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什么是“毛澤東哲學”，如何給“毛澤東哲學”命名是研究和闡發毛澤東哲學的關鍵，但“毛澤東哲學”的命名和統攝毛澤東哲學的核心范疇的獲得，卻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走出這一困境的關鍵，是從哲學史實際和人類共同面臨的社會失序與意義失落這一根本問題出發，在“秩序”建構和“意義”形塑的哲學觀視域中來命名“毛澤東哲學”和把握其合理內核。毛澤東哲學的貢獻和意義恰恰在于成功解答了中國社會秩序問題和人民的生存、生活意義問題，重建了中國社會治理秩序和生活意義世界，而這個秩序和意義的世界又正是以“人民民主”為合理內核和總體性范疇來建構和統領的。以“人民民主”為內核建構的現代社會“秩序”與“意義”的毛澤東哲學，也因此而具有世界意義，與現代世界哲學形成有效對話，成為合理的世界哲學理論形態。

　　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毛澤東哲學就是在中華民族迫切需要秩序重建和意義重塑的民族危急時代產生的。毛澤東哲學從中國社會實際和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思考出發，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時代課題作了總體性解答，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其思想影響和意義早已經超出了國界，跨越了時代，深刻改變了世界。但什么是“毛澤東哲學”，毛澤東哲學的內核是什么，如何合理命名“毛澤東哲學”，仍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毛澤東哲學”命名之難與幾種代表性的命名活動之考察

　　對“毛澤東哲學”的命名，向來充滿爭議和困難。王南湜教授曾指出，毛澤東哲學研究中的一個令人感到十分困惑的問題，“那就是在流行的哲學教科書體系與毛澤東自己的特有的哲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而人們又通常將這兩種哲學置放在一起，特別是將毛澤東特有的哲學納入到教科書體系之中，這往往既導致了教科書體系邏輯上的不自洽，也使得毛澤東獨特的哲學思想被遮蔽”。所以王南湜試圖從理論旨趣與實踐旨趣的雙重視角、雙重邏輯去說明毛澤東哲學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不一致性或實質上“不是同一種哲學”。王南湜理解毛澤東哲學的雙重視角、雙重邏輯論的思路固然道出了學術界對毛澤東哲學命名活動的困境，但困境卻有待破解。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哲學的理論話語、文本確實與其實踐活動之間有一種“矛盾”性內在張力關聯存在，但不能說“不是同一種哲學”，因為理論和實踐、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本來就存在一種張力，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不可能完全一致，現實世界的持續變動一定會引起理論解釋活動的修正。因此，必須還得從“哲學觀”和對毛澤東哲學的核心范疇的確立上去澄明毛澤東哲學。

　　從對“毛澤東哲學”的通常命名或設置來看，除了如“斗爭哲學”、“民粹主義”、“唯意志論”和“心理主義”等的理解路徑可“懸擱”外，比較普遍的有三種。一是毛澤東哲學的“儒學化”理解，夸大傳統思想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和在毛澤東哲學中的地位，夸大毛澤東哲學同馬克思哲學的異質性;二是以比較便捷的方式把毛澤東哲學命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三是從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知識論框架出發，把毛澤東哲學看作是一種近代認識論或蘇式教科書的仿制。這三種理解命名因其過于簡單、取巧、輕率，既不能探明毛澤東哲學的真相和說明其價值，也與毛澤東哲學智慧極不相稱而引起普遍的失望。

　　面對“毛澤東哲學”命名之困境，毛澤東哲學的研究者一直試圖引入新的理論范式和視角來迫近、深達毛澤東哲學的本真。如“人學”、中西哲學融合、實踐哲學等，甚至也有從結構主義視角、后現代視角來重新觀察和命名毛澤東哲學的。這些新的命名活動都在表明毛澤東哲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其中比較有影響和值得關注的是從實踐視角來賦予的毛澤東實踐哲學、實踐智慧的命名，如李佑新教授認為，“以實踐哲學的范式來重新理解毛澤東哲學思想”，“實際上這樣的理解更能貼近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性質”“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基本性質上是與馬克思哲學一致的，即都是實踐哲學”。但實踐視角和實踐哲學的解讀對于理解毛澤東哲學的當代價值、世界影響以及“人生意義”維度，還有值得推進和深入之處。

