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了近千名由蘇聯政府移交的日本戰犯，并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思想出現根本轉變，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從而拉開了日本戰犯認罪與反省的序幕。1956年起，日本戰犯陸續獲釋回國。此后，這些曾經的戰犯一直從事“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促使他們轉變認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等戰略理論的學習是重要契機之一。管理所工作人員也在學習、運用《論持久戰》的過程中受到了教育。

　　新中國成立初期，位于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一批日本侵華戰犯。他們在管理所接受教育，實現了對侵華戰爭的認罪和反省，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開始陸續獲釋歸國后，這批曾經的戰犯成立“日本戰犯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后改稱“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敢于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站在戰爭加害者的立場上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雖然經常遭到各種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中歸聯”的大部分會員始終堅持活動，直至2002年因年齡過大而不得不解散其總部。“中歸聯”山陰支部則拒絕解散，并更名為“山陰中歸聯”，如今健在的會員平均年齡已經超過95歲，卻仍然堅守信念，與年輕一代共同開展活動，努力培養接班人。

　　縱觀“中歸聯”的歷史，可分為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蔑華觀”的形成、戰犯管理所時期的思想轉變，以及獲釋回國后在日本社會實踐其新思想等三個階段。這批戰犯如何能在短短六年間轉變對中國、對侵華戰爭的認識，并且將這一認識貫穿整個后半生?近30年來，筆者和我們的團隊一直跟蹤調查中方原管教人員和“中歸聯”原日本戰犯的情況，力圖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即擬根據親歷者們的回憶，以及撫順戰犯管理所當年的工作總結、“中歸聯”活動記錄等一手史料，還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的過程和方法，探究日本戰犯思想轉變的原因，尤其是毛澤東《論持久戰》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相關研究回顧

　　在中國，研究日本戰犯教育改造問題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主要包括:新中國政府審判戰犯的政策、部分戰犯的供詞以及戰犯管理所管教人員的回憶錄、接受采訪的記錄等。初步的學術研究始于21世紀，主要論述審判、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的過程和意義。只有少數文章對日本戰犯的思想轉變情況進行了學術性的研究。例如，程凱的《“雙重戰后”與改造事件》深入解讀了日本戰犯在中國接受思想改造和審判的歷史，尤其關注冷戰背景對戰犯改造歷史敘述的影響。作者指出:思想改造既針對戰犯，也針對受害者，許多被害者當面寬恕了加害者;而對于加害者，中國方面強調思想與感情的轉變，“使他們意識到受害者的感受”，“這其實是比法庭審判更具真實性和徹底性的清算”。不過，作者并未對這一假設進行實證性考察。又如，2012年末，撫順改造戰犯歷史研究會成立，并將中日兩國有關日本、偽滿洲國戰犯審判和教育改造的研究成果匯編成《教育改造戰犯研究》第1輯(內部發行)，這是進一步深化研究的一個良好開端。

　　此外，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齊雪的學位論文《新中國政府改造日本戰犯研究——以撫順戰犯管理所為例》認為，新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改造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符合“正義終將戰勝非正義”的歷史規律，并且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仁”的精神有很大關系，同時，管教人員的獻身精神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筆者認為，上述條件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歸根結底它們只是日本戰犯轉變思想認識的“外因”，其心理因素即“內因”顯然更值得關注。正如有學者呼吁的那樣: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研究需要繼續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因為目前尚較少有人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日本戰犯從抗拒到認罪，再到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的心理變化……

　　在日本，“中歸聯”以組織和個人的形式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以組織形式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我們在中國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戰犯改造回憶錄》(《私たちは中國で何をしたか——元日本人戦犯の記録》，三一書房1987年初版，新風書房1995年再版)和《戰犯們回國的后半生——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四十年》(《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年)。前者已有中文版(吳浩然、李錫弼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書中詳細記述了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情況和思想轉變過程。在“中歸聯”原戰犯回憶自身認罪過程的個人著作中，島村三郎的《中國歸來的戰犯》(《中國から帰った戦犯》，日中出版，1975年)和富永正三的《一個B·C級戰犯的戰后史——真正的戰爭責任是什么》(《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當の戦爭責任とは何か》，水曜社1977年初版，影書房2010年再版)等細致地描寫了作者感情和認識的變化過程，較有代表性。

