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臺灣文學背后隱匿著諸多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遺留及其現實問題。九十年代末，藤井省三曾在《臺灣文學百年》一書中凸顯臺灣民族主義萌芽與日語讀書市場成熟之間的深刻聯系，較之于“壓迫與抵抗”的敘述視角，提出了“臺灣人主體性接納”的另一種史觀。這一論斷很快遭到陳映真和日本臺灣文學研究者松永正義的嚴厲批評，雙方由此展開激烈的論辯，其核心在于藤井如何正面回應殖民主義體制等重大問題。近年來，臺灣民族意識與日據時代“國語”關系的論爭觸發了學界重新思考殖民歷史敘述方法，探求其暗含的文化政治關懷。本文作者通過深入梳理戰后日本臺灣文學研究的學術路徑，考察其形成的學術、文化與政治背景，指出當前日本學者迷戀西方理論，試圖以“普世標準”抽離臺灣歷史的“豐富性”，并始終警惕其話語敘述的殖民意識形態屬性。正如作者所言：“在處理殖民地歷史問題時，不能只是以單純超然的學術姿態進行，需要重新認識殖民主義及其暴力性，并承擔其學術研究應有的倫理政治責任。”

　　藤井省三的研究雖然也可以放在所謂“后殖民研究”的學術延長線上來看，但他作為“宗主國”的學者，與西方“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學者多為殖民地背景相比，其發言位置頗為可疑，正如文章所指出的，“學術的背后，更有可能是在“文明”的名義下，通過制度方面技術性的教育、國語、媒體、讀書市場等研究，有意無意間淡化甚至抹消壓迫與反抗的歷史記憶”。離開了民族解放和中國革命，所謂“臺灣人的主體性”也就只能和“臺獨”論述念念不忘的“日本殖民現代化”聯系在一起了。

　　文章原載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經由作者授權，感謝趙京華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殖民歷史的敘述方法與文化政治

　　——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

　　趙京華

　　2004年前后，在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和臺灣作家陳映真之間，以及支持陳映真的日本臺灣文學研究者松永正義與藤井省三之間，發生了一場有關臺灣民族意識的興起與日據時代“國語”(殖民地宗主國日語)關系的論爭。論爭起因于藤井1998年出版的《臺灣文學百年》[ 1 ]中所收《“大東亞戰爭時期”的臺灣皇民文學——讀書市場的成熟與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諸外來政權之文化政策與臺灣意識的形成》兩文。三方的論爭不僅涉及到如何在東亞復雜的格局中認識臺灣的歷史與文學，如何對近200年來殖民主義體制做出價值判斷這一核心問題，而且與20世紀90年代東西冷戰結束后國際上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理論發展及日本臺灣研究界學術趣向的變化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通過對日本戰后臺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清理，來重新思考論爭中所引發的歷史敘事方法和學術背后的文化政治問題。

　　一、戰后日本臺灣研究的學術走向及近來的新變化

　　如果將尾崎秀樹發表于1961年的《決戰下的臺灣文學》視為日本戰后臺灣文學研究的起始，那么近50年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在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為止的前一階段里，研究視野形成于二戰以后世界性的民族獨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及其對200年來殖民主義體制的普遍質疑這一背景之下，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為代表的研究者繼承尾崎秀樹、戴國輝的傳統，從反省日本帝國殖民歷史的立場出發，將臺灣的近代史和文學視為大陸中國近代化和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嫡系，且在壓迫與抵抗的殖民歷史下生成發展而來。這種認識歷史和文學的方法論成為該時期研究的主流。但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上述研究格局明顯地出現了變化，開始進入多元發展的階段。以1995年《蘇醒的臺灣文學——日本統治時期的作家和作品》、《臺灣的日語文學——日本統治時代的作家們》和1998年《臺灣文學百年》的出版為標志，研究大大地跨出了原有的方法論架構和學術政治立場，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文學，特別是所謂“日語文學”和“國語”(宗主國日語)制度的研究成為主要焦點，殖民主義批判和對被壓迫民族之反抗斗爭的關注讓位于更為“學術”的制度、文化、媒體、市場等研究。同時，臺灣作為相對于中國大陸的地域空間其獨自的民族主義意識之形成發展過程，以及日本近代文學在帝國主義擴張時代向海外延伸形成不同于“中心”的邊緣形態等，成為討論的重要課題。

　　尾崎秀樹(1928—1999)

