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在剛剛過去不久的10月10日(當地時間)，耶魯大學教授約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獲得由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歷史學家終生成就獎。保馬今日推送約翰·梅里曼的著作《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感謝譯者劉懷昭老師授權保馬推送。

　　本次推文選發《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的第一章：戰爭以及帝國的崩潰。在這一章中，作者將簡潔的語言、張揚的風格和對法國的精深了解熔于一爐，細膩而生動地向我們再現了1871年前后法國巴黎被圍城的困窘歷史影像，并向我們表明巴黎公社的成立絕非偶然。所謂 “知史以明鑒,查古以至今”，希望借此書摘能讓讀者朋友們多一分對困苦歷史的反思和對現代自由的求索。

　　約翰•梅里曼 著

　　劉懷昭 譯

　　書摘

　　第一章：戰爭以及帝國的崩潰

　　1870年，拿破侖三世愚蠢地將法國推向了與普魯士及其南日耳曼聯軍的戰爭，這是一場瓦解其統治、激化反政府情緒并導致第二帝國崩潰的戰爭。當時的話題是利奧波德(Leopold)親王——他是普魯士王室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族的成員——是否有資格繼承西班牙王位。如果普魯士人當上了西班牙的國王，法國就會陷入歐陸爭霸的對手霍亨索倫家族的包圍之中，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邊及萊茵河對岸，到處都是潛在敵人。

　　但這位法國皇帝還有其它開戰的理由。他的帝國正因法國共和派及社會黨的不斷崛起而進一步削弱，并且因1867年入侵墨西哥的慘敗而元氣大傷，連拿破侖三世扶持的墨西哥準皇帝馬西米連諾(Maximilian)也被處死。拿破侖三世或許以為，與普魯士人打仗會輕易取勝，這將有助于提振他的聲威。他已經不是第一次打戰爭牌了;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及1859年對奧地利的戰爭都是法國告捷，這使得拿破侖三世得以向國民及其余的歐洲人展現帝國的強勢。1868年，拿破侖三世有一次在馬恩河畔的沙隆(Chalons-sur-Marne)與軍官們共進晚餐，席間他舉起一杯德國萊茵蘭的雷司令(Reisling)酒，用煽動性的口吻說道：“各位，我希望不久之后，你們將會親手拿下這個酒，”一邊說還一邊向東邊方向努了努嘴。

　　1866年，拿破侖三世完全低估了普魯士軍隊的戰斗力，誤以為奧地利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會在那年一場爭霸中歐的速戰速決中勝出。四年后他還會重蹈覆轍再一次錯估形勢。奧地利戰敗后，由普魯士主導的北德聯盟(North German Federation)誕生，改變了原有的權力平衡。不過，即便在普魯士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之后，法國皇帝還是不顧對手的勢力正從萊茵河到阿爾薩斯所向披靡地推進，仍強硬地要求對方割地賠償，尤其是堅持要讓普魯士對法國兼并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企圖表示默認，而英國等其他國家一直成功地對此進行抵制。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回絕了法國的書面要求。

　　1870年7月，在法國的壓力下，利奧波德親王放棄了西班牙王位的繼承資格。拿破侖三世要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向法國正式道歉，并要求普魯士王室霍亨索倫家族承諾永遠放棄西班牙王位的繼承權。法國駐普魯士大使文森特·貝內德狄(Vincent Bénédetti)奉此強硬指示，非常囂張地前往普魯士國王度假的埃姆斯溫泉進行轉達。俾斯麥聞訊發出了一份電報，并交給報紙發表，對事情大加渲染，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急電”(Ems Dispatch)。俾斯麥的父親是普魯士容克貴族(Junker)，俾斯麥讀法學院時，因決斗而留下的傷痕比學業業績更顯眼。畢業后，他便走上仕途，進入普魯士的政府當官。作為普魯士的首相，俾斯麥以“現實政治”(Realpolitik)為標志，嫻熟地將內政外交玩于股掌，在爭取國家利益時，對各種可能性進行精細的權衡。埃姆斯急電就是他精心策劃的激將法，要借此鼓舞全國士氣對法國一戰。俾斯麥回絕了法國的要求。這位普魯士的“鐵血宰相”對戰爭志在必得，堅信戰勝法國必能使德意志各邦統一于普魯士人的領導之下。

　　法國大使無禮羞辱國王的消息很快就在普魯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國傳開。普、法兩國人同時陷入了好戰的情緒。很多普通的普魯士人，包括共和派人士，也都渴望開戰。人們聚眾高唱《馬賽曲》，而這首歌是被法蘭西帝國禁止的，因為它認同的是共和黨人及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則有出版家決定出一部“供法國人在柏林使用的法德詞典”，當時的民情和民眾對勝利的期待由此可見一斑。

　　在外務大臣格拉蒙公爵(Duc de Gramont)及皇后歐仁尼的慫恿及公眾情緒的鼓舞下，拿破侖三世于1870年7月19日宣戰。德意志邦國符騰堡、黑森、巴登及巴伐利亞均站到普魯士一邊，而法國則是在沒有盟軍的情況下開戰了。俾斯麥向英國透露了拿破侖三世要求吞并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文件，因為他知道，法國這一稱霸的企圖必然激怒英國，這樣就可以確保英國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剛剛統一——至少原則上如此——的意大利也因法國1860年公民投票后收走了尼斯市而耿耿于懷，這時也根本不想站在法國一邊。格拉蒙愚蠢地以為，一旦法國打到普魯士的萊茵蘭和西南德意志的巴拉丁，奧地利就會加入到法國這一邊來攻打宿敵，但事實上奧地利卻一直袖手旁觀。

　　盡管是孤軍作戰，法軍似乎還是對勝利充滿了信心。除了有克里米亞戰爭及1859年對奧地利一役的勝利墊底，法軍還將帝國的霸權伸展到了東南亞，這令軍官團久經戰爭考驗。至于三年前在墨西哥的遇挫，法軍希望人們可以忘得一干二凈。

　　但軍隊已經沾染了驕傲自大和因循守舊的作風。軍官團派系斗爭嚴重，貴族軍官與平民出身的各社會階層人士——中下階層、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緊張關系更是火上澆油。況且，在北非和東南亞的壓倒性戰役中積累的經驗并不那么容易適用于歐洲戰場。

