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闡明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時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1。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句名言對于評價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創舉也完全適用。雖然十月革命距今已整整一百年，列寧和他領導布爾什維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復存在，但是，十月革命及其后由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就像一首偉大的史詩，依然在人類社會發展史和文化史上熠熠生輝。

一、十月革命：歷史必然性與當今俄國社會的理性認知

　　當代俄羅斯社會與學界從未忘卻，原本落后的俄羅斯社會與人的精神面貌實實在在是在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得以煥然一新的。十月革命的深遠影響在俄羅斯至今仍是一個無可爭辯也不容回避的重大問題，這從當今俄羅斯社會對它的種種認知就可見一斑。今天，依然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俄共對十月革命的態度無須多言，就連普京總統在2016年12月的國情咨文中也依然沿用蘇聯時期對這一劃時代事件最傳統的稱謂：“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他早在2014年還這樣表述：“2017年我們將迎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或稱十月劇變100周年……這需要深刻的專業的客觀評價”3。作為當代俄羅斯大多數民意的代表，普京強調要誠實地研究十月革命，必須誠實地分析十月革命的本質。在蘇聯解體20多年來，俄羅斯社會在對待包括十月革命在內的歷史問題方面，盡管評說不盡一致，但沒有回避，而是十分關注。應特別指出的是，普京在這次國情咨文中使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樣蘇聯時期的標準稱謂，在蘇聯解體以來，由最高領導人講出來，還是首次。這可以看作是俄羅斯在祖國歷史文化認同上的評價指針部分地向傳統回擺，也是普京時代的十多年間，民間對蘇聯的懷舊思潮對官方話語的一種顯著影響。

　　無獨有偶，2014年索契冬奧會開幕式上，十月革命這一俄羅斯民族和國家歷史重大事件的舞臺呈現幾乎還是蘇聯傳統式的，舞臺空間的光芒為鮮紅顏色，一臺巨大的火車頭造型通過電視直播出現在千百萬觀眾眼前，熟悉馬克思主義文化語境的人們，一眼就明了編導是在展示蘇聯傳統歷史文化符號：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確，俄羅斯社會至今沒有忘記改變舊俄國落后面貌的那場偉大革命。因為，人們不會忘記，這不僅是前輩工農大眾的革命，也是他們崇尚的20世紀文化先哲當年呼喚的革命——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別德內依這些俄羅斯進步文學家不用說了，就連憂郁的鄉村歌手、詩人葉賽寧也由衷地呼喊：“我將把自己全部的心靈獻給十月革命和五一勞動節”4。溫和的“詩人中的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曾把十月革命比作歷史洪流，蕩滌了沙俄與資產階級骯臟的“奧吉亞斯牛圈”。“白銀時代”的先鋒勃洛克、布留索夫們也都積極投入到開創俄羅斯乃至世界新紀元的社會變革中。特別是從舊俄國知識精英轉向十月革命立場的象征派詩人勃洛克，他不僅寫下了包括《十二個》在內的歌頌十月革命的不朽詩篇，而且在1918年初寫的《知識界與革命》一文中，激情呼喚他的同伴們“用全部的身體、全部的心靈、全部的意識傾聽十月革命”5。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他參加了十月革命，還在俄羅斯第一個人民政權中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戲劇處處長，勤勤懇懇地為工農文化事業服務。知識分子之所以同情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改變俄羅斯的偉大創舉中看到了自普希金到托爾斯泰近百年來知識界渴求解放下層民眾的理想之光。

　　盡管蘇聯解體前后，前蘇聯社會輿論或后蘇聯學界出現了一些質疑、否定十月革命的聲音，但正直的學者還是能比較客觀地評價先輩走過的那段艱難而光榮的路程。前蘇聯學者、愛沙尼亞美國商業學院主席瓦列里·帕烏里曼教授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出版的學術專著《人類命運的預測》中，批駁了攻擊十月革命為“政變”的戈爾巴喬夫幕僚雅科夫列夫的謬論，實事求是地“還原”了十月革命爆發的社會內因，揭示了這場偉大革命興起的歷史必然性。他寫道：“1917年前在俄羅斯革命的局勢成熟了。當然，這是長期的歷史進程的結果。”6作者具體闡述了十月革命爆發的五個原因與條件：首先是沙皇專制威信掃地并且注定倒臺;其次，被沙皇體制和后來的臨時政府用來鎮壓人民怒潮的軍隊的腐化在1917年夏天達到了極致，總部和參謀部越來越失去對軍隊的控制;第三，被地主和富農及沙皇政權壓迫的俄羅斯農民極度失望，已開始自發地分地主的土地;第四，工人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第五，加速革命局勢成熟最強有力的催化劑是造成俄羅斯經濟危機的世界大戰。難怪人們說：戰爭與革命是一對孿生姐妹。7

