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要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地變私人資本主義為國家

　　資本主義，大體上要用3年到5年的時間完成。”

　　話說1953年 7月10日，陳賡向毛澤東匯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籌建情況，毛澤東即請朱德一起聽匯報。陳賡將一年來學院建設的情況扼要地作了匯報，然后提出面對國內外形勢而急需加快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看法，并將學院教學任務急，教員缺，建筑規模大，國防經費少等問題和盤托出。他還說，整個教學設施配套建成，需要投資5000億，我們也考慮到國家困難，想放慢建設速度，減少投資，但蘇聯顧問團不同意。毛澤東說：

　　“你對形勢的分析很對。戰爭還在打，戰備不能放松，蘇聯援助我們的現代化武器裝備正在不斷送到部隊，光靠幾個顧問指導不行，急需有自己的軍事工程技術干部。你提出的問題，我看都能解決。”

　　他回頭問朱德：

　　“你的意見呢？”

　　朱德說：

　　“我同意主席的意見。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要求我們加快國防現代化建設，軍工學院培養現代化技術軍官是部隊搞現代化的一個先決條件，有武器沒人去駕馭不行。國防費是少一點，但應區別先后緩急，有重點開支。軍工學院所需經費，應該充分保證。”

　　毛澤東說：

　　“陳賡，你去召集軍政有關各部首長，開會研究解決這些問題。”

　　陳賡說：

　　“我召集這個會不合適，名不正言不順啊，還是請主席告總參謀部召集好。”

　　毛澤東說：

　　“就由你去告訴黃克誠，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解決問題。”

　　他又對朱德說：

　　“我讓陳賡把哈軍工建設成中國的第二個黃埔軍校，看來他的野心不小呢，要超過他的校長蔣中正先生呢。”

　　陳賡對毛澤東說：

　　“軍工學院準備在9月1日開學，請主席寫個訓詞，再為學報起個名字吧。”

　　毛澤東說：

　　“我已是一個官僚主義，不常寫東西了，交給蕭向榮起個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軍事學院的報紙叫《軍學》，你們的報紙就叫《工學》吧。”

　　說罷，他便在宣紙上寫下了毛體中不多見的近似宋徽宗瘦金體的兩個大字——工學。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討。沒想到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批評的調子越來越高，給薄一波扣了許多不適當的帽子，有人還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

　　7月13日21時，陰云密布，大雨欲來。中朝兩軍突然發起“金城戰役”，1000余門火炮齊發。不到1個小時，中朝軍隊就突破了南朝鮮軍隊的全部前沿陣地。

　　7月19日，美國發表保證實施停戰的聲明，并向南朝鮮施加壓力。中方也同意盡快簽訂停戰協議。

　　7月24日，中朝軍隊在“金城戰役”中，已經將李承晚的首都師、第3師、第6師、第8師全部殲滅，共計78000余人。

　　這一天，朝鮮戰場上的談判雙方，最后校正了軍事分界線。由于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向前推進，交戰雙方實際接觸線有了變化，最后劃定的軍事分界線比6月17日南朝鮮當局強迫扣留戰俘事件前劃定的軍事分界線，又向南推進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祝賀志愿軍夏季反擊作戰勝利的電報稿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并生效以后，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越是在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7月27日，朝鮮時間10時，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在板門店舉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和“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哈里遜正式簽字。

　　自1953年7月27日22時起，在朝鮮的一切戰斗行動完全停止。

　　在此前和7月28日，停戰雙方把停戰協議簽字文本，先后送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上將克拉克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簽署。

　　中國人民志愿軍所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歷時2年零9個月，至此勝利地結束了。

　　“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上將克拉克對他的幕僚說：

　　“美國上將在一個沒有打勝的停戰書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來還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俱有同感。”

　　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突然昂首推門出屋，他站在臺階上，巡望藍天，胸膛急劇起伏。這是毛澤東喜極或怒極時的一種常見的沖動表現。他運了一口氣，放開喉嚨唱了兩句京劇。

　　毛澤東唱京劇也有忽然記不起唱詞的時候，每逢碰到這種情況，他便會急不可耐地問身邊的工作人員。所以，久而久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將他喜愛的京劇唱詞背下來，以便隨時提醒他，讓他高興地唱下去。

　　工作人員見毛澤東如此激動和興奮，一問才知道是美國人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了，朝鮮戰爭結束了，中朝人民勝利了！

