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齊得平同志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兩萬多人西渡黃河，究竟奉誰的命令?這個問題是清清楚楚的。

1959年9月，劉伯承元帥為紀念紅軍長征23周年撰寫的長篇文章《回顧長征》，經中央軍委常委鄧小平、聶榮臻審核修改，在《八一》雜志(1959年第20期)上發表。文中寫道：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終于在會寧會師，“但張國燾野心不死，竟又借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結果過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趕來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隊，照他的預定計劃，西進至甘州、肅州地帶，即被國民黨軍輾轉包圍。雖經英勇抗擊，但終于遭受失敗。”

1980年12月，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編造謠言：“部隊過河，完全是根據黨的《十月份作戰綱領》的要求和中央軍委、紅軍總部的命令行事的。”“所謂‘張國燾擅自命令部隊過河’之說，壓根兒站不住腳。”(1)

“壓根兒站不住腳”是針對誰說的?這明明是針對劉伯承元帥說的!只是朱玉膽怯，想瞞天過海，沒敢點劉帥的名字。《回顧長征》乃劉帥名篇，何人不曉，朱玉焉能瞞過?“張國燾擅自命令”這是鐵的事實，朱玉這樣做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首先我們要問朱玉，你提到的《十月份作戰綱領》和10月25日四方面軍部隊三個軍及一個總部渡河有什么關系?《作戰綱領》不是規定部隊“11月10號前”“休息”嗎?為什么四方面軍竟違反黨的規定，于10月25日就西渡黃河，揚長而去?這就是你說的四方面軍“完全是根據黨的《十月份作戰綱領》的要求和中央軍委、紅軍總部的命令行事的”嗎?真是一派胡言!

我是一個老檔案工作者，從1950年開始從事黨中央檔案的管理工作，自1960年起專門負責毛澤東手稿的管理。我們查遍了所有有關檔案文獻，包括黨中央的會議記錄、來往電報、中央的指示、決議等，黨中央、中央軍委從來沒有主動指示或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朱玉所謂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軍總部的命令”完全是編造的。

針對朱玉的編造，我對1936年10月25日16時“朱張彭”聯名電報做了考證。《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上發表了我的短文《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這份電報是張國燾盜用朱德、彭德懷的名義發出的。張國燾打著“寧夏戰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義路線，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經朱玉等人一折騰，是非顛倒了。《毛澤東選集》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注(19)是“張國燾命令”四方面軍二萬余人渡河。而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將“張國燾命令”改成“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這是錯誤的。

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加上“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24日渡過黃河(第419頁)。

1991年8月出版的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第151頁)。

2001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改稱“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第45頁)。

2002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又改為“根據中革軍委命令……渡過黃河”(第508頁)。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162頁)、2021年2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第65頁)沿用了“奉中革軍委命令”的說法。黨史著作是嚴肅的，幾部黨史著作先后有“根據中革軍委命令”“奉中央軍委指示”“奉中革軍委指示”幾種不同的說法，是怎么回事，沒有交代，說明這是沒有根據的。

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是研究歷史的憑證。為維護黨史真實面貌，為研究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究竟是奉誰之命，根據周恩來總理要我們用檔案印證歷史事實的指示精神，讓我們用檔案來作證吧。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電賀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甘肅境內匯合。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明確規定：“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四方面軍主力在通馬靜會地區就糧休整……”“十一月十號前，各部注重休息、補充、擴大，尤特別注意訓練，以便有力的執行新任務。”(2)《綱領》說的是做準備，而且是11月10號以前都是做準備，何時渡河沒有說，更沒有說急急忙忙去渡河。

10月13日17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請按照十月作戰綱領準備，做出寧夏戰役計劃綱要，與朱、張面商后提出于軍委”，要“充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3)

10月14日，朱、張致電黨中央及軍委稱：“對十月份作戰綱領和軍事、政治、外交指示，我們及徐、陳完全同意”。(4)

10月16日15時，朱、張致彭、賀任關并毛、周電提出：要一方面軍在打拉池之七十三師“協助三十軍渡河”，“四方面軍于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九軍即速跟進”。(5)