　　關于十月革命必然勝利的當代認同，從政論作家伊波利托夫對居住在意大利的沙俄時代的大公尼古拉·羅曼諾夫的電話追問中也可得到證明。1999年，這個沙俄時代的遺老在衛星電話中也坦承，“在俄羅斯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力量，除了布爾什維克黨，能夠奪取政權并對國家的事業肩負起責任”8。所以，伊波利托夫在專著《鄧尼金》中直言：“若想證明1917年政權歸于布爾什維克是歷史的捉弄，那就是對歷史的強暴。”9

　　正是在鐵一般的史實基礎上，帕烏里曼指出：“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首都奪取政權只是在其規模宏大的進程上的一個環節(盡管是重要的)，這個進程在1917年之前很早就開始了，并一直持續到1917年之后，其中包括國內戰爭的形式。十月革命掃除了剝削者的政權，剝奪了私有制，更換了政府，整個社會體制隨之而得到了改造。”10

　　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以及蘇維埃國家后來社會改造和經濟文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在蘇聯解體多年后出版的一本流行著作《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性》中再次被承認。作者追述道：“在世界歷史上，婦女第一次在一切權利與自由中與男人平起平坐。……1930年我國消除了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勞動、休息、居住，健康與教育保障的權利是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蘇聯人民前所未有的勞動激情，他們科學上的、勞動的和軍事的勝利是這些成就的基礎”11;“1929年在工會、黨和共青團組織的積極參與下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包括勞動突擊隊、斯達漢諾夫積極分子等社會主義新型勞動力量的工作產出了“真正神奇的結果”12;“蘇聯學者在20年代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3格奧爾吉耶娃對十月革命給俄羅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國帶來的社會發展的歷史回溯，在蘇聯時代司空見慣，但在蘇聯解體后思想輿論一度混亂的俄羅斯文化界教育界，就顯得難能可貴了。十月革命與巴黎公社一樣，是俄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在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探索，一次艱辛實踐，它有失敗，有教訓，也有勝利，有經驗。其實，只要不帶偏見，就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給俄羅斯及原來沙俄統治下地區的廣大勞動者帶來新生活的事實，是受到包括泰戈爾、羅曼·羅蘭等東西方進步人士高度贊揚的，他們在訪蘇中親眼見證了蘇聯人民沿著十月革命偉大道路所取得的成果，親身體驗了下層民眾生活的根本改善。泰戈爾寫道：“1917年這里爆發了革命，在這之前，這個國家的農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沒有見過現代的農業機械。那時候，他們也同我國農民一樣，完全是虛弱的大力羅摩形象，他們忍饑挨餓，孤立無援，不聲不響。而今天，在他們的土地上出現了成千上萬部農業機械……在他們這里，土地開發和智力開發同時并舉。這里的教育事業充滿了生氣。”14他還寫道：“我親眼看到，俄國農民超過我們印度農民多遠啊!他們不僅學會了讀書，而且精神面貌也發生了變化，他們成了真正的人。”15

　　俄羅斯“共產黨人網站”當下對十月革命的評價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至少是19世紀中期以來在俄羅斯社會積累的社會內在矛盾的結果，是由這些矛盾產生的革命進程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結果，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保證了在全球實驗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十月革命具有全球化的性質，而在事實上完全改變了20世紀的人類歷史，并且在世界政治版圖上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16這是從當代全球化語境來闡釋十月革命。

