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制資本”，是孫中山先生與“平均地權”并列的民生主義兩大經濟綱領之一，其要旨是借助國家力量遏制私人資本的膨脹和壟斷，以“發達國家資本”，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孫中山先生這一思想告訴我們，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既“有善果，也有惡果”，吾人應取其“善果”，避其“惡果”，做到既開發富源、振興實業，又防止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流弊。孫中山先生這一思想的提出彰顯了一位資產階級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智慧與大膽革新、引領歷史進步的革命氣概與膽識。這一思想從提出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100年的時間，在這100年里盡管世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是，它并沒有過時，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指導作用。

　　一、孫中山“節制資本”之要旨

　　“節制資本”，是孫中山先生與“平均地權”并列的民生主義兩大經濟綱領之一，其要旨就是借助國家力量遏制私人資本的過度膨脹和壟斷，“發達國家資本”（這里的“發達”即“創立”與“發展”之意，以下同——筆者注），振興實業，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弊端。

　　追溯歷史，“節制資本”是孫中山先生1924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正式提出的，而作為一種思想，其萌芽始于20世紀之初。1905年孫中山先生就曾指出，民國一方面要仿效西方，“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其種種弊端”。孫中山先生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既“有善果，也有惡果”，吾人應取其“善果”，避其“惡果”，做到既開發富源，振興實業，又防止資本主義發展的流弊。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思想的最初體現。

　　“節制資本”，其要旨意在于限制私人資本（當然，在更廣的意義上也包括西方列強在華企業，因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所以如此，孫中山先生指出：“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他還指出：“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出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這也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節制資本”的根本性理由。

　　如何“節制資本”？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首先體現在經營范圍上的限制。1911年4月，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上明確指出：民國“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即“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幾乎在同時，他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作演講時也強調，他的民生主義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財源”，故要實行“土地及大經營歸國有”，社會財富為人民“公有”，民生主義就是“排除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當然，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國有”、“公有”和“自由”都不過是資產階級思想框框中的東西，與我們所理解的無產階級的“國有”、“公有”和“自由”有著根本區別。但不論怎樣，這總比那種為極少數資本家私人占有和資產階級的極端專制，是一種多么大的進步。

　　為了限制私人資本，孫中山先生提出了“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這是“節制資本”又一重大舉措。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一文中提出，“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礦油等”，“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等”，總之“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歸國家經營”。顯然，孫中山先生主張就是要把一切操縱及可能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和大事業統統交由國家經營管理。繼而，孫中山先生又把這一主張寫進了1923年通過的《中國國民黨黨綱》中。其中指出：“凡國中大規模之實業屬于全民，由政府經營管理”，以“防止勞資階級之不平，求社會經濟之調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指出：“節制資本”的“要旨”是“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同年，孫中山在廣州作“三民主義”的演講中闡明“節制資本”的具體內容時指出，它包括“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這樣兩個方面。

　　此外，為了限制私人資本，孫中山先生還提出了修訂稅法、制定與實施勞工法、改善勞工生活條件等舉措。這些舉措盡管還是被限制資產階級民生主義的框框內，但仍不失為一種重要之舉。

　　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思想，體現了他取資本主義“善果”，避其“惡果”，防止私人資本操縱國計民生的鮮明政治主張。這一主張具有反對帝國主義、拒絕重走西方資本主義老路的客觀要求，表現出了一位資產階級卓越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大膽革新、引領歷史進步的革命氣概與膽識。然而，很遺憾，孫先生的這一主張還沒有來得及實踐，他就與世長辭了。這個歷史重任，毫無疑問地，只能由我們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來完成。

　　二、毛澤東對“節制資本”的實踐與超越

　　孫中山先生由于去世過早，他提出的“節制資本”思想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然而真正將其付諸實踐的是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毛主席將其付諸實踐，并不只是作為孫中山先生遺志的繼承者之所為，而是肩負更高的歷史使命、秉持馬克思恩格斯為世界無產階級所指引的“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宗旨之擔當。中國共產黨在自己成立之初就把“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血與肉為代價為之奮斗了數十年，推翻了“三座大山”，獲得了民族和人民的新生。就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內政外交各方面工作作了謀劃與部署，提出了新中國的施政綱領與各方面的政策舉措。