　　而雪上加霜的是，法國的戰爭動員亂作一團。駐扎在各地的兵團被火車運送到往往非常偏遠的地點集合，組織工作混亂、低效、過程拖沓。后備軍人也從他們的家鄉被召集到各地軍營。阿爾薩斯的部隊軍備物資不足是出了名的，有些士兵毫不掩飾對上司軍官的敵意。有時就連像樣一點的地形圖也找不到。指揮官們手中的軍隊只能湊到2/3的人數，與普魯士及其盟軍的大量后備力量遠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邊廂，普魯士的軍事動員卻井井有條。普魯士的鐵路，無論是公用的還是私有的，都交由軍隊控制，并為適應戰爭的需要而進行了升級改造。相形之下，法國的高級將領幾乎完全沒注意到鐵路在快速、有效調遣軍隊中的關鍵作用。法國的軍隊還是用單軌列車輸送，因此每次使用時只能是單向的。普魯士這邊則是50列雙軌火車每天奔跑在通往前線的5條干線上，這令法國的每天12列車次相形見絀。不過，法國發明了一種叫夏賽波(chassepot)新式后膛步槍，便于士兵攜帶更多的小口徑子彈，因此比普魯士軍隊使用的步槍要先進。法軍還擁有一種早期版本的機槍，很像美國內戰期間使用的加特林(Gatling)。它可以在上拴之后快速連發37筒，或曰37“槍管”。這款機槍很快就有了個綽號叫“磨咖啡機”。

　　組織嚴密的普魯士總參謀部自1857年以來一直處于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的冷血監管之下，而法軍的指揮官對此知之甚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軍的總參謀部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理論上它歸皇帝統率，所以他以為自己身為拿破侖一世的侄子就夠了。與老毛奇不同的是，拿破侖三世發動對普魯士的戰爭顯得沒有什么特別的計劃。

　　戰爭打響后的18天內，普魯士及其南德意志盟軍就在邊境部署了近120萬兵力。一位法軍將領在電報中驚恐地報告：“已抵貝爾福。找不到大部隊。找不到分區司令官。怎么辦?我成了光桿司令。”法軍意志消沉，很多應征入伍的士兵吊兒郎當，這被那些受過嚴格訓練的同僚看在眼里，涼在心上，于是終日打牌或借酒澆愁，以此在糧草匱乏的情況下強打起精神來。將領們對他們的軍隊士氣無動于衷，這一點早已怨聲載道。催促歸隊的后備軍人不僅缺乏訓練，甚至缺乏擔當。

　　普魯士軍隊則在四年前對奧地利之戰中摸索出一套戰術，著重于快速出擊和各部協調作戰，所以在戰場上節節勝利。法軍將領則依賴于強攻、后膛步槍和機關槍以及大炮的火力支持，以為打敗裝備落后的普魯士“針狀土槍”指日可待。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克虜伯家族為普魯士制造的堅硬鋼炮比法軍那老舊的銅炮要強大和精準許多，開火速度也更快。此外，老毛奇調遣重武器非常靈活，因此針對敵軍的位置變化反應很快。他還下了很大力氣對裝甲兵進行現代化建設，清除了一些不勝任的軍官，盡管他們擁有普魯士貴族的身份。相較之下，貴族在法國的軍官團中仍享受著特權，而無論他們多么昏庸無能。

　　7月28日，皇帝離開巴黎前往梅茨(Metz)，行前指定歐仁尼皇后代理朝政。7月31日，法軍從萊茵河先發制人向前推進，跨過邊界奪取了薩爾布呂肯(Saarbrücken)，基本上是長驅直入，未遇抵抗，因為老毛奇率領的普魯士軍隊想要放長線，釣大魚。結果，奪取薩爾布呂肯之役成了法國的最后一次勝利。兩支普魯士軍隊接著就挺進到法國北部的洛林，第三支軍隊也進入了北阿爾薩斯。8月4日，普軍經過一場惡戰攻下維桑堡(Wissembourg)，次日又拿下孚日山脈附近的斯皮舍朗(Spicheren)，而元帥阿基利·巴贊(Achille Bazaine)率領的部隊當時就在9英里外駐扎著。又過了一天，普軍又在伍爾斯(Woerth)戰役中告捷。

　　法軍的潰敗并非一敗涂地，且其敵人也傷亡慘重，但總歸是逼退了法軍。普軍的大炮朝著法國不停地轟炸，普軍的武器裝備也比法國優越。帕特里斯·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元帥撤退到馬恩河畔的沙隆，而已被任命為總指揮的巴贊元帥也退守梅茨。法軍亂得團團轉，有時還因情報出錯而暈頭轉向。巴贊率軍向凡爾登(Verdun)方向前進，卻發現道路被老毛奇切斷了。

　　8月18日，普魯士近19萬大軍向為其2/3規模的巴贊軍隊發起進攻。在位于梅茨西邊的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戰役中，普魯士士兵陣亡20 000人(德軍陣亡12 000人)。隨著戰場上連吃敗仗，法軍愈發意志消沉、內訌不已。在薩維爾恩(Saverne)，喝得醉醺醺的士兵與正在咖啡館中優哉游哉的軍官邂逅，借著酒勁出言不遜。而接下來的一場戰役令局勢變得更糟了：巴贊的軍隊撤退到梅茨后，普軍包圍了該城，打敗了麥克馬洪率領下前來搭救巴贊的部隊。而巴贊手下的部分高級軍官已經開始對其不抱幻想，暗地里計劃要從梅茨突圍，與普軍打一場惡戰。但這位法軍總指揮收到了情報，因此沒讓他們得逞。在共和派人士看來，這一事件很有政治色彩，因為巴贊也好，其他那些法軍將領也好，都是靠帝室撐腰爬上高位的無恥之輩。

　　眼看普魯士軍隊已兵臨巴黎城下，路易·特羅胥(Louis Trochu)將軍向拿破侖三世的軍事會議提出，巴贊的軍隊應該撤到巴黎郊外駐守，在巴黎防御工事以外抵擋普魯士軍隊的進犯。六天后，皇帝抵達沙隆主持召開軍事會議，以決定是否采納特羅胥的計劃。這時，拿破侖三世才認識到軍隊的情況有多么糟糕：潰不成軍、吊兒郎當。用一名軍官的話說，“坐吃等死，踹幾腳都踹不動，還反過來抱怨被吵醒了。”拿破侖三世的軍隊似乎已經認輸了。