　　上述方法論視角的變化與20世紀90年代以下三個學術、文化和政治背景密切相關。一是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所引發的新一輪民族國家理論研究的盛行。該書在美國出版后不久就有了日譯本( 1987) ，到1993 年已再版四次。其中，將民族屬性以及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和強調近代出版資本主義的發達(報刊、小說)推動了第三世界民族國家想像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等觀點，對日本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與此同時，把文學視為媒體和意識形態分析對象的文化研究也在1990年代初盛行一時，藤井省三臺灣文學論中一再提到的所謂大東亞戰爭期間日語“讀書市場的成熟”與臺灣民族主義意識興起的關系問題，乃至他與人合編的《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文學、媒體、文化》一書就帶有上述理論影響的明顯痕跡。二是國際上東西冷戰格局的解體與日本國內昭和時代的終結相重疊，使戰后40年來日美同盟體制下被封存的殖民戰爭問題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受到知識界的關注。在這種狀況下，臺灣問題被置于和20世紀60年代以來完全不同的文化政治語境下而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另一方面，日本國內政治狀況的變動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素之一，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泡沫經濟出現所導致的10年經濟蕭條，從政黨政治到一般的國民層面出現了普遍的保守化傾向。新編歷史教科書、歷史修正主義乃至靖國神社等問題，便是草根與一些精英階層在民粹主義情緒膨脹下要求重述近代“歷史”以增強民族自豪感的反映。這也可以說明另有圖謀的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其全面肯定日本殖民臺灣之“文明同化作用”的觀點，為什么能在日本引起轟動效應的原因。三是臺灣島內政治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的劇烈變動，尤其是臺獨勢力的興起，日據時代的歷史成為獨立派批判國民黨政權，推動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操作的資源。而島內這種對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重估論與日本內部的右翼思想不謀而合(如司馬遼太郎、小林善紀等) ，使如何評價殖民歷史的問題成為熱點話題。同時，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斥資推動海外的“臺灣研究”也是日本臺灣研究一時熱潮興起的一個直接原因。

　　那么，如何看待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界的上述新變化呢 我的基本看法是，這無疑開拓了全新的研究視野，豐富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深度，值得關注。但其中也蘊含著一些理論誤區和學術政治上的陷阱，需要慎重的辨析。簡而言之，新潮學術的背后有一個文化政治關懷，即如何估價200年來世界殖民主義體制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暴力，如何對此進行“價值判斷”，包括如何看待二戰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民族獨立和殖民地解放運動而出現的殖民主義批判這一思想資源問題。處在這個新潮學術背景之下，一些研究者在認識日本50年殖民臺灣的歷史上，有一種于抽象原理上承認殖民的非道義性，但在具體研究中用“殖民地現代化”、“文明同化作用”、“語言民族主義”等概念重新“客觀地”描述殖民統治歷史的傾向。我認為，這種傾向蘊含著向兩個相反的結果發展的可能性，一是豐富和深化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帝國主義殖民歷史的反省而走向“后殖民批判”，從而拓展以往單純從道義立場看待歷史和文學的視野，并將這種批判推進到對整個現代性乃至民族國家制度的反省上來;另一個是在“文明”的名義下，通過制度方面技術性的教育、國語、媒體、讀書市場等研究來淡化甚至抹消壓迫與反抗的歷史記憶，從而使本來已經普遍遭到質疑的帝國主義殖民歷史的暴力性，和對此予以反思的話語敘述變得曖昧模糊起來。

　　本文開篇提到的三方論爭，其根本的分歧點也正在于對近代殖民主義體制的歷史認識和價值判斷上。為了更深入地清理這場論爭背后的思想史脈絡，這里有必要重新回顧一下60年代以來的日本臺灣研究的學術史，在此基礎上進入方法論和學術政治問題的探討。

　　尾崎秀樹發表《決戰下的臺灣文學》并于其后出版《近代文學的傷痕》[ 3 ] ，由此開啟了戰后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作為生長于殖民地臺灣，經歷了太平洋戰爭全過程的日本人，尾崎在1960年代初參與竹內好主持的共同研究“戰時下的文學”時，首先是把15年戰爭視為日本近代化所孕育的一個惡果，并依據自己的殖民地切身體驗來反抗戰后日本對戰爭時代文學的忘卻、否定和篡改，從反省歷史的立場出發開始殖民地文學研究。特別是通過對楊逵、呂赫若、龍瑛宗等用日文寫作的臺灣作家之考察，尾崎提出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方法論視角“無論在臺灣還是在朝鮮的殖民地文學中，都承載著對殖民地統治從抵抗到屈從的姿身。而且，不是用自己的語言而是用殖民統治國的語言才能表達——或者被強制如此——的狀況中，蘊含著殖民地文學的重大問題。”尾崎之外，在戰后日本臺灣研究的草創期，還有以戴國輝為代表的旅日臺灣人學者開拓臺灣史研究的篳路藍縷之功不應忘記。1979年出版的《臺灣與臺灣人》(研文社)明確地建立起他的臺灣史觀臺灣歷史的主體性在于臺灣人本身，臺灣人不是日本人，日據時代的臺灣人是被支配民族。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或許有一些建設，但那是為了統治當局而不是臺灣人民。另一方面，他還強調在批判日本殖民主義統治的同時也要檢討臺灣人自身的問題，整個臺灣的殖民結構是一個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相互形成的共犯關系。

