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河北定州的女學生，（美）西德尼·甘博

　　“那時的大學是為有錢、有勢、有權的人家開辦的，窮苦人家根本上不起大學。”

　　1931年11月12日，星期四，天氣陰沉沉的，但不像下雪的樣子。

　　這天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休息一天。當時還在河北省女子蠶桑師范講習所讀書的張桂英，吃過早飯，翻了會兒教科書，九點鐘就從北平安定門內琉璃寺胡同的學校出來，向西兵馬司走去。

　　河北省委代表平杰三，負責重建北平市委，以私立華北學院學生的身份為掩護。

如今的北京琉璃寺胡同

　　華院成立于1922年，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創辦并擔任首任校長。最初設想是革除公立大學的弊端，滿足更多年輕人讀書的需要，以寬進嚴出為原則，但現實卻是“社會賢達”兼職教授過多，又濫收學生，連桂英同志都吐槽：

　　“北平大學中最次的學校，這個學校光要學費、不管學生上課與否。”

　　可正是管理的寬松，為我們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北平地下黨通過關系，買出來校徽，讓同學們工作時佩戴，掩蓋真實身份。平杰三同志就以該校學生身份，住在西兵馬司的一所學生公寓里，做黨的工作。當天去找平杰三，桂英也帶了一枚，可以在發生意外時，應付一下。

　　這個小細節，保護了桂英在桑蠶女師的學籍，更保護了她剛剛組建的黨支部和蠶桑女師其他黨團員的安全。

私立華北學院（華北大學）大門

　　路上，桂英想到自己的求學之路，不禁唏噓。一抬眼就看到萬松老人塔，兵馬司胡同不遠。走過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往西走就到了平杰三同志的住所。

　　一敲街門，里面竄出來倆人，不由分說，堵著嘴就把桂英往里拽，然后迅速關門。桂英心想出事了，警察已經拿著手槍對著她，于是立即說：

　　“我敲錯門了，我是找白小姐的。”

　　已經來不及了，敵人繩捆索綁，把桂英推到一個墻角，然后繼續張網以待。好在當天，平杰三同志只約了桂英同志談工作，所以直到天擦黑，除了他們倆，敵人一無所獲。

　　五點來鐘，一輛警車呼嘯而來，把人抓到前門公安街的北平特別市公安局拘留所，分別羈押。

解放初期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這是作為革命者的桂英，第一次入獄，監獄生活對于女學生出身的她，完全是煎熬。

　　睡得大通鋪，每天人滿為患，晚上擠得實在無法入睡。凌晨天還漆黑，就被叫起來坐著，晚上九點鐘一聲令下，就得躺下睡覺。每天兩頓飯，每頓一人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湯里油、鹽全沒有。只要在拘留所住幾個月，兩腿軟的走不了道，頭發暈，眼發黑，真像是從地獄里出來的人。

　　此外還要皮肉受苦，雖然法官稱桂英為“小孩兒”，桂英看起來瘦瘦小小，自報年齡“十六”，完全是個小姑娘，但敵人對她卻毫不手軟，皮鞭、木板等種種酷刑，都盡量安排。

華北學院首任校長 蔡元培

　　法官們還 “現身說法”：

　　“說實話吧？我們過去都是共產黨，只是感到共產主義在中國行不通，我們才干不了，現在我們參加了國民黨。你不要害怕，你年紀還小，你只要說了誰是共產黨員，誰領導你，和你一塊被抓那個領導誰，北平都有誰是共產黨，共產黨的組織在哪里。我們保證你沒事，你要想工作，我們每月給你30元。”

　　當時北平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小學教員月收入40塊，國民黨這個開價相當優渥了。

　　沒多久，出賣平杰三的叛徒陳伯英，也來假惺惺地接關系，問還有沒有關系需要接，他很堅定，還在堅持戰斗。

華北學院校董事會董事長 宋哲元

　　由于外面已有交代，所以敵人的陰謀并沒有得逞。但由于陳伯英作為河北省委派到太原，臨時整頓黨組織的特派員，對平津和山西的情況非常掌握，造成多名領導同志被捕犧牲。其中一位就是曾任北平市委書記的任國楨同志，他的革命伴侶陳少敏同志，黨內人稱“陳大姐”。后來在天津從事地下工作時，就是桂英的直接領導，又一同被捕入獄，生死與共。

