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初，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將農業十七條修訂擴充為四十條，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下簡稱《綱要》)。這個草案，后經幾次修改，于1960年4月由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并公布。《綱要》的制定有著多重的歷史意蘊：一是接續了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設想和延安時期“組織起來”的區域農村治理實踐，致力于傳統農業[1]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改造;二是順應了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以“全面規劃”為歷史起點，以“組織起來”為核心，將農業作為一個重要經濟部門以發展規劃的形式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三是為合作化和統購統銷之后的農業發展提供遠景規劃和具體措施，形成了毛澤東較為完整的農村治理思想。因此，它是新中國農業合作化和農村發展歷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獻。考察《綱要》產生的歷史和邏輯，對于完整把握毛澤東對傳統農業的全面改造思想和歷史實踐有著重要意義。

　　在指導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漸形成了農業的兩個革命(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的新思想。1954年6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報告時寫道：“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2]在1955年7月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他又提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3]毛澤東設想，“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4]。此外，在《綱要》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認識到要實現技術革命，就必須使農民掌握現代生產技術和知識。因此，在1956年1月的知識分子會議上，他提出，“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叫文化革命”[5]。

　　綜上所述，對傳統農業在所有制層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經營模式與生產方式上的現代化改造、生產主體方面塑造掌握現代生產技術的新型農民，這三個方面正體現出毛澤東對傳統農業進行全面改造的三重維度，即：社會革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綱要》的形成過程正是毛澤東對傳統農業的全面改造思想的形成過程。

一、農業生產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一五”計劃與《綱要》

　　新中國成立后，整個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不同程度上重新改組，人民政府通過中財委對全國范圍的財政經濟工作進行統一管理和領導，恢復了城鄉經濟交流，合理調整了工商業，實現了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醫治了戰爭創傷和舊中國長期的通貨膨脹等經濟痼疾。在統一財經的基礎上，中央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1952年國慶之際，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已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水平，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提前完成。[6]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提出來要開始著手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1951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戰略設想[7]后，周恩來、陳云、薄一波等人就開始著手“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

　　1952年底，毛澤東提出的以“一化三改”為中心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為“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一五”計劃雖然以重工業為重心，但同樣對農業的發展作了相當具體的規劃。[8]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尤其是全面開展的國家工業化建設，對包括商品糧食和其他工業原料在內的農業生產提出了更高的增產要求，糧食和農業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在糧食流通領域實行統購統銷外，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提高糧食產量成為關鍵。正如陳云所說：“增加我國農業產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規模的開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積，目前還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與可能來說，增加農業產量的主要辦法，無疑是實現農業生產的合作化。”“在目前，這是一種投資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農業增產辦法。”[9]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無法在短時間內增加產量，如何改造傳統農業以實現農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毛澤東推進合作化的一個重要動因。

　　盡管統購統銷實現了國家在流通領域對糧食的控制，但只能解決糧食短缺的燃眉之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只能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因此，國家必須介入農業生產，制訂農業發展計劃。從內容上看，“一五”計劃中的農業部分，論述了發展農業作為保證工業發展和全部經濟計劃完成的基本條件的重要意義;提出了五年內國家對農業的投資數目，以及農林牧漁業的生產計劃及具體措施;指出了發展農業的道路，即農業合作化和機械化，并規定了“一五”期間合作化的計劃指標。在實現農業生產計劃的措施中，除了國家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和農業貸款之外，還提出了十三點具體措施，包括推廣新式農具、興修水利、增施肥料、開荒、精耕細作、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這些和《綱要》中的農業增產措施大同小異。

　　然而，《綱要》和“一五”計劃卻有兩點明顯不同。第一，“一五”計劃的主體是國家，而《綱要》則主要是向農民提出并且主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毛澤東指出，《綱要》主要是動員農民來實行，是依靠群眾，國家只給以一定的幫助，因此是個群眾行動的綱領，國家方面的任務應在五年計劃或年度計劃中去寫。[10]第二，“一五”計劃主要討論了農業生產部分，并沒有集中地對農村建設、農民生活部分進行規劃，而是將農村的基本建設放入了運輸和郵電部分，農村商業也歸入商業部分，文化教育放入了科學研究部分，農民生活改善放入了全國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提高部分。也就是說，“一五”計劃是對國家建設的各個門類進行的縱向的整體的計劃，與《綱要》對農村工作的橫向的具體的規劃不同，二者是條條與塊塊的關系。認識到“一五”計劃和《綱要》之間的關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綱要》是國家整體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一部分，農業正是通過《綱要》的形式開始納入國家計劃經濟軌道的。

