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5日的東北大鼠疫，由滿洲里傳入哈爾濱，并迅速擴散到東北三省各地，蔓延到66府縣，疫斃者達46747人。中國東北鼠疫疫情在當時成為舉世關注的熱點事件。

　　東北鼠疫疫情發生后，對于清政府的統治和治理機制造成重大壓力。當時，中國尚未形成近代意義上的公共衛生制度，在上海、大連等口岸城市、租界城市以外，對于遏制病疫傳播多采取傳統的中醫防治手段。這也是疫情發生之初，清政府、東三省總督以及各地官府官員應對失據的重要原因。

　　中醫對于鼠疫的看法分為傷寒派和溫病派，前者以人體內“氣”的不平衡解釋鼠疫，認為體內正氣不足和外部影響造成鼠疫染病；而溫病派則將環境的影響考慮在內。當時的中醫醫者認為，鼠疫源自土地里的“濁氣”，所以讓鼠先染疫，然后傳染給人。為此發展出的預防方法就是打掃房屋、謹防老鼠出沒，讓清風驅散所有濁氣，并倡導通過熏染檀香、硫磺、艾草等辟疫，還有就是內服解毒活血湯，外敷藥物于淋巴結，用刀割、針刺甚至麻黃排出膿毒，但效果并不理想。

　　必須指出的是，在19世紀晚期以前，無論是歐洲、北美，還是世界其他地區，對于鼠疫的認識大體與當時的中國中醫處于一個水平。但19世紀90年代，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發生鼠疫疫情，法屬越南殖民地長官派遣科學家亞歷山大·耶爾森到香港調查，通過對鼠疫死者尸體、疫鼠尸的解剖，分理處鼠疫桿狀物。日本學者北里柴三郎之后也獨立研究，證實了耶爾森的發現。

　　所以，在1910年冬天的中國東北，鼠疫疫情來襲時，最初東三省總督錫良以及各地地方官鼎力支持中醫辦理防疫，與盤踞中國東北中東鐵路沿線的俄方當局、以及盤踞中國大連等地的日本當局進行的西法防疫展開競爭。一些中醫宣稱可以憑借針灸治愈鼠疫，這種思路極大地誤導了清廷官員，以至于疫情發展到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仍然向東北之外各地征集中醫。在1910年12月31日，因為疫情發展實在太過嚴重，加之各國列強的強力施壓，東三省總督錫良方授權中國醫生伍連德獲得防疫全權。

　　伍連德采取的是西法防疫，這在東北很多城市引起中醫群體的抵制。長春中醫堅稱西法防疫無效，因而自己組建了鼠疫醫院，卻未料及開張一周，就有2名中醫和7名護理人員染疫死亡。盡管如此，東北各地的中醫仍然在不斷推薦各種藥方，甚至建言可以使用蘿卜、白菜、石膏、銀花等藥物治愈鼠疫。在東北大鼠疫疫情畫上句號以后，各地中醫仍譏笑西醫、西法處置的低效。

　　西法防疫在什么背景下出現在中國

　　中國東北地區自然條件優越，19世紀后期開始大幅度迎來中原、華北地區的移民，并因此發展出發達的農牧業和初級加工產業。東北地區在當時也成為俄國和日本覬覦的對象。

　　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同時，致力于迫使清廷答允修建中東鐵路，并沿著鐵路沿線新建、擴建滿洲里、海拉爾、扎蘭屯、齊齊哈爾、昂昂溪、哈爾濱、阿城、雙城綏芬河等多個城市。俄國還希望以中東鐵路為基線，在中國東北腹地各處繼續修建鐵路線，為此在中國華北、中原地區招募了大量的勞工。

　　日本也有相似的鐵路擴建計劃。俄日矛盾自此變得難以調和，在雙方發生大規模沖突后，日本開始致力于鞏固其在東北南部地區的殖民優勢，也在大力投資興建工礦業、交通業。

　　俄日的東北基建競賽，使得東北地區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已經建成體系化的鐵路網、城市圈。在東北，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

　　但是，東北全境當時仍是中國領土，清政府設立東三省總督以后，也努力致力于防止俄日過度擴張、過度侵蝕中國主權，對于俄日任何可能威脅中國主權的做法予以堅決抵制。

　　這也是為什么在1910年冬天發生鼠疫疫情以后，在中國東北擁有殖民特權的俄國和日本相繼采取西法防疫手段，甚至不惜粗暴地采取強制檢疫、隔離的方法來試圖阻斷疫情傳播的情況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衛對東北的主權。

　　所謂的西法防疫，最早出現在中世紀后期、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中山大學醫學院（深圳）教授杜麗紅所著的《東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國》一書。書作者指出，西法防疫的核心理念是基于基督教傳統，也就是將鼠疫認定為罪惡的懲罰，所以患病者就是有罪的人，為此給遠洋航行的船只發放健康證，并要求即將抵岸船只及隨行人員在指定區域隔離后才可進港。

　　19世紀事實上也是歐洲國家大肆殖民擴張的世紀，頻繁往來的軍艦、商船使得歐洲國家口岸和殖民地頻繁爆發鼠疫、流感等疫情。

　　西法防疫引入中國，如前述是因為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疫情，港英當局非常強硬地推行實施了消毒、隔離、檢疫等舉措。之后，租界當局也曾試圖將香港的西法防疫舉措復制到上海，但清廷上海官員、商界人士以及民眾的響應度很低。