　　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此次戰爭中，共殲滅“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109萬余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聯社公布的“聯合國軍”傷亡總數是147萬余人。美國在朝鮮戰爭紀念墻上公布美國陣亡54246人，失蹤 8177人，被俘7140人，傷103284人，總計172847人。志愿軍犧牲和負傷的也多達36萬余人。

　　志愿軍防空部隊擊落美機413架，擊傷1559架；擊斃美國“空中英雄”喬治·阿·戴維斯，擊落美國空軍“雙料王牌駕駛員”哈羅德·愛德華·費席爾。

　　美國在戰爭中的戰費支出是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志愿軍也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開支戰爭費用62.5億元（相當于當時的25 億美元）。

　　戰后，美國遠東空軍阿爾基準將曾經說過：“在朝鮮的美軍司令官們經常說，他們希望朝鮮戰爭整個結束后能見到一個人，就是共軍的后勤部長。”美軍司令官們希望要見到的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從中央紅軍3軍團調到1軍團，又從1軍團調到紅4方面軍，在西路軍被打散之后，化裝乞討，千里尋黨，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擔任東北軍區后勤部長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給志愿軍高級干部授勛，授予彭德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一級國旗勛章、金星勛章。

　　朝鮮戰爭結束了，毛澤東終于下決心要把大兒子犧牲的消息告訴劉思齊了。他在一個周末請周恩來一同來做劉思齊的工作。

　　劉思齊回到家中，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向她訴說毛家為革命犧牲的烈士：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毛楚雄，還有韶山黨支部書記毛福軒……

　　劉思齊感到越聽越不對勁，朝鮮停戰協定都簽訂了，為何岸英還不曾寄回只言片語，難道他……

　　劉思齊不敢再往下想了，顯得心慌意亂起來。周恩來見狀，就委婉地說道：

　　“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無數犧牲了的革命戰士，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來的聲音盡管故意放得很輕，但對于劉思齊來說，這無疑是一聲霹靂！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澤東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澤東木然地坐著，臉色蒼白，無聲的淚水順著臉頰流淌下來。

　　周恩來扶著劉思齊準備讓她坐到沙發上，沒想到碰到毛澤東的手，吃了一驚！他急忙低聲對劉思齊耳語道：

　　“思齊，你要節哀，你爸爸的手都冰涼啦！”

　　劉思齊聞言一愣，忙止住哭聲，反而安慰起爸爸來。她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傷，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偷偷飲泣。

　　該吃飯了，毛澤東看到劉思齊那又紅又腫的眼睛，長嘆一聲，水米未進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離開了。

　　后來，毛澤東看著劉思齊日漸消瘦憔悴，就勸慰她說：

　　“戰爭嘛，總是要死人的。不能因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應該為中朝人民犧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兒。”

　　再說7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發表了講話，全文如下：

　　一、在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同的，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但實行的辦法則有很多不同。列寧在1918年指出的這條道路，我們實行了。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別的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使獨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變為受限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大的進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這5個條件，加上社會主義工業和經濟的發展，才能這樣搞。

　　二、國家資本主義是帶有進攻性質的，但在總的進攻中有部分退卻，如對資本家的“三權”和利潤分配。現在資本家的“三權”已經不全，雖然所有權未取消，但管理權公方已經插進去了，他們的“三權”就受到了限制。現在要讓一下，特別是在紅利上，要給資本家讓利，使他們有所得，這就是進攻中的部分退卻。所得過少，他們就不愿意來。這里又牽涉到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問題。我對他們說：“你們不應唯利是圖，而要兩利是圖，勞資兩利，一利不行。”“五反”中進攻得太遠了，資本家躺下了，要給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來，這就是25%的紅利。應當說服工人作這個讓步，以換得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讓這一步，資本家無利可圖，無利可得，就不能換得國家資本主義。我們調整商業后，商業方面的問題解決了，我們也退卻了，退到三比七。工業方面還要讓一步，才能解決。李立三同志說靈活運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是對的，但不完全。在我們的社會里，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經濟法則，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就是剝削剩余價值，說穿了，就是唯利是圖，這一條已經受到了限制。但是現在有些工廠讓資本家剝削得太少了，這就不能換來國家資本主義。