　　誠然，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輿論界出現了有關十月革命的另類稱謂與表述，例如，有影響的俄羅斯百科全書網站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表述，除了“十月革命”，還列舉有“十月劇變”，或稱“布爾什維克的政變”、“第三次革命”等。這里，“劇變”或“政變”稱謂使用的俄語詞匯是“Переворот”17，這個俄語詞原本不具有褒貶之義，比較中性。該網站還回溯了“十月革命”這個稱謂的緣起及其演變歷史，“最初，布爾什維克及其盟友把十月事件稱為‘革命’，因為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蘇維埃代表會議上列寧發表了著名演說：‘同志們!布爾什維克一向談論有必要進行的工農革命成功了’。而‘偉大的十月革命’(十月這個詞是大寫的)最初是在制憲會議上拉斯科里尼科夫以布爾什維克名義宣讀的宣言里出現的。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在蘇聯官方的歷史文獻中才確定下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偉大’與‘十月’兩個詞的首個字母為大寫)。在革命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十月革命’也曾被稱為‘十月劇變’，因為，這個稱謂不具有負面的含義(至少在布爾什維克自己口中)，在1917年統一的革命概念中，這個稱謂呈現出更學術化的意義。列寧1918年1月24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也曾說：‘當然，工人、農民和士兵常常愉快而輕松地觀察到在十月劇變后，革命在繼續向前進’;同樣的稱謂在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富爾曼諾夫、布哈林和肖洛霍夫的言論中也可以見到。在斯大林為十月革命一周年(1918年)撰寫的文章中，其中一個段落的題目就是‘論十月劇變’。”18后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蘇聯官方歷史文獻中被正式確立下來。至于當代俄羅斯談論十月革命時把俄語的“Переворот”一詞用作“政變”含義的負面表述，則始于戈爾巴喬夫“重建時期”的俄國僑民和反對派對蘇聯政權的批判。19

　　新世紀前后，還有把十月革命看作是全球化進程的一種表現，這種文化歷史定位的觀點，在俄羅斯學術界也時有所見，只是在這種觀點中，十月革命被視為俄羅斯在20世紀初對全球化反應的俄國方案，而且是一種布爾什維克的方案。20

二、十月革命的文化使命：從精英文化到人民文化

　　如果說，十月革命在俄羅斯和后來蘇聯的文化上完成了什么具體的歷史任務，那就是開始全面實施列寧設想和計劃的重大文化舉措：實現從精英文化到人民文化的根本轉變，使獲得解放的俄國勞動民眾掌握全人類文明成果(在文學上是從俄羅斯文學到世界文學)，給予最廣大的勞動大眾，特別是下層民眾充分享受文化和受教育的權利。

　　首先，蘇維埃國家在教育領域給予全體人民受教育的權利，培養全體民眾崇尚勞動的社會主義意識。在列寧起草的《黨綱中關于國民教育的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布爾什維克要求落實這樣的任務：“在國民教育方面，俄共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事業進行到底……(1)在蘇維埃政權的全面幫助下，進一步發揮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動性……(3)對未滿十六歲的男女兒童實行免費的普遍義務綜合技術教育(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熟悉一切生產部門)……(6)吸引勞動居民積極參加國民教育事業(發展國民教育委員會)。”21列寧還在給人民教育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的信中明確指示不能給富人教育特權。22列寧不贊成在蘇維埃國家經濟困難，印刷紙張匱乏時出版只有少數精英才讀得懂的現代派詩歌，主張把有限的文化資源首先用于工農的文化普及。列寧的名言是：“難道當工農大眾還缺少黑面包時，我們要把精致的甜餅干送給少數人嗎?……我們必須經常把工農放在眼前。我們必須學會為他們打算，為他們管理。即使在藝術和文化的范圍內也是如此。”23

　　其次，在文藝領域把創作和欣賞的權利歸還給勞動人民。關于在蘇維埃國家里勞動人民開始盡享藝術權利的史實，最有力的證據只能是那些親歷者的所見所感，假如有人對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勞動人民成為文化主人有質疑或偏見，那么，還是讓當年親自訪問社會主義蘇聯的泰戈爾來“現身說法”吧：“你一定很想知道這里的美術館的詳細情況吧。在莫斯科有一個著名的繪畫收藏館，名叫特列吉亞科夫美術博物館。從1928年至1929年的一年時間里，就有三十萬人來這里參觀畫展……在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能參觀這一類畫展的都是一些有錢的貴族和受過教育的趾高氣揚的人，還有那些被稱為資產階級，即依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現在來這里參觀的人，多數是依靠自己勞動為生的人，如石匠，鐵匠，裁縫，食品店店員等。此外，還有蘇聯軍隊的士兵和軍官，以及學生和農民。”24十月革命后，在社會主義文化政策保障下，蘇維埃國家真正成為由勞動人民做文化主人的國度。

　　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梅特欽科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寫道：“十月革命一勝利，人民就表明他們這些勤奮的當家人是能夠正確評價成功的藝術品的。我們還記得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大包爾廷農民大會記錄中的一段話:‘在這兒’要永久紀念偉大的詩人普希金，‘跟紀念我們偉大的俄國革命節日一個樣’。這樣，在人民心目中普希金就和社會主義革命合成一體。包爾廷的農民不可能知道列寧的名言：‘藝術屬于人民’，但是他們正確地懂得了偉大革命對于他們精神上的覺醒所具有的意義。”25是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文化政策為普通勞動者構建了分享文化藝術成果的人民文化空間，實現了俄羅斯勞動者做自己民族文化主人的夢想。