二、農業合作化進程中的“全面規劃、加強領導”

　　《綱要》是合作化運動中的重要環節，其制定“是在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和農業生產的高潮形勢下提出的”[11]，主要內容可分為合作化、農業生產和農村各方面工作的規劃三部分。從整體來看，《綱要》可以說是一個關于合作化、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進步的戰略布局。中國共產黨自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便明確了黨的目標就是“一化三改”，“一五”計劃和各領域工作計劃的制定以及措施構成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具體到農業、農村方面就是以“組織起來”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規劃，而《綱要》正是這一戰略的文本體現。

　　對于國家、合作社來說，計劃或規劃都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然后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進一步具體實施。早在1951年12月毛澤東轉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的時候，就要求全黨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12]決議批判了落在生活后面采取消極態度對待互助合作的尾巴主義和超越生活條件可能性的冒險主義兩種性質的錯誤傾向，要求黨委和政府掌握正確的領導方法，經常研究和及時地指導農業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生產計劃、供給、運輸和銷售的事宜。[13]

　　農村土地改革之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發揮出來，黨的工作重心在一定程度上轉移到城市工作方面。這時，有些基層黨員干部想當然地認為，不用領導農民自己就可以把生產搞好，“人們已能單獨生產致富，勞動互助組應該自行解體”[14]。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批評了輕視農業合作化作用的思想傾向，認為脫離合作化而“片面地提出‘發家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15]。同時他指出，農業生產互助是今后農村工作的重點。開展農業互助合作有利于將農民“組織起來”，同時賦予了基層黨組織新的目標和方向，使農業生產以新的組織方式精耕細作、發展副業。另一方面，這一決策還批駁了“生產到頂”和農村工作沒有前途的錯誤觀點，避免“發家致富”口號下產生買地賣地、雇工和放貸導致的階級分化的可能性。決議和《綱要》中都還指出，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人民政府、公營工業和國營農場要支援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在統籌協調各經濟部門之間工作以便更好完成合作化方面，黨和政府的規劃起到了明顯作用。

　　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批評了黨內存在的關于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的觀點。為了更好地領導農村中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他提出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指出“要有全面的規劃，還要加強領導”，“要有全國的、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全鄉的關于合作化分期實行的規劃”。[16]毛澤東接著在七屆六中全會所作結論中進一步提出全面規劃的內涵：在層級上分為省、縣、鄉、村、社級的規劃，不同地區的合作化要有不同的發展速度規劃;在內容上應當包括合作社的規劃、農業生產的規劃和全部的經濟規劃。“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17]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講的是一種全面的總體規劃，實現合作化、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進步是其總體戰略目標。其中，合作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組織基礎，農業發展是鞏固合作化、改造農村和農民的經濟條件，農村建設和農民進步是推動農業發展、合作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它們是互相推進、互為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制約的關系。毛澤東正是看到了這點，因此在制定《綱要》時進行了全盤考慮，并抓住了“組織起來”這一關鍵點，以合作化為中心、合作社為組織載體，通過規劃實現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全面改造。

　　1955年11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對于合作社的建立、整頓、鞏固方面的工作作了具體的規定，對合作化的進度和農村的生產、管理、政治文化都作了原則安排，并要求地方黨委和鄉村都要因地制宜地擬定以發展農業為中心的全面的、長期的生產規劃，同時也要求國家的財政、經濟各有關方面，對合作化予以支援。[18]可見，毛澤東不僅將農村工作看作各方面互相聯系的綜合體，而且還將農業發展置于整個國家建設的框架之中，強調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互相支持和促進，尤其是加強工農聯盟，增強工業和農業的相互支援。這一綜合治理思想充分反映在《綱要》之中，也是國家計劃在各部門之間協調作用的體現。

