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在朋友圈在轉發最多的就是毛澤東的這首《采桑子 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廓江天萬里霜。

　　雖然是早已熟悉的詞句，今天特意去查詢了這首詞的背景，竟然被它深深吸引，讀來竟然不能罷手，以至于潸然淚下。

　　1929年初，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利用國民黨爆發蔣桂戰爭、粵桂戰爭的時機，在贛南、閩西打出了一片新根據地。但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紅四軍內部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并演變成紅四軍內部的一場大爭論，進而導致了毛澤東在7月離開紅四軍到地方工作。離開紅四軍的140天，是毛澤東人生的一段低潮，不僅落選前委書記，失去軍事指揮權，又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時刻處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同時又為紅四軍黨內出現爭論和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而痛心疾首，可謂身心交病。　　

　　遭到撤職和黨內處分

　　1927年11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強調，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會議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1929年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與朱德主要圍繞保守主義與游擊主義、“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即家長制與民主制、“黨權”與“軍權”即軍委與前委等問題，發生爭議。

　　1929年6月27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陳毅主持會議，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的意見”。會議認為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毛澤東因身體原因申請不參加會議，但是再次受到處分。不得已情況下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

　　在毛澤東隱居閩西這段時間，外界沒有了毛澤東的消息，他仿佛在紅軍中消失了。這年9月27日，上海《申報》在第四版登載國民黨將領張貞發自福建的電報：“毛澤東龍巖病故。”10月21日，該報又據汕頭的電報，稱“毛澤東在上月(即9月)暴死”。

　　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看到這消息，信以為真，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則1000多字的《訃告》，沉痛宣布：

　　“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同志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因此會感到高興。”

　　還說到：“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完成了他的使命。”

　　與此同時，中國還有一個名人，以特別的方式悼念起毛澤東。民國元老柳亞子寫了這樣一首詩：

　　“神烈峰透墓草青，湖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并世支那兩列寧。”還特別在詩末注明“兩列寧，孫中山和毛澤東同志”。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別人寫在詩里。但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寫詩悼念毛澤東的同時，毛澤東也在寫詩，寫一首關于人生與戰場的詩。

　　“萬里霜”的心境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929年10月，人們用擔架抬著毛澤東離開永定河溪。一路上，秋高氣爽，山巒錦繡，黃菊遍野，流溪潺潺。傍晚時分，來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邊的一座臨江小樓。第二天就是九月九日重陽節，人們常常在這里登高，賞菊。

　　這天正在養病的毛澤東登上臨江樓，憑欄遠眺，但見天高云淡，秋雁南飛，遠山逶迤，汀江遠去，觸景生情的毛澤東，禁不住回首往事：秋收暴動，中央責怪他沒有堅持攻打長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之職，傳到井岡山，說成是開除了他的黨籍，一度不能過組織生活;離開井岡山后，他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又落選，失去前委書記之職。

　　往事歷歷，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澤東喟然長嘆，揮毫寫下了這首《采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但看黃花不用傷。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古代詩人在重陽節這天，常常是吟詠生命，懷念故鄉，移情老人，毛澤東的詞則格外地滲露著遠非閑病之人所能到達的樂觀和高昂。他一掃過去詩壇的悲秋情調，把人們引到一個革命家的內心世界，把秋日的菊花勾起的感傷和寂寞，投射到對開闊的大自然的凝視之中，心情顯然又歸于明朗。在1962年發表這首詩詞時，他把“但看黃花不用傷”，改為了“戰地黃花分外香”，進一步表現出戰地秋景的絢麗和壯美。

　　毛澤東在雨頂坪小住后轉到陳東上石垅。9月下旬，又移到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召集地方黨組織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的工作報告，指導地方政權建設，慰問革命烈士家屬。此時，由于有毛澤東的精心指導，永定各地土地革命斗爭蓬勃發展，全縣先后建立了12個區、113個鄉蘇維埃政府。到了10月26日，永定建立了縣級蘇維埃政府，各項建設緊鑼密鼓地開展。

　　紅四軍在這段時間里轉戰閩西粵東，保衛著閩西根據地，但黨內軍內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現象也越來越暴露出來。朱德為此深為憂慮，在攻下上杭之后，他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會議。

　　會議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擺開問題讓大家爭論。不少代表提議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認為紅四軍的工作離不開毛澤東，遂與郭化若及一部分黨代表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給前委回了信：

　　“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并要求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之后，毛澤東也感覺信的用詞不太恰當，他帶有歉意地對身邊的蕭克說：“我那封信寫得不好，身體不好，精神情緒不太好，所以寫了那樣的信。”

　　重回四軍　　

　　前委會議后，陳毅帶著重任，秘密赴廈門，由廈門經香港再到上海，向黨中央政治局匯報了紅四軍的現狀和朱毛爭論。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問陳毅：“你說實話，毛澤東如何?”陳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干前委書記，兩次都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說明我管不了這一坨喲。”

　　周恩來對陳毅說：“一個黨一個軍隊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現在要選擇紅四軍這樣一支全國有影響的紅軍領導人，毛澤東當然是最好的人選。”陳毅胸懷坦蕩地說：“我回去后還要請毛澤東復職，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后，集體討論后由陳毅起草經周恩來簽發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時間是1929年9月28日，俗稱“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

　　1929年10月1日，陳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輪船，經汕頭、梅縣，回到閩西。10月22日晚上，由陳毅作為前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陳毅傳達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對自己和朱德的批評。

　　陳毅說：“我們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向他承認錯誤。”朱德立即表示：“同意。”陳毅三次用快馬給毛澤東送信，既匯報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周恩來的口頭指示，并寫上：

　　“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澤東連接三信，理解陳毅的真誠用心，接納了陳毅的爽直和大將風度，回信表示不久就會回到四軍。11月26日，毛澤東在福建省委特派員謝漢秋的陪同下，來到紅四軍駐地長汀見到了久未謀面的朱德、陳毅。朱德、陳毅當面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也承認自己當時身體不好，精神欠佳，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就這樣，他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消除了，寬容和肩負的革命重任讓三位紅四軍領導緊緊握手。在經歷近半年的曲折后，毛澤東終于重新回到紅四軍。

　　在《采桑子重陽》之后，毛澤東的政治生涯迎來新的開篇，黨的事業也迎來新的發展。這首詞所展示的境況其實是整個革命事業和中國人民抗爭的縮影，讀來讓人感慨緬懷。我們的生活和事業與這段歷史相比，變得無比渺小，但是它給予我們的內心滌蕩，給予我們的前行的鼓舞，確實是86年后這首詞新的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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