　　因此，必須在新的哲學觀視域中命名“毛澤東哲學”，尋求毛澤東哲學“吾道一以貫之”的且能使毛澤東哲學的獨特創造、影響、意義得到合理理解的內核。

　　提出一種哲學命名，首先應該澄清其前提和方法，“毛澤東哲學”的命名須基本滿足如下理論和方法上的條件:一是須以符合哲學活動的目的和哲學史實際呈現出來的哲學觀來進行命名，在此基礎上才能有效確定一個哲學家的核心范疇和理論。這是命名的基本前提;二是對“毛澤東哲學”的命名既要切合毛澤東哲學的實際內容的總體性，在毛澤東哲學總體性的理論和實踐貢獻中確定其名稱，做到名實相符，也要能兼容目前的各種外圍的命名，使毛澤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的親和性關系得到合理的說明，把它放到合理的位置，甚至不能以毛澤東本人個別情況下的個別論斷為根據;三是這個命名能充分合理地解釋毛澤東哲學的世界性影響的事實和意義。否則，各自抓住毛澤東哲學的某方面或毛澤東本人某種情況下的論斷(如“哲學就是認識論”)，自然難以圓融通達，使毛澤東哲學晦而不明。

　　在此，通過引出新的哲學觀視域——哲學是“秩序”建構和“意義”形塑的活動——和對毛澤東哲學中“一以貫之”的核心范疇的探尋，嘗試對“毛澤東哲學”提出新的命名:毛澤東哲學是以“人民民主”為核心范疇的關于“秩序”與“意義”的世界哲學理論形態，從而不僅使毛澤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的關系得到應有的合理說明，又能以此統攝毛澤東哲學各方面的獨特理論創造——如自覺能動性、實踐智慧、矛盾特殊性等，充分闡釋毛澤東哲學影響和改變世界的那種奠基性的東西，走出毛澤東哲學研究的困境。

　　二、“秩序”與“意義”的哲學觀視域中的毛澤東哲學

　　從哲學史看，哲學致力于為宇宙、歷史、社會“理”出一個秩序，探索什么是有意義的值得過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對社會之有序、人生之向“善”的追問可謂哲學之“大同”，提供社會秩序和人生意義也就成為哲學的根本任務。思想家們所謂的理想社會和理想人生、人生境界等都是對秩序和意義的運思，哲學家們對現實的批判與對未來的思想引領都以一種秩序和意義為根本和目的，且只有哲學才能承擔這項任務、滿足這一功能。無論中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理論體系有多大的差別，卻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即凡是有深刻、廣泛影響的哲學理論都會聚焦于人類生活秩序和人生意義，為人類良序“善治”和“良善的生活”而不斷上下求索，反之，如果沒有提供這種秩序和意義，都不會被稱為重要的哲學家。

　　“天下”秩序和人生意義是哲學探尋“良善生活”的基本內核。僅僅只有秩序而缺乏生活意義，這種秩序是不穩固不長久的，長治久安的一定是天下歸心，這是古往今來哲學的應有之義。“現代性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生成之前，人類生活秩序及其意義是由整體性的超越秩序所提供和保障的。”“這種超越性的整體，不僅是現實社會秩序的根據，而且是人心秩序和道德生活的價值源泉，是有限人生種種活動被賦予意義的終極關切”。中、西方哲學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所探尋和奠定的“秩序”與“意義”系統，成為人類文化的活的靈魂。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王權衰落，諸侯爭雄稱霸，禮崩樂壞。面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面，如何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實現對人的終極關懷?成為先秦諸子百家致思的客觀現實動機。諸子百家學說雖有不同，但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其“多出于救世之弊，注重當前世界、現實人生，是對政治的積極回應”，都是在提供治國安邦方法，提供救世與救心的良方，都希望為秩序和權威提供原則和論證，重建社會生活的實際秩序，從而達到天下一統、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的目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通過重新解釋傳統的禮樂來重建超越個體的“仁義之序”和成就有意義的人生，從而成為后世社會的主導思想。柏拉圖在給狄翁的朋友和同伴的第七封信中指出:“所有現存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為我們分辨什么東西對社會和個人是正義的。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是出于某種神跡，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如何治理城邦，克服智者派的價值虛無主義，實現城邦的正義，成為柏拉圖政治哲學的核心內容。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政治哲學的主題和思考方法，突出了哲學與大眾的矛盾和對正義秩序、靈魂意義的理想追求。

