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成：早期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中國志士（1）

　　原編者按：“九君子”是中國十四年抗戰初期戰斗在遼沈地區的進步知識分子群體，也是較早站在國際聯合反法西斯斗爭前線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變后，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國際法規則和人類和平理念面向國際社會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國抗戰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譜寫了重要篇章。本期今天刊登整版相關文章，回顧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參與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軍侵華罪證推動國際社會仲裁“九一八”事變的愛國壯舉，展現其放眼天下的國際視野和舍生忘死的民族大義。

 　　被譽為“九君子”的九位志士包括

 　　? 盛京醫科大學教授劉仲明(新中國結核病學奠基人)

　　?畢天民(公共衛生學奠基人)

　　?于光元(皮膚病學科奠基人)

　　?張查理(新中國最早實施神經外科手術的專家)

　　?李寶實(耳鼻喉科泰斗)

　　?鞏天民(具有“南榮〈榮毅仁〉北鞏”之稱的金融界精英)

　　?邵信普(營口銀行經理)

　　?張韻泠(社會活動家、教育家)

　　?劉仲宜(沈陽同仁醫院創始者、院長)

　  　　“九君子”活躍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遼沈大地，皆屬各自領域的精英。

 　　冒死搜集日軍侵華罪證

　　▲用來裝日本侵華材料的藍色布兜，上面用絲線繡有“TRUTH”字樣。

　　▲九人小組上交國聯的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罪證材料

　　“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面臨空前的國難，堅持守土抗戰的“九君子”充分利用國聯調查的有利時機，針對國聯調查對實證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偽當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編輯成名為TRUTH的鐵證，后經國際友人冒險輾轉遞交給國聯調查團，系統地揭露日本侵華罪行，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有預謀的侵略行為，“滿洲國”是日本一手炮制的偽政權，推動了國際社會共同抵制法西斯侵略的斗爭。總體上，“九君子”的救國理念、方式方法、預期目標和后續影響均體現了國際化特色。

　　第一，“九君子”利用國聯調查這一契機展開反法西斯斗爭。他們完成的TRUTH是系統、完整地記錄日本侵華的圖文實錄，是一份最為鮮活的揭露日軍侵略和日偽暴行的證據匯編，他們把日本侵略行徑置于相關國際法框架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日本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之下無從抵賴。

　　第二，“九君子”充分發揮國際友人的作用，按照國際仲裁規范遞交TRUTH。在雍維林院長、倪斐德博士、譚文綸教授的鼎力協助下，TRUTH得以成為國聯仲裁過程中不可多得的法理性依據。中英人士的聯合體現了國際力量共同捍衛人類正義的努力。

　　第三，1933年2月24日，出席國聯特別大會的44個國家在僅有日本1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基于《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裁決案，這是一場空前的國際表決，是真正意義的國際聯合制裁。

　　第四，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曝光于全世界，愛好正義與和平的國際力量更加警覺，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發展和最終戰勝日本法西斯奠定了道義和輿論基礎。

　　第五，“九君子”展開國聯外交的核心理念是“為了國際的和平與世界秩序的穩定，為了正義和公理”，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視野和大格局，他們把“得道多助”的中國智慧運用于人類和平事業的維護。

　　心懷家國 放眼世界

《沈陽“九君子”》via：東北新聞網

　　“九君子”能夠適時構建國際化反法西斯戰線，與他們所受的教育及個人經歷密不可分。

　　他們雖生逢亂世，但在青少年時期普遍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他們大多出生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和日俄戰爭年代。在青年時代，他們又先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戰亂和動蕩都沒有阻礙他們接受教育的步伐。鞏天民從小“熟讀背誦四書五經，學習孔孟之道”，劉仲明也在早期教育中就培養起“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責任意識及“和為貴”的文化理念。人類對于和平的追求是無國界的，“九君子”通過國聯外交把“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傳向世界。