　　在巴黎，市民因普魯士大軍壓境而產生的焦慮，混雜著因法軍的慘敗而帶來的惱怒，而這種氣氛對政治上的左派來說正是時機。8月14日，一群“布朗基分子”做好了革命的準備。這群由一名叫埃米爾·厄德(émile Eudes)的青年學生率領的布朗基主義者沖進了巴黎北部維耶特的消防局。他們試圖煽動一場暴亂，但消防員們緊握手中的武器，工人們也不肯站到他們那一邊去。于是這群暴亂分子只好匆匆逃到他們位于貝爾維爾的地盤上去了。

　　8月17日，皇帝任命特羅胥為巴黎區軍事總督。這一保守派的任命，對多數巴黎人來說，似乎完全是一種挑釁行為。拿破侖三世已回絕了特羅胥關于巴贊退守巴黎的建議，認為這樣的舉措意味著快要戰敗了，因此會危及他的帝國。與抵御普軍入侵巴黎相比，皇帝更關心的似乎是維穩。這樣只能更加激起民眾的騷亂。但不管怎樣，特羅胥還是立即走馬上任了，麾下是15 000兵力的巴黎機動部隊。這支新組建的后備部隊旨在確保首都的安全。

　　法國人的士氣已成了強弩之末。機動部隊作為前線的后備力量，它的出現加劇了民眾的焦慮感，因為他們并沒什么軍事經驗。這些新兵穿著簇新的軍服，在沙隆及其它地方的營地閑散地晃悠，與正規兵的破爛衣衫形成鮮明對比。同時，一批與皇室有密切關系的高級將領們此時求和心切，部分原因是擔心再吃敗仗要影響他們的官運。效忠波拿巴的保皇派與共和黨之間的政治角力早自1860年代末起就在增加，如今法軍的節節敗退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把特羅胥派到巴黎之后，皇帝又命令麥克馬洪將其軍隊從沙隆轉移到蘭斯(Reims)，后又移師到比利時邊境的蒙特梅迪(Montmédy)。拿破侖三世和麥克馬洪一道，想組成一支新的隊伍，前往梅茨搭救被圍困的巴贊部隊。這樣一來，在普魯士軍隊與巴黎之間就沒有了法軍的抵御;而特羅胥抵達巴黎后，發現首都根本沒有做任何戰備的工作。

　　拿破侖三世的計劃很快泡湯，8月30日，老毛奇的軍隊發起進攻，法軍傷亡慘重，十萬之師退守比利時邊界附近的色當(Sedan)。法軍被重重包圍。拿破侖三世身患重病，連馬背上都坐不穩。9月1日，法軍試圖從色當突圍，但被普魯士軍打得丟盔卸甲，17 000人死傷，20 000人被活捉。次日，皇帝率十萬大軍投降。

　　隨著帝國軍隊潰不成軍，帝國與共和派反對黨之間因戰爭而達成的停火協定瞬間成為泡影。在巴黎，革命正在迫近，特別是城里的國民自衛軍已在戰爭中壯大起來，并逐步成為組織起來的共和派武裝力量。截至9月12日，國民自衛軍的隊員每天可以領餉1.5法郎;后來又為每個隊員的配偶增加0.75法郎、每個孩子增加0.25法郎。出身貧困些的隊員都靠這點錢養家糊口。國民自衛軍的小隊長們由隊員推選，小隊長中再選出營長，往往是不為人知的工人階層或低下層階級出身。

　　國民自衛軍在普法戰爭期間發展到134個營、17萬-20萬人甚至更大的規模，左翼人士將此視為對正規部隊的一種制衡，戰前是皇室御用鎮壓工潮的工具。成員主要來自巴黎的勞動階層，盡管其中有1/4的成員自吹是精英人士。盡管國民自衛軍沒有像正規軍那樣配備足夠的長槍，但他們是武裝起來的，并且有大炮。

　　9月3日，歐仁尼皇后收到拿破侖三世的一封簡短的來信：“軍隊已戰敗投降。我本人已成階下囚。”而她的情況也沒好到哪兒去。造反的口號在街頭回響，盡管很多巴黎市民還沒聽說法軍已在色當戰敗。歐仁尼打算將權力臨時移交給阿道夫·梯也爾，他在1830-1840年七月王朝期間曾任首相。但梯也爾回絕說，帝國已經回天乏術。同一天稍晚時候，皇家的立法機構高層齊聚波旁宮，外面擁護共和的口號聲隱約可聞。午夜時分，在一片躁動中，溫和派共和黨人朱爾斯·法夫爾(Jules Favre)宣布帝國結束了。26名立法代表任命了一個“政府委員會”，其人員組成待定，由特羅胥繼續擔任巴黎總督。

　　9月4日清晨，一批民眾從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出發，穿過塞納河到波旁宮前示威。一名伯爵在看到游行場面后，以輕蔑的口吻稱這些人為“形形色色”、包括混雜其間的婦女們，“向來都是以狂熱、暴力及歇斯底里的表現而引人側目”。

　　18歲的共和黨人薩特·勞曼(Sutter-Laumann)從蒙馬特趕來，加入了街上的游行隊伍，他感到周圍的人異常亢奮激越。不久之前，他因在克里希(Clichy)的大街上公開演講而被捕，并曾遭到毆打。如今，叛逆的吼叫響徹四方。當他聽到皇帝在色當被俘的消息時，他走到協和廣場，坐在路邊回味起來。這時，一陣勝利的喧囂聲涌向他，人們高喊著“共和”走了過來。這位青年描述當時的感受說，那是“三重的陶醉：愛國主義、美酒和愛”。

