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起義的大軍里，閃現著30多名女兵的颯爽英姿。南昌起義時，她們或在參謀團，或在師政治部，或在宣傳隊，或在救護所，在不同的崗位上英勇戰斗，是一支重要的起義力量。她們是人民軍隊歷史上的第一批女兵，為南昌起義的成功、為新型人民軍隊的創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被周恩來稱呼為“女將們”

　　參加南昌起義的30多名女兵大多來自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兵隊，少數來自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創辦的婦女訓練班。

　　1927年7月，繼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后，武漢形勢也緊張起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兵隊被迫解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及時作出安排，190名學員有的轉入地下工作，有的被分配到上海、長沙、廣州等地，有的轉移到南昌參加武裝起義。

　　新中國成立后，原中央政治學校女生隊學員在北京合影，從左至右為：第一排：彭文（彭援華）、譚勤先、胡毓秀，第二排：熊天春、陳云裳、釧復光、曾憲植、彭漪蘭、周月華、黃杰、楊慶蘭、楊慶桂

　　南昌起義成功后，部隊提出要到廣東創建革命根據地，準備舉行第二次北伐。從南昌到廣東千里之遙，要跨過無數山川，并且前有敵軍堵截，后有追兵追擊，處境十分危險。當時，又恰逢酷暑時節，行軍之苦是可想而知的。為此，前敵委員會打算把女兵們留在原地，轉入地下工作。

　　女兵們知道這個消息后，紛紛找到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堅決要求隨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周恩來耐心地對女兵們說：“這次行軍，路上不知要打多少仗，加上天氣炎熱，我們又沒有經驗，不知要吃多少苦。留下來做地下工作，同樣是干革命嘛。”

　　可是，以胡毓秀、王鳴臬為首的女兵們一心要跟起義部隊走，甚至流著眼淚一個勁兒地央告著：“讓我們去吧，讓我們去吧。”

　　看女兵們的態度如此堅決，周恩來便答應了她們的要求。女兵們見自己隨軍南下的愿望得以實現，高興地蹦著、跳著、笑著，奔走相告。8月4日，她們如愿地隨軍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行軍路上，女兵們背著自己的日用品、換洗的衣服、夜間露宿用的毯子等物品，體格健壯的還背上一些公共用品和物資。被女兵們稱作“四大金剛”的楊慶蘭、譚勤先、陳覺吾、王鳴臬等人，還背著步槍、子彈、手榴彈等武器裝備。如此負重簡直使人不敢相信她們是年輕的女兵。

　　8月，酷暑難當，每個人從早到晚都是汗淋淋的。晴天的時候，身上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濕衣貼在身上，十分難受；干衣帶著斑白的汗跡，硬邦邦的也讓人不舒服。雖說沿途有群眾供應茶水，可因汗流得太多，總感到舌干唇焦。每當遇到溪水，大家就從腰間取下搪瓷缸來，喝個不停。在女兵當中，有幾個纏過腳的姑娘，走起路來十分吃力，可她們始終頑強地堅持著，沒有一個掉隊的。

　　一個星期后，部隊來到了撫河邊上。敵人事先把所有的船只都弄走了，渡河遇到了困難。指揮部選擇了一處水深齊腰的河段，命令部隊涉水過河。女兵們和男兵一樣，毫不猶豫地下到河里，手挽手地蹚水而過。

　　南昌起義軍南下路線圖

　　通常情況下，部隊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任務或緊急情況，一天要走上百里。女兵們腳上磨出了血泡，腰腿走得酸疼，卻沒有一個人叫苦。進入武夷山區后，到處是高山峻嶺，每天在崎嶇的小路上行軍，不要說女兵，就是許多男兵也吃不消。但女兵們相互鼓勵著，有時她們邊走邊唱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們奮斗；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這首《少年先鋒隊歌》，她們唱了一遍又一遍，振奮大家的精神。

　　一天，周恩來來到女兵們中間，興致勃勃地說：“女將們，你們這一路表現很不錯，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們打下廣東站穩了腳跟，就派你們到蘇聯去深造，專攻軍事。”