三、由經驗規劃上升到戰略構想：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到《綱要》

　　在毛澤東提出“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后，各地黨委根據這一方針在傳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同時，紛紛討論合作社進度的規劃和農業增產的方案。隨后，毛澤東以中央的名義大量轉發了湖北、遼寧、廣東、熱河、青海、安徽、黑龍江、河南、浙江、甘肅、河北等省省委這方面的報告，并要求其他地區也制定計劃報告中央。期間，毛澤東要求“在目前幾個月內，各省市區黨委關于合作化問題的電報，由中央直接擬電答復;并告批發此類來報的同志，不要批上‘請農村工作部辦’字樣”[19]，將批復這些報告的權力收至中央，通過快速大量批轉各地規劃經驗以推動合作化的“大發展”。毛澤東還讓各省市區黨委“深入了解當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際情況和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關于合作化的全面規劃”[20]。1955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批轉河北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規劃和農業增產規劃報告時指出，“這個報告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規劃之外，作了全省的農業增產規劃”，并要求各地“仿照河北辦法對自己區域的農業增產問題，經過研究，做出全面的規劃，報告中央”。[21]這里反映的是毛澤東對農業的規劃從單純的合作化進度擴展到農業生產領域，其中不乏涉及農村建設和農民生活的內容，這也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以下簡稱《高潮》)和《綱要》所共有的特征。

　　《高潮》可以看作是毛澤東關于農村工作的批轉文件集，關于編寫的最初目的，他在第一篇序言中寫得很明確。一是批判合作化運動中黨內的右傾和消極思想。他認為很多地方“黨的領導沒有趕上去”，“沒有一省一縣一區一鄉的完整的規劃，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不是去加強領導和加強計劃性，而是消極地企圖停止運動的前進，或者趕快‘砍掉’一些合作社”。[22]二是書的原名《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也透露出其主要目的在于給基層黨組織辦合作社一些經驗指導，保證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毛澤東希望通過基層經驗的推介，使農村黨組織改進領導質量和計劃性，調動起農民的合作化熱情和生產積極性，并從總體上明確合作化與農村的發展方向和前途。毛澤東在第二篇序言里所說的“最廣大的群眾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將來”，“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也正是《綱要》所要展示給農民的遠景。[23]這一遠景雖然以合作化和農業生產為中心，但其重大意義在于它“對于農民的提高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項要求都做了規劃”[24]。

　　《高潮》和《綱要》基本上形成于同一時期，文本上有著密切的聯系，《高潮》中有20篇關于規劃的具體經驗，其中縣鄉以合作化為中心的全面規劃6篇，合作社長期的生產規劃9篇，年度生產計劃4篇，財務收支計劃1篇。這些正是毛澤東所要求的“全面規劃”的實踐案例，而《綱要》則是這些局部規劃綜合和提升后所形成的農業發展戰略。

　　在為什么要制訂規劃方面，《紅星合作社的生產規劃》中提到：(1)現有的生產內容不能滿足合作社發展生產的需要，勞動力有了剩余，必須增加新的生產內容，以提高勞動效率和產出率;(2)合作社規模的擴大，領導合作社不能只靠月、季、旬、日的短安排，管理上必須有長期建設、發展生產的觀點，以減少因安排不當而導致的窩工和勞動力浪費;(3)改革農業技術，發展多種經營，挖掘資源潛力，改良土地水利等措施都需要總體規劃;(4)把農村經濟和國家計劃統一起來，把短期計劃和長期建設結合起來，給農民指示了生產方向和建設遠景。[25]《平順縣的全面規劃》中也指出制訂規劃可以使合作社有計劃地進行生產的同時，又把農業生產逐步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26]

