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一種科學方法，是謀劃工作、科學決策的重要前提。毛澤東極為重視調研工作，親身參與并撰寫了大量相關著作。早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毛澤東就有5次游學考察。大革命時期，他撰寫了2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高度評價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發揮的偉大作用。經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布哈林推薦，這篇考察報告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俄文版和英文版上公開發表，成為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

　　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程

　　大革命時期，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彭湃、毛澤東等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推動農民運動在中國南方各省蓬勃興起。毛澤東于1926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全國的農民運動，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制定《目前農運計劃》。他提出：“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為實施這一計劃，他聯絡長江沿線各省國民黨黨部，在武昌開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的蓬勃興起，直接推動了北伐軍順利進軍，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打擊了幾千年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但是，在對這場農村革命大風暴的認識上，在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革命統一戰線上層內部甚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內部，出現了“糟得很”與“好得很”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并展開了激烈交鋒，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上給予回答與指導。

　　毛澤東采取的辦法是：用事實回擊責難，以實踐探尋真理。為此，當年34歲的毛澤東在戴述人的陪同下，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在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個縣的農民運動，廣泛接觸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干部，召開各類調查會，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戴述人又名戴曉云，衡山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衡山縣委書記。毛澤東邀戴述人同行，主要是因為他熟悉考察區域的鄉規民俗。

　　毛澤東等從省城長沙出發后，于1月4日至10日在湘潭縣城以及銀田、韶山一帶考察；1月10日至14日在湘鄉，來到外祖父家的唐家圫并將舅父、表兄弟和一些老農請來座談；1月15日至23日在衡山縣，先后考察了白果鄉、福田鋪、宋家橋和縣城，然后回到長沙城，24日至26日考察了長沙郊區；1月27日至2月3日又在醴陵考察；2月4日至5日回到長沙，考察結束。此行32天，其中10天在衡山縣境內，幾乎占行程的三分之一。他們在衡山縣的具體行程如下：

　　1月15日，毛澤東等離開湘鄉，從分水坳進入衡山縣境內，首先抵達白果鄉（今白果鎮）。白果鄉地處南岳衡山之北，被稱為“岳北地區”。毛澤東到達白果的當晚，即在岳北區農民協會所在地——關圣殿召開了農協干部座談會。他說，湖南農民運動是從1923年成立岳北農工會開始的，這是由水口山工人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家鄉組織起來的全國第一個工農聯合的革命團體，是我國農民最早起來革命的地方，可以與廣東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相媲美。他還說，岳北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老家，這里鬧起了革命，就像孫悟空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舞金箍棒。

　　1月16日上午，毛澤東在芳山公祠聽取了岳北區女界聯合會負責人的匯報，負責人說起“去年冬至那天，岳北女界聯合會組織白果鄉的婦女們，擁到趙、周、李、廖、劉各氏族祠堂里，往日不讓進去，這次一屁股坐下來吃冬至酒，氣得族長和大富人家干瞪眼”。毛澤東聽后，用筆在本子上記下了婦女們“吃大戶、鬧祠堂”的事，連聲稱贊“干得好”。接著，他又到了岳北農工會舊址——劉捷三公祠進行調查，了解當年岳北農工會的斗爭情況，指示要給在斗爭中犧牲的周德二、趙丙炎、廖芳炳、李玉邕4名烈士召開追悼會，并照顧好他們的遺屬。他在劉氏宗祠察看了岳北區農民協會糾察大隊的情況，在周氏光霽公祠調查了農民協會夜校的組織形式、教學內容和經費渠道等問題，問長問短，并為農會骨干會議作了一場精彩的形勢報告。

　　1月17日，毛澤東離開白果鄉來到福田鋪，在圣帝廟召集附近3個區的農協干部開會，詢問農運斗爭及農民禁賭、禁鴉片等情況，在大樟樹下向當地600多名農民發表演講。18日繼續進行調查研究，重點找當地鄉紳了解商鋪的經營情況。晚上，他在宋家橋戴述人老家戴聘公祠住宿，第二天又在有600多名群眾參加的大會上演講。1月20日，中共衡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向鈞陪同毛澤東到縣城，在縣委機關所在地康王廟住宿，向鈞、賀爾康、陳新憲等10余人向毛澤東介紹了衡山縣黨團組織及農協、工會等方面的情況。此后兩天，毛澤東視察了縣農民運動講習所，多次找學員們座談，還主持了新黨員的宣誓會。直到1月24日，他才乘船離開衡山縣城返回長沙市。在返回前一天下午舉辦的歡送會上，200多名黨團員和農協骨干分子聆聽了毛澤東長達兩個小時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從國際談到國內，從工運談到農運，從湖南談到衡山，并高度評價了衡山縣特別是岳北地區的農民運動。后來，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17處提到了衡山的情況。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寫作及意義