　　十月革命后的新俄羅斯面臨著新文化建設的艱巨任務。新的文化環境充滿生機卻又十分復雜，一方面社會主義文藝思潮逐漸占據了文藝舞臺，然而，在創建無產階級新文化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初步實踐和探索方向不清晰不成熟的幼稚狀態;另一方面，古典文化遺產遭遇現代文藝思潮的強烈沖擊，從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黃金時代”轉入20世紀新文化時代的俄羅斯文壇面臨考驗，文化重建的道路并不平坦。正如列寧所言，“新一代人所面臨的任務就更復雜了。”26

　　就俄國現代主義沖擊古典遺產而言，古典作家和批評家都遭到現代派文藝家形而上學式的橫沖直撞，未來派詩人無知又傲慢地聲稱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從現代輪船上拋下去;形式主義的文藝理論“創新者”也蔑視雄踞俄羅斯文論高地近一個世紀的別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理論，自以為是地踐踏揭示藝術本質與規律的形象思維論。對古典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的還有自封的無產階級文化派，他們從極左的文藝觀念出發，“天真地”要建立所謂“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新文化”，他們不僅否定優秀的古典文化遺產，還錯誤地要在新文藝中取消創作個性的地位，極端虛無主義地把社會主義文藝與古典遺產對立，把創作個性與集體主義對立，制造虛假的“集體主義”。波格丹諾夫妄言：“詩人如果用了‘我’這個名義的話，他就不是無產階級。‘我們’——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標志”。27

　　針對形形色色的錯誤文化思潮，列寧做了最犀利的批判，同時對在蘇維埃國家如何創建社會主義新文化，創建為人民大眾的文化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和科學的路徑。他指出，“應當明確認識到，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產階級的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認為是這樣，那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28其實，關于文藝創作個性權利的問題，列寧早在1905年就給出了答案：“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就從指導思想上確保了作家的創作個性和自由，“……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收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成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當前的斗爭)之間經常發生作用。”29十月革命后，在列寧倡導下，由高爾基領銜，蘇聯在1918年就成立了世界文學出版社，專門出版世界文學經典作品普及本，向工農讀者普及世界文學知識，為工農作家開設文學培訓學校，提供發表園地，在后來的蘇聯科學院成立了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開展對包括俄羅斯文學在內的世界文學的廣泛系統的科學研究，這些文化舉措是對俄國文壇虛無主義態度的有力回擊，踐行了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文化是對人類全部文明成果的合乎規律繼承的思想與政策，讓勞動大眾享受世界文化的豐富成果，讓勞動大眾的新文藝吸納與傳承世界文藝的精華，切實推進由精英文化向人民文化的轉變。

　　當今，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列寧是帶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戰略家的文化自信開啟俄羅斯人民新文化建設的偉大征程的。列寧的文化自信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其次是以包括俄羅斯民族文化在內的歐洲文化遺產作為新文化建設的堅實基礎;第三是擁有以高爾基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和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文化創新實踐的新一代俄蘇新人。列寧說，“我們在天然財富方面，在人力后備方面，在偉大革命為人民創造力提供的廣闊天地方面，都有足夠的材料來建立真正強大又富饒的俄羅斯。”30列寧對蘇維埃國家的物質文明建設是這樣充滿自信，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也同樣如此。積極參與實施列寧文化建設構想的俄蘇文學家們也充分認識到，蘇維埃共和國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財富送給人民”31。