　　三、現在所說的改造，還不是取消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最后改造步驟，而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是解放前的那種資本主義企業，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當然，工人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部分利潤，在整個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以上的盈利部分，是為國家（所得稅）、為工人（福利費）和為擴大企業設備（公積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它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有幾種程度不同的情況，必須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數的資本主義企業已做到了這一步，還需要經過幾年努力才可以做到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這一步。在國家資本主義中，公私合營是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它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把一切國家資本主義，比如接受加工訂貨，都叫作半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應該說它是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

　　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靠什么條件？第一、社會主義的幾千個大工廠；第二、農業合作化，要有計劃地、穩步地、積極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條件，包括黨組織和工會，加上我們的領導，可以保證企業轉到社會主義，取消資本家的所有權，同時把他們安排好。在這里，頭一步是變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把獨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變為不獨立、受限制、沒有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由國家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消滅階級。

　　四、對私營企業“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問題。在所有權方面是一視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資本家分到的紅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應、貸款、運輸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階級，為了工人，對資本家也需要給以必要的照顧。工資待遇一般原則也是“一視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體條件和技術水平。“一視同仁”里面還包括資本家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在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為工人人數多，實際上工人占優勢。

　　五、國家重點搞重工業，但還必須搞地方國營工業（不要盲目性），搞國家資本主義，搞手工業合作化。手工業是洋，不是海。手工業一般要有發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業合作化比農業合作化還要難，這兩者又都比搞國家資本主義困難，對個體手工業和個體農業不能采用剝奪的辦法，因為他們是腳踏實地的勞動者，既不是資本家，下面又沒有工人。對于他們，只能經過勸說，啟發自愿，準備勸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實現。不搞地方國營工業，不搞國家資本主義，不搞手工業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點建設。

　　六、我們黨內有人反映了資本家的一種意見，即國家專搞重工業，輕工業讓私人去搞。我們不能采取這種路線，不能是國家搞原料，資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營輕工業廠要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同時還必須發展地方國營工業，如紗廠、金筆廠等輕工業。人民新增的購買力，要靠國營企業主要是地方國營企業來滿足，私營企業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國家資本主義也是積累資金的來源之一，如稅收等，也可以訓練干部、培養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搞地方國營工業。現在地方工業上繳9萬億元的利潤太高，應降下來，以利地方工業的發展。地方工業上繳利潤太多，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就太少了，不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七、對“三高”即物價高、利息高、利潤高政策的批評，不能過分，要分析。降低工業品價格是工業的根本路線，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價還是受供求關系制約的。現在的毛病是應降的未降，應提的未提，如糧價。糖降價后又脫銷了，要提價。降低物價時要謹慎，要按情況用分析的方法解決問題。私商往往會鉆物價的空子，而且價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較難，群眾會不滿意。因此，不要籠統地批評“三高”政策。要看到物價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應當降，也有明天應當提高的。工資也不能提得過高，提高容易降則難。

　　八、要有準備地搞國家資本主義，沒有準備則不要搞。搞國家資本主義要有條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條件。要像過去打仗一樣，不打無準備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養訓練工廠的工會主席和支部書記。要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地變私人資本主義為國家資本主義，大體上要用3年到5年的時間完成。

　　九、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

　　十、從國營貿易企業批發商品并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的私營零售商，可以也應該算在國家資本主義之內。它是國營貿易的手和足，現在雖然財產還是你的，將來可以改為由國貿企業發薪金。從國貿企業批發商品而又轉批發給別人的私商，算不算國家資本主義？我不作定論，由你們去討論。其他私商，同國營企業沒有聯系，跑自由市場，自由泛濫的，不能算國家資本主義。

　　十一、再討論一次價值法則的問題。看本子看不下去，還是按問題討論的方式好。9月間把材料整理出來，發至各地。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第2次檢討，仍不能通過。這樣，會議就很難做結論，也結束不了。毛澤東聽了匯報后，說道：

　　“以為會議上一切發言的內容都是正確的，事實上，有一些意見是不適當的。”

　　他決定把陳云、鄧小平從外地叫回來，參加會議。

　　8月6日，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發言說：

　　“同志們在會議上提出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的問題。我在今天這樣的會議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

　　8月7日，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一個發言，他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而是把劉少奇在1947年土改時的一些話，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0年關于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1951年關于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劉少奇。

　　8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全體大會上，對會議作了總結。

　　此前，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為全國財經會議所做的結論時，在原稿引述總路線的內容后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1949年3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