　　在波旁宮外，軍隊與群眾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從附近調來增援的國民自衛軍也已趕到，他們手中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寒光。當一名姍姍來遲的立法代表終于現身，有人替他開門的當口，巴黎民眾趁勢沖入了波旁宮。里面，辯論仍在進行：法夫爾凌晨宣告了帝國的終結，隨之是審議梯也爾籌組新政府的提案，內容是建議任命“國防政府委員會”。一位名叫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的反帝制激進分子宣布共和國誕生。于是民眾又跨過塞納河，向那象征著革命巴黎、有著“革命圣地”之稱的巴黎市政廳進發。一些著名的雅各賓派激進共和派及社會黨人已先行趕到那里，其中包括人稱“老四八”(quarante- huitards)的參加過1848年革命的人。雅各賓派是由國家主義共和黨人構成的一個松散群體，他們受法國革命及巴黎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激勵，追求直接民主，并堅信國家應集中力量謀求人民的福祉。9月4日的晚些時候，甘必大再次宣布共和國成立，下面的人群報以歡呼聲。由于民眾施壓，亨利·羅什福爾(Henri Rochefort)得以獲釋。羅什福爾是一位犀利而又古怪的反帝制人士，他的出獄贏得了共和派的喝彩和祝賀。甘必大宣布就任內務部長，法夫爾則出任外交部長。羅什福爾成了政府要員名單上唯一的左派。拿破侖三世在色當戰敗兩天之后，他的第二帝國崩潰了，第三共和國隨之誕生。

　　隨著普魯士軍隊向巴黎逼近，新共和國從一開始就陷入面對挑戰的煎熬。巴黎想當然地成為國家的代言人，這時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嚴重分歧便開始變得明顯起來，因為全國總體上要比巴黎保守得多。臨時成立的國民防御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是由極端溫和派組成的，這一點特別激怒了布朗基主義者，但他們的聲音淹沒在一片混亂中。

　　大多數巴黎人都相信，只有共和才能拯救法國。國防政府的命名本身就反映了政治上的中立，其官員們擔心巴黎騷亂再度上演，對共和黨中的激進分子及社會黨人堅決予以排斥。一名波拿巴主義者在日記中稱，“內憂比起外患(普魯士人)一點都不遜色。”過渡時期政府由特羅胥來繼續執掌，這正是為了安撫保守派及溫和派，而特羅胥也明確承諾其對“上帝、家庭及財產”負責。與此同時，巴黎沉浸在一片節日氣氛中。民眾相信，共和國的團結將一掃拿破侖三世和歐仁尼統治下的頹勢，對戰勝普魯士人充滿信心。

　　歐仁尼皇后逃離了巴黎，已經掏空的珠寶匣子散亂一地，沒吃完的御膳美食令沖進杜伊勒里宮(Tuileries)的“革命黨人”一飽口福。很多富人對普魯士軍和共和黨人都很怕，所以也是走為上策，紛紛遷出富人區，搬到了較為安全的鄉下居住。隨之，巴黎成了勞動者的天下，為紀念路易-·拿破侖·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當選總統而命名的“十二·十大道”更名為“九月四日大道”，直至今日。橋上和石碑上鐫刻的象征拿破侖的“N”字樣統統被人用斧子砍掉。左派很快行動起來。9月5日，即共和國宣布成立的次日，布朗基激進分子拉烏爾·里高到了巴黎。此前他為躲避警察的抓捕而一直藏身于凡爾賽。那天，激進共和黨人在巴黎各區成立了“治安維持會”(Vigilance Committees)，并呼吁進行市政府選舉。十天后，他們又為推動選舉貼出紅色的海報。里高及其他布朗基主義者開始興奮地策劃一場暴動。他們沖進了里昂車站附近的馬扎斯(Mazas)監獄，救出了厄德等政治犯。里高接著又跑到警察署，自封為署長。他把警察署封存的文件資料進行過濾，篩檢那些帝制時代御用便衣警察的名字，打算留作秋后算賬之用。鑒于里高對警察事務的癡迷程度，他的確是做警察頭子的不二人選。布朗基形容這位狂熱的信徒“命中注定……天生就是做警察署長的料”。

　　普魯士軍已兵臨城下，法蘭西共和國卻仍然充滿紛爭、百廢待興。很多左翼人士認為，這一局勢為建設一個激進、進步的共和國提供了有利時機。重新組織起來的巴黎各種政治團體也隨之起舞。巴黎的庶民成了帶路黨。9月6日，激進派記者朱爾·瓦萊斯(Jules Valles)在貝爾維爾組織了一個俱樂部，聚會點在戰前公共集會的大本營法維耶(Salle Favié)。在第十八區的蒙馬特，安德烈·列昂(André Léo)，即作家維克多瓦爾·戴奧爾·貝拉(Victoire Léodile Béra)(她用自己雙胞胎兒子的名字做筆名)以及圖書裝訂商、公共演說家并身為蒙馬特消費者協會創辦人的娜塔莉·樂梅爾(Nathalie Le Mel)等一批婦女積極分子都紛紛投入到保衛巴黎、保衛工人階級家庭和共和國的事業中。各區的區政府(mairie)也為寫信求助的勞動婦女提供社工服務。這些婦女的來信反映了她們在朋友及街坊的幫助下艱難謀生、養家糊口的艱辛。在第十三區，民主社會黨俱樂部宣布，“將研究與工人階級的解放相關的所有社會及政治問題”，同時要時刻警惕君主政體的復辟。9月11日，巴黎的20個行政區共同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該委員會逐步演變成一個推動共和、繼續戰爭的左翼政黨。布朗基分子在中央委員會中相當活躍，出沒在蒙馬特及第六區的各種俱樂部中。

　　同樣是在9月，拜戰爭中出現的“革命的國家主義”(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之賜，“公社”這個詞開始掛在人們嘴邊。公社在法國歷史上已有先例，即1792年8月掌權的“革命公社”，當時法國也處于外患之下。如今，主權在民及成立巴黎自治政府的呼聲不絕于耳，寄托了人們對“公社”的新的認知與期許，盡管普魯士軍的威脅已經迫近首都。對于政治上左傾的人們來說，公社的角色應該擴大到能夠涵蓋主要的社會改革。因此，“公社”的概念可能因人而異，完全看站在哪一邊。

　　9月15日，這20個區的中央委員會簽署了一個通告，呼吁全體巴黎人武裝起來，在防御、食宿等方面進行“統制”(popular control)。這是共和國早期城市自治呼聲的一部分，是從拿破侖三世君主集權的高壓下掙脫出來的欲望。普魯士軍隊的入侵威脅反而令城市自治的呼聲更加強烈了。由于法國革命的傳統，以及1868年以來新涌現的公共集會運動，共和派相信，僅靠群眾組織就可以抵御敵人對巴黎的進犯。于是，政治團體與治安維持會號召民眾為保衛巴黎“全民皆兵”。為了讓巴黎的平民能全力備戰，國防政府于9月30日頒令房租延期可以繳付，并命令當鋪將價值少于15法郎的典當品無償退還。