　　日本學術界對“中歸聯”原戰犯認罪過程的研究，以精神醫學家野田正彰的《戰爭與罪責》(《戦爭と罪責》，巖波書店，1998年)為代表。該書已被譯成中文(朱春立譯，昆侖出版社，2004年)。作者對“中歸聯”原戰犯反復進行面對面調查，從精神病理學的視角闡明在戰前日本社會和軍隊中，人的感情被壓抑的情況，進而指出:感情僵化的戰犯們在恢復豐富感情過程的終點實現了認罪。筆者之一(石田隆至)在野田正彰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對“中歸聯”會員進行訪問調查，對其認罪體驗和歸國后生活歷程的多樣性展開研究，并發表了《從回報寬大到承擔戰爭責任——以某原士兵“永無止境的認罪”為例》(《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爭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號，2010年3月)等多篇研究成果。

　　此外，豐田雅幸的《中國的對日戰犯處理政策:從嚴懲主義到“寬大政策”》(《中國の対日戦犯処理政策:厳罰主義から“寛大政策”へ》，《史苑》第六九巻合併號，2009年)和大澤武司的《超越“人民的義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日戰犯政策》(《人民の義憤を超えて——中華人民共和國の対日戦犯政策》，《軍事史學》第四四巻第三號，2008年)雖標榜實證主義和客觀性，但認為新中國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將戰犯政策作為“外交牌”，同時，他們沒有對戰犯認識、感情的轉變做出分析和闡述。高尾榮司的《改造“天皇的軍隊”——毛澤東隱形的兒子們》(《“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沢東の隠された息子たち》，原書房，2012年)一書雖羅列多篇參考文獻，但對撫順戰犯管理所歷史及工作人員思想的論述基本與史實不符，與其說是科學研究，倒不如說是政治色彩濃厚的宣傳作品。

　　二、總體情況概述

　　1950年7月，中國接收了蘇聯移交的969名日本侵華戰犯，將其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這批戰犯涵蓋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的各個階層:多數成員是下士官、士兵等侵略戰爭前線的直接參與者，亦有負責中國社會“治安”的憲兵、警察，有承擔作戰指揮任務的下級將校至旅團長、師團長，有偽滿洲國各級行政指揮者、政策執行者以至最高行政長官，還有細菌部隊和情報機要人員。

　　盡管在侵華戰爭中的分工千差萬別，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這些日本戰犯都犯下了許多戰爭罪行。1956年6月至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依法對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36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日本侵華戰爭犯罪分子進行公開審判，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2年至20年不等;對其余戰犯，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從寬處理，免予起訴并釋放。

　　從1950年到1956年，撫順戰犯管理所大批集中關押日本戰犯的六年時間，可以根據戰犯思想認識的轉變過程，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拒不認錯和囂張反抗(1950年7月至1951年春)。被關押的日本官兵不僅不承認自己的“戰犯”身份，而且還赤裸裸地表現出對中國政府及人民的蔑視，持續地對抗管教人員的管理和教育，氣焰極為囂張。

　　2.通過學習認識戰爭性質(1951年春至1954年3月)。伴隨著中方在生活、管理方面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和耐心教育、感化，加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沖擊，日本戰犯的態度逐漸發生轉變，開始要求學習，希望進一步了解中國，最終大部分人認識到日本對中國發動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本文即主要圍繞這一階段進行闡述。

　　3.經過偵訊開始誠懇認罪(1954年3月至同年秋)。戰犯們雖然對戰爭的侵略性質有了初步認識，但尚未意識到自己在戰爭中的行為屬于戰爭犯罪。為此，中方開展了偵訊工作，并領導戰犯發起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一直持續到絕大部分戰犯誠懇認罪。

　　4.集中表達悔罪心情(1954年秋至1956年夏)。為深化在前一階段中獲得的“受害者意識”，即站在中國受害者的立場上看問題，加深對社會、對自我的認識，中方組織戰犯開展各種文藝創作、演出等文化活動。

　　三、幾個前提條件

　　日本戰犯對自身罪行的認識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發生根本轉變的契機多種多樣，下文將要詳述的對《論持久戰》的學習便是其中之一。這些契機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以下幾個因素構成了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