　　毛澤東還在原稿中關于新稅制的錯誤問題所寫的“帶路線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句中，將“帶路線性”4個字刪去了。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對薄一波問題的定性。

　　毛澤東支持財經會議對新稅制、對薄一波的批評，但他不贊成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也不贊成說是“帶路線性的錯誤”。

　　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本來他在會議結束時是可以不講話的，但由于高崗等人一鬧騰，他有點不放心，還是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提綱是寫在一份此前他仔細閱讀和批點圈畫的二中全會決議鉛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新稅制’的錯誤跟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

　　“最近，我去武漢、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況，很有益處。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么，以后還要出外走走，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制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么能夠制造出產品？有的東西，地方上已經制成成品，中央領導機關就可以在全國加以推廣，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亂發指示。本來中央各部發出的東西，應當是上品，現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產品根本沒有使用價值，大批報廢。”

　　“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錯誤，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宣傳新稅制的社論，資產階級拍掌，薄一波高興了。關于新稅制，他事先征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卻沒有向中央報告。當時商業部、供銷合作總社不贊成，輕工業部也不滿意。”

　　“薄一波主張推行的‘新稅制’，即對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私人企業在稅收上，改變過去的做法，實行一律平等的稅收制度。這是一個錯誤，必須堅決糾正。但是，薄一波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是一個點的錯誤，一個點，構不成一條線。”

　　“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我的錯誤在于：1、抓得少，抓得遲，這是第一條，也是主要的一條，過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應抓財經，抓了一些，但沒有鉆。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鉆進去，要亡羊補牢。2、統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說過要統收統支，對統收我抓了，統支我沒有抓緊，不注意。這一次會議提醒了我，要統一集中，但分級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預算問題。去年11月搞起，經過1月財經會議，中央也討論了。預算中16萬億是虛假數字，我現在才知道。利潤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雖然說了‘三道防線’——增產、節約、發行，但錯誤是報紙上公布的早了，應該慢慢來（蘇聯今年預算現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進。4、查田定產，我支持過。到武漢、南京后，聽到對此問題有反映，我說做個五年計劃吧。回到北京，鄧子恢同志看我口氣松了，說查田定產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說，聽你的吧。5、掃盲，我開始是支持過，后來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修改了原來的意見。6、失業人員登記，是我的意見，失業的160萬人加上半失業的人數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這個問題，勞動部當時又說這樣做沒有問題，有些失業救濟經費還花不出去。我讓恩來同志召集了會議，宣布了勞動就業辦法，給地方上增加了麻煩。但也給失業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這些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糾正中。”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3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各大區和省市要在適當時機召集有地委書記、專員參加的會議，展開批評討論，講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問題。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我們現在要反對主觀主義，既反對盲目冒進的主觀主義，也反對保守的主觀主義。”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小平同志也說有那么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件。全國有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點，要提倡謙虛、學習和堅韌的精神。

　　要堅韌。如抗美援朝，我們打痛了美帝國主義，打得它相當怕。這對我們建設有利，是我們建設的重要條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軍隊受到了鍛煉，兵勇、干智。當然，我們犧牲了人，用了錢，付出了代價。但是我們就是不怕犧牲，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我們的縣城只剩下一個，但我們并沒有退出邊區，吃樹葉就吃樹葉，就是要有一股狠勁。

　　要學習，不要驕傲，不能看不起人。鵝蛋看不起雞蛋，黑色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這種看不起人的態度是不科學的。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對兄弟國家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對外貿易方面，有些人驕傲，妄自尊大，這是不對的。要在全黨特別是要在出國人員中進行教育。要苦學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那時，我國強大了，也要謙虛，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

　　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有人建議要我和他用個人名義在上海命名兩條街道，我當時回答說，做一件事，總要想到對人民是不是有些好處，改一個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門牌，就要用人民的錢，改了以后，人們也不熟悉，還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澤東路。

　　總之，要堅持謙虛、學習和堅韌的精神，堅持集體領導的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8月13日，歷時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正式結束。

　　初秋的一個下午，傅連暲請蘇聯臨床醫學專家、內科教授、蘇聯醫學專家組長瓦西林柯與米勒大夫，為毛澤東會診。王鶴濱也在場。俄文翻譯是一個混血兒，她的爸爸是東北人，母親是俄國人。毛澤東對蘇聯醫生說：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經出現過在空曠的廣場有恐懼的感覺，所以，在一段時間內，不愿意去廣場參加大會。”