　　“九君子”中的六位志士有歐洲留學經歷，這使他們有機會同步站在世界最前沿。“九一八”事變前，劉仲明曾留學英國和丹麥;畢天民曾獲英國劍橋公共衛生學和醫學博士;于光元、李寶實分別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和研究生;張查理、劉仲宜也都曾留學英國。留學經歷使他們既能熟練運用英語，又得以接受近代以來國際社會先進的法理意識和實證思想。依據國際法構建國際秩序、保障國際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時代特征和人心所向，“九君子”學以致用，在國聯外交中充分利用了這些理念。

　　“九君子”都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活躍分子，在青年會中參加一些活動、學習進步刊物，使“九君子”得以較早地受到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引領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思想激勵，并成為他們堅持抗日救國的重要力量源泉。鞏天民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情操尤其贏得國際友人的敬重，為中英人士聯袂展開的民間國聯外交奠定了有力基礎，從而率先站在國際聯合反法西斯斗爭的前沿。

　　“九君子”開展國際性反法西斯斗爭的意義和價值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九君子”抓住時機因勢利導，他們是把“九一八”事變推向國聯仲裁并取得一定勝利的重要推手，開啟了我國民間團體走向世界舞臺進行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斗爭的先例。他們抓住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道、反正義、反和平的本質，以誠信為本和不卑不亢的立場“為歷史作證”。劉仲明在致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的親筆信中表示：“我們冒險向你們提出或是親眼目睹的見證，或是首先了解到的有充分依據的事實。我們相信，這些事實會有助于你們清楚了解事變爆發以來發生在滿洲的情況。”弱國反擊強敵入侵，軍力固然重要，外交手段同樣不可或缺。愛國知識分子手無寸鐵，但他們的作用卻不遜鋼鐵之師。

　　“九君子”積極聯合國際友人共同為人類和平而戰，同樣是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創舉。這場斗爭中，國際友人的力量不可低估，他們被“九君子”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堅持真理和民族正義的精神深深打動。三位英國紳士不但接受重托，妥善保管TRUTH，還甘愿冒生命危險為“九君子”簽字擔保并順利完成遞交，使其成為李頓調查團完成調查報告的不可多得的實證依據，進而推動了40多個國家在國聯大會上一致表決。縱觀其他遭受法西斯襲擊的國家，波蘭、蘇聯與美國都缺少在第一時間積極聯合國際社會從世界角度維護和平的努力和實踐。中國“九君子”能夠及早行動，聯合國際人士共同投身反戰維和事業，這是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斗爭史上的早期壯舉，意義重大。

　　“九君子”展示了中國知識群體心懷天下的博大胸襟。在TRUTH英文說明書的“結論”中，“九君子”強調了三點：

　　1其一，“滿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國人，中國人自然要當中國人，并將永遠當中國人。”這是低調而鏗鏘的誓言，充滿民族自尊和自信。

　　2其二，“世界可能被蒙騙一時，中國人可能處于當前不利條件，但是，任何依靠武力和欺詐解決的，遲早要有禍患伴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也是對世界的警示之語，意在強調“多行不義必自斃”。

　　3其三，“為了世界和平與秩序，為了公平和正義，我們誠摯懇請您們關注和大公無私地研究處理當前的中日爭端。”溫潤如玉的中國君子以慧眼直擊日本侵略的深層危害是全世界和全人類，他們既為反抗日本、更為人類文明而戰，因此影響深遠。

　　“九君子”國際化抗戰歷程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現實意義。他們為謀求中國獨立與民族發展所具備的國際思維尤其值得當今知識分子傳承和發揚。今天，中國已經培養了大批具有國際閱歷和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這種人才儲備對于中國發揮世界影響、謀求國際合作、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十分必要也極為重要。新的時代，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世界對接，具有國際化理念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大的擔當和作為。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TRUTH史料研究”課題組成員、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潔：中國共產黨與沈陽抗日救亡“九君子”

　　中國共產黨是十四年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不僅表現在“九一八”事變后第一時間就發表《中共滿洲省委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宣言》，率先擎起抗戰旗幟，也表現在迅速派遣大批黨團干部深入東北義勇軍，并組建抗日游擊隊，領導武裝斗爭的同時還發起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而且，中國共產黨還是抗戰爆發后民間抗日外交活動的有力推動者。沈陽“九君子”冒死搜集日軍侵華罪證推動國際社會仲裁“九一八”事變的愛國壯舉，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參與下進行的。

