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它貫徹于社會的各個領域。例如，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就要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原則，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厮輾v史，黨管媒體的原則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黨領導新聞媒體不斷走向成熟中逐漸形成的。

自主創辦黨的新聞媒體

　　延安時期中共創辦了大量的新聞報刊、通訊社、電臺等，這成為黨實現對新聞媒體領導的主要途徑。在陜甘寧邊區，不僅有邊區一級的報紙《解放日報》，各分區也都積極創辦自己的報紙，如《抗戰報》《關中報》《大眾報》《三邊報》《救亡報》等，“這些報紙的共同特點就是將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通過自主創辦報刊，能更準確體現黨的宣傳意圖和政策走向。

　　1945年，為配合陜甘寧邊區普選，《關中報》頭版刊發了《開展普選運動》的社論，介紹了專署聯席會議“布置普選工作”“進行普選宣傳”的情況;還發表了楊玉亭的《選舉中的幾點經驗》，詳細闡述了此次選舉要落實“放手發動群眾，大量發揚民主”的原則，指出選舉宣傳工作內容要生動具體，干部在檢查工作中要誠懇承認錯誤不足，候選人提名要讓群眾自由地提出并進行討論，還要廣泛地發動積極分子和各階層人士，參加領導選舉工作。這些通訊有利于幫助選舉工作人員進一步熟悉選舉程序，推動民主選舉工作更好地展開。

　　在隴東分區，《隴東報》的前身《救亡報》，就通過事例宣傳八路軍軍民一家親的道理。報道提到：“自此地麥苗成熟以后，團長張才千即派軍士連日向農村收麥并不吃喝茶水，且都和氣異常。麥(收)獲完后，又令(領)著收豌豆及鋤地等，似此幫助人民軍民一致，為從來所未見過的現象。”這些新聞報道，較好地體現了黨的方針和政策，發揮了黨報在革命中的宣傳作用。

　　事實上，在中共領導下的各個根據地，都通過創辦報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文化知識，宣傳革命思想，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抗戰初期，鄂豫邊區黨組織創辦了《新鐘祥報》，它名義上是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政治指導部主辦，因為指導員就是中共黨員，實際上就是黨報，由縣委直接領導。宣傳內容上，除了報道前線戰況，還著重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根據當地方針政策，宣傳堅持抗戰，加強團結，反對投降，爭取進步等政治主張。社論多由縣委書記等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的指示撰寫。

　　通過創辦報刊實現黨的領導，鄂豫邊區的《七七報》表現比較突出。這份創刊于1939年、于 1941年改為鉛印的地方報紙，嚴格貫徹著黨的領導：組織上，報社的工作人員都是黨委分配來的，一部分印刷工人也是黨通過各種渠道從武漢等地聘來的思想進步的工人;思想上，黨委經常對報社工作人員進行馬列主義的思想理論教育;工作方法上，邊區黨委嚴格要求報社人員發揚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等工作作風。通過這些方面的努力，確保了報紙報道符合黨的方針政策，服務于當時的革命任務。

　　有時，中共也通過間接創辦報刊的方式，實現對媒體的領導，重慶的《挺進報》就是一例。

　　國共談判破裂后，重慶陷入白色恐怖，編印進步報刊隨時有被捕甚至被殺的危險。為了傳播革命思想，中共地下黨員劉镕鑄及一些進步青年自發編印出版了《挺進報》，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中共重慶市委獲悉后，多方聯系了劉镕鑄等，通過接轉組織關系、建立特別支部的方式，實現了市委對《挺進報》的領導?！锻M報》特別支部由劉镕鑄任書記，并且對報社工作人員開展政治思想教育，秘密發展黨員。

對辦報思想的指導與改造

　　新聞報刊的風格，很大程度體現著新聞工作者的素養和風格。為了實現黨對報刊的領導，延安時期中共非常重視對新聞工作人員的思想教育，通過黨的會議、講話，黨內指示、通知，以及報刊社論等方式，實現黨管報刊的要求。

　　針對新聞報刊，尤其是黨報黨刊在舉辦過程中所堅持的思想路線問題，194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改造黨報的通知，對黨報及黨報工作人員發出明確指導。通知指出：“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符其實的黨報，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末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過為別人的通訊社充當義務的宣傳員而已。”

　　根據黨中央精神，各地黨組織積極推動報刊的改造。

　　如綏德分區，要求《群眾日報》必須和黨面臨的任務相結合，及時宣傳黨的政策，言論思想要符合黨的意志。黨報記者應聯系群眾深入群眾，要樸素踏實地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

