼切割成了63塊，才得以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30多年前，我第一次踏入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眼前赫然呈現出那幅重新粘貼一體的壁畫。恢宏的氣勢，令我震憾。

　　此外，洪洞廣勝寺里精美的元代壁畫，據悉也以同樣的切割手法，出現在了美國的博物館里。是何人所為？撲朔迷離。總之，是又一例“中外合作”的成果。

　　憑著這些成果，懷履光主教衣錦榮歸，返回家鄉，在多倫多大學開創了東亞研究系，成為首任負責人、教授。

　　麥克盧爾醫生絕非趨炎附勢之人。雖然他們同為在華幾十年之久的教會人士，我卻從未讀到過這二人之間的交往記錄。

　　步入晚年后，面對20世紀80年代的加拿大社會，麥克盧爾也曾發出過尖銳批評，指責民心墮落，追求物質享受，年輕人喪失了理想，不愿奮斗。

　　他說：“當年，日本侵略者占領了中國的半壁江山，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不屈不撓，頑強地奮斗著，因為他們心懷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理想社會的信念。今天的加拿大人，應當學習中國共產黨人，用美好的理想，充實青年一代的心靈。”

　　這些言論，在加拿大社會引發了強烈反響，不少年輕學子深受鼓舞，立志以麥克盧爾醫生為榜樣，投入改造社會的洪流之中。有個年輕人甚至創作了一出話劇“活著的白求恩”，在多倫多演出了多場。

　　思緒至此，我心中不無遺憾。主義，信仰，雖非完美無缺，卻無不蘊含了人類追求平等公正社會的夢想。錯的，僅僅是人罷了，是那些扭曲和背棄了信仰的人們。

　　貼什么標簽，叫什么名稱，其實并不重要。真正的人，無論外界怎樣看你，終其一生，都會堅守對美好精神的追求。

　　今天的我們，如何才能跳出約定俗成的偏見，用真誠的目光，客觀地打量每一位國際友人，對他們作出公正的歷史評價呢？■

　　（作者單位：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