　　幾次被捕和監獄生活，讓年青的共產黨員桂英，淬火成鋼。

　　1933年底，剛剛出獄的桂英被調到冀魯豫特委，擔任機要秘書。

　　冀魯豫特委的前身是直南特委，隸屬于河北省委，即原來的順直省委。所轄區域包括今天冀魯豫三省交接的廣大地區，其核心區域主要包括磁縣、大名、南樂、清豐、濮陽、東明、長垣等縣。

直南黨組織活動區域圖

　　這里在政治上處于混亂狀態，各派系軍閥不斷拉鋸，你方唱罷我登場。軍閥勢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其勢力不能絕對控制廣大的鄉村地區，反動的觸角難以縱深，基層政權多掌握在土豪劣紳手中。豪紳是軍閥的地方包稅人，在替軍閥征收捐稅時層層加碼，長收短出，大肆貪污肥己，采用各種暴力方式強行收捐收稅，造成大量農民的破產。

　　本屬于人民群眾用作再生產的資金，很大一部分或是充作軍費，或是變成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的個人資產，社會再生產能力嚴重下降，經濟生活受到嚴重侵害。

華北學院校旗、校徽

　　有兩組數字很說明問題：

　　其一，地主和富農的人口占直南地區總人口的10%以下，而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卻在80%以上；

　　其二，地主、富農采取“麥二八、秋三七”的辦法，對農民進行地租剝削。即麥收的80%歸地主，20%歸佃農；秋收的70%歸地主，30%歸佃農。

　　直南的很多地主又兼放高利貸，有的甚至印發紙幣，利息一般是月息3分，后來又漲到4分、5分、8分，實行“子期”、“月銀”，借洋1元，一天一個銅元利息，一個月為期，本利歸還。如到期不還，就將利息變為本銀，按原利率出息，這就是“驢打滾，利滾利”。債主怕窮人到時還不了債，就規定以房產地契為抵押，到期歸還不了，房地產就歸債主了，當地稱之為“地保帳”。

華北學院學生會《華大》雜志編輯委員會全體攝影

　　夾在軍閥與豪紳中間的地方政府，無暇、無力亦無心修建農田水利設施。造成人禍之外，天災不斷，此外還有土匪，資本家的剝削，帝國主義勢力的文化滲透和經濟掠奪，使人民群眾苦不堪言，反抗的烈火在地下不斷積蓄。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20年代初期，以磁縣、邢臺、隆平、大名為代表，直南各縣的黨組織紛紛建立。大革命前后，工人和農民斗爭，更是風起云涌。1930年6月，根據形勢發展，成立了中共順直省直南特別區委員會（簡稱直南特委）。

　　回到冀魯豫，這里是她的家鄉，可她的父母親，卻被這里的土豪劣紳活活逼死，如今作為共產黨員，重回家鄉，要和同志們一起，與這里的反動勢力進行斗爭，桂英的心情百感交集。

北平華北大學校址平面圖

　　在濮陽縣城里，一個秘密交通站，桂英見到了組織部長王從吾同志，接上了組織關系。隨后，從吾同志又派宣傳部長王卓如同志通知桂英，到安陽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和秘書長王明同志接關系，并說接上關系后，要以夫婦名義住在一起，以便開展工作。

　　這其中有一條工作紀律，就是“單線聯系”。

　　桂英來到濮陽，雖然知道特委書記是王子青，卻并沒有直接見面。接組織關系是一個人，安排工作是另一個人，然后具體開展工作又是一個人，此后桂英配合王明同志工作，和王子青、王從吾、王卓如同志，基本切斷聯系。

　　此王明非彼王明，他原名王興讓，河南磁縣（今屬河北）人，1910年出生，出身貧農家庭，1924年考取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師范。

北京兵馬司胡同

　　上篇提到過，當時大名一共三所名校：男七師、女五師，還有就是省立十一中。冀魯豫地區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基本都出自這個范圍。