　　瓦西林柯教授說：

　　“您這是恐曠癥。”

　　毛澤東說：

　　“我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

　　傅連暲認為，這種一時出現的精神神經失調，不宜下恐曠癥的診斷結論。他擔心這一結論會引起毛澤東的思想負擔，就打斷毛澤東的話說：

　　“這種現象就像人登高時出現的腿軟、出汗、頭暈一樣。不少人多登幾次高，或者鍛煉一下，這種癥狀就可以消失。”

　　毛澤東誤會了傅連暲的好意，對傅連暲打斷他的話非常惱火，但是，當著蘇聯專家的面又不好發作，他只好暫時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衛士通知王鶴濱說：

　　“主席叫你去！”

　　王鶴濱一進毛澤東的臥室，立刻感到氣氛異常。只見毛澤東左手叉在腰間，在室內激動地走動著。因為空間太小，他走上兩三步，又來個急轉彎，再走回去。見王鶴濱來了，他便停住腳步，怒氣沖沖地說：

　　“王醫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連暲來管！你不要聽他的。”

　　王鶴濱不知怎么回事，心想：發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著說：

　　“主席，他是負責中央領導同志保健工作的領導人，是我的業務上級，我不聽他的怎么辦？”

　　“你不要聽他傅連暲的！聽我的！他什么也不懂，還裝懂。蘇聯專家來會診，他不給我講述病情的機會，他搶著代替我說，說的又不是我的病情！”毛澤東越說越火：“你打電話告訴他，說我正在臭罵他哩！”

　　“好！我去打電話。”

　　王鶴濱說罷，就想溜走，剛一動身，毛澤東一指大木床一側的電話，說：

　　“你到哪里去打電話？我這里就有！”

　　話里仍然帶著濃濃的火藥味兒，王鶴濱心想：毛澤東可能不知道傅連暲的電話號碼，不然，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電話，卻不敢把電話拿起來。王鶴濱怕毛澤東正在氣頭上，電話一打通，他接過電話，訓斥一陣，然后宣布撤傅連暲的職那就麻煩了。王鶴濱見過毛澤東對高級干部發脾氣的情況：“我撤你的職！”他是說了算數的，真撤！

　　王鶴濱呆呆地站在毛澤東面前，不知所措地望著他。毛澤東起初還用兩只睜大的眼睛盯著王鶴濱，一會兒，他的視線慢慢地變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滯在不遠的地面上。王鶴濱見毛澤東的怒氣消得差不多了，就輕輕地退出了房間。

　　次日，楊尚昆從毛澤東的辦公室出來，在菊香書屋大門的北側遇上了王鶴濱，他說：

　　“王鶴濱同志，主席對我說，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釋，脾氣不是對你發的。”

　　王鶴濱說：

　　“主任，我知道。”

　　楊尚昆又補充了一句：

　　“主席還說，今后你還是要聽傅連暲同志的業務領導。”

　　過了幾天，傅連暲見到了王鶴濱，他說：

　　“王鶴濱同志，主席發脾氣要你給我打電話，你怎么不給我打呀？”

　　王鶴濱說：

　　“我怕主席當時正在火頭上，他若在電話里撤你的職，怎么辦？”

　　傅連暲說：

　　“那有什么，主席發脾氣是對我的批評和教育嘛。”

　　8月24日，宋慶齡親自率領中國福利會兒童劇團來到中南海，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匯報演出。

　　隨后，毛澤東邀請小演員們在懷仁堂為他請來的小客人作了多場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陳賡主持籌建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將開學之際，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的名義，給陳賡及教職員、學員們發去了一封由毛澤東審閱并修改過的賀電，賀電中寫道：

　　軍事工程學院陳院長和全體教授、助教、學員、工作人員同志們：

　　正當你們即將開學的時候，我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在此時機，我并向熱誠幫助我們計劃和創辦這個學院的蘇聯政府、蘇聯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對于我國的國防事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這一切都不能離開復雜的專門的技術。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并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地改善和進步。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迫切而光榮的任務。

　　向蘇聯專家學習，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優良傳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工作部門，都應當如此。這點，對于你們這個學院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你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知識，學習蘇聯軍事工程建設的豐富經驗，學習蘇聯專家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工作態度，學習蘇聯專家同志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在學習上應該是虛心誠懇，不要學到一點就自滿和驕傲。