　　普魯士軍隊及其盟軍從9月19日起開始包圍了巴黎，另外還部署了兵力從該城向盧瓦爾(Loire)河挺進。10月10日，一支28 000人的普魯士軍隊向重組后的法國盧瓦爾軍團發動進攻。盧瓦爾軍團已因志愿兵的紛紛加入而使規模擴大了很多。普軍得勝，拿下了奧爾良市。法軍敗走，重整旗鼓壯大隊伍到70 000人，又從敵人手中奪回了城市。然而，由于有更多的普魯士兵力從法國東北部過來增援，所以從1871年1月11-12日，法軍在盧瓦爾及勒芒(Le Mans)地區節節敗退。

　　普魯士人放過了拿破侖三世，允許他流亡到英國。拿破侖三世于是成為第三位橫跨英吉利海峽流亡海外的法國首腦(在他之前是1830年革命后流亡的查理十世及1848年革命后流亡的路易·菲利普一世)。

　　在普魯士軍的重重包圍之下，巴黎各區的“治安維持會”選舉產生了一個全市治安維持委員會(Vigilance Committee)，左翼共和派及社會黨人成為其主導。國防政府為每個行政區任命了新的區長。共和國的巴黎20個行政區區中央委員會也要求能就巴黎的防衛參與決策。國民自衛軍各分隊開始強化其組織性，并在他們征兵招募的居民區有效地行使權力。

　　有個叫菲利克斯·貝利(Félix Belly)的巴黎人開設了一個辦公室，想招3萬名女兵，組成10個營的兵力，每個營有8個連。他為這清一色女軍團設計的軍服為黑色衫褲，黑色的軍帽有橘黃色鑲邊，這些女兵將嚴禁煙酒。但是，貝利的這一平等主義的軍隊建設最終沒能付諸實現。他先是被鄰人抱怨太吵，接著特羅胥下了禁令，征兵計劃隨之泡湯。

　　年輕的共和黨人薩特·勞曼應征入伍，他描述了巴黎被圍困期間城里那怪誕的安全感。守城的軍隊想象著城外的堡壘能將普魯士軍隊擋住，但很快他們就會知道，自己大錯特錯。薩特·勞曼開始戰火的洗禮是在馬恩河畔的納伊(Neuilly-sur-Marne)，隨后又接連參加了幾場戰斗。薩特·勞曼留意到，隨著普魯士軍隊輕松地越過堡壘，巴黎人表現得“惱羞成怒起來”。

　　10月初，內務部長甘必大勇敢地乘坐熱氣球飛躍了普軍的封鎖線，組織起一支相當規模的新軍繼續反擊敵人。接著，從洛林傳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10月27日，巴贊莫名其妙地率領他在梅茨的155 000大軍投降了。此舉無異于徹底斷了巴黎的一線生機，也斷送了戰勝普魯士人的任何希望。各種有關叛國的傳聞甚囂塵上，尤其當人們得知，法軍指揮官曾與敵方進行秘密會晤。巴黎人迅速做出了反應。10月31日，薩特·勞曼聽到，無論是圣·丹尼郊區還是巴黎市區，饑寒交迫之下，“公社萬歲!”的呼喊聲此伏彼起。憤怒的工人從貝爾維爾的山上及其它平民區走來，進入巴黎市中心及市政廳，受到煽動暴動的激進團體及治安維持會的人慫恿。布朗基分子沖進了巴黎市政廳，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列弗朗西(Gustave Lefranais)的國民自衛隊隊員跳到桌子上，宣布國防政府結束，而時距其誕生僅隔兩個月。激進分子們宣布成立一個由1848年老革命們領導的新政府：菲利克斯·皮亞(Félix Pyat)、查理·德勒克呂茲(Charles Delescluze)，以及革命成癖的奧古斯特·布朗基。古斯塔夫·弗魯朗帶著一群國民自衛隊的人趕到，將列弗朗西趕下臺，給新政府增補了幾個新成員。弗魯倫與列弗朗西互生怨恨，后者干脆一甩手回家去了。里高也到了，于是布朗基要他帶人去守衛警察署。

　　但沒過多久，很多工人們便以為他們已經成功地推翻了臨時政府，開始紛紛返回巴黎北部及東北部的居住區，只剩下弗魯倫帶領的一支自衛隊仍留在市政廳。特羅胥和臨時政府的另一位成員朱爾斯·費雷(Jules Ferry)趁著群眾散去，于次日重新控制了市政廳大樓。布朗基在重組后的國防政府追捕下驚險逃脫。

　　10月31日暴動未遂之后，激進人士組織的政治團體有增無減，形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渴望，也有困守巴黎圍城之下的絕望。糧食價格開始瘋漲，盡管各區官員都想方設法予以控制，包括實行糧食定量配給制、盡力尋找食物，但饑荒還是悄然蔓延開來。各團體的發言人都譴責囤積居奇者，令建立“革命公社”的呼聲更加強烈。一個共和派的中央委員會組成了，中堅分子都是過去兩年即帝制時期在公眾集會嶄露頭角的人。11月3日的全民投票表決及兩天后的市政府選舉都顯示出，占主導地位的是溫和派的聲音。但這并不能阻止正在勞工階層中扎根的左派激進力量。有些行政區的官員鼓勵制造商與治安維持會合作，因后者在食品及武器調配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布朗基分子及其他革命黨人開始成立自己的俱樂部，加強了激進知識分子——譬如里高——與勞工之間的聯系。在圍城之初，巴黎人還會坐著環城火車外出，在防御工事附近燒烤，直到他們意識到，普魯士軍的大炮是不長眼睛的。一開始，國防政府“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還曾收到各種建言，介紹巴黎人將如何擺脫困境、轉危為安。其中很多建議未免可笑，包括“將動物園里所有猛獸都放出來——這樣敵人就會被毒死、悶死或咬死”。還有人提議制造一種“音樂機關槍”，用瓦格納和舒伯特的曲子誘敵深入，然后將他們一網打盡;另一個主意是將巴黎成千上萬的妓女武裝起來，讓她們身上暗藏兇器——注滿毒藥的針管，當普魯士人近身時乘其不備，扎他一針。