　　在規劃的內容方面，毛澤東在推廣《沂濤鄉的全面規劃》時寫道：“這個鄉做了一個合作化、增產措施、水利、整黨整團、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兩年計劃”，“1956年，全國各縣、區、鄉都要做一個全面性的計劃，包括的項目，比這個計劃還應當多一些，例如副業、商業、金融、綠化、衛生等”。[27]《應當使每人有一畝水地》《依靠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兩篇重點推介的是興修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的規劃。《皋蘭縣的三年發展計劃》較為全面，其中在互助合作運動的計劃中不僅包括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還有供銷社、信用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在農業生產方面，提出了全縣農業增產的具體任務，制定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水土保持計劃，還有農具改革和生產資料供應的計劃;還制定了該縣的農村文化教育規劃。曲阜縣陳家莊合作社規劃了掃盲和社員文化福利事業，建立圖書館俱樂部、農忙托兒所、診療所和公共衛生設施等。[28]廣寧縣江布鄉紅星社通過發動群眾開展合理化建議(尤其重視老農經驗)，不僅抓住了農林業生產，還大力發展了水利廠、腐竹廠、石灰窯、養豬、養雞等副業生產，成為發展多種經濟的典型。[29]多種經營是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的關鍵，這也是毛澤東在《高潮》一書中極為強調的。“精耕細作、多種經營”構成了毛澤東農業思想的重要內核。以上這些措施保障了農業產業的良性發展，這是《高潮》和《綱要》對農業發展“全面規劃”的重要體現。

　　生產規劃對農業合作社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以及農民思想的改造等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根據《高潮》書中的記載，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1)給合作社和廣大農民指出了發展生產的方向，明確了建設目標，消除了“生產沒出路”、生產到頂的情緒，把合作化的高潮引向了生產高潮;(2)充實了合作社的生產內容，使合作化和改革技術擴大生產結合起來，克服了浪費勞動力、畜力的現象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趨勢，改變了“人多活少”的局面，提高了農民合作化發展生產的積極性;(3)把國家的五年建設計劃對于農業的要求具體布置到了村，使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建設進一步地聯系起來;(4)干部樹立了長遠建設思想，提高了干部工作的預見性和主動性;(5)改變了農民傳統的生產習慣，更好地進行勞動備耕。[30]因此，制訂全國農業的發展綱要是極為重要的。

　　由以上分析可見，《綱要》的所有內容和措施都與《高潮》直接相關，《綱要》是關于農業發展、農村建設的戰略規劃，《高潮》中的案例則是這一戰略的實踐經驗和做法，兩個文本共同勾勒出毛澤東心目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輪廓，而這種戰略加經驗的“骨肉”結合方式也更便于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理解和操作。

四、毛澤東全面改造傳統農業的思路

　　傳統農業，從農業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般是指那種生產要素傳統、生產方式長期不發生變動，基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這種農業生產方式所依靠的技術也是農民依靠長期對自然界的觀察和耕作經驗積累而成的。毛澤東所要改造的傳統農業，不局限于這些方面，而是包括了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社會制度和農民生活方式在內的復合性概念。可以說，毛澤東所要改造的是傳統農業社會的整體，既包含生產力層面，也包含生產關系層面。

　　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生產中的技術和勞動工具等生產要素較為落后和傳統，加之經過長期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軍閥混戰以及封建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農業農村嚴重凋敝。對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要在組織上走合作化的道路，更要在充分發揮傳統生產要素效能的基礎上，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包括現代的農業技術、機械化農具、化肥、農藥，培養具有現代生產技術和知識的農民。這些方面被毛澤東概括為社會革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盡管在土地改革之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激發，國民經濟短時間得以恢復，但如果不設法引入新的生產要素，改變農村的生產關系，就難以實現農村面貌的根本改觀。

　　社會主義性質的互助合作運動不僅解決了部分小農的生產困難，而且把農民最大程度地組織起來進行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等農田基本建設，使傳統生產要素發揮出最大潛能。更重要的是，諸如拖拉機等新式農具、現代農業技術(新品種和新耕作技術等)的引進，農藥化肥等的大規模使用，在當時必須以合作社為載體。其原因，一是個體小農無力購買拖拉機，二是種植面積小也不便于使用機械耕種，三是小農采用新技術的風險性較高，而集體經營更便于將分散的小農集中起來，也更便于引進現代生產要素。