　　保持和發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特別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慨，這在你們學院是和全軍一樣，必須充分領會和一刻也不可忘記的。

　　希望你們團結一致，辦好學院，尊重專家，努力學習，為完成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給予你們的光榮任務而奮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后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于9月1日正式開學。

　　8月27日，毛澤東給他的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別后來信，久已收到，甚謝。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攝。鄉間生產、貿易、公糧等項情形，暇時望告一二。

　　順祝康吉！

　　毛澤東 1953年8月27日

　　8月28日，毛澤東根據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和國內土匪即將全部肅清，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執行的情況，為中共中央起草“軍事系統（包括公安部隊）應該在整頓組織、精簡機構和冗員、加強技術訓練、提高部隊質量的基礎上，大力縮減軍費開支。”的緊急指示。

　　隨后，全軍進行了第3次精簡整編。截至1953年9月底，全軍部隊人數減到420萬人左右。

　　8月31日，毛澤東給他在東山學堂的老同學譚世瑛寫了一封回信。

　　早在湘鄉解放后，譚世瑛因曾在舊政府任職，工作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當地政府還對他實行了管制。譚世瑛家中人丁眾多，又沒有經濟來源，生活十分艱難。他想起了毛澤東，帶著試探的心情，給毛澤東去了一封信。正當他在忐忑期待之時，1950年1月10日，毛澤東給他回了信，信中詢問：“尊況如何，甚念。”譚世瑛心中有了底，毛澤東是個不忘舊情的人，于是，他又給毛澤東去信，直陳自己面臨的困難，想謀份差事。毛澤東很快就回了信，對他的實際困難“極表同情”，建議他的工作“就近解決為上策”。譚世瑛還是不甘心，于1953年5月再次致信毛澤東，要求安排工作。毛澤東便在給他的復信中寫道：

　　世瑛學兄：

　　5月來信收讀，又承贈以長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難，極為同情。現在到人民政府所屬機構做事，或到學校教書，薪入甚微，對于家口眾多者不易贍給；又須入相當學校學些馬克思主義觀點，方能齊一步調，有共同作風。以吾兄狀況觀之，能就近獲得工作職位，為最好；否則須遠出參加短期研究班的學習，須準備吃很大的苦楚，又難以贍家，未知有此決心否？順致敬意

　　毛澤東 8月31日

　　1953年9月2日，毛澤東起草與周恩來聯名為慶祝抗日戰爭勝利8周年致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電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他在電文中寫道：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同志：

　　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同志：

　　當此抗日戰爭勝利的第8周年之際，我們謹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蘇聯人民和蘇聯武裝部隊致以熱烈的祝賀。

　　中國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長期艱苦戰爭中以及在最后擊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斗中，自始至終獲得了蘇聯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別是在1945年，因為蘇聯武裝部隊的參戰，和中國人民一起，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由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中國與蘇聯牢不可破的友誼已經并正在日益鞏固和發展。這種偉大的友誼現在已成為遠東和平與世界和平的堅強保證。

　　在這里，我們還要提到的，就是蘇聯給予中國人民的兄弟般的幫助，乃是中國經濟迅速恢復和走上有計劃建設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鮮停戰協定的簽字，顯然是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在爭取和平、制止新戰爭的努力中所獲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業已有助于整個世界形勢的開始和緩，同時，也將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與遠東各國建立正常關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再起。

　　中蘇兩國在保衛遠東和世界和平的正義事業中永久合作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

　　1953年9月2日于北京

　　9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城市建設中幾個問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中央各財經部門黨組：

　　中南局7月12日電悉。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設工作中的混亂情況很值得注意，而所提幾項建議的精神也是好的。中央認為：

　　一、隨著國家工業建設的開展，工業城市的建設工作已日益迫切和重要，不少重要工業城市，因為沒有城市總體規劃，對城市發展缺乏整體布局和統一領導，已影響了工廠、住宅、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確分配，以至產生建設單位各自為政，分散建筑，造成了建設中的盲目、分散、混亂的現象。這種情況如再繼續下去，就會造成將來建設中的更大困難和嚴重浪費。為適應國家工業建設的需要及便于城市建設工作的管理，重要工業城市規劃工作必須加緊進行，對于工業建設比重較大的城市更應迅速組織力量，加強城市規劃設計工作，爭取盡可能迅速地擬訂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報中央審查。