　　但巴贊的投降、圍城的持續以及天氣的轉寒令人們不得不面對冷酷的現實。巴黎與外界唯一的通訊工具就是65只跨越敵人封鎖線的熱氣球。信鴿也往來穿梭其間。到10月底的時候，一切都變得非常糟糕，天氣越來越冷，塞納河結了冰，食品供應卻在縮水。守軍曾策劃過一次“大突圍”，但10月31日，即城內政治騷亂失敗的同一天，法軍殺出血路的努力以慘敗告終。法軍死了5000人，是敵軍損失的兩倍。

　　埃德蒙·德·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于12月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人們只談論吃了沒有、吃了什么以及哪兒有吃的……人們開始挨餓，饑荒正在降臨。”廣告中開始出現貓肉、狗肉，養狗看家護院的主人們不得不看緊自己的愛犬，而不是反過來。老鼠更是成了人們的美食，甚至有人聲稱老鼠肉吃著跟鳥肉差不多。動物園里的熊、鹿、羚羊及長頸鹿也最終成了巴黎人的碟中物。光景轉差，老幼體弱的人首當其沖，裝著小孩遺體的小棺材出現在街頭，這些越來越司空見慣。

　　漫長的圍城進一步孤立著巴黎——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將它與其它省份，特別是法國西部隔開。1月1日，保守派的《民論報》遺憾地報道，有些地區已經落入“公社社員”的手中，這體現出中產階級對大革命爆發的恐懼。對滯留在巴黎的保守派來說，“公社”是個讓他們聞之色變的字眼。

　　1月6日清晨，一覺醒來的巴黎市民看到了貼在墻上的另一條鮮紅的橫幅：“為公社開路!”里高等人的簽名赫然在目。貝爾維爾的法維耶俱樂部通過了這樣一項決議：“公社是人民的權利……是全民總動員和對叛徒的懲處。公社，歸根結底……就是公社。”在團體的聚會中，“公社”一詞仍在討論地方自治權利時被提及，但如今的涵義更為進取，將巴黎及巴黎的工人階級社區置于民主與社會共和國的中心。第十八區的治安維持會宣告：“各居住區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

　　緊接著又一場戰敗令成立公社的呼聲更加高漲。1月18日，特羅胥率領十萬大軍向普軍發動攻擊，嘗試從巴黎突圍出去。這一仗打得非常慘烈，死傷超過4000人。戰敗引爆了1月22日一場群情激憤的大游行，差一點演變成騷亂。民眾高呼打倒特羅胥的口號，布朗基主義者呼吁正式宣告公社成立。布朗基本人則坐在市政廳附近的一家咖啡屋內，從市政廳的窗子里傳來一陣陣槍聲，那是里高的朋友、溫和共和黨人古斯塔夫·查迪(Gustave Chaudey)在回應示威者。這次槍擊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里高的另一個朋友泰奧菲爾·薩比亞(Théophile Sapia)，他的血浸濕了里高的衣衫。示威者匆匆四散，但左派的這次煽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只是加深了左派與國防政府中保守派之間的鴻溝。

　　1月28日，國防政府與普魯士及其盟友達成了停戰協議，圍城終于結束。兩天后，朱爾斯·法夫爾簽署了投降書，與俾斯麥在凡爾賽舉行會晤。巴黎經歷了四個月的困守，但普魯士的炮火還是給這座城市部分地造成了破壞，巴黎人也飽嘗了苦難。并不意外的是，大多數巴黎人都堅持不肯向普魯士人低頭，盡管現在俾斯麥已允許將食物運進城了。停戰協議的條款非常苛刻，令巴黎人及其他法國人都非常憤怒。法國須向剛剛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繳納巨額賠償，這一令法國人蒙羞的文告是在凡爾賽宮的鏡廳里宣布的。更糟的是，根據梯也爾和俾斯麥于2月26日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后于5月6日定為正式的《法蘭克福條約》——法國需要割讓相對富庶的阿爾薩斯地區及洛林的很大一部分地區給德國。因對所剩無幾的國防政府感到不滿，萊昂·甘必大于5月1日辭職。普魯士軍仍駐扎在巴黎周圍，隨時準備開入城中。

　　停火之后，在保家衛國上完全失敗的國防政府立即急于選舉產生新的國民議會大會，為的是趕緊改朝換代。盡管共和派提出抗議，說軍隊剛剛戰敗投降，如此倉促行事只會對君主專制派有利，但大選的日子還是定在了2月初。為了捍衛共和，共和派與社會黨組成了一個國防政府中央委員會，以對付君主派可能主導新國民議會的顯著威脅。顯然，他們準備以攻為守了。

　　由于情況特殊，加上準備倉促，2月8日全國選舉的結果有點脫軌，保守的君主派主導了國民議會，會址定在波爾多(Bordeaux)而不是巴黎。一個強烈的對比是，巴黎當選的43名議會代表中，有36名是共和派，他們大多認為以巴黎為首的法國人應當繼續抗戰。而在巴黎，革命派候選人只贏得了329 000張選票中的50 000張(15.2%)，只得到43個議會席次中的7個。2月8日的《呼聲報》（Le Rappel）評論說：“如今我們面對的不再是戰爭……也不再是德意志……而是更多的。那就是君主專制。”就在這時，1871年2月17日，在波爾多召開的國民議會上，阿道夫·梯也爾當選為政府首腦。

　　在人們眼中，梯也爾或許是巴黎資產階級的一分子，但這位1797年出生在馬賽(Marseille)的婚外之子，其實在很多方面都是個普羅旺斯人。他父親路易是個色鬼，又是個敗家子，后來離家不知去向。1809年，梯也爾靠著微薄的獎學金入讀馬賽的一所公立高等預科學校。浸淫于自由派政治學理論的他，1815年11月進入普羅旺斯地區的埃克斯(Aix-en-Provence)法學院。