　　哲學是文化的活的靈魂。哲學所提供的“秩序”和“意義”體系囊括了人類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制度與精神。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所提供的“秩序”與“意義”系統，曾經為維系人類生活的有序運行和從根本上化解人生難題做出了規范，但這些理論體系在西方現代性以來都遭遇到深刻的危機和挑戰，無論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大變局”總體性危機還是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危機，都在要求新的秩序和意義體系的建構。無論是胡塞爾的“生活世界”，還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分析，都是以關懷人類生存、關注“意義”構建、合理安頓人與世界的關系為根本動機的。

　　中國哲學在“軸心時期”所創造和闡發的“天下”秩序和人的意義價值系統，千百年來為整個民族所認同、遵循和踐行，但在現代殖民主義的沖擊下一步步剝落，終而崩解。自強運動，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努力，都沒有真正把中國人組織起來形成為“人民”，自然也不可能為中國人民提供系統的秩序和意義理論并付諸于人民群眾的實踐。人民沒有起來，人民還是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中國社會還是一盤散沙，根本看不到希望和前途，人的價值更是不可能得到實現和發揮。

　　哲學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一切理論和實踐都要以解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為指針。在世失其序、精神萎靡的情況下，需要熟悉中國實際、把握時代精神、帶領民族振興的理論創造，重建秩序重塑意義，毛澤東哲學就是這樣一種理論創造。這一理論創造提供的正是符合中國實際和人民愿望的對中國傳統社會秩序和意義體系的重塑和創造性轉換。

　　毛澤東哲學以唯物史觀為根據，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前途，系統地提出了關于人民民主和人的意義理論，為苦難中尋找出路的中國人民提供了一整套現代中國秩序建構和意義獲得的思想體系。毛澤東哲學提供的秩序意義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召喚、組織人民，以社會歷史的主人翁姿態和主體性意識擔負起天下興亡和實現自身價值的責任，走民主和團結的路線，經過“全國性的民主運動”，走出晦暗，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光明的中國”，逐步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現實。概括地說，就是走出一條“人民民主新路”，人民當家作主，治理國家和社會，創造出充盈敞亮的意義世界。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三、毛澤東哲學提供的秩序和意義體系的核心范疇——人民民主

　　毛澤東與人民的關系、毛澤東哲學的人民性，為人民所共知。“人民性”、“人民主體性”這些概念強調了以人民為本、人的自覺能動性和主體性，但“善治”和“意義”還是晦而不明，還不能作為毛澤東哲學的“一以貫之”總體性范疇。毛澤東哲學的“秩序”、“意義”維度只有“人民民主”范疇才充分表達出來。毛澤東哲學的“人民民主”內在包含著人民主體、“人民當家作主”的“善治”良序和人民對美好生活、全面自由發展的理想意義追求，“人民民主”才是毛澤東哲學的總體性核心范疇。

　　(一)“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簡單的命題卻富有深刻的哲學意涵，包含著對人民“善治”秩序和人民“良善的生活”意義世界的追求。

　　人民民主首先是“人民”作為整體主體性的“在場”。“毛澤東的‘民主’貴在‘人民’二字，是人民監督政府的民主，是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澤東把人民群眾稱為“上帝”，號召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人民是歷史主體、實踐主體、價值主體、認知主體，“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可長期以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的聲影被埋沒、權利被輕忽、尊嚴被踐踏，人民也沒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自覺到自身的主體性和主體地位。“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哲學的“人民民主”把“四大階級”凝聚為“人民”整體，凝聚為新型人民政黨、新型人民軍隊、新型人民政權，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使“人民”概念成為政治與倫理的耦合概念。人民樹立起自身的權威，人民的主體地位才能確立，才有可能建構屬于人民的良序。