　　(一)對管教人員的心理認同

　　新中國政府為撫順戰犯管理所精心調配了工作人員。從“中歸聯”會員的回憶材料看，戰犯思想的轉變與其對管教人員的認同密切相關。

　　1950年初，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長的史良為組建撫順戰犯管理所選拔干部事宜來到大連，通過接觸和了解，認為時任旅大地區關東高等法院勞改處處長的曲初較為合適，因為他從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比較早。當年5月，曲初先期到達撫順就任管理所副所長并主持工作。他在管理日本戰犯方面的主張是:“我們共產黨人，不使用報復主義，我們勝利了的中華民族，關押日本軍國主義戰犯，這是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一筆資本。我們教育他們，首先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勢來摧毀其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氣焰，然后進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們認罪服法。他們一旦認識了真理，他們在國際法庭上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行，那說服力，比我們說的強百倍”。7月28日，日本戰犯入所后的第一次大會上，曲初向戰犯宣布監規紀律時指出:“你們之中有職位高的和職位低的，但大的有大的罪惡，小的有小的罪惡，不管大的小的都是戰犯”。同時，他為戰犯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改惡從善，重新做人，改造思想，認罪服法，爭取光明的前途……”曲初的講話對穩定戰犯情緒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始終突出思想教育。

　　曲初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首任副所長，首任所長則是原撫順市公安局副局長孫明齋，他是隨后才到任的。此外，管理所成立初期的工作人員還有:管教科科長王楓林，總務科科長張實，所務會秘書王永生，日語翻譯兼管教金源、謝連璧、吳浩然、張夢實等。其他工作人員及看守人員來自東北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和公安三師等，共百余人。

　　其中，負責尉級及以下戰犯管教工作的吳浩然，原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某部營指導員，會說日語。他調查了戰犯們的具體情況，并發揮在部隊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通過跟戰犯談心，進行耐心、細致的溝通與交流。1950年11月，吳浩然在呼蘭監獄率先組織尉級及以下戰犯開展訴苦運動，一部分戰犯聯想到自己受剝削、受壓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開始發生變化。就這樣，吳浩然從下級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為接下來的理論學習以及后期大規模開展的認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深入的思想調查和初步的悔罪教育

　　撫順戰犯管理所接收日本戰犯初期，一方面，戰犯瘋狂打監鬧監，態度傲慢、不可一世。他們仍舊像侵華戰爭時期那樣，蔑視、敵視中國人，經常做出挑釁行為。另一方面，管教人員多為轉業軍人，是沒有接受過系統文化教育的“大老粗”，有的僅小學文化程度，更多的只是在部隊接受了一些教育。工作上，管教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國家的政策方針，既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又要做到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尊重戰犯們的民族習慣。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當事人”——其本人或家人曾經慘遭日軍傷害。戰犯與管教人員之間實質上處于嚴重的情緒對立狀態。

　　要想改變上述情況，必須摸清戰犯的思想狀況。于是，管理所決定由懂日文的管教人員深入各監室與戰犯溝通，進行調查，不懂日文的管教人員則與懂中文的戰犯交流。戰犯們對此是配合的，因為他們希望從中了解情況，探明中國政府對他們的看法及處理意見。

　　通過調查，管理所了解到，戰犯中曾擔任一定官職的人員多為日本高等學府畢業的知識分子，普通士兵則大多是底層工人和農民，二者之間不僅出身、職級、經歷、年齡不同，立場觀點也不盡相同，由此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小社會。從比例上看，在這批近千名戰犯中，共有日軍官兵582名，他們中志愿參軍的校級及以上軍官只有25人，占總人數的4%，其余96%基本都是非志愿入伍，即被日本政府征召進軍隊。偽滿洲國行政官員和陸軍將領雖然某種程度上也是受煽動來到中國的，但畢竟是自己選擇的職業，平日對中國人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下班后回歸家庭，則跟日本本土民眾無異，其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本土。相比之下，士兵們只是戰場上的“消耗品”而已。日軍的新兵教育中有“珍惜軍馬”一說，即“如果士兵戰死，憑一張紅紙(召集令)即可補充，而軍馬則是不可能輕易實現的”。這些年輕的士兵對中國將其關押感到十分不滿，反抗也最為強烈，他們不認罪，認為自己參加戰爭的年限短，而且職位低，只是奉命行事，不應被視為戰犯。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為保證這批日本戰犯的安全，中央指示撫順戰犯管理所整體北遷，轉移到當時的松江省哈爾濱市(今屬黑龍江省)。戰爭局勢的緊張，使得原本就不愿認罪的戰犯更加囂張。有的戰犯對朝鮮戰爭局勢抱有幻想，有的甚至勾結監外日僑，企圖暴動越獄。