　　“九君子”的進步思想深受中國共產黨影響

　　成立于1912年的奉天基督教青年會不但設施一流，而且理念進步，是沈陽地區青年學者和名流政要的會聚之地。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為沈陽地區馬克思主義傳播和黨組織建立準備了思想和組織基礎的“星期三會”于1921年在青年會內成立。“九君子”中的鞏天民、張韻泠、劉仲宜等積極參加“星期三會”活動，漫談新思潮、新文化，學習和研究《共產黨宣言》《列寧傳》《向導》《中國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1924年，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即入黨的朝鮮族畫家韓樂然受黨中央派遣，以美術家身份到沈陽開展創建黨組織的工作，他在青年會干事閆寶航的幫助下，與“星期三會”建立聯系，并擇其骨干組建“社會主義研究小組”，鞏天民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南京市民為聲援五卅慘案游行示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六十”學生運動是沈陽地區黨組織誕生的前奏，走在“六十”學運最前線的就是“九君子”成員。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任國楨、吳曉天分別受中共北方區委和黨中央派遣到沈陽領導反帝愛國運動，他們通過基督教青年會文書蘇子元聯系各大中學校進步團體召開“奉天學聯籌備會”，時為醫專優秀學生的畢天民被推選為總代表。白希清在《沈陽早期的地下黨》中回憶：“畢天民是代表中的領導人”。學生運動開始后，鞏天民也在任國楨授意下組織商民抵制日貨、配合學生運動。

　　任國楨

　　“六十”運動結束后，任國楨組建“暑期大學”，校址設在基督教青年會，他和吳曉天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鞏天民、畢天民、張韻泠都在“暑期大學”接受培訓。期間，五位進步青年被吸收為共產黨員，鞏天民是其中之一，其他四位是郭尊三、高子升、吳竹村、李郁階。小河沿醫專走出的五位醫學君子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處于共產黨員的“環繞”之中。1926年7月，中共奉天黨支部發展到22人，“小河沿醫專黨小組就有八九人之多”。小組長是吳執中，另有高啟福、白希清都是這里成長起來的早期黨員，他們與幾位醫學君子聲氣相求、關系親密。劉仲明回憶與吳執中54年的友誼，稱他“謙謙君子，靄靄吉人”“友誼素篤，義氣云天”。

　　“九君子”是中國共產黨在沈陽地區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變前后，東北地區黨組織屢遭破壞，但“九君子”堅持反帝愛國，可謂中國共產黨在沈陽地區進步活動的一個縮影。鞏天民以銀行經營者、商會領導者和青年會董事身份為掩護，負責中共沈陽銀行系統黨組織活動，黨小組的許多重要會議都在鞏天民的世成慶貸莊召開。1926年，中共北滿地委書記吳麗石由哈爾濱到沈陽傳達任務，開會地點就設在鞏天民的經理辦公室。

　　鞏天民 畢天民

　　劉仲明 張韻泠

　　“九一八”事變后，劉仲明征詢鞏天民去留意見，倆人商議后決定誓守家園。他們認為，如此“可以掩護由關內來東北的抗日人士，又可就力之所及，支援東北義勇軍醫藥等項，鼓舞東北同胞回復國土的決心和信心”。鞏天民親自護送進步學生張希堯和宋黎離開沈陽，囑其把日本進犯之事通過《大公報》傳播出去，還表示自己肯定不會離開沈陽，秘密聯絡點就設在世成慶貸莊。

