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苦三查”運動的前前后后

　　來源：軍事史林2017年11期  作者：談志興

　　從1947年冬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軍利用戰爭間隙，開展了一次新式的整軍運動。這次整軍運動又稱為“訴苦三查”運動。其主要內容有：在部隊各級黨委領導下，采用白我教育的方法，學習黨的各項政策，進行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勞動人民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的階級教育，發揚解放軍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開展群眾性的練兵運動。同時，在整黨運動中就已開始的、在提高階級覺悟基礎上進行的三整運動(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也作為新式整軍運動的內容而繼續開展。

　　人民解放軍中在此時開展這樣一次整軍運動應當講是順理成章的。其形式是在部隊過去歷次訴苦教育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時機又是十分恰當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一些部隊為了提高部隊斗志，就多次進行過控訴日寇罪行的教育活動。

　　日本投降后，為了適應形勢任務的需要，部隊又廣泛進行了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壓迫人民、勾結日偽和地主惡霸、撕毀和平協議、進攻解放區的罪行，為保證部隊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思想轉變做出了貢獻。

　　土改運動開始后，許多部隊又進行了以揭露地主階級依靠國民黨反動統治剝削壓迫農民為中心的訴苦運動，增強了官兵為保衛人民翻身果實而戰的決心和犧牲精神。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南渡黃河、轉入進攻以前，就普遍進行了訴苦運動和查階級、查思想的教育活動，為鞏固部隊特別是而后挺進大別山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進入1947年，客觀形勢向人民軍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部隊指戰員在全國戰略進攻中具有更加勇猛頑強、英勇犧牲的精神，又需要部隊指戰員更好地理解和執行黨的路線與政策，更堅決地支持和參加人民群眾的土地改革。

　　但是，此時部隊指戰員的思想認識和黨中央的要求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這主要是因為，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大發展，部隊成員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部分人的思想不能跟上客觀形勢和黨的政策的變化。

　　抗日戰爭以來，我軍涌進了一批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他們雖然大部分經過黨的教育和革命戰爭的鍛煉改變了階級立場，但是也有極少數人進步較慢，舊的思想影響較多，個別人甚至仍然站在其家庭的立場上，對黨的土改政策帶著某些抵觸情緒。

　　解放戰爭以來，我軍又接受了大批解放區參軍戰士和大量俘虜的國民黨士兵。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大部分是勞動人民出身，參加我軍后很快有了進步和提高，但是舊社會、舊軍隊的壞思想、壞作風、壞習慣在一些人中仍然存留，而且其中還混雜有少數敵方下級軍官、國民黨員、間諜特務和兵痞流氓，在部隊起著不好的作用。從解放區參軍的戰士中，因為有些地方審查不嚴，也夾雜有一些地主、富農和流氓分子。一些工農家庭出身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情緒，個別人甚至喪失本來面目，蛻化變質。

　　這些因素就造成了在一段時間內，某些部隊的問題較多。有一些干部戰士對農民群眾反對地主的正義斗爭不同情、支持，對地主向農民進行的反動抗拒不憤恨、不揭露，有的甚至以各種方式包庇地主，阻撓干涉群眾的翻身斗爭。

　　有一些部隊的軍閥主義傾向發展起來，少數干部戰士對群眾態度蠻橫，不遵守群眾紀律，使我軍良好的軍民關系受到損失;在部隊內部，有些干部不深人群眾，不關心士兵的生活和疾苦、打罵士兵，造成了官兵之間的隔閡。有些干部則滋長了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思想，鬧名利、地位，爭享受，等等。

　　針對這種現象，朱德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就明確指出：

　　“我們的軍隊需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加以整頓，需要一個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的運動，使軍隊在思想上達到一致，擁護土改，組織上純潔嚴密。”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部隊也為此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訴苦運動(也有的叫復仇運動或者回憶運動)，并結合進行了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的教育活動。而東北民主聯軍遼東軍區第三縱隊就是當時取得效果比較好的一個部隊。