　　1940年初，任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副主席的左翼作家周文在延河邊遇見毛澤東，毛澤東向周文介紹邊區的文化狀況。由于邊區人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多，教育不發達，他鼓勵周文做好文化普及工作，在大眾化方面開辟新的陣地。毛澤東提議創辦一個“大眾讀物社”，創辦一張通俗化的報紙，還給報紙取名為《邊區群眾報》，并表示愿意親自題寫報名，希望周文負責這一工作。于是，《邊區群眾報》的辦報宗旨就是“辦成真正的人民報紙”。

　　此外，黨報在革命運動中還具有組織指導作用，黨報工作人員需要有無產階級立場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必須掌握黨的政策，提高理論水平，秉承黨的意志，對正在發展或行將到來的工作具有明確的認識，進行適當宣傳”。

　　黨對報刊的思想領導，更強調報刊是整個革命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故教育群眾、宣傳政策是黨報的重要任務之一。

　　“黨應當把新聞報道工作真正看成指導工作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黨指導工作的方法，是從群眾中來，回到群眾中去，新聞報道工作，正是體現這種方法最有效的工具。”在抗戰背景下，報紙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應該成為民眾的喉舌，代表民眾把心里話傾吐出來。它應當發揚、鼓勵一切正確的、好的現象，同時要揭發、批評一切錯誤的、壞的現象。它應當發揮其抗戰工作中的推動機的作用”。這些要求，都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報的工作人員指明了方向。

　　新聞報刊的通俗化、大眾化，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指導思想。新聞通訊必須以群眾熟悉的方式寫作，“要求我們的新聞通訊最大限度地運用群眾的思維結構、群眾的語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們，不是在洋化的結構中套進一些群眾的思維片斷，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裝進幾個老百姓的土語，而是真正為群眾所講的和懂得的通俗的群眾思維結構和言語”。特別是在文化普及程度較低的根據地，報刊的語言風格更是直接關系到報刊在民眾中的接受度和傳播力。因此，提高報刊的通俗化、大眾化、可讀性、生活性就顯得更為重要。

黨管媒體的組織路徑

　　為了更好實現黨的領導，黨中央提出了全黨辦報的號召，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力量，將黨的方針、政策融入到新聞工作中?！段鞅本株P于〈解放日報〉幾個問題的通知》提出：各級黨委負責同志，應該經常向《解放日報》投稿，把工作中可以公開發表的經歷和經驗，寫成專文，在報上發表。地委加強對《解放日報》通訊處的指導，糾正通訊社對黨的組織鬧獨立性的問題。各級黨委整頓各地通訊員，注重審查政治上的問題。

　　晉察冀邊區亦發出指示，要求落實全黨辦報的方針，充分利用黨報指導實際工作，總結和交流經驗，反映與指導群眾斗爭。對于各地通訊員，各級黨組織要加強和改善他們的思想領導與組織領導，各縣、各分區的黨政軍民負責同志組織中心小組，小組長由黨委書記或常委擔任，每月至少作系統匯報一次。為了保證黨報稿件的正確性與真實性，未經審查的重要稿件報社不登。為加強對黨報的領導，分局除加強黨報委員會的工作外，將給日報負責同志及工作人員更多的接近實際斗爭的機會，并號召黨報工作者貫徹整風精神，力求接近邊區的各種實際斗爭。這些組織制度的建立，有效落實了黨管媒體的要求。

　　在黨的領導下，記者通訊員制度得到全面改造。“黨報的記者通訊員，與普通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通訊員，有極其本質的不同。其不同的所在，在于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通訊員，是為‘個人自己’而工作，或者為一個小的同人(同志)集團工作，實際上則是為資產階級工作，為剝削者工作;而共產黨黨報的記者通訊員，則是為黨工作，為人民工作，為這個大的集體而工作，把自己個人溶化在這個大的集體之中，把自己個人的利益、興趣等等服從于這個大的集體的利益，在黨的事業，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中求得自己的發展。”

　　作為黨報記者，必須按黨的立場和觀點去分析問題，撰寫新聞評論;要把群眾的觀點反映到報紙上，依靠廣大的通訊員，反映工農兵的生活與工作;不單要反映現實，還要指導現實，組織運動;還需要貫徹黨的立場，有斗爭性，也就是全面貫徹黨性、群眾性、組織性和斗爭性。只有這樣，黨報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對于報刊編輯記者、通訊員的選擇任用，黨中央強調注意從黨的要求出發，側重考察其政治立場。1943年西北局的一份通知指出，各地通訊員應由地委及縣委嚴密審查。還規定了通訊員的條件：“凡政治上沒有問題、有起碼寫作能力、熱心于黨報工作者，即可合格。”黨報記者也逐步改正了脫離群眾的作風，不僅深入基層采訪，還積極出謀劃策，參與鄉村建設。