　　在七師這所著名的紅色學校里，王明1930年入團，當年轉黨，他的介紹人之一，就是我曾經介紹過的李尊榮同志。

　　革命者的一生，不斷充滿考驗。日后的考驗先不說，在大名七師臨近畢業，學習成績優秀，眼看就要拿到文憑，工作都找好了的王明，黨組織突然通知，需要他脫下長衫，告別窗明幾凈的教室，深入煤礦，下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巷道，去搞工人運動。

　　我是革命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只要黨的工作需要，王明和他的同志，從來不含糊，毅然放棄個人利益是真正革命者的必然選擇。

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師范學校

　　只身來到峰峰礦區的西佐煤礦，王明和煤礦工人們打成一片，一起下煤窯，同吃、同住、同勞動，廣交朋友。經過深入工作，工人的覺悟不斷提高，大家緊密團結在王明同志周圍。時機成熟后，王明領導了兩次工人“大歇工”，把工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縮短到了8小時，日薪3角6分提高到了4角，還大為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強迫資方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設施和善后待遇。

　　歇工斗爭勝利后，涌現出的積極分子組成了黨支部和工會，工人崗識字班、夜校和免費子弟學校也應運而生，黨的工作在這里扎根發芽，群眾愿意跟著共產黨走，愿意跟著共產黨去斗爭，從西佐煤礦到峰峰礦區，工人群眾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后來他們又成為抗日斗爭的堅實力量。

　　桂英來到冀魯豫特委的時候，王明同志接任了已經犧牲的李尊榮同志的工作，主要工作任務是組織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對上級組織和下屬人員接關系，對秘密工作安排各種掩護，收取各中心縣委、區委的工作總結報告、密寫、油印等。

1941年，提燈下井的磁縣小礦工（來自光影記憶時光的頭條號）

　　當時白色恐怖正濃，濮陽一帶的冀魯豫邊區，雖然是三省交界的邊沿地區，沒有大城市那樣森嚴，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方針是一樣的。他們在農村加強了控制，搞了保甲制度：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保，一家發現共產黨，其余各家都要受到株連治罪。

　　這種形勢下，為了應付惡劣環境，黨的領導機關必須采取家庭化的形式出現，以此開展黨的工作。地下黨干部必須職業化，工作機關必須家庭化，你有一個正當職業，有個看起來正常的家庭，敵人才不會注意到你，單身男女，又沒有正當職業，整天出出進進，敵人又不傻，普通老百姓，左鄰右舍都會覺得你不正常！

　　形勢需要，特委的主要領導都要找位女同志扮演“夫妻檔”，桂英的女小老同學，此時也已經參加革命的尚其貴、張季梅同志，還有桂英的老領導，此時也調來的陳少敏大姐，都在盡職盡責，扮演各自角色。

1959年10月1日，陳少敏、鄧穎超、帥孟奇、錢瑛（從左至右）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

　　特委秘書長王明同志的公開身份，是安陽火車站附近開“磁貨”店的老板。磁州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宋金，多為民窯日用瓷，老百姓用的東西，所以銷路廣泛，儼然“北方瓷都”。磁縣人賣瓷器的極多，車站附近更是“磁貨”云集的地方，他是磁縣人正合適。

　　王明同志的“家”，也就是特委秘書處的辦公地點，在安陽東關附近的毛家莊。這里需要一位“女主人”看家，在革命詞匯里叫“坐機關”，是地下工作的重要一環，既非常瑣碎繁難又異常危險的工作。說瑣碎，外地來接頭的同志，需要招待吃喝，安排住宿，接通所需要的聯系，掩護本地行動，送上新的征程；說危險，在白色恐怖下，既有敵特，更有叛徒，稍有差池，坐機關的同志首當其沖，沒得跑！