　　針對戰犯們的種種表現，中央指示要適時對其進行悔罪教育。結合調查中了解到的情況，管教人員認為，悔罪教育應從抓好戰犯的學習入手，使其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罪行的實質以及給中日兩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然后再組織他們聯系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比，為其認罪悔罪打好思想基礎。

　　(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信任感

　　新中國政府按照國際慣例為日本戰犯提供了一系列人道主義待遇，使其生活得到良好保障，這與他們在西伯利亞的五年里“極寒、慢性饑餓、重體力勞動、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缺失”等狀況形成巨大反差。在溫飽無憂又有充足時間可以支配的環境中，戰犯們甚至體會到了“自由的快樂”。而自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證據，自由的尊嚴，只有曾被剝奪自由而后又被解放出來的人才能體會得到。日本戰犯雖然表面上表現得十分猖狂，其實對中國政府實行的人道主義政策還是心懷感激的，當然也不乏對此心存疑慮之人。

　　在日常生活中，管理所工作人員堅持原則，忠實執行上級交給的任務，尊重戰犯們的人格，以誠相待、以理服人。在“中歸聯”原戰犯的回憶文字中，管理所工作人員的原則性和誠信、溫情，以及由此帶來的信任感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中歸聯”首任事務局局長國友俊太郎回憶過很多這方面的例子，在此僅舉三則:

　　其一，金源、吳浩然等管教的年紀與戰犯相仿，但面對戰犯的肆意反抗，他們一直理性對待，從未感情用事。當發現戰犯們將剩飯倒進廁所、用白米飯制作麻將時，他們耐心地說服道:“目前中國革命剛剛勝利，物資嚴重匱乏。工人、農民們都在努力渡過難關。你們能吃到白米和魚肉是非常奢侈的。你們認為高粱米不是你們所能吃的，但我們中國人不這樣認為。無論什么糧食，都是農民的汗水換來的勞動結晶，它維持著人們的生命……所以，你們這樣做是錯誤的，請你們改正錯誤。”這種認真、誠懇的態度使戰犯們體會到了尊重，也感到很有說服力，國友俊太郎甚至從管教人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小學老師的身影。

　　其二，1950年12月31日晚飯后，戰犯們懷著復雜的心情準備迎接新年。這時，看守人員給每個房間送來了“新年食品”——大大的袋子里裝滿了蘋果、糖、花生、年糕等，而這一切都是他們多年不曾見到的，也是從未想過的。大家喜極而泣，一時間愣在那里，誰也沒伸手去拿……

　　其三，醫務方面，1952年初開始，許多戰犯患上了末梢神經炎，一時沒能找到病因。5月，管理所從沈陽、撫順等地請來醫療隊對戰犯進行細致的集中會診，及時查明原因，隨即配備營養護士，增加戶外運動時間等，從多方面進行了改進。之后一次會上，吳浩然就此事講了一段令戰犯十分難忘的話:“以往，我們都是被投進監獄的，沒有把人關進監獄進行管理過。在長年與日本軍國主義的艱苦戰爭以及國內的解放戰爭中，我們都是睡在野外，沒吃過飽飯。說句實在話，我們管理所里對給大家什么待遇、如何維持大家的健康等沒有什么研究，以為給你們吃飽就可以了，但從這次醫療隊的調查結果發現，我們在生活管理方面存在問題，管理所決定對大家的飲食、運動以及生活環境等多方面進行改善”。對于管教人員這種大膽而坦誠的自我批評，戰犯們無比感動，同時對吳浩然、管理所以及新中國政府進一步增加了信賴感。

　　在“中歸聯”原戰犯們的回憶中，類似內容比比皆是。管理所工作人員認真的工作態度和生活方面的教育、照顧，深深打動了一部分戰犯。其背后體現的新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政策，更使戰犯們感受到尊重、真誠、溫暖和信任，促進了他們正常感情的恢復。

　　(四)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帶來的極大震撼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在前方戰場，中國人民志愿軍捷報頻傳，這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戰犯。他們原本一直深信日本是敗給美國的，既然連日本都無法戰勝美國，中國根本不可能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一些人甚至幻想、期待著美軍乘勝進入中國東北“解救”他們，但戰爭的進程很快粉碎了這種幻想。

　　在后方，中國人民舉國上下齊心合力支援前線，這使得日本戰犯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和為保衛祖國甘于犧牲的精神。“中歸聯”常任委員長繪鳩毅在回憶中講述了當時針對在華日本人的《民主新聞》刊登的一篇報道:一天，在東北某軍工廠彈藥生產現場，炮彈庫旁的一根雷管突然冒出火苗，情況十分危急。見此情景，一名年輕女工奮不顧身地撲向雷管。雷管爆炸了，女工當場死亡。那位女工用年輕的生命挽救了眾多工友的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安全。繪鳩毅等受到很大沖擊，不由得對新中國人民肅然起敬。