　　以尾崎秀樹和戴國輝等共同開創的戰后日本臺灣研究的傳統，成為70年代后期以來該領域學術發展的主要思想資源。如果說，在此基礎上若林正丈于臺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那么，松永正義則是在文學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學者。他最近結集出版的《臺灣文學的豐富性》和即將刊行的《臺灣文學的復雜性》[ 4 ]兩部論文集就代表了其業績。松永在從事研究的起點上，首先確立了在“日本與亞洲關系”中考察中日關系乃至其原點臺灣殖民地化問題的方法論視角。而戴國輝，特別是他講述的對于日據時代語言同化政策造成戰后臺灣人在語言轉換上的苦惱，給松永的印象尤為深刻。這使松永在從事研究之初，便牢固確立起對殖民地統治之語言制度的批判立場。

　　80年代，松永正義首先是通過編譯《臺灣現代小說選》[ 5 ]并撰寫長篇導讀而展開研究的。在整體把握臺灣文學的歷史和個性基礎上，尤其對詩人陳映真和“鄉土文學論爭”有深入考察，其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于光復后的臺灣文學。進入90年代以后，松永也開始關注臺灣的日語文學和“國語”問題，尤其注意將光復后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與70年代民主化運動和80、90年代臺灣意識高揚的問題聯系起來，提出了頗有建樹的觀點。他認為，臺灣的民主化運動由旅美臺灣留學生發起，與世界范圍內的60年代革命有其關聯。但是，進入80年代后臺灣化即臺灣意識開始高漲，形成了與70年代不同的運動結構民主化同時促成了臺灣意識的覺醒，而臺灣意識(民族主義)又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在此，出現了臺灣語問題，甚至有人主張要表現臺灣人的思想感情必須用臺灣語來創作文學。就是說，80年代以后出現的臺灣意識其起源不在日據時代的“國語”共同體的形成，而在于7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在戰后一段時間里，臺灣人感到漢語(國語)如同外來語，而日語更像是自己的語言，原因在于以閩南話和客家話方言為主的臺灣話與漢語書面語之間的差異之大，以及國民黨來臺后的“國語”轉換政策操之過急。因此，國語(北京話)成了國民黨外來性和壓抑臺灣的象征，而民主化的發展和臺灣本土意識的高揚產生了作為抵抗這種壓抑構造的臺灣語復興的要求。在戰后不久的時期里，臺灣光復和回歸中國并不是一種敵對關系，國民黨統治和冷戰格局才是造成兩者關系敵對化的主因。而今天的臺灣語復權意味著對多元化社會的追求，這在將來甚至有望促成雙語社會的出現。[4]

　　臺灣社會民主化運動

　　藤井省三的學術研究也是起步于80年代，其主要對象為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他在注重實證研究的同時，也善于吸收最新的思想理論和方法，例如，早在1986 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魯迅——〈故鄉〉的風景》所收論文《魯迅、周作人的“國家”與文學》中，就開始嘗試運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說來解讀周氏兄弟早期的“民族國家”想像。自1993年以翻譯李昂的小說《殺夫》為契機，他開始涉足臺灣文學研究。雖屬半路出家，但10余年來致力于用新方法研究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其成果便是那本引起爭論的《臺灣文學百年》。與此同時，他積極推動有關臺灣文學的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和日本臺灣學會的創立(1998) ，成為90年代新潮學術影響下臺灣文學研究一時熱潮興起的代表之一。藤井的研究一開始就試圖在尾崎秀樹的傳統之外另辟新方法，因此，也與松永正義的臺灣文學研究多有立場方法上的不同。他明確承認“曾經給予日、臺研究者很大影響的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名著，尾崎秀樹的《決戰下的臺灣文學》(1961)一書，不但坦率地正視日本殖民地統治帶給臺灣人民的傷痕，另一方面，始終從壓迫- 抵抗、壓迫- 屈服的兩項對立主軸來看待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文學。對此，我另外從戰時下臺灣日語文學所形成的臺灣人主體性這一個視點來重新評價。”[7 ] (PP299 - 300)