　　遼東軍區第三縱隊是抗戰勝利后，人民軍隊挺進東北，以冀熱遼部隊和魯中軍區的一部分部隊為骨干擴編而成。武器裝備比較好，但人員成份復雜。部隊組建后，隨即參加了保衛遼陽、本溪、四平戰役。在從四平撤退到遼東輝南、柳河一帶集結的過程中，經過連續20多個晝夜的行軍、作戰和搶修工事，部隊十分疲勞，加上物資供應不足，生活極其艱苦。人員思想十分活躍。從山東、河北解放區來的一部分同志，對抗日戰爭轉變為解放戰爭的思想準備不足，幻想和平，厭倦艱苦的戰爭生活，不愿在東北堅持斗爭，少數東北新人伍的人存在兵痞流氓習氣，認為“窮八路”不如國民黨，因而逃亡問題嚴重。1946年，僅第七師就逃亡了1520人。

　　第三縱隊的訴苦，最早是在第七師第二十團九連(也就是機槍連)搞起來的。時任二十團三營教導員的一位老同志回憶說：

　　1946年2月9日是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被調到東北民主聯軍遼東軍區第三縱隊第七師第二十團第三營任教導員。

　　我來到三營后，就參加了打國民黨精銳部隊新六軍的砂子嶺戰斗。戰斗中我發現：該營戰斗力較差，個別士兵不敢沖鋒;且由于戰斗艱苦，條件惡劣，又出現了少數士兵“開小差”現象;連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難帶，仗難打”，有的干部三天兩頭找我要求調走。如何從政治工作上鞏固部隊，加強紀律，提高部隊戰斗力，成為當時各級領導面臨的嚴重問題。我想盡辦法，做穩定部隊的工作。行軍時不騎馬，幫助老炊事員挑擔子;連、排干部也充分發揮模范作用，帶動廣大戰士。這樣雖然團結了越來越多的同志，感情也越來越近，但我心里仍然沒有底。以后的戰斗將會更加殘酷，這樣的部隊能經住各種考驗嗎?

　　到了6月，在東北戰場上，由于國共兩黨談判，出現了暫時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和平幻想。當時，關內在大打，很明顯，關外的“和平”只能是暫時的，所以必須抓緊時間教育整頓部隊，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惡戰。可是用什么辦法教育部隊呢?

　　正在這時，師召開了建師以來首次政治工作會議，全師政工干部都參加。會議頭兩天政治部主任作政治工作總結。師政委李伯秋到會作報告，講的是“階級教育問題”，闡述的中心思想是：我們的革命斗爭已由抗日民族斗爭轉變為與代表剝削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階級斗爭。斗爭的對象變了，我們的政治教育中心也應當轉變為階級教育。這個報告說理透徹，指導性強，我全神貫注地聽著，感到很解渴，幾個月來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問題有了答案。我們營與會的幾名干部討論得十分熱烈，他們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組織教育。可是，一討論搞教育的具體方法，大家就卡殼了。誰也說不出個道道來。大家感到階級教育問題“理論上解決了，實際上沒有解決”。

　　回到營里我開始考慮如何落實師里的要求。由于緊迫的戰爭形勢，三營的復雜情況，使我感到應該馬上搞階級教育。我召集連干會議，大家一致同意。教育的內容就這樣定下來。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還是想不出辦法來。正在這時，師宣傳科發下來一套學習討論問題，都是針對部隊的一些模糊認識提出來的。我們逐題議論，有一個題目是“誰養活誰?窮人養活富人，還是富人養活窮人?”大家感到這個題目好，抓住了“根本”。于是，部隊(第8連除外)就在吉林省柳河縣安口鎮展開了空前熱烈的討論，當時叫做了“辯論”。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場討論，引出了一個新生事物：“訴苦教育。”可以說這是一場應運而生的群眾性自我教育運動。

　　“誰養活誰”的辯論一展開，空前熱烈，眾說不一。說“窮養富”者有之，說“富養窮”者有之，說“窮富互養，誰也離不開誰”者也有之，爭論得不可開交。一爭就是二三天。漸漸地，分為兩條陣線：一部分人認為窮人養活富人，講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認為“富人養活窮人”。一位戰士竟舉出了自己闖關東生活無著，天冷了，冬天在一個地主家門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吃飯干活的事例。因為那時人們還不會從經濟關系認識問題，于是形成了互相誰也說不過誰的局面。會場上僵持著，長時間“冷戰”，間或出現“你們沒理了，投降吧”的起哄聲，但沒有對立情緒。雖然不斷“冷場”，但戰士們的態度都很認真，因為他們也急著尋求真理。