　　東北淪陷后，“九君子”每次聚會都“各飲苦水一杯，以勵臥薪嘗膽之志，以示待機報國之誠”。夫人們則在青年會的門房組織唱詩班，實為放哨。1932年夏，鞏天民帶著沈陽各界重托到北平面見張學良，呼吁東北健兒打回老家。其間，他從“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領袖閆寶航處了解“義勇軍就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這使一心“要和黨組織取得聯系，希望得到新的指示”的鞏天民大受鼓舞。回沈后即組建100多人參加的“衛生會”，從每人工薪中提出10%作為“公共儲蓄”。據鞏夫人回憶：有一次，地下黨有位女同志在大連下船后被日軍逮捕，押在沈陽，鞏天民就是用“衛生會”的錢把她“買”了出來。這一時期，“九君子”與義勇軍之間建立了穩定的聯系，小河沿醫專、體育學院、南塔、鹿鳴春飯店等地都是他們的秘密接頭地點。東北軍王以哲將軍的女婿王岳石（共產黨員）1932年時就是義勇軍的聯絡員，負責與鞏天民接頭，轉交錢款和藥品清單等，再由劉仲宜、劉仲明分頭籌備藥品。

　　“九君子”與共產黨之間還有其他聯系通道。鞏天民手記中就有“1932年去北平見徐仲航，送‘反帝大同盟’”等字樣。徐仲航是中共隱蔽戰線的老同志，“反帝大同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中共黨組織與黨員積極參加和支持“九君子”國聯外交

　　繼中共滿洲省委發表1931年9月19日宣言后，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系列決議。遼寧各界民眾深受鼓舞，抗日斗爭持續展開。據日方資料記載：從1931年9月19日至11月15日，有136起民眾抗日事件，一天最多達14起。“九君子”國聯外交就是在中共黨組織和黨員積極參加和支持下的重要抗日救亡事件。

　　TRUTH中有些重要證據的獲得就來自共產黨員的努力。時任奉天第三國高教員的地下黨員陶翙鳴按照中共滿洲省委指示“積極參加由愛國人士奉天醫專副校長劉仲明等人領導的搜集日本侵略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謊言的活動”。鞏天民更是親自夜入商會找出偽政府發給奉天商會參加慶祝“建國”游行得“賞金”千元的感謝函，把它連夜趕曬成藍圖。另有關東軍司令部辦事手冊，是中共黨員郭尊三從專管“建國”事宜的關東軍司令部第三科想方設法弄到手的。教育界也積極配合，中共黨員薛蘭石就是“九君子”與女師校長的接頭人。

　　小河沿醫專因為有英國勢力保護，便于開展隱蔽活動，TRUTH的最后匯總和編輯都在這里完成。幾位醫學君子全力以赴，白天如常工作，夜間加班匯編TRUTH。他們也親自取證，偽財政廳門前的布告非常重要，畢天民為取此證差點引來殺身之禍。國聯調查團到沈后，劉仲明還會同崔義田、王玉仙等知名人士“去沈陽煙草公司面會國聯調查團要員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駁日本侵略者所捏造的中國人愿意和日本合作的謊言和陰謀”。這幾位志士，后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獄。他們在獄中堅貞不屈，被我黨組織營救出獄后，多數人參加了共產黨。

　　為能順利遞交TRUTH，劉仲明與英國友人雍維林密談，鞏天民親自到法庫拜會英國傳教士倪斐德博士。連同譚文綸教授，三位英國友人又親自在李頓面前為“九君子”簽字擔保。殷殷囑托，步步驚心，中國共產黨在協調國際友人共同完成TRUTH遞交過程中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國聯調查團在東北實地調查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該宣言進一步宣傳了共產黨的嚴正立場，給堅持抗戰的東北人民帶來了巨大鼓舞。4月21日，國聯調查團抵達沈陽，“九君子”揭露日軍侵華真相的斗爭進入更驚險的階段。

　　國聯仲裁過后，日偽反攻倒算。1935年10月12日，偽警憲突然闖進鞏天民家搜查，寫字臺上正有份頭天收到的“反帝大同盟”文件，鞏天民情急之中用胳膊肘將其拐到地面，再用腳踢到亂紙堆里。日偽在同仁醫院搜出的英文打字機上有個字母缺角，與被搜出的“反帝大同盟”傳單正好吻合，劉仲宜因此被疑為共產黨員而慘遭迫害。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TRUTH史料研究”負責人、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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