三、從蘇維埃到“蘇維埃性”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是十月革命時代最著名的政治口號。蘇維埃俄國、蘇維埃政權、蘇維埃聯盟，乃至蘇聯國名的全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系列由十月革命產生的政體術語，其關鍵詞就是“蘇維埃”(совет)，它的核心意涵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由勞動人民選舉出來的新型工農政權的組織形式。在列寧創建的工農新型國家中，它體現、充溢、象征著社會主義的政治內涵和文化內涵。隨著蘇聯的建立與長達70余年的發展，原本以工農革命政權為核心的蘇維埃體制、以革命工農為主體的蘇維埃、蘇維埃文化也漸漸有了更復雜多樣的內涵與外延。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文化界出現了一個以蘇維埃(совет)為詞根的社會學術語——“蘇維埃性”(советскость)。與西方的文論家相比較，俄羅斯的現代文論家有一個理論思維特點，似乎更喜歡提煉文化現象的抽象性質。形式主義文論家的一個理論發明就是“文學性”概念，雅克布森希望文學研究者，特別是理論研究者不止于研究文學作品與流派，而要更深入研究使文學成為文學的那個東西，即“文學性”。而早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1957年，蘇聯人文學界又提出了“文化性”的問題，“我國工人和農民的高度文化性在類似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競賽的出色生產生活現象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32與此相類，后蘇聯的人文學界近些年則提出了“俄羅斯性”這個概念。蘇聯學研究中，這些新術語主要在新俄羅斯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層面展開。例如，在人類學研究中，“蘇聯性”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民族族群。2008年《莫斯科大學導報》第7輯發表了《俄羅斯靈魂與蘇聯精神作為我國文化的兩種現象》，古德科夫在《社會科學與當代》2007年第6期上發表了《列瓦達社會學中的蘇聯人》，此外還有扎雅爾紐克針對當今俄羅斯社會出現的懷舊現象(主要是懷念蘇聯)推出網文《后蘇聯時代日常生活中的蘇聯性》。2015年的俄羅斯《社會學研究》第2期上尼熱哥羅德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索莫夫就以《蘇聯性現象：一種歷史-文化觀點》為題探討了他所理解的“蘇聯性”。索莫夫建議對蘇聯的社會歷史要避免情緒化政治作秀式的評價，對作為社會和文化現象的蘇聯，應該做冷靜的研究。他認為30年代是“蘇聯人”形成的“搖籃”。“蘇聯人”現象的起源與蘇維埃國家讓青年一代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33當然，“蘇維埃性”或“蘇聯性”在文學批評和教學領域也有所論及。例如在喀山聯邦大學就舉辦了一場有關當代作家葉里扎羅夫創作中的“蘇維埃性”的學術討論會，參加討論的學者把葉里扎羅夫的作品《天國聯盟》中的“蘇維埃性”與蘇聯文學中的烏托邦傳統聯系起來，認為其創作為探討“蘇維埃性”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材料。34與此相類似，還有一些學者把“蘇維埃性”理解為“充滿未來想象的現在”。盡管一些學者對“蘇維埃性”或“蘇聯性”有這樣那樣的理解，有些甚至是完全負面的闡釋，但對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現的近十年的新經濟政策時代的蘇維埃文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1920年代在蘇維埃文化史上盡管有共產黨專政的軍事管理文化的風格，但仍然是一個繁榮的時代”35。當代著名文化學者康達科夫如是說。

　　然而，對于文藝學來說，究竟什么是“蘇維埃性”或“蘇聯性”依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筆者也想結合對十月革命的歷史文化回顧簡單談談文學中的“蘇維埃性”。我的粗淺體會是，文學中的“蘇維埃性”首先是與十月革命前后那個特定時代相聯系的，這個概念讓我們聯想到高爾基的《母親》、馬雅可夫斯基的《好》、勃洛克的《十二個》、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巴別爾的《騎兵軍》、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也就是說，這個概念主要是與革命文學及后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文學中的“蘇維埃性”和“蘇聯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與文學中的“俄羅斯性”有千絲萬縷的血脈聯系，特別是與19世紀的俄羅斯進步文學有直接的繼承關系。2000年《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過一篇當代文學評論，在這位評論者看來，“蘇聯文學才更像是俄羅斯文學”。顯然，他指的是蘇維埃文學才更像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比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導的要敢于寫生活的理念，以及高爾基提倡的寫勞動者所期盼的理想生活的那種文學傳統。而后蘇聯的某些作家盲目跟風西方后現代主義，結果他們的某些作品“非驢非馬”。

　　筆者以為，如果不是曲意理解蘇聯進步文藝，而是歷史主義地理解蘇聯文學的光明面的話，大體還是可以從高爾基《海燕之歌》、馬雅可夫斯基《放聲歌唱》、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波列伏依《真正的人》、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伊薩科夫斯基《喀秋莎》、西蒙諾夫《等著我吧》、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瓦西里耶夫《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等蘇聯經典作品中抽象出作為蘇聯文學共同特征的“蘇維埃性”，這些作品大多以革命者、社會主義勞動者、革命戰士和進步知識分子為主人公，充滿革命理想信念，崇尚堅毅品格，歌頌勞動光榮，鄙視自私自利，情調明亮或略帶感傷，文字清新質樸且詩意盎然，等等，這些滿滿正能量的文學品質似乎就應該是文學中“蘇維埃性”的最好注解。有學者把蘇聯文學的這種文化特質稱作蘇聯文學的“光明夢”。其實，要說蘇聯文學有光明夢的特點或傳統的話，其源頭也不完全在蘇聯時代，或許應該在十月革命后文化史地位更加崇高的普希金的文學傳統中。“同志，請相信，那迷人的星辰就要升起”，由普希金政治情詩開創的積極浪漫主義理想之光在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文學中依然閃亮，它爍在高爾基筆下丹柯的紅心上，閃爍在伊薩可夫斯基的《燈光》里，閃爍在瓦西里耶夫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晨曦中……