　　所以，需要一位女同志，斗爭經驗豐富，更要對黨絕對忠貞。

磁縣彭城鎮城門

　　最初，卓如同志交代工作給桂英時，21歲還沒談過戀愛的桂英，聽說要以夫婦名義住在一起，不禁心跳加速，臉色羞紅。

　　王明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多大年齡了，家庭情況是個啥樣？

　　桂英心有疑問，卻不能說，黨的地下工作有鐵的紀律，任何人也不能詢問相互情況。在那種隨時可能被捕的惡劣環境下，這是一條防波堤，萬一有一方，突遭抓捕，知道越少，自己和同志都越安全。

　　想通這個，桂英心里想：

　　“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為了人類的解放事業，黨組織叫干啥就干啥好了。”

　　約好的日子，倆人在安陽火車站附近一家旅店門口“偶遇”。

抗戰初期的安陽

　　為此，桂英也要早做準備。出去上學，后來在天津從事工運，她一直是直而短的女學生頭，一襲藍色的陽丹士林旗袍。如今扮演已婚農村婦女，為了適應農村環境，不 “扎眼”，就必須處處注意細節。除了穿著打扮，頭發也必須用假發“綰纂纂”。

　　一個小商人打扮的青年人來回走動，桂英覺得有可能是接頭對象，趕緊左手拿出白色手帕，擦了三下汗。對方看到后，立刻右手摘下黑色禮帽，晃了三下。

　　這算對上了暗號，王明在前，桂英在后，一路不緊不慢跟隨，又輕聲細語交代相關情況。第一次見面，老練、沉著的動作和有分寸的語言，王明給桂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車站距離毛家莊不遠，很快就走到了，房東老大爺毛仲元是我們一位同志的親戚。此前就打好招呼，這次又專門跑一趟，介紹托付一下，說是自己的七師老同學，知交朋友，在安陽做買賣的。最近生意比較忙，特意把“家里的”接來，準備生意在此好長做下去。

抗戰初期的安陽

　　毛大爺是個老實人，一個勁表示會好好照顧。

　　為了演得像，這位初見面的同志，進院子就喊：“大嫂在家嗎？”

　　桂英有點不適應，多少年后她還記得當時的感覺：

　　“我聽到喊聲，頭嗡地漲了許多。沒有照鏡子，臉也不知道紅成什么樣子。我這個剛剛和王明接上關系的人，又根本不是真夫妻，真是‘大閨女應大嫂，心欲跳出臉發燒。’”

　　工作需要，實在不好意思，也得毫不猶豫迎頭就上，桂英很潑辣自來熟地回答道：“在家咧，大兄弟快進家來吧！”

抗戰初期的安陽

　　順利應付了這個場面，毛大爺一家更加相信王明和桂英這對“夫妻”，“王大嫂”后來就成了桂英同志在當地的正式稱謂。

　　不過百密一疏，桂英初來安陽，還是學生頭臨時改的，一時半會兒，頭發長不長。此前又一直是城市生活，完全不會綰纂纂，接上去的假發髻，用發卡卡不緊，頭油又大，不斷往下滑，一天要卡多少次。結果就被房東家二兒媳發現了，好在我們的同志跟她老公公是親戚，她又對桂英印象不錯，就問在當面了，頭發為啥總掉？

　　桂英腦子轉得快，嘆了口氣，趕緊回答：

　　“母親死的早，一直和爹爹在外邊逃荒要飯糊口，得了病，生了頭瘡因沒錢治療，把頭發都掉光了。新長出來的頭發短，梳上去總往下掉……”

抗戰初期的安陽

　　這話半真半假，想起去世的爹娘和他們的不幸遭遇，桂英吧嗒吧嗒直掉眼淚。這也是勞動人民家的善良女性，二嫂子非常同情，此后再無疑惑，有時還幫著桂英梳頭，直到自己的頭發長長了，這關就這樣闖過去了。

　　王明、桂英租住的是毛家原來的牲口草房，條件非常簡陋。地下工作沒有浪漫，有的只無數同志們付出生命代價的是血的教訓，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生活要跟身份相符。雖然他倆都是學生出身，在那個年代，也算是標準的大學生，但要求農民出身的小商人家庭人設，就必須盡量按照周圍農民群眾的習慣去生活，不能有絲毫特殊，半點馬虎。