　　最終，眼前這些他們一向蔑視、戰爭中傷害甚至殘酷屠殺過的中國人，竟然擊敗了“不可戰勝”的美軍。而且，面對結下過深仇大恨的日本敵人，中國人在生活、醫療等方面給予了高度的人道主義待遇。這一系列情況構成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生活與思考的環境，促使他們承認，中國首先在道德上優于日本。戰犯們開始懷疑之前對中國的看法，進而希望能夠真正了解中國，了解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了解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能夠成功，很多戰犯正是抱著這種心理參加學習活動的。這就為進一步的學習和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論持久戰》的作用

　　日本戰犯有組織的集體學習始于1951年春，先期學習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一系列理論知識。在此基礎上，1952年初開始學習《毛澤東選集》中的戰略理論。《論持久戰》其實只是開展中國革命經驗教育時使用的教材之一，但是，“中歸聯”原戰犯在回憶中普遍認為，該文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最深，發揮的作用最大。

　　(一)管理所工作人員對《論持久戰》的學習

　　考察日本戰犯學習《論持久戰》的情況之前，需要指出的是，管理所工作人員為了提高思想認識，以便更好地貫徹中央指示、對戰犯開展認罪教育，也組織學習了《論持久戰》，同樣收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戰犯入所初期，管理所工作人員與戰犯之間一度處于嚴重對立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戰犯們認為此前多次受到蘇聯政府的欺騙，現又被其以“送回祖國”的名義移交給自己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國，因而感到憤怒、惶恐與絕望，變得頹喪或瘋狂。另一方面，管理所工作人員大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文化教育，也沒有管理國際戰犯的經驗，擔心教育不好、違反政策，給黨和國家造成不良影響，更不知面前這些令人恨之入骨的日本鬼子究竟何年何月以至會不會有所轉變，迷茫中仍要堅持執行國家方針政策。因此，一段時間內，圍繞如何管理日本戰犯，管教人員的觀點是不一致的，甚至一度針鋒相對。

　　出于民族感情，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對眼前的日本戰犯充滿仇恨，加之開始時戰犯們十分傲慢、不斷挑釁，工作人員的憤怒情緒幾乎不可遏制。然而，他們必須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于是其中一些人索性主張采取“豬倌兒”式的管理方法，只管讓日本戰犯吃飽不餓，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相信有朝一日，政府一定會把這些窮兇極惡的日本鬼子槍斃，以解民族之恨。由于缺乏主動教育改造戰犯的意識，面對戰犯的無理要求和挑釁鬧事時，一些管教人員難免多少有些束手無策。對此，東北公安部要求進一步提高管教等所有工作人員的思想認識，要把教育日本戰犯當作一項歷史使命完成。

　　據撫順戰犯管理所《十四年來教育改造日本戰犯工作基本總結》記載，1952年初，按照中央指示，管理所方面開始對戰犯展開認罪教育。當時，雖然管理所的工作初步走上正軌，但大多數戰犯仍在推卸罪行，尚未達到自我認罪的階段，這是需要解決的緊要課題，因為認罪服法“是促使戰犯自覺改造的第一關，也是完成改造戰犯任務的首要前提”。為實現這一目標，管理所將工作推向新的階段，即教育改造工作的“全面進攻階段”。由此亦可看出，管理所方面的目標是爭取使戰犯實現社會認識及自我認識的徹底轉變。

　　作為認罪教育階段開始前的準備工作，管理所工作人員進一步開展自我教育，以提高思想認識，《論持久戰》即在此時發揮了重要的教育和指導作用。具體來說，管理所工作人員學習了《論持久戰》關于日本軍隊的分析，研究了日本軍人的心理特點，并將其作為思想武器運用到工作當中。工作人員重新認識了這項工作的性質，分析自身存在的思想問題，在不斷教育改造自己的基礎上，再去教育改造戰犯，實現升華。

　　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力……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