　　后來，梯也爾在溫和保皇派報紙《立憲報》(Le Constitutionnel)謀得一個職位，于是搬到巴黎。《立憲報》對波旁王朝持溫和的批評態度，梯也爾簽約為該報撰寫有關大革命史的文章，除了糊口這還使他能出入沙龍，在首都結交了不少社會關系。梯也爾身高52英尺，比較矮小，其貌不揚。他還對人很不耐煩。詩人拉馬丁(Lamartine)回憶說：“他總是第一個開口，最后一個閉嘴，聽不進別人說話。”作為地道的南方人，他說話快而生動，帶著馬賽口音，重音落在最后一個音節，邊說邊打手勢強調語氣。他有著雄辯家特有的吐字清晰，在仰慕者的眼中“有著近乎神圣的權威感”。他是個有野心而又勤奮的人，健談，說話鋒芒畢露。他似乎還有些拿破侖情結——如果確有其事——有個朋友曾經發現，梯也爾對任何不肯盲從他的人都會感到憤怒，甚至會惡語相向。

　　在梯也爾領導下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君主派占了主導地位，很多左翼人士當然就有理由不信任梯也爾，這加劇了巴黎的社會緊張氣氛，革命一觸即發。2月15日，一批巴黎工人群眾沖進了大主教宮。樞機主教喬治·達爾博伊(Georges Darboy)問這些人想要什么，并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看上的是里面的家具什么的，那些東西都是國家的;至于那些書，他說那些書對他本人來說很珍貴，但對他們來說卻不是，其余的就剩下他的一條命了。于是這些人放過了他。

　　2月20日，即國民議會賦予梯也爾執政權力3天之后，安德烈·列昂離開巴黎，想去對農民們進行游說，告訴他們：君主專制派主導的國民議會也不會讓他們有好日子過。在巴黎市內，左派開始團結起來反對國民議會。二十區中央委員會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領導的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一拍即合。里高也施展其影響力，積極拉攏溫和派，旨在為奪權建立起一個聯盟。就這樣，在一片狂熱氣氛中，一個由激進團體及各區治安維持會為基礎的革命社會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產生了，其追隨者矢志要在巴黎實現社會平等。該黨在其發布的《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中聲稱，要“采取一切手段打擊資產階級特權、摧毀其領導地位，爭取工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一句話，社會平等”。

　　當然，德意志軍隊仍然包圍著首都的大部分地區，他們的大炮伸向了巴黎東、北兩側城墻以外。在敵軍與巴黎之間是一片守備空虛的地帶，一旦停火協議被撕毀則后果不堪設想。巴黎的共和派對普魯士軍充滿戒備，不僅因為他們造成的軍事威脅，還因為他們可能會幫助恢復君主政體。

　　激進的共和派有理由懷疑梯也爾治下共和主義的前景。此前他已表示過會支持恢復君主制，盡管他沒具體說支持哪一種：波旁王朝(得到正統王權擁護者的支持)還是奧爾良王朝，后者以路易-菲利普為君主，1848年被推翻。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1871年2月，君主派把持的國民議會推選梯也爾為“共和國行政首腦”。但梯也爾得到的來自保守共和派的支持也越來越多。1850年時他就曾表達他的信念說，“共和國是讓我們之間分歧最小的政體。”在當時正統派與奧爾良派(Orléanists)相互隔膜的情況下，這句話尤其顯得正確。正統派提出的王朝復辟的條件是保留波旁王朝的白色國旗。波旁王位繼承人的尚博爾(Chambord)伯爵無嗣，因此一個解決方案就是等他死后將王位傳給三色旗的奧爾良家族。但波旁派拒絕了這個方案。在兩個王室家族爭執不下的時候，梯也爾努力安撫共和黨中的溫和派，向他們保證，自己不是“國民議會策劃的廢除共和國的工具”。但多數巴黎人都懷疑梯也爾的本意確是那樣，盡管梯也爾組閣的政府并沒有像國民議會那樣在成分上以君主派為主。此外，軍隊的三名指揮官——約瑟夫·維努瓦(Joseph Vinoy)、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及加利費侯爵(Gaston Galliffet)都是保守派，確切說都是波旁黨人，毫無疑問，他們更傾向于君主政體而不是共和國。

　　巴黎對以往的革命仍有著強烈的集體記憶，接下來爆發的針對國民議會的抗議行動，正好發生在一個重要的日子里，即1848年2月24日革命的周年紀念日。當天，大批民眾聚集在巴士底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環繞著1830年七月革命勝利后豎起的凱旋柱。兩天后，有路人在塞納河附近發現一個便衣警察在監視他們。人們抓住他，慫恿著：“扔進河里!扔進河里!”然后把他手腳捆綁起來，從亨利四世碼頭將他投入水中。當他浮上水面的時候，人們又把他按下去，直到他溺死。很多巴黎人都對警察恨之入骨，襲警事件也時有發生。但這次的襲擊有了政治意味。當晚，一群巴黎市民仗著人多勢眾，幫助國民自衛軍將他們安置在瓦格拉姆(Wagram)的一批大炮拖運到了蒙馬特高地。與此同時，民眾沖進圣-佩拉杰(Saint- Pélegie)監獄釋放了政治犯。為了平息民眾的騷亂，巴黎軍團的指揮官維努瓦將軍想調遣國民自衛軍中他認為可靠的一部分兵力，但公開持反政府立場的國民自衛軍卻對此無動于衷。

　　巴黎國民自衛軍并非正規部隊，他們多數是為了保家衛國而自發動員起來的平民。其實，在普法戰爭期間，帝國殘余勢力對國民自衛軍的畏懼似乎超過對普軍。法國正規軍的戰敗令全國民眾失望，而廢除法軍是公社的新巴黎愿景中很重要的一步。在此愿景中，國民自衛軍將擔負起保衛首都的任務。

　　在停戰后的短短幾個星期內，新成立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迅速掌握了革命大權。該機構要求國民自衛軍保管好武器，特別是那些大炮——其中有些是各小分隊自費購買的——當時都已搬運到蒙馬特或貝爾維爾。一名成員堅稱，國民自衛軍是“抵抗一切企圖顛覆共和國的勢力的銅墻鐵壁”。顯然，鑒于國民自衛軍的成分，梯也爾的臨時政府不會放心將其當作有效的維穩力量，不能依靠它來對付沸騰的民怨、高漲的政治情緒。在巴黎國民自衛軍的260個營中，只有約60個是梯也爾定義為在維護“秩序”方面比較可靠的。