10月16日22時，毛、周致任賀關劉并致朱、張電指出：“我三個方面軍目前應以休息整理蓄積銳氣準備執行新的戰略任務為基本方針，對敵采遲滯其前進方針……堅持次方針，方于而后行動有更大利益。”(6)

10月16日，朱、張致電黨中央、軍委稱：“16日20時(此電時間可能有誤，從上電看，應是22時 — 筆者注)電收到，我們完全同意。”(7)

10月18日，朱、張致電毛、周稱：“三十軍電謂二十(日)晚即可開始偷渡”。(8)

10月19日13時，毛、周致電朱、張，告知“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河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20日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請依具體情況斟酌。”(9)可見，中央是不同意三十軍馬上渡河的。那時中央清楚，根本不讓三十軍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采取委婉的辦法應對。

10月20日21時，徐、陳致電毛、周稱：“三十軍已成船六只。”(10)

10月22日，徐、陳致各軍、朱、張電稱：“三十軍在靖遠附近，決明(二十三)晚搶渡。”(11)

10月23日9時，彭德懷就寧夏戰役的部署致電毛澤東。電報說：“寧夏戰役分兩步進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主力占領黃河沿岸，以第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軍攻擊中衛，牽制馬鴻逵。第二步渡過黃河……”(12)

10月23日，徐、陳致五軍、四軍并朱、張電稱：“三十軍渡河尚未開始”。(13)

10月23日，“朱、張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14)

10月24日，朱、張致徐陳、賀任并報中央軍委電稱：“我們昨十六時到打拉池與德懷、海東晤談”，“關于根據新任務由德懷同志提出之戰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15)

(10月23日)張國燾到打拉池第三天，彭還未見到徐、陳。拂曉，彭到張國燾處質問：徐、陳為什么還未見到?張說，“已令徐陳率領四方面軍主力及一方面軍五軍團從蘭州附近渡過黃河北岸，向武威(涼州)前進了”。(16)可見張國燾是當面一套背后一套。

10月24日，朱、張致電徐、陳稱：“三十軍渡河尚未成功”，“今晚應再偷渡”。(17)

10月24日，朱、張致徐、陳電稱：“如三十軍今晚渡河不成，應在靖遠上游至營房灘之線繼續佯渡河吸引敵人注意該方，同時速移一部兵力在靖遠下游東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18)

10月24日24時，毛澤東復電彭德懷并致朱張、賀任、徐陳說：“同意二十三日九時電之計劃。”敵“胡毛王關業占大道，如繼續北進……則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因此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19)

10月24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徐陳)提出“全軍渡河”。電報說：三十軍“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爾后“五、四軍繼續北岸”，并“建議一、二方面軍另由靖遠以北搶渡”。(20)

以上兩個24日電的想法可是天大的不一樣呀!一個是“擊破南敵”，一個是“全軍西渡”，這是“霄壤之別”!當年10月22日蔣介石到西安，12月12日張學良發動兵諫。如果不“擊破南敵”，而是“全軍西渡”，紅軍都跑啦!就不會有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的山城堡戰役(11月22日)，張學良還敢發動“西安事變”嗎?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改寫嘍!

10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編者注：“此電時間可能有誤，據前后電文對照應為10月25日”)，朱、張致中央軍委電稱：“我三十軍于昨晚在靖遠上游十五里之虎豹口渡河成功”。(21)

10月25日，毛、周為擊破南敵致電朱、張、彭并賀任、徐陳指出：“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余以九軍為中心三個軍……”“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22)

10月25日，徐、陳致朱、張及各軍電稱：“我三十軍已渡河成功，今晚三十軍可全部過河”，“九軍決今晚跟進渡河”。(23)

10月25日16時，張國燾以“朱張彭”名義，致電中央軍委、賀任關劉、徐陳：“三十軍渡河成功”。“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24)

10月26日，徐、陳致朱張彭電稱：“甲、……我們即遵二十五日收到總部158號批準二十四日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總部有何指示，望速告。以一個軍向蘭州大力壓迫，兩個軍速控制五佛寺、一條山、紅水一帶戰略地區……”(25)

10月26日17時，朱、張致徐陳電：“甲、同意你們布置”。(26)