　　吃飯是難以下咽的窩窩頭、酸漿飯，好久不洗澡更不用說，也不能刷牙，甚至上廁所都必須用磚塊和土塊。

　　桂英的工作是機要秘書，每天跟筆墨紙張打交道，四年時間，從來沒用過一張工作紙當手紙。

抗戰初期的安陽

　　既然演得像，就要假夫妻當真夫妻處，但共產黨人有底線，也有紀律。

　　倆人的大床是房東兩張小床并起來的，忙工作是忙工作，夜深人靜開始刻印文件，忙得再晚，睡覺也得分床，早上再把床并到一起，被子也疊在一起。王明的衣服臟了桂英洗，破了桂英補，飯也是桂英做，做好后再端給王明吃。有時晚上做好飯，王明在外面跑工作，回不來，桂英就等著，聽到聲響就去門口接幾趟。

　　桂英坐機關不容易，王明同志這個秘書長更不容易。

　　每天天不亮，吃過早飯就出去，沒有在“家”呆過一天，風雨無阻。騎一輛破自行車，每天奔波二、三百里路，在清豐、南樂、濮陽、內黃、東明、長垣、磁縣、安陽、武安、林縣等縣，傳達布置特委工作，下發文件、征集黨費。晚上很晚才回來，回家時衣服總是被汗水浸得濕漉漉的。有時候我們的同志不在，不僅收不到黨費，而且連管飯的人也沒有，只好餓著肚子跑回來。然后草草扒幾口飯，就得忙著刻印文件。

騎自行車的民國北方青年

　　我們的黨，當年被敵人叫做“窮黨”，一方面我們為窮人謀福利，另一方面我們也的確窮得掉渣。脫產的職業革命者，完全依靠黨費吃飯、辦公、住房、穿衣和應付環境。還要救濟一些家庭極其困難的同志。而當時的黨員多數是農民、工人、教員等窮苦人，黨員人數又少。由此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黨的經費十分困難。

　　職業革命者，特別是在基層同志，不但生活條件完全談不上，還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要餓著肚子堅持工作，有點其他收入，也必須投入到黨的工作中去。

　　經濟上沒有固定充足的來援，穿衣取暖都成了大問題。特別是冬天，草房四處漏風，卻根本生不起火爐子，逢年過節還要給房東、保甲長送禮，以跟小商人的形象相符。

　　由此，長期坐機關的桂英，小腿與雙腳，沒有一年冬天不長滿凍瘡的。

抗戰初期的新鄉汽車站

　　多少年后，桂英還記得有年春節，上面的經費斷了很久，她和王明商量來去，還是要把僅剩的一點錢，買成肉給房東送禮。回到家，年夜飯只能湊合，還剩下一小把紅黑雜豆，便用蒜臼搗了搗，做了兩碗幾乎清澈見底的稀湯充饑。餓得大年初一，在家睡了一天覺。就這樣，還要笑容滿面地對老鄉說：

　　“昨晚吃得太好，肚子吃的有點不舒服，才躺了一天。”

　　王明的磁貨店呢？沒有收入貼補生活嗎？

　　實際上，黨組織沒有這筆經費，來租鋪面，采購和運輸瓷器，更沒有多余人手負責這攤買賣，而且“家”——機關駐地，也必須經常轉移，一個地方不能時間太長，甚至周圍群眾人再好，也不能處得太熟。腦子里那根弦兒，必須時時緊繃，任何松懈都可能釀成大禍。

1934年，國民黨河北邱縣公安局

　　即便這么小心翼翼，還是出了事，這就是斗爭，敵人壞，卻絕不愚蠢。

　　1936年5月6日，王明同志被捕。

　　吃過早飯，天不亮就出門，王明還不忘每天的“保留節目”，囑咐桂英：

　　“如果我晚上不回來，那就是被捕了。你要馬上通知“家里（特委）”，還要趕緊搬‘家’！”