　　與尾崎秀樹以及松永正義的臺灣文學研究相比較，藤井省三在歷史觀和方法論上明顯有新的變化。通過引入文化研究、語言民族主義(“想像的共同體”)等理論，強調日據時代“國語”(殖民地宗主國日語)的推廣“形成以臺灣皇民文學為核心的民族主義”，由此追尋臺灣文學獨立于大陸五四新文學的發展歷史和臺灣本土意識產生的原因。如前所述，在抽象原理上承認殖民歷史的非道義性，但在具體研究中用“殖民地現代化”、“文明同化作用”、“國語”制度等概念來“客觀地”描述殖民統治的歷史，這種傾向蘊含著向兩個相反的結果發展的可能性。一是豐富和深化60年代以來對帝國主義殖民歷史的反省而走向“后殖民批判”;另一個是在“文明”的名義下通過制度方面技術性的教育、國語、媒體、讀書市場等研究，有意無意間淡化甚至抹消壓迫與反抗的歷史記憶。為了避免后一種可能性，我認為，其中的方法論即如何創造性地運用來自西方的理論，以及學術背后的文化政治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二、論爭背后的理論問題和文化政治

　　松永正義最近在回顧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日本戰后臺灣認識的歷史時，指出了三個重大的缺失一，日本戰后復興之際為了抹消帝國記憶，沒有很好地總結過去殖民地統治和侵略戰爭的問題。同時，日本放棄殖民地不是殖民地人民抵抗斗爭的結果，而是隨著戰敗而自動放棄的，由此使日本失去了直接面對和解決殖民統治問題的契機。這連同戰爭責任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二，在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臺灣研究一直被視為禁區。由于1952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只是與西方國家的媾和，日本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采取了敵對政策。后來民間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運動便是對政府外交政策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臺灣研究容易被視為與政府站在一邊的右翼，故造成了戰后日本臺灣研究的滯后。三，新聞報道中冷戰和70年代的臺灣是一個空白。這造成了80年代以后的日本研究者把80年代臺灣本土意識的高揚與日據時代臺灣人的臺灣意識直接聯系起來的認識偏頗，而忽視了臺灣意識的興起與7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重要關聯。

　　由于存在著這樣的政治背景和歷史認識上的缺失，今天日本學者在研究臺灣文學，特別是用文化研究、民族國家理論等處理殖民地歷史問題時，不能只是以單純超然的學術姿態進行，需要重新認識殖民主義及其暴力性，并承擔其學術研究應有的倫理政治責任。而借鑒源自西方的理論方法，首先要剔除其普世主義的結構性弊端，并結合自身的研究對象創造性地加以利用。例如，以西方人眼光考察和批判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興起”的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就是一個以印度尼西亞為“個案”分析對象，在抽取出非常有價值的有關“民族主義”理論模型的同時，淡化了其中隱含的權力關系，甚至放棄了應有的對西方殖民主義歷史的批判。《想像的共同體》導論中，是這樣定義“民族主義”的：

　　“民族歸屬( nationality) ，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 nationness) 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 。想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審慎思考在歷史上他們是怎樣出現的，他們的意義怎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他們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我將會嘗試論證，這些建構之所以在18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復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它們就變得‘模式化’(modular) ，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可以吸納同樣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納”[ 8 ] ( P292) 。

　　旅美中國學者張旭東曾對安德森上述關于“民族主義”的定義提出過質疑和批判。他認為，把關于民族、民族性和民族主義的問題放置在“文化人造物”的范圍內，也就潛在地把這個問題抽離了作為當地的始源和譜系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一旦在“文化”和“人造物”上賦予西方以絕對的支配權，用多多少少是審美的術語來審視這些問題，就已經是一種政治性行為了。不管是否被充分地意識到，這剝奪了當地的需要和理想——它們是物質的和政治的，而非安德森所謂“情感的”。“《想像的共同體》并非一本關于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概念的政治哲學著作，而是更接近于一部目的在于檢視及解構第三世界的關于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義概念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其瑕疵就在于它對隱含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探討遠不夠徹底，而這種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既構成了第三世界的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義理念的歷史形成，也構成了作為重新建構它們的策略。”[ 9 ] ( PP138 - 139)

　　就是說，安德森的理論模型從“個案”分析出發，最終指向對包括第三世界在內的各種民族主義的批判，其中從特殊到整體的普世主義理論追求依稀可見。普世理論的成立往往以犧牲“特殊性”為代價，它極容易造成抹消本地歷史復雜性的后果，從而遮蔽深層的壓迫與抵抗的權力關系。結果，用心良苦的民族主義批判卻導致了對反思殖民主義的閑卻。而在考察與印度尼西亞的歷史政治語境大不相同的臺灣日據時代的文學時，如果簡單挪用“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就很有可能產生同樣的以普世理論犧牲“特殊性”的后果。