　　就在這“冷場”之時，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跡”出現了：一天，一個朝鮮族大娘找我說“教導員，不好啦，你快去看看，機槍連的同志想家想得抱頭大哭，飯都不吃呢!”我很吃驚，罵上想去機槍連看看。恰好機槍連指導員劉子政來了。他眼睛紅紅的，情緒激動地說：

　　“我們連今天開會時出了個新情況，二班副班長任紀貞發言時，他從算經濟賬講起，他父親給地主放了兩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收入三百多元，但地主只給三十元。老人給地主干了一輩子活，生病還得干活，累得吐了血，臨死前向地主借高粱米做點糊糊喝，狠心的地主婆不但不給，還張口辱罵。”講到這里，就說不下去了。他失聲痛哭，引發了全連官兵的悲痛，許多同志也一邊哭一邊控訴地主老財的剝削和壓迫。竟然責備自己糊涂，受了這么多苦還說財主是好人，說“富人養活窮人”。還有的捶胸頓足，罵自己忘了本，想開小差……等等。全連悲聲沖天，如洪峰瀉口。劉子政含淚匯報，觸發了我的悲痛感情，同時不由地興奮和激動起來“訴苦”是個好辦法!我們營的根本問題可以解決了!我們沒有再多研究，就召集各連干部來開會，大家齊說“太好了”!接著，讓任紀貞到各連去“訴苦”。連“訴苦”這個詞，都是在會議上隨意提出來的。第九連指導員趙緒珍用駐地老佃戶張大爺穿了14年的一件破棉襖和安口鎮黃區長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對部隊進行兩個階級、兩種政權、兩種軍隊的政治教育，發動大家“挖苦根”。訴苦教育，極大地啟發了廣大官兵的覺悟，激發了對敵人的仇十艮。

　　1947年1月，敵人對南滿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在一保臨江熱水河戰役中，我們營的干部戰士表現的很勇敢，戰斗力也明顯增強。這次戰斗中，我營九連戰士房天靜只身沖進敵陣，猛打猛沖，俘敵十余人，成為縱隊第一名特等功臣。縱隊劉西元政委找他談話，問他為什么這么勇敢。房天靜回答說：“因為我擦亮了眼睛，認清了敵人。”再問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過去雖然受苦卻認不清敵人，連隊開展了訴苦教育，才提高覺悟的事匯報了。首長聽了很高興，認為是件新鮮事，就派人到三營調查了解。于是，“訴苦教育”逐漸引起了團、師、縱隊、東北軍區首長和機關的注意。

　　師、團機關幫助九連總結了訴苦教育的經驗，將他們的做法概括為：“吐苦水”“查忘本”“下決心”。三縱隊政治部認為九連的訴苦教育經驗具有普遍意義，派人同師、團一起研究和充實九連的經驗，然后向全縱隊作了介紹。

　　遼東軍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對第三縱隊的訴苦教育非常重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共遼東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陳云指出，這是部隊教育的方向，要把訴苦教育和殺敵立功運動結合起來，在全區推廣。

　　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聽了詳細匯報后，高度評價了訴苦教育。認為“這在部隊教育上是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意義的創造，解決了當前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問題，是部隊政治教育的方向”。“這個創造，雖然還是開始，但這確實是部隊教育的革命，是真正體現毛主席教育部隊的思想……”

　　羅榮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關于在部隊政治教育中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的訓令，并親自主持起草了《東北日報》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于1947年8月26日發表。

　　社論指出：訴苦運動是部隊教育工作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這種群眾性的訴苦證明，罪惡決不是單獨或偶然地發生的。大家來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樣的苦，都同樣受凍受餓受辱挨打，這證明天下都存在兩種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人，一種是受人壓迫的人。前一種人通過各種線索的追尋，都歸到蔣介石那里去了，蔣介石就是他們的頭子。后一種人經過各種事實證明，都歸到共產黨這里，共產黨為人民辦事，是被壓迫人民的領袖。要報仇雪恨，只有和共產黨一起，大家聯合起來打倒蔣介石。