　　深夜，左盼右盼，王明都沒有回來。意識到可能出了事，桂英艱難卻堅決地做出決定，迅速銷毀文件，收拾東西，然后找房東說家里出了事，老人病了，得趕緊走，就消失在夜幕中。

　　向特委報告后，結束了這段“感情生活”的桂英，組織上安排她到磁縣南城村小學當教員，暫避風頭，同時為特委提供固定的經費支持。每月12元工資，上繳9元，剩下的是生活費，吃飯穿衣都在其中。偶爾有緊急工作，需要跑一趟，也要自費解決。

1936年，山西汾陽的一所小學

　　此時的冀魯豫特委處在黎明前的黑暗，由于王明“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推行，使黨在白區的力量遭受嚴重的損失，幾乎損失殆盡，河北省委從1931年到1935年也被破壞5次，冀魯豫的情況好一些，但環境仍很惡劣，特別是特委機關的經濟來源完全斷絕了。吃飯沒有飯錢，住房沒有租金，穿衣換不上，交通沒路費，辦公沒紙張……

　　有的僅剩下共產黨員的黨性和堅持，無數的桂英，堅守崗位，咬牙工作。一次給學生上體育課，桂英往下一蹲，褲子就破了，當時別說替換的，連縫補的補丁都沒有，一切都交給了黨，個人生活標準一降再降。

　　在這種情況下，桂英仍然時刻不忘自己的地下黨員身份，每天以笑臉面對學生。青少年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她在孩子們身上看到了當年的自己，課上課下，進行抗日救國思想的宣傳教育。使學生們認識到攘外安內、不抵抗，中國就沒有希望，就要亡國滅種，唯有團結起來，跟日本侵略者斗爭到底，才會勝利，才會有希望，青年學生只有參加抗日，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和出路。

1936年，山西汾陽的一所小學

　　冀魯豫的革命者是不屈不撓的，他和她的堅持中，革命的種子已經在群眾中深深扎根。在核心區域，1934年僅有支部30多個，黨員百余人，可到了1935年底，已經發展到支部275個，黨員2195人。這是黨在冀魯豫開展斗爭最為寶貴的財富，也是日后動員人民群眾進行八年抗戰的核心力量，為冀魯豫根據地的創建、堅持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期間，桂英得到了王明同志的消息，王明同志被敵人判了兩年半，關押在安陽監獄。準備期滿后，再送到開封“反省院”，這樣就可以無限羈押。

　　組織上安排桂英以“妹妹”的名義探監，告訴王明同志：

　　“哥哥，咱‘娘’叫我來看看你，還叫你多保重身體，千萬不要大意！”

　　盡管身體非常虛弱，遍體鱗傷，王明同志還是抓緊機會，偷偷寫好了給特委的秘密報告，通過桂英傳遞出去。

民國初期北京監獄中的犯人，（美）西德尼?甘博

　　這份報告非常重要，原來當天在安陽城內的江南飯店，約好的接頭人白萬芝是混進我們黨內的“紅旗特務”。這是國民黨河南省黨部CC系特務組織的一個陰謀，他們利用叛徒，打時間差，迅速派回來，反向利用為特務，妄圖像癌細胞一樣，不斷侵蝕健康肌體，擴大病灶，直到一網打盡。

　　但是陰謀詭計到了王明同志那里，被截斷了。被捕前，他把隨身攜帶的黨的文件和密碼，都撕碎嚼爛，吃進肚里。被捕后，面對酷刑和誘惑，不管到哪里，王明同志都是三個字：“不知道！”

　　灑淚告別王明同志，桂英繼續戰斗。

清末仿照日本修建，民國仍在使用的“京師第一監獄”

　　時間很快，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內形勢發展神速，國民黨迅速潰散，放棄冀魯豫。冀魯豫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起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武裝暴動的槍支，撿拾國民黨潰軍的武器，組成抗日武裝，配合挺進冀魯豫的八路軍，與日寇、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展開堅決斗爭。

　　1939年冬，桂英同志在擔任太行區冀西地委組織部長兼冀西專署秘書。一次到磁縣抗日民主政府巡視工作，縣長田裕民同志也是老黨員，曾同屬冀魯豫特委領導，威望極高。桂英去南城小學當教員，還是老田托關系介紹的。老田給桂英倒了碗熱水，還沒來得及喝，一位年輕干部推門就進來了。