　　又比如，所謂“文明同化作用”論。藤井省三在《臺灣文學百年》中論述日據時代由“國語”(殖民地宗主國日語)教育的普及使臺灣人在“主體性的接納”之下產生了“臺灣意識時，采用了新近流行的一種觀點“對于日本統治下的國語教育，臺灣人察覺到其在于吸收文明方面的意義，而對寄托于國語教育的‘向文明同化’之精神積極地產生共鳴。因為對近代文明的渴望進而接納國語教育，這顛覆了后藤新平所企求的‘同化亦即差別對待’的概念，反而產生了文明的進化等同于平等的作用。”[ 10 ]

　　這個“文明同化作用”論并不是新鮮貨色，它與日本戰前的“東亞論”話語敘述有暗合重疊的地方。已有日本學者指出，黑格爾“停滯的亞洲”特別是其中文明史論上的“西洋與東洋”、“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模式，影響及于日本的“東洋學”和“東亞”論，成為將自己規定為“文明國”而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域規定為于文明邊境之外的落后國家和地區的思考依據。就是說，這個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是把他者視為異己和對立面，通過對其壓抑和排除來建立起“我們”的文明史和民族國家同一性的邏輯工具。更重要的是戰前日本的“東亞論”話語敘事，在結構和邏輯思路上都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略和殖民地經營，以及一般日本國民對東亞和中國時局的認識相一致把在中國大陸和東亞推行的帝國主義戰爭行為理解為是將其從停滯性中解放出來，從而走向文明化的道路。[ 11 ]如今，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但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思惟模式卻遠遠沒有被清除，它依然是強者和霸權國家橫行霸道的理論邏輯之一。所謂“文明同化作用”論并非中性的概念分析工具，在使用它之前需要首先剔除其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性。

　　我認為，藤井省三的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研究與小林善紀的《臺灣論》有意識抹消殖民統治的罪惡不同。然而，西方理論的機械套用和政治意識的淡泊確實容易走向歷史批判的反面。之所以會招來陳映真、松永正義等的批評，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沒有對安德森理論中的癥結給予必要的處理，沒有體察到“文明同化作用”論話語背后隱含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欺瞞性，對“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理論暴力缺乏敏感，而在簡單的套用中抽掉了臺灣歷史和文學的復雜性。

　　在此，有必要再次回顧一下尾崎秀樹對“皇民化運動”的認識。在追述太平洋戰爭其間殖民統治當局操控的“文學決戰體制”確立過程之后，尾崎指出借用他們(殖民統治者)當時的套話來講，如果說同化政策意味著日本人化，那么“皇民化”則意味著“當一個好日本人”。而日本統治者期待于“皇民化”的，根本不是要臺灣人“作為日本人而生”，而是“作為日本人去死”。“當一個好日本人”就是要發現“作為日本人去死”的路徑，并挺身走向這條道路。在“皇民化”美名的背后隱藏著特別志愿兵制度、征兵制和為防備臺灣的要塞化而預定的參戰動員計劃。[ 3 ] ( P139)

　　“文明同化作用”論，其背后的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觀念乃是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理論核心和正當性邏輯依據。這個體系在二戰結束之后興起的民族獨立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已經遭到了包括矢內原忠雄、尾崎秀樹等日本學者在內的世界性的普遍質疑。這應當是今天學術研究的理論資源和文化政治前提。

　　參考文獻：

　　[ 1 ]藤井省三. 臺灣文學その百年[M ]. 東京東方書店，1998.

　　[ 2 ]藤井省三，黃哲英，垂水千惠. 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文學、媒體文化[M ]. 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

　　[ 3 ]尾崎秀樹. 近代文學の傷痕——舊植民地文學論[M ]. 東京普通社，1963.

　　[ 4 ]松永正義. 臺灣文學のおもしろさ[M ]. 東京研文社，2006.

　　[ 5 ]松永正義. 臺灣1 代小説選[ Z ]. 東京 研文社，1984 - 1985.

　　[ 6 ]藤井省三. 魯迅——〈故鄉〉的風景[M ]. 東京平凡社，1986.

　　[ 7 ]藤井省三. 臺灣文學這一百年[M ]. 臺北. 麥田出版，2004.

　　[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體[M ]. 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張旭東. 批評的蹤跡[M ]. 北京三聯書店，2003.

　　[ 10 ]陳培豐. 同化の同床1 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M ]. 東京三元社，2001.

　　[ 11 ]子安宣邦： 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M ]. 東京藤原書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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