　　這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的論述。通過學習，管理所工作人員加深了對中國抗日戰爭性質與特點的理解。他們認識到，日軍不僅軍事方面是強大的，其“皇國史觀”和武士道思想也相當嚴重。不僅在軍事上戰勝日本軍國主義是一場持久戰，在思想領域徹底根除戰犯的錯誤思想同樣需要堅持不懈，任務艱巨而光榮。而且，要想徹底“消滅敵人”，僅僅依靠軍事進攻是不夠的，必須從思想上打擊它。管理所工作人員正是按照這一思路，理解并正確引導戰犯們的自尊心，以求達到教育的目的。

　　(二)日本戰犯對《論持久戰》的學習

　　許多管理所工作人員和“中歸聯”會員都以不同形式回憶了戰犯們的理論學習情況。早在1950年10月，日本戰犯進入撫順戰犯管理所不久，管理所方面便為每個監室發放報紙、雜志等，供戰犯了解時事。據現有材料記載，最先組織日本戰犯學習理論的是吳浩然。1950年11月，呼蘭監獄開展訴苦運動后，吳浩然用自己保存的一本日文版列寧《帝國主義論》，組織尉級及以下戰犯開展小規模理論學習。學習過程中沒有搞強迫命令，也沒有硬性灌輸。先是通過調查研究，將戰犯中有學習愿望的80余人組織起來，分成六個小組，由他們自己選出六人為學習組長，這六人也就是呼蘭監獄戰犯理論學習組的核心成員。六人中的總負責人是戰犯們推選的國友俊太郎。學習方法方面，先由各小組傳閱學習材料，在領會基本精神的基礎上聯系實際展開討論，討論中若遇有疑難問題，則由各小組長提交核心小組，經研究后逐一給予解答，核心小組解決不了的，再反映到管教科請人解答。為把學習搞好，吳浩然還將自己珍藏的一本日文版《社會科學詞典》交給了核心小組。

　　1951年3月，由于朝鮮戰局好轉，呼蘭監獄和道里監獄臨時關押的669名尉級及以下日本戰犯遷回撫順，有組織的集體學習隨即開始。在呼蘭監獄參加學習的80余名戰犯被分散到各個監室。這些人主動向同室戰犯介紹了呼蘭監獄的學習情況，還把自己寫的學習體會給大家看，激發其他戰犯的學習愿望。各監室把之前參加過學習的人選為本監室學習組長，核心小組的成員也增加到九人，管理所還配發了許多新的學習材料。于是，在系統學習《帝國主義論》《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書籍的基礎上，戰犯們結合反對軍國主義教育學習了《關于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批判》，結合世界革命前途教育學習了《關于社會主義力量和帝國主義力量的對比》《朝鮮戰爭的偉大勝利》《日內瓦會議后的國際形勢》等。進入1952年，戰犯們的學習積極性愈發高漲。之前，這種學習多為他們午前消磨時光的一種方式，如今則成為許多人每天的期待，并逐漸變成一項集體活動，每個房間都制定了時間表，比如午前學習《政治經濟學》，午后學習《新民主主義論》。撫順戰犯管理所在押的近700名尉級及以下戰犯就此掀起了學習的熱潮。在管理所方面的支持下，戰犯們還成立了學習委員會。應該說，前期的積累為日本戰犯學習《論持久戰》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撫順戰犯管理所組織戰犯學習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戰犯們也很希望能夠對此有所了解。既然要學習中國革命經驗，當然少不了對《毛澤東選集》的學習。有戰犯評價說: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文體通俗易懂，理論全部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說服力極強。有戰犯原本沒有上過學，感嘆通過學習毛澤東的理論，既學習了知識，也懂得了道理，進而轉變了對戰爭和日本社會的認識。在《毛澤東選集》中，《論持久戰》是非常“特殊”的一篇，因為它與日本戰犯的命運關系密切。眾多“中歸聯”原戰犯都在回憶中講述了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持久戰》等文獻的情況和感受，并指出，他們最感興趣、收獲最大的是《論持久戰》。