　　2月27日，德意志軍隊開進巴黎，這一幕又一次令巴黎人悲憤了，如同再度咀嚼法軍潰敗時的震驚、為停火而簽下苛刻條約時的恥辱。四天后，在凱旋門(Arc de triomphe)附近，巴黎人憤怒地看到幾個法國軍官手挽著德國女人從馬車上下來。共和派的巴黎變得愈發激進，人們對梯也爾的懦弱甚至心口不一感到憤慨，對國防政府的投降更是怒不可遏。巴黎似乎正在朝著一個與法國其它地區非常不同的方向發展。

　　示威幾乎每天都在巴士底廣場發生，巴黎人迫不及待地等著3月3日德軍在香榭麗舍大道招搖過市后就趕緊撤走。巴黎的資源也為應付數以萬計的法軍而捉襟見肘，當兵的大多軍心渙散，急切地等待著遣散。許多軍官都很年輕，剛剛獲得提拔。像他們的部下一樣，他們對梯也爾和國民議會的忠誠度無法確保。而當法國士兵饑寒交迫時，他們的政治忠誠度也無關緊要了。有目擊者描述過那“最可悲的景象。軍人游蕩在街頭……軍服污糟，蓬頭垢面，沒有武裝，一些當兵的還時而向路人討錢”。

　　普魯士軍隊撤走不久后，新政府通過了新法，對苦苦掙扎中的巴黎人來說這形同公然的侮辱。3月7日，國民議會終止了國防政府頒布的典當品延期償付令。公營當鋪的典當品如不按時贖回將被拍賣。但讓人們拿什么去贖回呢?大多數巴黎人都窮得叮當響。《倫敦時報》報道稱，“2300名可憐蟲已經典當了自己的床墊，饑腸轆轆的裁縫典當了1500把剪刀……多少生活必需品存放在這些冷冰冰的陳列架上?……每一排擺滿了東西的陳列架都在向我們訴說一個殘忍的秘密……饑餓!”國民議會還終止了匯票(即用來支付欠款的期票)的延緩繳付令，要求持有者必須在未來4個月內連本帶息付清。此舉對小本經營的巴黎生意人來說，其效果無疑是災難性的。這使得至少15萬巴黎人立即債務纏身。更糟的是，國民議會還結束了房租延緩繳付令——這對巴黎的平民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 絕大多數人口都是租房戶。這一連串打擊窮人的舉措還不夠，國民議會又停掉了給國民自衛軍每人每天15法郎的津貼，導致數以萬計的家屬沒有足夠的錢購買食物和燃料。

　　3月10日，國民議會做出決定，在從前的王宮所在地凡爾賽鎮召開會議，那附近的瓦勒里昂山(Mont-Valérien)是天然屏障。用梯也爾的一句頗有煽動性的話說：“我從心里不敢保證在巴黎開會能絕對安全。”梯也爾立即會晤了來自里昂、馬賽、圖盧茲(Toulouse)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長或市議員。梯也爾指責巴黎在鬧革命，同時向其他城市的領導人信誓旦旦地承諾會支持共和國的建立，以此削弱他們對巴黎起事的可能的支持。當梯也爾和他的政府趕到凡爾賽上任的時候，德國人才剛剛離開這一波旁王朝的前首都不久。用保守派共和黨人朱爾斯·西蒙(Jules Simon)的話來形容，凡爾賽在某些方面很像一座充斥著“德國小酒館、煙草、啤酒和皮革氣味”的城市。紀律嚴明的普魯士軍沒有給這個地方造成任何破壞，只是在火車站和軍營的墻壁上留下了一些德文標記。

　　凡爾賽向梯也爾、國民議會以及從日漸動蕩的巴黎逃出來的上流人士張開了雙臂。新來乍到者愁眉緊鎖，與當地那吃吃喝喝的輕快氣氛格格不入，這種強烈對比令卡米爾·德·密克斯(Camille de Meaux)子爵頗為觸動。政府官員、代表、外交人員、軍官、記者，以及前來謀職的人們一時云集，1789年以來一直冷落蕭條的街道忽然車水馬龍起來。凡爾賽宮變成了蜂窩似的官員宿舍，那用大理石建造的華廈、名畫裝點的廳堂及其壯觀的天花板不復昔日的輝煌。

　　巴黎人的涌入令凡爾賽的人口從4萬一躍增加到約25萬人。盡管到來者大多都是有錢人，但找到合適的住處卻成了難事。新來的人抱怨房子裝修很差、配的是硬板床，但這波旁王朝之都的餐館倒是不亦樂乎地招待著肚子癟癟、錢包鼓脹的食客。在巴黎公社的第一周，往外跑的人擠滿了巴黎的火車站——那場面與往年夏天外出度假的盛景倒是頗有些相像。

　　流亡的巴黎人在凡爾賽找到“他們的報紙，他們的餐館，他們的俱樂部，他們的社會關系，甚至他們的銀行經紀人”。查爾斯·拉菲特(Charles Laffitte)就撞見一位巴黎獨家賽馬會的朋友，如今穿著相對“破爛”。大金融家出入于凡爾賽的沙龍，包括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男爵。《晚報》主編赫克托·佩薩爾(Hector Pessard)描述了“凱歌香檳(Veuve Clicquot)的瓶塞‘啪’的一聲射向餐廳的天花板”的盛況。不過，最初他看到的只是“一幫暴徒……滿腦子怪癖”。每天都有更多的法軍到達凡爾賽，法國的精英會為他們買煙酒。在復活節，來自莫爾比昂(Morbihan)的神父杜·馬赫拉什(du Marhallach)會在薩托里(Satory)高原為眾人主持彌撒，登上高高的祭壇，放眼四周都是軍隊的服飾，“那場面真是壯觀……在光芒四射的天空下，人們簇擁著一位祝禱的教父”。

　　巴黎，短短幾個月前還是法國政府及最富有家族的所在地，如今卻似乎落在了要求地方自治及社會改革的老百姓手中。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也宣告了拿破侖三世政權的終結，而拿破侖三世投降后巴黎遭受的長期圍困，只能讓一直對皇帝腹誹甚深的巴黎人更加憤怒。在戰爭的刺激下，巴黎的工人階層也好，共和派及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也好，都不愿意再忍受中央政府的壓制。當梯也爾和君主派及保守派主導的國民議會似乎已為復辟做好準備時，巴黎共和黨人——在潛在的革命性國民自衛隊的支持下——已準備自己來經營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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