　　作為正式記者隊伍的補充與延伸，通訊員制度也得到組織化發展。在鄜縣，《解放日報》通訊網在各區普遍建立，地方上成立通訊小組，通訊員定期召開小組會。各區通訊工作在縣宣傳科長聯席會議后，又舉行座談，決定通訊員名單，各同志均欣然接受，并就寫什么、怎么寫、如何發現材料、今后通訊員與報社如何聯系等問題詳盡交換意見。

　　如此，即可更好地健全通訊員隊伍，也可以保障新聞報道的真實與全面，利用黨的各級組織健全通訊網，在黨報中發揮各自的作用，事實上也在實現著“黨管媒體”的方針。

回顧延安時期黨管媒體原則的形成與完善，至少有以下經驗值得總結。

　　一是始終堅持自主創辦黨領導下的新聞媒體，通過黨報黨刊落實黨的領導，發揮其政治導向作用;

　　二是堅持對報刊等新聞媒體正確的思想領導，融入黨性教育、群眾路線觀念，并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以多種方式糾正黨員干部、新聞工作人員中的認識錯誤，為媒體樹立正確的思想導向;

　　三是通過組織化的方式改善黨對媒體的領導，尤其重視對編輯、記者、通訊員等新聞從業人員的組織領導，提高他們的政治素養。

　　這期間提出全黨參與、全黨辦報的方針，也是實現組織化領導的重要經驗。延安時期黨管媒體的理論來源，既有馬克思提出的創辦“人民報刊”的思想，又有列寧的新聞思想，還有延安時期貫徹群眾路線的新聞工作鮮活實踐經驗的總結。

　　此外，客觀審視延安時期的歷史情境，黨管媒體的演進，還有另外兩點認識值得注意。

　　首先，延安時期，黨對媒體的領導地位，是在國共斗爭中通過對媒體的爭奪確定的。

　　國民黨政府對新聞媒體采取了包括新聞檢查在內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對于革命的記者施行殘酷的屠殺”，“其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頒布限制法令，實行新聞檢查，強迫停刊，以及秘密收買、恐嚇、暗殺等等”。

　　因此，在 1943年第十個“九一記者節”時，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其中提及對于八路軍的抗戰功績，“國民黨當局竟千方百計加以封鎖，嚴禁各報登載。

　　顯而易見，這樣的新聞統制政策，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沒有一絲一毫符合于抗戰的利益。重慶談判期間，為了減少中共對時局的影響，《中央日報》被要求不發表社論，不寫“本報專訪稿”，新聞一律采用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稿，有關談判的報道，“要登的少，登的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

　　這些事例都說明，如果不能把握對新聞媒體的領導權，黨在政治斗爭中將會處于不利地位。

　　其次，回顧延安時期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固然帶著時代的烙印，但在本質上，它反映著黨的根本宗旨，目的是要爭取人民的話語權，使媒體發揮其引領時代、推動進步、服務人民的作用。

　　從根本上說，新聞媒體在政治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它承載著引領人民、教育人民的重任。過度商業化的報刊，亦不利于前述作用的發揮。被權力腐蝕的媒體，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更不足以實現前述功能。

　　因是之故，就這一本質目標而言，報刊等媒體的黨性與人民性必須是內在統一的，黨管媒體原則的強調與落實，就是為了樹立媒體的黨性，更是為了落實群眾路線，更好維護廣大人民的福祉，使新聞媒體真正體現人民性。

　　相比于延安時期，今天我國新聞媒體工作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但媒體應有的黨性、人民性仍需要堅持和加強。在黨的領導下的新聞媒體如何增強黨性，如何發揚人民性，如何把黨的政策宣傳好，使之深入群眾并為群眾所理解與擁護，如何保障最底層人民群眾的呼聲能發出、被聽到，仍值得進一步探討。就此而言，回顧延安時期黨領導新聞媒體的歷史過程，挖掘其中有益的經驗，不無積極意義。

　　摘錄自《延安時期黨管媒體的歷史經驗 》，《黨的文獻》2017年第5期;作者韓偉，陜西省社科院陜甘寧邊區歷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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