以上10月25日16時，“朱張彭”聯名電說：“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第二天，即10月26日徐、陳致朱張彭電說：“我們即遵二十五日收到總部158號批準二十四日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總部有何指示，望速告”。同日，即10月26日17時，朱、張復電徐、陳：“同意你們布置”。就這樣，紅軍第四方面軍三個軍和總指揮部迅速渡河。這就是張國燾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鐵證。劉帥之言有理有據。朱玉貶之“壓根兒站不住腳”，說明朱玉居心叵測。

10月26日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27)

這些電報說明張國燾以“寧夏戰役”為名實際上是避戰逃跑。毛主席當時就洞察了張國燾的鬼胎。

10月27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左權、聶榮臻，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電文如下：

甲、大帥(筆者按：指張國燾)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池抬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找陳面談。

丁、前25日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28)

彭德懷上述電文中的“發后才給我看”等文字，明確無誤地澄清了10月25日16時“朱張彭”聯名電乃張國燾盜用朱彭名義的“一種陰謀式的”行為。

中央的正確決策同張國燾的避敵退卻是涇渭分明的。事情很湊巧，恰好10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朱德和紅軍總政治委員張國燾、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等，提出“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以擊破南敵”，然后再集中向北。這才是中央正確的決策。彭德懷電文中的朱德等同志“擁護中央”，說的就是擁護中央“擊破南敵”的英明決策;說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指的也就是張國燾對抗中央“擊破南敵”的正確決策。

1937年3月30日，在有張國燾等60多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延安會議”)上，討論張國燾的錯誤問題時，毛澤東在發言中說：“西路軍的失敗時極不幸的”，“渡河的時候，他要全部過去，過了三個軍我們才知道，于是只好順水推舟‘批準了’”。

這些檔案文獻資料證明：急忙下令讓四方面軍兩萬多人西渡黃河的不是別人，正是張國燾。有人卻說：“過黃河不是張國燾的問題，是中央下的命令，不是張國燾下的命令。”這是騙人!

1937年9月30日，陳昌浩給中央的《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說：“渡河行動：10月20日總部離開會寧，事前只決定了三十軍到大蘆子造船渡河，三十一軍分途在后阻敵，總指揮部遲兩天開動到打拉池，其他問題沒有確定。22日指揮部離開會(寧)”，“我們率三軍渡河雖得總部的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國燾同志命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是執行自己一貫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當時三個軍渡河無疑的是違反寧夏戰役計劃的，是退卻路線支配下之行動。”“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在渡河后才知道軍委不贊成三個軍渡河)……當時軍委同意用一個軍在河西，這是因為已經過了河，事實上已無法制止之后(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軍委并不知道)”，“總之渡河行動之一切錯誤，固有國燾路線為其根源，但最主要的實際執行責任，還是歸我個人承負”。(29)上述這些材料，說明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多人西渡黃河是根據張國燾的命令行事的，是違背中央的戰略方針的。

1937年12月，毛主席接見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程世才同志，對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同時還指出：“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冬季沒有棉衣，傷員沒有醫藥，沒有子彈，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但是，這也證明，沒有正確的革命路線，即使部隊再英勇善戰，也難免遭受失敗。”“西路軍路線錯誤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里地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沒有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但在“革命斗爭中，有勝利也會有失敗，失敗是成功之母，要從西路軍的失敗中吸取血的教訓。我們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偉大的，中國革命一定會最后勝利!”(30)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之指示》明確指出：“抗戰五年來的實踐，考驗了原四方面軍干部在本質上是誠實的，堅決的，證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對國燾路線時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31)