　　書中解釋了西法防疫思路進入中國困難重重的原因所在。中國文化賦予了中國人的有限樂觀態度，相信生死有命，所以如果遇到嚴重疫情或疾病，那是命數使然，不是人力可以對抗的。

　　而且，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在當時，無論是東北、上海，還是國內其他地區，清廷官員、商界人士甚至本土知識分子最為警惕的就是列強用防疫為借口，擴大在華特權。

　　從中醫防治到西法抗疫

　　1899年，營口地區發生鼠疫疫情。此舉引起了當地外國領事的高度關注。當時，營口地方官仍然采取傳統的疫病控制方法和中醫診療做法，以至于疫情在多地擴散開來。此舉受到各國領事強烈批評，日本方面甚至派遣醫生到營口挨家挨戶查找病人，將染疫者送往專門的隔離醫院診治。但外國的干涉做法激起了清廷以及地方、商界的頗多不滿，由于當時的疫情并未顯著擴散，因而也無從顯現西法防疫相較于中醫治療的優勢。

　　八國聯軍侵華、俄日戰爭以后，日本在東北南部強化了派遣力量，不僅包括軍事占領力量，也包括醫療衛生體系。日本人自信自己已經跟上時代的節拍，在防疫方面掌握了相當的科學和技術經驗，因而在大連、營口等地建立起非常嚴格的海港檢疫制度。但這種制度并未比較完整地向東北其他地方擴散，而被當時的清廷官員視為外國侵略的象征。

　　1905年，清廷開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官制改革，設立城市警署和衛生局，加強城市治安管理和公共衛生管理。但正如《東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國》書中提到的那樣，當時的東北衛生防疫機構不僅奇缺，而且經費、經驗全都缺乏。

　　1910年10月26日，哈爾濱發現第一例鼠疫患者。哈爾濱市政管理部門開始采取防疫措施，而俄方向哈爾濱地方當局也施加了強大壓力。哈爾濱地方官員按照自己了解的防疫措施建立隔離、救治、消毒等措施，對疫情得到控制很有信心，但俄方卻非常悲觀。書中指出，哈爾濱地方官員最初相信鼠疫可治，服藥或者針灸即可治療，所以并不認為有必要通過強化封鎖來遏制傳播，俄方的看法恰恰相反，認為鼠疫無藥可醫，只能通過嚴密封鎖、隔離染疫者來切斷傳播。

　　疫情形勢在1910年的11月、12月逐日不斷變得更糟。1910年12月25日。伍連德到達哈爾濱，但與當地衛生部門、醫生、防疫人員都表現出矛盾，很難獲得后者們的良好配合。

　　在快速完成醫學試驗后，伍連德直接上報，指出此次疫情屬于肺鼠疫，人人傳播，當務之急就是分別與俄國、日本當局分別控制鐵路交通，修建更多的臨時醫院來容納病人、隔離疑似染疫者，建立東北去往北京的衛生狀況，如發生疫情，就要采取更為強硬的防疫措施。這些建議獲得了清廷外務部的同意，但東三省總督錫良仍然主張防疫應由東北地方主持。這方面的爭論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

　　清政府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撥出專門經費支持東北抗疫。當然，《東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國》書中也提到，晚清政壇上的權力斗爭使得東北以及其他地方無法真正意義上獲得包括防疫在內的各項重點工作的充足資源支持。

　　為阻斷鼠疫從哈爾濱向東北南部地區以及京津地區傳播的鏈條，1911年1月起，哈爾濱至奉天（沈陽），奉天至北京等地的二、三等客車停運，部分未停運列車則需經過非常周密的核驗。清廷在山海關還專門由北洋軍設卡，專門核驗排查疑似染疫者。不僅如此，為了確保防疫落到實處，清廷還應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奏請，調集了部分精銳新軍奔赴哈爾濱、長春、奉天等地。這些舉措的目的其實就是避免在東北務工的華北、中原地區勞工因對疫情發展產生恐懼，將之堵截在東北范圍內，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至全國疫情。

　　《東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國》書中還提到，在伍連德的推動下，哈爾濱等東北城市對染疫死亡者的遺體采取焚燒深埋；并且對所有可能染疫、波及的物品、場所進行嚴格消毒，包括燒毀物品、蒸汽消毒、煮沸消毒、藥物消毒。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還提到了當時出現的省際政治博弈。1911年春節后，直隸、山東兩省為當地經濟、治安考量，苦苦勸說東三省總督錫良同意直魯兩省苦工北上。但錫良則考慮到疫情尚未得到比較好的控制，如果讓直魯兩省苦工北上，會進一步加大防疫壓力，反過來要求直魯兩省體諒東北的難處。

　　尤其是1911年4月萬國防疫大會選在奉天召開，錫良必須避免會議期間在奉天等地出現疫情。經過雙方的艱苦博弈，最終以東三省行政當局嚴格查驗苦工身體狀況，不斷遣返不合要求者而告終。

　　所評圖書：

　　書名：《東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國》

　　作者：杜麗紅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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