　　在改造傳統農業的組織形態和經營模式、引進新的生產要素方面，社會主義制度在制定計劃上起到的作用不可替代。從“一五”計劃、《高潮》到《綱要》的形成正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以全面規劃的方式對傳統農業進行的全面改造，這種改造將所有制上的社會革命、生產要素上的技術革命和生產主體的文化革命融為一體。全面規劃不僅在于對合作化的推動，也在于通過計劃分步驟、協調有序地改變傳統農業的經營模式、引進新技術和工具、塑造新型農民，這些都需要國家和合作社的全面規劃。

　　首先，傳統農民由于幾千年耕作習慣的影響，從事農業生產主要靠經驗吃飯，計劃性不強。比如，《高潮》一書中有些農民認為做莊稼老一套，不計劃也知道，“做田不能隨人意，要到那天講那天”[31]。因此改造傳統農業，就要打破農民的傳統習慣，依靠合作社這種新的組織載體，制訂全面的生產計劃。合作社的集體經營和核算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農民的生產方式，有了生產計劃，本來賦閑的冬季也可以利用起來，合作社通過組織人力趁農閑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冬季積肥等，為農業增產提供了保障。

　　其次，實行生產改革的時候，比如水稻改制、旱田改水田、改種新品種等，往往遇到農民長期養成的習慣的抵觸。有的農民提到新辦法就不愿接受，認為“數十年沒有經驗過”。這種抵觸的原因在于，新農業要素的使用與預期產量存在很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而小農對此抵御能力很弱。合作社集體經營則可以增強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打消農民的疑慮。

　　再次，農業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土地、資本(物質)和勞動等傳統意義上的要素，更包括現代的科學技術以及具有一定技能和知識的農民。勞動者的生活方式和質量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因此，農村的文化、娛樂、教育以及衛生等工作并不只屬于消費領域，也是對勞動者和農業生產進行的重要投資。《綱要》中的掃盲、移風易俗、開展農村文化教育和衛生工作等內容，體現了毛澤東農村治理思想中對培養新型農民的高度重視。

　　此外，對農田灌溉、基礎設施、農業技術推廣站等方面的投資，需要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進行全面的配合才能實現，而《綱要》的制定也是統籌各方面資源以增加對農業的投資的嘗試。農業科研機構可以因地制宜地研究、開發新的生產技術和工具，農業科技站和院校可以教育和培訓農民掌握新的技能和知識。在推廣新技術和生產要素時，國營農場的作用十分巨大，不僅可以直接為農民提供技術指導和服務，而且可以對農民進行示范、培訓，教會他們新的種植技術和新種子、新化肥的使用方法。以上這些，都必須由國家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實施。

　　新中國成立之初，土地改革掃清農業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后，小農經濟雖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與農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仍相差甚遠。如何改造傳統農業，使農村步入社會主義道路并實現現代化，是毛澤東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他力圖通過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將農民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徹底改變農村落后的面貌。在推動合作化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步意識到全面規劃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廣各地制定生產規劃的經驗和案例，并思考在此基礎上制訂一個全國農業的發展規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演進邏輯中產生的，其內容上不僅包含合作化的規劃，還囊括了農業生產、農村建設、農民改進等內容，是一個使傳統農業、農村、農民實現全面改造與現代化的規劃，反映出的正是毛澤東關于農村全面治理的思想。

　　注釋

　　[1]由于毛澤東視野中對傳統農業的全面改造實際上涵蓋了農業、農村和農民這三方面，因此，本文中的“傳統農業”并不局限于狹義的農業經濟維度，而是這三方面的有機綜合體。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頁。

　　[3]《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8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6]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頁。

　　[7]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6頁。

　　[8]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497頁。

　　[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頁。

　　[10]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12頁。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頁。

　　[12]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14頁。

　　[13]參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頁。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79頁。

　　[16]《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9頁。

　　[17]《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75頁。

　　[18]參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第459頁。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頁。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327頁。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374—375頁。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397頁。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486頁。

　　[2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第66頁。

　　[25]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1頁。

　　[26]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第115頁。

　　[2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515頁。

　　[28]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0頁。

　　[29]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6—1018頁。

　　[30]參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第387—388頁.

　　[31]《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第574頁。

　　(作者尹勝，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博士生;朱春花，廣州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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