　　在經濟方面，他肯定了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政策主張的適應性與積極作用。為此，他結合我國當時的具體國情，作出了規定。

　　首先，沒收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因為這一部分資本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它們所代表的生產關系是同中國封建地主階級一樣腐朽的生產關系。不沒收，它們將會繼續掠奪和壓迫我們廣大的勞動人民，甚至還可能會變我們的新中國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另外，沒收這些資本，對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新生產關系、發展新生產力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這一部分資本雖說其產值只占整個國民經濟的百分之十，但它卻極為集中，是當時中國現代工業的代表，“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建立起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的核心與主導力量。

　　其次，“利用”與“限制”民族私人資本。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后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民族資本不能只利用，同時還需要給予必要的限制。所以，毛主席又同時指出，“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

　　怎么限制？為此，毛主席提出要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各方面加以限制。他指出：“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如此等等，等等。

　　有限制，必然就會有反限制。毛主席指出：“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當然，在另一方面，毛主席認為，“限制”，是“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不能是死的、僵硬的。所以，他又指出：“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在如何利用與限制的問題上，毛主席的思想及其所提出的各項具體政策充滿了辯證法，彰顯了他極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與解決中國具體實際問題的卓越能力。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我們黨很好地貫徹持行了毛主席提出的這些正確政策，極大地調動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使我國被長期戰爭破壞了的國民經濟迅速得到了恢復，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可靠基礎。從1953年開始，我國便進入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我們通過3年的緊張工作，到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從此，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初步建立，使我們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

　　上述可見，真正成功地把“節制資本”付諸實踐，既充分利用資本的積極作用，又限制其消極作用，真正將其引導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軌道上的，是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實踐充分證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當時所確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毛主席關于“節制資本”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雖然可以把它看做是源自孫中山先生的，但是，它比起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來內容更豐富，即它不僅提出了這樣的思想主張，而且還提出了更多與之配套的具體政策與舉措，并且付諸了社會實踐，取得了完全成功。更為重要的是，毛主席還將“節制資本”與“改造資本”作了無縫銜接，把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也取得了十分豐富的成功經驗。

　　此外，毛主席關于“節制資本”的思想較之孫中山先生，還有許多本質性的不同，科學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同我國具體國情的高度統一。

　　第一，毛主席把沒收帝國主義和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作為“節制資本”重要內容與首要之點。孫中山先生講“節制資本”主要是針對私人資本的，而沒有明確指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在華資本。所謂沒有明確指向，就是說他沒有直接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在華資本。如果要說孫中山先生有所涉及，那就只能從他的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中依稀看到，但并不明確。而毛主席卻是明明白白地寫在了自己所作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和本次黨的決議里。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

　　第二，毛主席“節制資本”的思想，如上所述不僅有限制的意思，并且還有改造的意思，這就既包含了其量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還包含了其質的轉變。即不僅遏制住了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與野蠻生長，而且還逐步將它們引導到社會主義發展的軌道。為此，毛主席還特別將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實際，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歷史上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大貢獻。

　　第三，不論是孫中山還是毛主席，“節制資本”都包含了“發達國家資本”或“發展國有經濟”的思想，但是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發達國家資本”是歸資產階級國家所有，其物質形態就是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這種資本或企業，說到底，仍然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即“集體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它是為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服務的。而毛主席所要建立與發展的國有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歸全社會勞動者所共有、為全社會勞動者利益服務的。兩者之間，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不可同日而語。

　　上述可見，毛主席的“節制資本”思想比起孫中山先生，不僅內容更豐富，而且還具有全新的質的規定。這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無法與之比肩的。

　　三、“節制資本”與當代中國

　　“節制資本”的思想，從孫中山先生提出，到如今已經過去整整100年了。在這100年的時間里，無論是整個世界，還是我們中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我們中國來說，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趕走了帝國主義、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新中國誕生后，我們又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遵循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再加上持續不斷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進行，使資本主義舊的生產關系及剝削制度在中國基本消失。