　　學習《論持久戰》時，戰犯們首先討論了戰爭的性質。這場戰爭，是中方正義的自衛戰爭和日方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國軍隊受到中國人民強大的支持，而他們則遇到中國人民堅決的反抗。對這種反抗的殘酷鎮壓，又激起了更加強烈的抗爭。這些原本都是極為簡單的道理，戰犯們卻從未想到過。他們不曾思考自己到底為何而戰，也沒有意識到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終將遭到當地民眾的抵抗和世界人民的援助而歸于失敗，他們頭腦中被灌輸的是日本的軍人精神，是盡忠報國的武士道思想。所謂“盡忠”，就是絕對服從天皇命令，絕對不許有任何異議。他們崇拜天皇，認為天皇是“神”，天皇的軍隊是“神兵天將”，他們所參加的戰爭則是為“八纮一宇”而進行的“圣戰”。經過學習討論，戰犯們終于認識到:“之前，我們深信這是正義的戰爭、保衛祖國的戰爭，因此在戰爭中傾注了自己青春與熱血。而實際上呢，我們這究竟是為了誰呢?可恨的是，學校教育和軍隊教育竟向天真無知的我們灌輸了這樣一些思想。”戰犯們發現，是“皇國史觀”和武士道等軍國主義教育深深地坑害了他們。此外，日本軍隊在教育中極力強調日本民族的優越感，如今通過學習，戰犯們逐步認識到，蔑視其他民族、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正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所暴露的殘暴性的思想源泉。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分析道:“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學習過程中，下級戰犯首先在對戰爭的認識問題上展開思想斗爭，逐步變化、升華，最終發生了“相反的變化”。戰犯們回顧親身經歷，在學習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原來是在不明是非的情況下盲目地執行上級命令。一部分戰犯還意識到，自己既是戰爭的加害者，同時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戰犯們對毛澤東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僅僅十個月的時候就精辟地論述了這場戰爭的性質，精準地預測到戰爭的發展過程及最終結果，感到既震驚又佩服，以至由衷羨慕擁有如此英明領導的中國八路軍，同時也不得不捫心自問，開始深刻反思。例如，學習過前文提到的《論持久戰》中關于“戰爭的目的”那段話，原侵華日軍第39師團步兵第232聯隊第3大隊第10中隊中尉中隊長富永正三意識到:“中國人民雖不曾以言語表達，但實際上他們所期待的，不正是我等恢復人的良知、由鬼到人的重生嗎?!”結合學習《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富永正三的認識不斷加深，開始對自己的過往感到慚愧，但是他很快又認識到，從事物變化的規律看，既然他們可以從正常人墮落到鬼畜不如的境地，反之同樣有可能由鬼畜不如的狀態恢復成正常人。

　　與此同時，日本戰犯對中國軍隊的民主化管理體制反響強烈，這與他們在日本軍隊中的經歷不無關系。多數戰犯在回憶錄中對日軍非人道的訓練與管理體制表示出極大不滿。繪鳩毅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讀到官兵民主、軍民民主、寬待俘虜的時候，被這與日本軍隊的天壤之別驚呆了。特別是讀到‘與俘虜之間的民主’一項時，我們頓時感動不已。我們在這個管理所里所受到的極好的‘人道主義待遇’的根源就出自這里。通過學習這篇文章，我們漸漸開始對‘日本軍隊’有了初步的反省和批判”。戰犯們不禁感慨，中國軍隊自戰爭初期就確立了優待俘虜的人道主義原則，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這既體現出中華民族品格的高尚，又映襯出己方的無知、狂妄與落后，而中國方面的這一優越性與他們之前在日本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

　　當初，日本對國民的教育是:中國軍隊地獄般冷漠殘酷，一旦被中國軍隊俘虜，必然被殺無疑。面對中國方面始終如一的人道主義待遇，戰犯們曾多次懷疑“是不是政治上被利用”或者“有什么詭計”。然而事實證明，中國人是真誠的。回想在日本軍隊中的情況，“大隊長是不把士兵當人看待的。報告戰況時只匯報戰績即可，士兵死亡的數字不必匯報。大隊長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祿，而士兵的生命僅為消耗品而已”。二者之間強烈的反差使得戰犯們的心理受到震撼，感情和思想上也逐漸發生變化。

　　繪鳩毅、富永正三等在回憶錄中都使用了《北風與太陽》的寓言故事，來比喻新中國對戰犯的人道主義政策及其無比強大的道德力量。這個“太陽”融化了他們頑固的心，同時也培育了他們認罪的心情。這正是寬大政策的精神之所在。繪鳩毅還回憶了作為一名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倫理專業的“康德學子”，自己是如何墮落成戰犯，又如何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轉變思想的。

