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就像一個大舞臺，各種矛盾沖突，都在這個舞臺上演著。中日之間的矛盾，南京北平之間的矛盾，二十九軍內部的矛盾，矛盾復雜尖銳，不用加工就特別有戲。
已經有多部文藝作品用藝術的手法給二十九軍各高級將領畫像，比如長篇小說《盧溝橋抗戰》、電影《七七事變》等等。說實話，我對這些作品中對各高級將領的塑造特別不能茍同。就因為這個不能茍同，激起了我的不吐不快。
在這場大戲中，在各種矛盾糾葛中，身處事變中心的各主要將領，到底都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一）
作為華北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的二十九軍的軍長宋哲元，是民國那種半割據狀態的地方實力派，說難聽點也可以叫新軍閥。既不容日本人侵略，又要借日本人之力跟蔣記中央政府要價；既不想中央軍染指，又要背靠中央政府跟日本人抗衡，這是他生存的法則，是他周旋在南京和東京之間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所以在事變的多數時間里，抱和平幻想，與日本人妥協媾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成為其既定的套路和必然的選擇。這樣的操作令人氣憤。但從始至終，宋守住了底線，沒有出賣領土主權，這是要給予肯定的。
在事變初期，他多次誤判敵侵略行徑，堅拒中央軍北上，又聽信漢奸的花言巧語，在和與戰之間左右搖擺，打打停停，貽誤了不少戰機，給最終平津的失守埋下了禍根，引起全國人民不滿。好在經過了整整二十天的搖擺不定后，到了最后（7月27日）關頭，他終于猛醒過來，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守土抗戰的通電，與全國軍民達成了共鳴，這又是令人振奮的。
在各種有關的文藝作品中，除了細節上的演義差別，對宋哲元的塑造沒有大的失實。萬幸。
（二）
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兩將軍，除了以壯烈的犧牲極大地喚起了全國軍民的敵愾之氣，二人的歷史也充滿了輝煌。佟麟閣曾是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一軍的軍長，趙登禹曾首開喜峰口大刀殺敵的紀錄，對抗戰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勛。對于二人的壯烈殉國，在藝術舞臺上肯定要濃墨重彩地給予表現，虛構一些情節以達到悲情的效果，增加一些篇章以謳歌烈士的忠義，是應該的，必須的。但同時也要注意，七七抗戰，不是二人的高光時刻，二十九軍的行止，二人不是主要決策者，和與戰等各種錯雜的矛盾糾葛，二人不是關鍵人物。在文藝作品中，亦應尊重歷史真實，表現時不能太過于拔高。
想說又不想說的一個情況是，對佟趙二人在七七事變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些文藝作品中的塑造是夸大和失實的。從表達仰慕英雄的角度去看，可以理解，但從治史的角度去看，則應給予區別。
（三）
圍繞和與戰，因受日人及漢奸的挑撥與蒙蔽，也伴隨私欲的膨脹，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扮演了一個令人失望的“和日派”角色。二十九軍之所以和戰不定，宋哲元之所以左右搖擺，張自忠的從中掣肘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其并不僅僅只是在7月28日才表現得令人失望，親日“四大金剛”之名早在事變之初即已為圈內人所共知了。在整個事變期間，張從始至終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張自忠知恥而后勇，浪子回頭，幡然悔悟，在得到蔣宋的寬宥后，誓雪前恥，英勇殺敵，最終血灑疆場，為國捐軀，成為千秋英雄。
蓋棺論定，本著為賢者諱的出發點，在文藝作品或面向大眾的宣介文章中，對其在七七前后的表現，適當回避，繞過去不說為好，或者淡化處理，一筆帶過，但不能像很多粉絲那樣找各種理由為之洗地，更不能像有些作品那樣罔顧史實顛倒黑白。這幾十年關于張自忠在事變中的種種爭論結果表明，越洗對其越不利。
（四）
在盧溝橋事變這出大戲中，曾慷慨悲壯對守軍出言“盧溝橋即爾等墳墓”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當之無愧是正一號的主角。這是因為；1．馮抗日態度最堅決，是南京方面高級密探口中的“強硬主戰派”，是日本人眼中獨一無二的“頑固反日派”；2．馮是宋哲元離軍時始終一貫的代理人，而在事變的多數時間里，宋恰恰不在軍中；3．盧溝橋是馮三十七師的衛戍之地；4．馮是事變中7月16日秘密下達的作戰命令中明確的二十九軍的對日作戰總指揮（關于這四點，筆者寫有專文，這里不展開）。
從事變開始后南京與二十九軍來往的密電和中共中央7月8日通電的字里行間，亦可看出馮在這場大事變中所擔當的角色。
上圖系事變發生期間某畫報刊發的圖片。從畫面中人物排列的布局和文字介紹的微妙不同，同樣可以清晰看出馮治安在事變中所居的地位。
但幾十年來，在已經上映和出版的有關七七事變的文藝作品中，馮治安被忽略了，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次要人物，這顯然是有欠公允，也有違歷史真實的。
要寫江橋抗戰，你就繞不開馬占山；要寫一二八抗戰，你就繞不開蔡廷鍇。同樣的道理，既然要寫盧溝橋抗戰，怎么可以繞開馮治安！
（五）
歷史上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秦土協定》，其中的土，是日本戰犯土肥原；秦，就是時任二十九軍副軍長并代理察哈爾省主席的秦德純。
《秦土協定》是寫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不管這是不是他能夠做主的，也不管他有著怎樣的忍辱負重，但協定畢竟是由他和日本人簽訂的，所以無論怎么說，他秦德純都難辭其咎。
但一碼歸一碼，在盧溝橋事變的全過程中，秦德純扮演的是僅次于馮治安的正面角色。在宋哲元被日本人和漢奸壓迫，為避風頭而離開北平后，整個二十九軍的對日交涉，是由宋哲元委托的秦德純全權負責的。在交涉中，秦始終站在大局高度，堅持強硬立場，據理力爭，沒有半點妥協。事變發生后，又秉承南京中央旨意，折沖樽俎，積極應對，表現出了足夠的睿智與應有的擔當。
但不知怎的，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在事變中差不多與馮治安并列的重要人物，秦德純也被各相關文藝作品嚴重忽略了，這極不公允。
（六）
除以上各高級將領外，二十九軍的師以上干部，總參議張維藩、前總參議蕭振瀛、參謀長張樾亭、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騎兵九師師長鄭大章、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等，或手中沒有兵權，或事變時不在戰地，或表現欠佳，或影響不大，都算不得重要角色，這里略去不說了。
有關文藝作品中，對副參謀長張克俠、一一零旅旅長何基灃在盧溝橋事變中的地位與作用拔得比較高，小說中甚至把張描繪成宋不在軍時的代理人之一，這就有點過了。張、何先后成為我黨秘密黨員，并在淮海戰役中率軍起義，為取得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創造了條件，為人民的解放立下新功。二人在七七事變中也分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盧溝橋不是賈汪，這時的他們，還沒能走到舞臺的中央，還不是主要角色。
一己之見，不一定對，還請各位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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