　　然而，在其后的幾十年里，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盡快發展我國生產力，我們又重新建立起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結構。這樣，在我國，不僅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且還有以資本主義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為主的多種非公有制經濟存在。而且這些非公有制經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得到了迅速擴張與發展。時至“十三五”規劃進行時，它們已經占據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絕大部分，這就是人所共知的“5、6、7、8、9”這一基本事實，即所謂民營經濟貢獻了我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當然，作為與國有經濟相區別的“民營經濟”，其中也應包括集體經濟，但實際統計中主要是私營經濟為大頭的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還有人把外資經濟也混入“民營經濟”范疇。）根據我國現行政策，今后非公有制經濟還將會發展到什么樣的程度，在國民經濟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而公有制經濟將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整個國家經濟基礎的結構和性質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不可能不讓人擔憂。

　　既然有如此龐大的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那么就一定會有一個如何加強監督與管理的問題。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接著指出：“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這里提出的“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和“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等等，是不是就是一種節制？此外，特別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也為此發表過重要講話。他指出：“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民營企業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要筑牢依法合規經營底線，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筆者認為，這是在從外部“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的基礎上，又在那些資本所有者內心世界里增加了一個“紅綠燈”。由此，筆者還認為，這種在那些資本所有者內心世界里設置的“紅綠燈”，也應該算是一種對資本的“節制”，并且還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節制”。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更應該充分認識“節制資本”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并根據我國現在的新情況、新特點，找出更有針對性的對策，把這項的工作做好，讓各類資本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四、孫中山“節制資本”的思想對我們的啟示

　　上述事實表明，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盡管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許多根本性變化，但是，它并沒有過時，并不因為時過境遷而失去其重要的現實價值。

　　首先，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思想至少給我們提了一個醒，即在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時候，不要忘了它還有許多消極作用，而必須對此有所節制，“避免其種種弊端”，使之“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孫中山先生的這個忠告，我們應該時時想起，一刻也不能忘記。對此，或許有許多朋友并不認同。但是，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難道說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連100年前的一個資產階級的領袖人物都不如嗎？100年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都能清醒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主張“節制資本”，難道100年以后的共產黨人還要無限制地放縱資本野蠻發展嗎？這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退步？如此下去，我們一心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嗎？

　　另外，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以“發達國家資本”的方式來達到“節制資本”目的，對我們今天也是極有啟示意義的。孫中山先生認識到，只有“發達國家資本”，才能“排除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進而才能改變因“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出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的結局。孫中山先生，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能深刻地認識到“發達國家資本”的重要意義與作用，這難道對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一點觸動都沒有嗎？我們不應該從中悟出一點什么道理嗎？現在，有不少人一心與我們的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過不去，一提到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什么“產權虛置”、“效率低下”、“獨家壟斷”等等的大棒就不停地揮過來，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問題”，甚至提出“人間正道私有化”，把國有企業當包袱甩，等等。面對這樣的一些胡言亂語與違憲行為，難道我們就不應該與之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嗎？試想，如果沒有了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我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還能正常進行嗎？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還能順利實現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同富裕與自由全面發展還有可能嗎？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包括我們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還能鞏固嗎？！

　　面對此，我們必須振作精神、鼓起斗志，拿起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同一切否定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種種言論與行為展開嚴肅的政治斗爭，讓他們無立足之地與藏身之所。否則，昔日蘇聯的歷史悲劇就可能在我們中華大地上重新上演。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試想，曾經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到如今還剩下幾個國家？那些已經消失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到底是因為什么而消失了？這里盡管原因很多、很復雜，但是，國有企業與國有經濟的被否定，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最令人痛心的痛點！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焉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歷史的經驗必須記取。我們決不能重蹈歷史覆轍，也決不能讓數千萬革命者的獻血白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就一定要牢記我們黨誕生之初許下的“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的歷史承諾，一定要用我們的辛勤勞動與頑強斗爭將這一承諾變成美好的現實！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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