　　當今俄羅斯左翼評論界之所以認為蘇聯文學才更像從普希金到契訶夫時代的俄羅斯文學，是因為作為俄羅斯民族文學的忠實繼承者，經過十月革命洗禮或受十月革命精神哺育成長起來的蘇聯文學這些大家們，忠實地踐行了列寧對待古典文化遺產的光輝思想。因而，他們創作中的“蘇維埃性”又怎能不與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作品中的“俄羅斯性”的光明基因一脈相承呢?當然，蘇維埃文學也好，蘇聯文學也罷，不可能用一個抽象的“蘇維埃性”概括出一個有近80年歷史的文學傳統的全部特征。蘇維埃文學是一個流動的創作過程，時而輝煌，時而暗淡，經驗很多，教訓也不少，這也是在闡釋“蘇維埃性”時必須注意的。

　　蘇聯文學史家利哈喬夫院士在《沉思俄羅斯》中寫道，“俄羅斯古典文學就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與人民的宏大對話”，這個傳統是從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那里傳承下來的。十月革命時代開創的蘇維埃文學繼承了這個傳統，并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引領下為這個傳統注入了新的內涵——蘇維埃文學深化和擴大了普希金開啟的文學與勞動者的精神聯系，提升了勞動者的審美素養，培養了社會主義時代的一批文學新人，為世界文學寶庫貢獻了新的經典。這就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最為重要的文化貢獻之一，這個貢獻現在仍然值得認真研究。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39頁。

　　2   《普京聲稱必須誠實分析1917年事件》，俄羅斯《觀點報》網，2016年12月1日。

　　3   《普京：1917年革命需要深刻與客觀評價》，俄塔社新聞，2014年11月5日。

　　4   《俄羅斯蘇維埃詩歌選集　1917——1957》，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第187頁。

　　5   《亞歷山大·勃洛克選集》，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228頁。

　　6   瓦列里·帕烏里曼：《人類命運的預測》，塔林卡貝德出版社，2007年，第161頁。

　　7   同上，第161—163頁。

　　8   伊波利托夫：《鄧尼金》，(俄)青年近衛軍出版社，2000年，第492頁。

　　9   同上。

　　10  《人類命運的預測》，第166頁。

　　11  格奧爾吉耶娃：《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性》，俄羅斯，優耐特出版社，1999年，第424頁。

　　12  同上，第426頁。

　　13  同上，第426頁。

　　14  泰戈爾：《俄羅斯書簡》，董友忱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0-51頁。

　　15  同上，第44頁。

　　16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詞條，俄羅斯共產黨人網站，百科知識。

　　17  “十月革命”詞條，俄羅斯百科全書網。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參見斯捷皮揚：《理解世界的意義》，梁展主編：《全球化話語》，三聯書店，2002年。

　　21  《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65頁。

　　22  參見《列寧論國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

　　23  《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435頁。

　　24  泰戈爾：《俄羅斯書簡》，第66-67頁。

　　25  梅特欽科：《繼往開來——論蘇聯文學發展中的若干問題》，石田、白堤譯，中國生活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50頁。

　　26  《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頁。

　　27  伊萬諾夫：《蘇聯文學思想斗爭史》，作家出版社，曹葆華譯，1957年，第76頁。

　　28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48頁。

　　29  《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71-72頁。

　　30  《列寧選集》第三卷，第489頁。

　　31  《蘇聯文學思想斗爭史》，第103頁。

　　32  М.П金：《蘇聯文化四十年》，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1957年。

　　33  索莫夫：《蘇聯性現象：一種歷史-文化觀點》，俄羅斯社會學研究網。

　　34  《當代文學中的“蘇聯性”在課堂討論》，喀山聯邦大學網。

　　35     康達科夫：《文化學——俄羅斯文化史》，莫斯科，奧梅加-Л出版社，第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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