　　人民民主是全面的實質的有效民主，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善治”。人民民主不同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人民民主是實質民主，人民有序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實現廣大人民自身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參與、監督制約公權力、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新就新在人人起來負責。也只有人民民主，才能真正讓人民起來。人民民主是有效的民主，民主不是擺設，民主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某種特定的民主形式，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和時代課題的，是為了達到秩序上的“善治”。“民主最多能夠為政府提供程序的合法性，而善治能夠提供的是實質的合法性。”

　　“人民民主”同時意味著意義的生成、覺解和意義世界的構建。“人民民主”并不只是一種秩序建構，同時還是“意義”生成和精神變化。“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人的“目的”即意義的“理想性追求”。馬克思主義人生觀價值觀不是把人生理想、意義建立在虛幻的彼岸世界，而是建立在人民自身的現實的感性生活之中。毛澤東哲學“人民民主”確立人民主體地位和主體價值，為現代中國人提供了一套嶄新的人生意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提供的人生意義的具體內涵: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一是“人民主體”為人的意義生成提供了理論前提。這個主體的內涵是全面的，既是認識主體，更是勞動實踐主體、歷史主體、價值主體，是歷史和社會的主人，不是抽象的理性主體。二是在人民民主社會里，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充分發揮，自覺到自己是歷史、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革命和建設成為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人民的生產、生命活動不再是異己的同自身相對立的力量。人民廣泛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管理、“人人起來負責”的主體性和主人翁意識，既是表明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地位，也是人民的人生意義的發生和實現，社會發展、國家共同體不再是與自身無關的或僅僅是“肉食者謀”的事情，而是人民的永恒事業。中國人民從自身感性生活和感性活動中自覺到主人翁精神和主體地位，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種屹立的姿態不僅是指民族獨立，更是精神上的強大和信仰的高遠。

　　(二)“人民民主”是毛澤東哲學“一以貫之”的概念，是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簡練表達和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根本遵循，是統攝其他創造性思想的總體性概念。通過“人民民主”理論和實踐創新，不僅回答和解答了時代課題，在“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中，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且能引領中國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建設新世界，為人民共和國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為構建新的人民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管理的“善治”和中國社會充滿生機、活力的屬于人民的世界提供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哲學的創造性概念、命題，如實事求是、能動性、改造主觀世界、矛盾辯證法等，都能在“人民民主”為核心概念的周圍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一哲學視域中，無論是改變世界的感性實踐活動還是自覺能動性、創造性都不過是人民主體的“謂詞”;“人民民主”既是人的意義本身也是人的意義實現途徑，人民主體地位、主人翁意識的喚醒和確立，這是人的意義的確立，如果沒有確立人民的主體地位和尊重人民主體意識，則那些關于人的主體性、人的意義的言說和理論主張都是抽象的虛幻的甚至是欺騙的。因此，確立這一以“人民民主”為內核的“一以貫之”的秩序和意義理論體系，那些加諸于毛澤東哲學的各種污名，就不得不偃旗息鼓。

　　(三)“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而“人民民主”這面光輝旗幟，是由毛澤東哲學對秩序和意義的理想性追求與理論表達擎起的，毛澤東哲學“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社會達成善治的具有根本意義的奠基思想;毛澤東哲學主張: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通過人民民主、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實現人民民主，構成完整的“人民的治理”善治體系，是“善治”和“良好的生活”的一體證成，這才是作為人民生命、社會主義生命意義上的民主，即是從建章立制、人文化成的“超越性”意義上來重塑秩序和意義，根本契合“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道者人所共由”，人民民主就是人民之道，人民民主才是實現人生意義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人間正道、天下大道。因此，只有在“秩序”和“意義”的哲學觀視域中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人民民主理論及其對現代政治文明、政治哲學的再造之功。