　　2月12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2月16日，他就考察情況給中共中央寫報告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提出黨對農運的政策，應注意：“（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并沒有什么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他對今后農運的方針政策提出了10點意見，即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則不能“矯枉”。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難以辦到，這些都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還鮮明地提出：“當前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他在報告的末尾寫道：將此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處（指中共中央）察核，并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

　　隨后幾天，毛澤東開始在位于武昌都府堤41號的住所回憶和整理在湖南沿途的見聞及資料，遂撰寫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用大量事例對農民運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闡述，文章分為“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謂‘過分’的問題”“所謂‘痞子運動’”“革命先鋒”“十四件大事”等幾部分。他還強調：“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文章高度評價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學說，同時為我們黨此后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做了一定的理論準備。

　　從3月5日起至3月28日，毛澤東所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區委刊物《戰士》上連載，3月間，還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和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上發表了前面兩章，而后半部分沒有繼續刊出，原因是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不準刊登。中央局委員瞿秋白說：“我贊成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全部觀點。‘某些人’之所以不讓連載，無非是怕這篇文章拿出去，進一步激起農民的‘越軌’行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他接著說：“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么命？”他把毛澤東所寫全文交給秘書，送往漢口長江書店。4月，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瞿秋白還為該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是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同時，瞿秋白還將毛澤東和彭湃并稱為“農民運動的王”。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通過各種渠道公開發表以后，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該文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為農村大革命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尤其在湖南，廣大農民群眾從掌管鄉政權發展為要求掌管縣政權，從減租減息發展為要求沒收地主土地和“插牌分田”；各地奪取地主武裝、擴大農民自衛隊的斗爭，也進一步開展起來。正因為有這樣的基礎，在隨后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的極其險惡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工農群眾發動一系列起義，從大革命失敗的低潮中成功地轉向土地革命戰爭，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國際傳播

　　正是基于實地調查，毛澤東的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運動提出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澄清了許多對于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針對農民運動“糟得很”，農會的舉動“太過分”、有一點“亂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等說法，毛澤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他熱情謳歌“貧農乃革命先鋒”，在他看來，農民運動“好得很”，成就了“奇勛”；農會的所謂“過分”舉動具有“革命的意義”。考察報告從中國國情和農民實際出發，深知“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土地是發動農民的根本問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有利于贏得話語優勢和主動權。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篇雄文傳萬里。毛澤東筆力雄健，他的文章如長江大河，奔騰洶涌，革命者看了堅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敵人看了則膽戰心驚。以這篇考察報告為例，其不僅為后來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論支撐，而且當時就傳播到國外，時隔兩個月便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議。會上，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高度贊揚了毛澤東寫的考察報告。布哈林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位“鼓動員”就是毛澤東，他為中國的農民運動正名，真實地介紹了湖南農民在中國大革命中的狀況，加深了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的了解。布哈林稱贊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在布哈林的倡議下，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第59期，首先轉載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只隔了半個月即6月12日，《共產國際》英文版對毛澤東的這篇考察報告又進行了翻譯轉載，并且寫了編者按語向讀者予以推薦：“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

　　共產國際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國際組織，即包含了各國共產黨的“統一的世界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共產國際》作為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于1919年5月在莫斯科創辦，分俄、德、法、英4種文字出版。當時如果沒有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宣傳，毛澤東的文章向外傳播是十分困難的。正因為毛澤東的這篇考察報告在莫斯科公開發表，加深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負責人對中國農民問題的了解。也由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及其文章的宣傳，擴大了毛澤東在世界范圍尤其是在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中的影響，為毛澤東及其思想進一步傳播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毛澤東由此進入國際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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