　　戰犯們還學習了《論持久戰》有關抗日戰爭階段劃分以及“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的論述。結合自身的侵略史，他們開始認識到:日軍起初雖然兵力占優，但隨著戰爭的推進，戰線隨之拉長，兵力、物資補給困難，最后必然會達到極限而陷入“以戰養戰”的不能自拔的泥潭。曾任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在學習討論會上說:讀了《論持久戰》，像是在夢里突然驚醒，明白了日本為什么失敗。他感慨道:毛澤東主席料事如神、論述精辟。雖然我們武器精良、設備先進，但難以取勝。因為我們是侵略者，是非正義的，所以必然失敗。我們這些參加過戰爭的人應該深刻反省這場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們只有老老實實地認輸，認認真真地反省，才能有出路。古海忠之的講話贏得了其他戰犯的贊同。總之，從戰犯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論持久戰》在其思想轉變過程中的影響十分突出。通過學習這篇文章，戰犯們從認為侵華戰爭是一場師出有名的“圣戰”到承認此戰實為一場師出無名且罪惡滔天、必遭失敗的侵略戰爭，自始至終是一場不義之戰;從輕視、鄙視、仇恨中國人民到重視、尊重、感恩中國人民。由此，戰犯們實現了人生觀、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獲釋回國后，大部分原戰犯始終不渝地堅持認罪反省，堅持學習。尤其當中日關系出現重大變動時，“中歸聯”會員經常重溫在管理所學到的知識與方法，這成為其堅持反對侵略戰爭、走和平道路的思想武器之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1950年至1956年，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管教等工作人員與日本戰犯這一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思想領域又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沒有硝煙的教育與被教育、改造與被改造的戰爭。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以其科學的分析方法與敏銳的洞察力準確預測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進程。20世紀50年代撫順戰犯管理所內的特殊戰爭，實際上也經過了《論持久戰》所闡述的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管理所工作人員通過學習《論持久戰》，提高了對日本戰犯管理和教育工作的思想認識，并將所學理論運用于實際工作當中，成功教育了日本戰犯;日本戰犯則通過對《論持久戰》的學習，從思想上轉變了對中國、對侵略戰爭的認識。

　　五、結語

　　綜上所述，20世紀50年代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侵華戰犯進行的教育和改造，是新中國政府基于教育改造國內罪犯的經驗而進行的，同時按照國際慣例管理戰犯的生活，尊重戰犯的人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包括北遷哈爾濱時的呼蘭、道里監獄)為日本戰犯創造了一個適合生活、學習和思考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管理所組織開展了對《論持久戰》等戰略理論的學習，激發了戰犯們的思想矛盾與斗爭，促使其逐步轉變對中國、對侵華戰爭的認識。此外，《論持久戰》還起到了提高管理所工作人員思想認識、指導其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作用。1956年，闊別祖國十余年之久的原戰犯終于回到日本。然而，他們被冠以“中共回來的洗腦族”之污名，遭到一系列攻擊，很多人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退卻，并于1957年成立“中歸聯”，終其余生始終堅持開展“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富永正三將撫順戰犯管理所時期的思想轉變稱為“思想改造”，但此“改造”并非所謂的從資本主義思想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改造，而是圍繞“作為一個人來說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所進行的改造，是一種“從錯誤的道德觀到正常的道德觀”的改造。1997年，“中歸聯”最年輕的會員也已七旬過半，但針對日本右翼分子的誹謗，他們毅然發行了《中歸聯(季刊)》，以此作為言論斗爭的平臺，同時向日本年輕一代講述真實的歷史。時任會長的富永正三在發刊詞中將戰犯們的思想轉變過程概括為:“人——侵略戰爭——殺人魔鬼——戰爭犯罪——戰犯——人民中國的人道待遇——恢復了做人的良心”。許多“中歸聯”原戰犯著書立說，坦陳自身思想轉變的契機，也有人未留下明確的闡釋，但言行中同樣充滿了對中國人民深深的歉疚、感激以及對和平的渴望。這些曾經的戰犯在成長背景、人生經歷等方面各有不同，為數不多的共同經歷就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六年，由此可見，中國方面對戰犯的教育改造的確比較成功。

　　中國方面尊重日本戰犯的人格，憑借著正義和包容贏得了他們的尊敬，憑借著對和平的渴望與追求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許多“中歸聯”會員放棄后半生來之不易的穩定和幸福生活，克服重重困難，幾十年如一日，將轉變了的對華觀和戰爭認識付諸實踐，直面戰爭責任，呼吁中日友好，一直堅持至今。什么樣的教育和改造使日本戰犯轉變得如此徹底?什么樣的胸懷和態度真正有利于銘記歷史、開創未來?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本文作者周桂香，大連理工大學日本學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石田隆至，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大連理工大學“海天學者”大連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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