　　四、作為世界哲學合理形態的毛澤東哲學

　　人民的覺醒，人民對美好生活、公平正義的追求，既是時代呼聲、時代精神，也是重大現實問題和人類文明發展趨勢，理當成為哲學的主題。毛澤東哲學正是對時代課題的解答，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毛澤東哲學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人民民主”為核心范疇，成功解決中國社會秩序問題和人民的生存意義問題，提供了以“人民民主”為合理內核的系統的“秩序”和“意義”理論，這既是真正反映中國人民的基本愿望和要求的思想，也符合和反映了世界人民對良序“善治”“優良的生活”的理想追求，從而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認同、響應和實踐運用，人民的正義事業也總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聲援(如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黑人爭取人權的斗爭)。正是這一理論體系的創造和實踐，毛澤東哲學具有世界哲學品質，是現當代世界哲學的合理形態。因此，須從世界哲學、未來哲學的視域來深化對毛澤東哲學的研究，彰顯毛澤東哲學作為世界哲學合理形態和對人類秩序與意義重構重塑的貢獻。

　　毛澤東哲學對世界哲學貢獻了高超智慧和人民性終極關懷。毛澤東哲學突破了舊有的哲學框架和敘事方式，創建了人民史觀，歷史觀與價值觀、知與行達成統一，貢獻了“人民民主”理論和經驗，開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哲學智慧的“新生面”;毛澤東哲學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熟練運用辯證思維藝術、駕馭復雜現實問題、準確把握和引領事物發展趨勢的戰略眼光，不僅用人民的語言、風格、氣派解釋世界，詩思合一，而且深刻改變世界;毛澤東哲學智慧植根于人民，正如柏拉圖的“太陽善喻”把“善”喻為“太陽”一樣，毛澤東以人民的苦難為念、以人民得解放為任，視人民大眾為“上帝”，人民也認毛澤東為“心中的太陽”，哲人風范在毛澤東身上達到了新的標桿。

　　毛澤東哲學無論是在毛澤東年代還是在當代都有深遠的世界性影響。毛澤東哲學的世界性影響與意義是多層面多維度的，對此政治家與學者多有論列，如莊福齡先生著的《睿智傳千秋——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深遠意義》、薛廣洲教授著的《毛澤東與中西哲學融合》等。在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毛澤東哲學在世界哲學上贏得的廣泛深刻的影響，既表現在對專業哲學家的啟迪并能與之形成有效對話，甚至與后現代哲學思潮的也有某種互觀性，更主要的是毛澤東哲學對人類現實社會運動，政治秩序、人生意義的建構和塑造的深刻影響。無論是職業政治家還是普通民眾、學生、企業家，都受益于毛澤東哲學智慧的啟發并學會思考。因此，毛澤東哲學的影響遠遠超越了時代、文化、區域的界限，成為當代的“我們的同時代人”。毛澤東在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之所以留下如此巨大的身影，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哲學的人民性和對人類秩序、意義的理論表達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人民民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充分表達了人民的意愿和時代精神。

　　毛澤東哲學對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有深刻的啟示和教益。全球治理秩序問題與人的意義問題是世界性問題，也是關乎人類未來命運問題，是根本問題，“所謂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獨立、民主、和平友好、人類進步”。在此情況下，中西方哲學都以政治哲學、倫理學為第一哲學(趙汀陽、列維那斯)。真正的哲學在根本意義上都應不斷回應時代呼聲，為人類整體生存和發展提供一種“秩序”和“意義”。當前，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全球，人民都普遍存在著對全球社會治理秩序的擔憂，都普遍感覺到意義的失落。近代以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秩序和意義體系正因為缺乏“人民民主”而不可避免的走向衰敗，個人也苦于原子式個體的孤獨、虛無和宗教式“處境的幻覺”;在當代中國社會在急速的轉型過程中，社會秩序和意義體系發生了劇烈的變動，現代性問題凸顯出來，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社會秩序與人心秩序失范，價值虛無化，人生的無意義感”。因此，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何充分闡發和借鑒毛澤東哲學，構建既有秩序又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未來社會的秩序體系和意義體系，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所要“立”的就是“意義”、“開”的就是“良序”，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重建良好的社會秩序必須走人民民主的道路，人民民主與人的意義、價值追求與歷史活動的統一，是人類走出“世失其序”、意義墜落的命運的惟一選擇。

　　（作者簡介：彭臻——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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