　　為完成上述任務，各中央局、分局及有關的市委、市政府必須加強對城市建設的領導，建立和健全大區財委的城市建設局（處）及工業建設比重較大城市的城市建設委員會（關于成立上述組織問題本年5月12日中央曾有通知），抽調一定的得力干部及技術人員加強此項工作。

　　二、關于研究城市發展遠景所需要的經濟資料，可根據國家第1個五年計劃對工業布局的初步意見，分別不同城市的性質和自然條件，研究工業建設比重較大的城市的發展規模與將來的發展遠景，然后由有關城市根據需要與可能及重點建設的方針，擬訂城市建設的指標。至于一般中小城市，在第1個五年計劃內，只能撥給少數款項作為維護費用，一般不再擴大基本建設。

　　三、城市規劃工作，除少數重要工業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設局直接幫助設計外，一般工業城市及改建城市均應由大區城市建設部門直接領導，由城市建設委員會參照去年9月中財委城市建設座談會編制的《城市規劃設計程序草案》擬訂城市總體規劃草案。在技術上，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設局，應給予指導和幫助。

　　四、建廠所需資料，如地形、地質、地震、水文、氣象等自然資料與必需的經濟資料，應盡可能地由城市建設委員會組織各有關建設部門統一進行，以免重復浪費。

　　五、有關城市建設的規章和辦法，城市建設干部的培養，由中央建筑工程部門逐步擬訂辦理；建廠區工人生活資料的供應工作，由中央商業部研究辦理；至于因建廠需要購買土地、拆遷房屋、調配勞力等問題，可由大區根據實際情況擬訂，其中有關重大原則問題，應報中央批準。

　　本件及附件，均登黨刊。

　　中共中央 1953年9月4日

　　9月7日，毛澤東在頤年堂邀請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濟深、陳叔通、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程潛、傅作義談話。周恩來、陳云、陳毅、李維漢亦在座。毛澤東此次談話要點，抄錄如次：

　　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改造。

　　1、過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別的去了，用力不多，現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3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

　　3、共同綱領第31條（即“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筆者注）的方針，現在應明確起來和逐步地具體化。所謂“明確起來”，是說在中央及地方的領導人物的頭腦中，首先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無論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方面，都還沒做到，此次會議（指在次日召開的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筆者注）的目的，應當做到這一點。

　　4、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時間，因此不應該發生震動和不安。

　　5、公私合營、全部出原料收產品的加工定貨和只收大部產品，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私營工業方面的3種形式。

　　6、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須研究。

　　7、占有大約380萬工人店員的私營工商業，是國家的一項大財富，在國計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營工商業不僅對國家供給產品，而且可以為國家積累資金，可以為國家訓練干部。

　　8、有些資本家對國家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他們仍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有些工人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我們應向這兩方面的人們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地（爭取盡可能快些）適合國家的方針政策：即使中國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部分的是為資本家謀利的，這樣就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了。

　　關于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有一個表：所得稅34.5％，福利費15％，公積金30％，資方紅利20.5％……總計100％。

　　9、需要繼續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需要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愿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

　　10、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共同綱領），而且要出于資本家自愿，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

　　11、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在過去幾年中已有很大的進步，相信再有3年至5年，這種進步將更大，所以3年至5年內基本上完成將私營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是有可能的。國營企業的優勝，則是完成這一任務在物質方面的保證。

　　12、至于完成整個過渡時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基本上完成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不是3、5年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思想。

　　13、一個是領導者，一個是被領導者，一個是不謀私利者，一個是還要謀一部分私利者，等等，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就利潤分配上說，約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應當說服工人，和國營企業一樣，實行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數量質量，這樣對公私勞資都有利。

　　欲知毛澤東能否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請看后面詳細敘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1953年8月12日在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所作的6點自我批評，至今讀來依然使人感動不已。正像在此次會議上一直受到批評的薄一波后來回憶所說：“一位受全黨尊敬的偉大領袖，能在大庭廣眾之中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給了大家以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他的這番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承擔了責任，就使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減輕了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這次財經會議能通過批評、自我批評來總結經驗，提高認識。”斯言極是矣！毛澤東從來都是敢做敢擔當的，從不文過飾非，從不言不由衷。身為領袖而率先自我批評的坦誠精神，堪為全黨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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