　　一開始桂英沒注意，可是一聽說話，太熟悉了，仔細一看，原來竟然是王明同志！

侵占安陽的日軍

　　原來日軍轟炸安陽后，國民黨縣政府、縣黨部倉皇南逃，根本顧不上監獄。王明同志覺察不對勁，日軍也還沒來，迅速組織獄友越獄。他一邊找黨，一邊討飯，討飯路上，還被國民黨潰軍抓了夫，又很快找機會逃出來，繼續找黨。

　　很快王明同志就發現新成立的“河北民軍第十三游擊支隊”，盡管打著國民黨“河北民軍”的旗號，但卻遮不住那股共產黨人的特殊味道。七七事變后，田裕民等同志恢復了磁縣的黨組織，共產黨員張錫珩同志則建立了一支合法的抗日武裝，實際上由我黨領導，后來改編為八路軍。

　　當時在磁縣，流行一句話，叫“要抗日，找老張！”

　　如此堅定抗日的，不是革命同志，也是革命同路人，王明同志參加到十三支隊，后又到磁縣人民游擊隊，此時正擔任磁縣路東區區長。

侵占安陽的日軍

　　王明同志臨時來縣政府辦事，竟然偶遇桂英，這讓兩人都欣喜不已，當年地下工作的戰友，如今又成為抗日斗爭中的戰友。

　　田裕民同志也笑了，說雖然認識你們倆，可卻不知道你們還有這出戲？真是小別勝新婚啊！

　　這句玩笑話，不禁讓桂英和王明——兩個年輕人的心頭，泛起一陣漣漪。互相交代了安陽監獄一別后的情況，此時黨的工作已經從秘密變為半公開，有些話是可以說了。到這時候，倆人才知道各自的歷史。

　　說到當年假扮夫妻的心情，王明同志坦言：

　　“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不考慮個人的婚事才怪呢！但是那樣的環境，每天只考慮如何完成黨的工作，根本也不敢想這方面問題。”

1928年廣州紅花崗刑場，周文雍和陳鐵軍攜手面對敵人的屠刀

　　這就是那時那黨那人，是共產黨人的高尚純潔的革命情操，也是如今很多人，特別是作家、演員和年輕人不理解的方面。共產黨人號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殊性格”，難道你們就真沒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沒有七情六欲，那還是人嗎？是真人嗎？

　　對于這個問題，后來桂英同志是這樣回答的：

　　“是啊，既然我們共產黨人能在敵人的刑具、屠刀下，做到面不改色、氣不發喘，堅貞不屈、英勇就義，又何止不能男女之間雖在一起，在惡劣環境中，以鋼的意志，來堅守黨的鐵的紀律呢？”

　　暢談兩年多的假夫婦生活，桂英和王明都認為，確實是對黨性和個人的品德最嚴峻的考驗。

龍華二十四烈士中，蔡博真和伍仲文，惲雨棠和李文，笑對屠刀的革命伴侶

　　王明同志也深有體會：

　　“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我們的意志，卻是鋼的意志！”

　　1939年底，經黨組織批準，桂英和王明同志正式結婚，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同志情升華為愛情，他們既是愛人，也是同志，更是戰友。

　　這年，張桂英同志27歲，王明同志29歲。

　　后記：我是怎么做基層革命史研究的？

　　本周開始寫張桂英同志那篇的下篇。

　　上來先寫句她的感觸，吐槽當年的大學——

　　“那時的大學是為有錢、有勢、有權的人家開辦的，窮苦人家根本上不起大學。”

開封河南大學歷史學院，當年我讀研的地方

　　來展現她參加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改變舊世界，這也是舊世界，青少年滿懷希望去讀書，卻讀不起書的一個表象。