　　“是真的嗎?”女兵們高興地跳起來。周恩來笑著說：“怎么不真?將來革命發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這一路上看得出你們女兵能和男兵一樣過嚴格的軍事生活，將來也必然能夠和男同志一樣擔起更重要的革命工作。”

　　周恩來的話在女兵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本來，聽到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稱她們是“女將們”，大家心里就已經是熱乎乎的了，又聽說將來她們可以到蘇聯深造，更是激動不已。

　　和惲代英一起開展宣傳工作

　　宣傳工作是女兵們南下途中的一項主要任務。前敵委員會委員惲代英和女兵們一起開展宣傳工作。

　　惲代英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之一。他曾擔任過上海大學教授、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廣州農民講習所主講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總教官，既有著堅定的政治信念，又有著精深的理論水平。開始，女兵們不會做宣傳工作，惲代英鼓勵大家說：“你們要學會把我們的革命任務向老百姓宣傳，使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政策，我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革命才能得到勝利。希望你們在實際工作中多鍛煉自己，成為一名出色的黨的宣傳家。”

　　女兵們聽了惲代英的話，受到巨大的鼓舞，宣傳熱情十分高漲。

　　宣傳工作的任務之一是書寫大標語。在沿途村莊的墻壁上，惲代英指導女兵們寫下“打倒軍閥”“打倒蔣介石”“開展土地革命”“工農革命萬歲”等標語。書寫標語是吸引群眾、開展街頭宣傳的好辦法。在書寫標語時，四周聚攏了很多群眾觀看。標語寫完了，群眾也集合好了，惲代英和女兵們就站到凳子上，高聲講演，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的弊病，宣傳黨的土地政策，號召農民起來參加土地革命。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煽動，群眾沒等起義軍到來就躲了起來，標語寫好了也看不到一個老鄉的影子。后來，女兵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站在街頭上大聲地唱歌，用悠揚的歌聲召喚群眾。開始只吸引來一些孩子和婦女，時間一久便把受蒙騙的群眾都召集起來了。

　　為了增強宣傳的效果，女兵們還自編自導自演文藝節目。其中彭援華編排的《老祖母念經》尤受歡迎。彭援華是湖南人，原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讀書，大革命驟起時，她投身革命的洪流，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隊學習。女隊被迫解散后，她又毅然奔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南下途中，她一直是宣傳工作的骨干。《老祖母念經》講的是江西鄉村一戶農家，祖孫三代過著安定的生活，老祖母總以為這是她念經的結果。然而，在一天晚上，國民黨軍來拉夫，把她的兒子抓走了。盡管老祖母仍在天天念經，可家中的生活卻在每況愈下。不久，她的小孫子患上了疾病，因無錢醫治而夭折，只剩下老祖母和兒媳過著凄涼的日子。《老祖母念經》告訴人們，是土地和勤勞使人民生活富裕，是國民黨新軍閥把人民推入了火坑，號召人們認清新軍閥的反動面目，積極行動起來，開展土地革命斗爭。在劇中，彭援華扮演老祖母，演得逼真活脫，宣傳效果非常好。

　　1973年，彭援華與丈夫靖任秋合影

　　行軍途中，惲代英處處照顧女兵們。組織上分配給他一匹馬，但他一直堅持步行，把馬讓給體弱的女兵騎。女兵們也處處關心著惲代英。惲代英高度近視，離開了眼鏡走路都困難。可偏偏有一天，他的眼鏡腿被碰壞了一只，只好用一條細繩將眼鏡系在耳朵上。進入武夷山區后，道路狹窄而崎嶇。女兵們看到惲代英行動不便，好幾次硬是把他推到了馬背上。每當這個時候，惲代英總是說：“謝謝女將們的關心，我能行，我會留心的。來，唱支歌吧。”