　　經過推廣和引導，訴苦運動在東北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大規模地開展起來。隨著這一做法的不斷完善，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于1947年9月28日，就東北部隊進行土地政策學習、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向軍委總政治部寫了報告。毛澤東主席非常重視這一經驗，親自對《遼東三縱學習土地改革政策(訴苦)之二》作了修改，并轉發全軍，從而促進了全軍訴苦運動的展開。

　　從1947年冬至1948年夏，我軍各部隊先后進行了自解放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大休整。按照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全軍各部隊利用這難得的休整期，結合開展土地改革教育，普遍進行了訴苦運動，并結合整黨的要求進行了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的活動。

　　彭德懷在其《自述》中是這樣評價西北野戰軍開展這一運動的情況的：

　　“我在西北戰場上取得了一條寶貴的經驗是‘新式整軍’。1947年12月中，撤圍榆林，進行整訓。一縱隊三五八旅戰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虜來的。深夜，一個人在野地，寫著他母親的神位，哭訴他母親是怎樣慘死的，仇恨國民黨和當地的惡霸地主，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要如何為母親報仇。一位連指導員悄悄在旁聽著，他也有類似的苦難，結果他們相擁相訴相哭。我們借這件事，開了訴苦大會，把它當做運動來開展。我軍新老戰士、干部，多數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淚史，過去各不聯系，不能成為同仇敵愾的階級感情。訴苦大會普遍開展后，大會小會又緊密結合，一個人的痛苦，就變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個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階級覺悟，凝集為階級仇恨。大家認識到，只有打倒國民黨政府，消滅其軍隊，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組織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滅剝削階級。又進一步查階級，查出了一些國民黨特務隱藏在人民解放軍中，在坦白從寬的政策感召下，說出了他們的罪惡陰謀，這就進一步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問一個‘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現不好，不勇敢，多數是由于階級覺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經驗。認真加以分析，進行評比，然后轉到練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作到了官兵互教。”

　　“經過這次運動之后，群眾紀律好了，上下級之間、軍民之間相互關系好了，這就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種訴苦會的形式是很好的，紅軍和抗日時期，都沒有找到這種形式;要是早找到這種形式，對爭取俘虜兵加入紅軍、擴大紅軍的成績，要快、要大得多。”

　　1948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西北野戰軍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議，聽取了部隊進行“訴苦”“三查”運動的匯報。會上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在西北野戰軍開展的戰役中，我軍指戰員表現了高度團結一致、勇猛頑強、不怕困難和犧牲的精神，從而迅速取得殲敵5個旅近3萬人的巨大勝利。這次戰役涌現出來的大批英雄模范，絕大部分都是通過訴苦三查提高了階級覺悟的同志。

　　如刺殺英雄劉四虎，是解放區參軍的翻身農民。他父親給地主干了大半輩子的活，一次干活時砸斷了腿，地主不給治，也不給工錢，去衙門告狀，怎么也打不贏官司。以前總以為是命不好。在訴苦運動中，大家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幫助他提高了覺悟，他認識到，窮人的總苦根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非徹底推翻他不可。在這次戰役中，他表現非常勇敢，一個人刺死7個敵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刺刀，于是他成了全國著名的戰斗英雄。

　　訴苦三查運動的顯著效果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極大關注。宜川戰役之后4天，1948年3月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的評論中，深刻地闡述了訴苦三查的偉大意義，并首次將其命名為“新式整軍運動”。

　　他指出：“西北野戰軍在去年作戰中，還只能一次最多殲滅敵人兩個旅，此次宜川戰役，則已能一次殲滅敵人5個旅。此次勝利如此顯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于天下的。”

　　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及毛澤東等領導下，新式整軍運動在全軍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

　　回過頭來看，訴苦三查運動對人民軍隊建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影響是深遠的。它推動了解放戰爭的進程，促使蔣家王朝更快地走向覆滅。

　　作為一種教育活動，訴苦三查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給我們的啟示也是很多的。比如，它的內容、形式、時機……

　　正如那位教導員所說：

　　在一定程度上說，訴苦教育是“憋”出來的，也是在群眾性的自我教育中開出的“奇花異果”。它的誕生證明了一個真理：千難萬難，依靠群眾就不難。群眾自我教育，啟發基本覺悟，形成的力量是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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