　　接著描述場景，帶大家回到當年的時間場。

　　我原先是做紀錄片出身的，作為歷史學人，特別喜歡這種現實場景感，可惜沒機會做了，否則這些革命者的斗爭史，搞一搞，就是很好的紀錄片。

　　于是問題來了，張桂英同志是去找平杰三同志時，在平杰三家門口，被特務抓捕的，這也是她第一次被捕。

北京東四牌樓

　　但是準確時間是幾月幾號？

　　張桂英同志的回憶錄說，是“1931年的一個冬日里的星期天”，似乎比較含糊。

　　在哪兒被抓的？

　　張桂英同志說是平杰三租住的學生公寓，可具體哪里，她沒說，也沒說當時她住哪兒？

　　可是既然要有場景感，我就必須搞清楚是幾月幾號，張桂英、平杰三分別住在哪里？

　　我已經知道，張桂英同志當時是河北省立蠶桑女子師范講習所的學生，這樣就可以查閱當年的教育公報，得出答案。

北京萬松老人塔

　　但是平杰三同志住在哪里？

　　按理說應該住在他的掩護身份——私立華北大學附近的學生公寓里，或者住在魚龍混雜的沙灘北河沿，北大附近的學生公寓里。

　　原本我是想這樣寫的，但是不能糊弄大家，也不能對不起我的史料學老師孔學先生，于是就得去找平杰三同志的回憶錄。

　　平杰三同志是我老鄉，當年他跟晁哲甫同志搞清豐抗日十人團的時候，還是我祖父的老領導，從這個角度，其實我挺熟悉他的，因此很多年前就買到他的回憶錄和文集。

平杰三回憶錄

　　但是我現在住的地方特別狹小，根本放不了這么多書，我有三四萬冊圖書，必須分別存放在親友家。幸好這本放在父母家，我還記得大致那個紙箱里，于是趕緊去翻找。

　　悶熱潮濕的天氣里，折騰一個多小時，終于扒出來平杰三同志的回憶錄，還有幾本《河北黨史資料》、《冀南黨史資料》、《河南黨史資料》，這才查出來具體信息——

　　被捕日期是1931年11月12日，平杰三同志提供了關鍵信息，“那天是孫中山誕辰”，看來張桂英同志的記憶不準確，當天是星期四，不是周日。

　　不過情有可原，因為國民黨“總理誕辰紀念日”，休假一天。都是休息日，難免記錯了。

　　被捕地點在西兵馬司。

　　好了，這就解決了文章開篇的第一個問題，但這也僅僅是第一個問題，后面還有大量問題，需要不斷找相關資料來解決。

　　所以，一篇文章，我需要看多少本書，多少篇論文，用多少時間，也就可想而知了！

雨后泥濘的北京遂安伯胡同，1919年，（美）西德尼·甘博

　　又：一不小心，又突破萬字了，索性不拆開了，愛誰誰，蝕本與否也不管了，寫出來就都放出來，畢竟這篇我動情了，因為我祖父就是1935年入黨的地下黨員，入黨介紹人就在我寫完的上下篇文章中。

　　我不去寫，這些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很少有人去寫他們的英勇奮斗、壯烈犧牲，特別是為什么要參加革命，在革命中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狀態，吃什么飯，怎么通勤，戀愛嗎？怎么處理感情問題……

　　不過，到底還是篇幅所限，這里面很多提到的人物，只能作為背景板處理了，實際上他們中，不乏了不起的無名烈士，甚至是一度被冤枉的英烈。我卻沒時間去寫（不過也有些，我在公眾號里的其他文章和微博里也寫過了），畢竟我也得生活，也有各種成本，需要自己去面對。畢竟咱不是體制內做研究，沒有大型圖書館，更沒有穩定的收入可以保證有足夠的精力去做基層革命史研究。只能一切靠自己，包括找資料，和購買資料的各種成本，這都屬于沉默資本，多年下來，我是真的吃不消，卻不能不去繼續做。

　　這就是我寫文章費勁，不可能高產，所以絕對拒絕粉絲“點菜”的根本原因，也是我沒時間去做視頻節目的根本原因。因為查閱資料的書，我不可能都有，更不可能都買得起，買得起也沒地方存放。

　　再說個重要的，我做廣告，純粹是生活所迫，絕不代表推薦啊，大家注意！

　　好了，該去接孩子，順便買點菜，準備晚飯了。

2024年7月19日下午17:23于鄭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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