1972年6月，周總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報告中，講到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五軍團渡河及其失敗的情況時說：“張國燾到了西北以后，又變了計劃了。這個人因為是個壞人，他總是動動搖搖的，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個陰謀家。他又下令給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五軍團西渡黃河。這時已經快到陜甘寧邊區了，六盤山的左右了。他忽然又分兵，他先把四方面軍總部調過去，向前同志他們過去了，然后許多軍隊也過去了，五軍團也過去了。幸好當時有一個軍隊擋住了，就是關麟征的部隊。關麟征也是歸胡宗南指揮的，是那個時候跟我們在甘寧地區作戰的部隊之一。張國燾一聽關麟征是胡宗南的部隊，他就停了，他就沒進，否則他也過去了。又加上朱德同志、劉伯承同志在一起，所以還是把他接到陜甘寧這邊來了。已經過去的受苦了。渡過黃河以后，在甘肅的那個弄堂里頭，就是涼州、甘州、肅州一帶，在祁連山之北，不顧長途跋涉和馬家騎兵的襲擊(因為那個地方是寧夏、甘肅、青海馬家騎兵出入的地方)，地形又不熟，就在那一個狹窄的胡同里行動。他的目的，仍要往西逃跑，打通蘇聯的道路……因為他反中央，另立新中央，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主力紅軍一起，想跑到西北去。結果呢?幾乎全軍覆沒，只有李先念同志率領的三四百名紅軍到達新疆，那個時候只有三四百人。那時我們已經可以同莫斯科通點消息了，通知了莫斯科，就派陳云同志、滕代遠同志去接李先念同志，以后接到新疆。當時新疆盛世才跟我們還有關系。他那時候反蔣，跟蘇聯有關系。這樣他們就到了新疆。經過訓練以后，經過休息以后多數都回到陜北了。”

紅四方面軍兩萬余人，過黃河后不到半年時間，幾乎全軍覆沒，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罕見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好同志，他們很多人的犧牲是壯烈的，是可歌可泣的，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中央早已作出結論。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明確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32)1937年3月31日，張聞天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里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紅軍未有的恥辱。這是國燾路線最后的破產。這是血的教訓。”“這對于黨是嚴重的教訓，西路軍同志的英勇艱苦，我們是佩服的。但是失敗了。想將這責任推向中央，這企圖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來，那四軍、三十一軍也無疑跟過去的。”“國燾路線產生的惡果。只能說，是說不盡的，……給了中國革命極大的損失。特別西路軍的失敗，是空前絕后的恥辱”。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33)朱玉說：“叛徒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什么西路軍是執行他的‘西進計劃’，純粹是謊言。”(34)可見，朱玉在為叛徒張國燾翻案。

歷史是改變不了的。當時有人想將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推向黨中央，是不成功的。上世紀80年代朱玉等人制造謊言，企圖將西路軍兩萬多人西渡黃河，遭到極其嚴重失敗的責任推向黨中央，推翻中央政治局《決議》，為張國燾翻案，是荒謬的。

歷史文電俱在，毛主席發言、張聞天發言、周總理講話、劉伯承元帥的文章、陳昌浩同志的報告，既是人證又是言證，張國燾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兩萬多人西渡黃河遭到極其嚴重失敗的責任，是任何人想改變也改變不了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黨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要樹立正確黨史觀”。“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我理解就是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要實事求是。為維護黨的歷史的真實面貌，維護黨中央關于1937年反對國燾路線時所作的正確結論，《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注釋的錯誤、2021年2月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中關于四方面軍渡河及其失敗的錯誤表述(35)，必須改正。讓讀者了解我黨這一段歷史的真實情況，把黨的歷史學習好，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向黨中央看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注釋：

(1)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資料》，1983年第9期，第16頁。

(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629頁。

(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頁。

(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紅軍長征 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86頁。

(5)《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頁。

(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頁。

(7)《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4頁。

(8)《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頁。

(9)《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頁。

(10)《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0頁。

(11)《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1頁。

(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頁。

(1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3頁。

(14)《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頁。

(15)《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頁。

(1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6頁。

(17)《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5頁。

(18)《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6頁。

(1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頁。

(20)《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頁。

(21)《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2頁。

(2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34-635頁。

(2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頁。

(24)《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24頁。

(25)《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0頁。

(26)《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1頁。

(27)《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2頁。

(28)《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第91頁。

(29)《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9-980頁。

(30)程世才：《悲壯的歷程》，《西路軍史料》第1輯，中共張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1984年10月編印，第73-75頁。

(31)《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3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頁。

(32)《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68頁。

(3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第1版，第351頁。

(34)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9月20日第9期，第16頁。

(35)《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2月版，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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