　　于是，行軍路上又響起了女兵們的歌聲。

　　一名“女將”曾將陳賡背到救護所里

　　起義軍南下到了瑞金附近，遭到敵軍阻擊，戰斗頻繁，傷員增多，女兵們大都改做救護工作。體格強壯的女兵，到前線去搶救傷員；體格瘦弱的女兵，在臨時救護所里擔任護理員。

　　戰場搶救傷員工作既繁重又危險。由于戰斗激烈，傷員不斷出現，救護人員要像走馬燈似的奔走在前線與后方之間，每天累得腰酸腿疼，并時常受些輕傷。在會昌，戰斗異常激烈，傷員也格外多，女兵們山上山下跑個不停。她們飯顧不上吃、水顧不上喝，和民工們一起把每個傷員運到戰地救護所里。一天傍晚，女兵們在山坡上尋找，見沒有傷員，正準備下山。這時，被大家稱作“大力士”的楊慶蘭突然發現一條水溝邊的草叢里躺著一個人。走近一看，原來是七十三團二營營長陳賡。在與錢大鈞部激戰中，陳賡左腿兩處中彈，膝蓋處的筋被打斷，腳腕骨被打折。當敵人沖上陣地時，陳賡翻身滾進了水溝的草叢里。葉挺率二十四師主力趕到，將敵軍殺退，陳賡卻一直昏迷在草叢里。楊慶蘭見陳賡的傷勢嚴重，二話沒說，背起他就往山下的救護所奔去。陳賡得救了，傷愈后，屢建戰功，1955年還被授予大將軍銜。

　　晚年的楊慶蘭

　　在醫院或救護所里，女兵們干得也很出色。救護工作要從創造最基本的工作條件開始。沒有現成的病房，女兵們就把村里的祠堂、工棚打掃干凈；沒有床鋪，女兵們就到村里動員老鄉，借來門板，搭起一張張臨時鋪位；藥品不足，女兵們便向鄉醫學習民間處方，用中草藥為傷員醫治；有些傷員需要手術，將子彈或彈片取出來，但因外科大夫太少一時做不到，女兵們只好每天為他們換藥，以減輕其傷痛；有些傷員的戰傷未愈，又染上了流行性疾病，情緒十分低沉，女兵們就輪流給他們講故事、唱歌，盡最大努力豐富傷員們的精神生活。

　　在醫院里，女兵常常通宵工作，眼睛熬紅了，人也累瘦了，可她們的斗志一直十分高昂。在她們的精心護理下，一批又一批的傷員們陸續痊愈，重返部隊。

　　在最后的幾場戰斗里，“女將們”出生入死

　　起義軍南下到梅（州）、潮（州）地區，與國民黨軍連續作戰，每場戰斗都是與數倍于己的敵軍交鋒，傷亡很大而兵力又得不到補充，戰斗力嚴重不足。在最關鍵時刻，女兵們也殺上了戰場。她們在槍林彈雨中傳送命令、運送彈藥，甚至手握鋼槍直接參與戰斗。

　　為解決兵力問題，女兵們積極動員當地群眾支援起義軍。在東江地區，絕大部分男人為生活所迫去南洋謀求生路，把妻子和老人留在家里。因此，婦女占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革命興起后，婦女們成為當地農會的主要成員。在女兵的動員下，當地婦女們主動為部隊擔米、做飯、送水。戰斗最為激烈時，女兵們把數百名婦女組織起來，偵察敵情、運送彈藥、救護傷員，發揮了重要作用。

　　起義軍到達汕頭后，由于敵眾我寡，作戰連連失利。根據組織安排，女兵們分為三部分活動：一部分在潮州紅十字會的醫院里擔任護理員，后來乘船轉到了上海；一部分隨零散小部隊轉到了海陸豐地區，加入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一部分隨朱德率領的起義軍余部，轉戰于閩粵贛邊界。由于進入贛南地區后，環境越來越艱苦，朱德派人與武漢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動員女兵集體離隊，去武漢做地下工作。1927年底，這批女兵化裝成農民，幾經周折到了武漢，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南昌起義中的女兵們的英雄行為深深地印在了起義軍領袖朱德的腦海里。10多年后，他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起當年的情景時，仍十分激動。后來，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高度評價了中國女性在南昌起義中的英勇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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