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近期，保馬推送了關于魯迅早年美術觀與相關問題的研究，今日推送涂昕老師的文章《魯迅“博物學”愛好與對“白心”的呵護》一文，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對魯迅的文學活動、為人為文有更加豐富的認識。

　　本文對魯迅所“情有獨鐘”的“博物學"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白心"予以闡述。“白心”既可被理解為偏正結構的“純白之心”，也可理解為動賓結構的“自白其心”，不過都是指向一種與世界相溝通的“大心”。正是出于對“白心”的呵護，魯迅寄希望于持有“白心”的兒童，對兒童童話、玩具、生活方方面面都予以重視;同時，魯迅在翻譯童話時,對其中包含"博物學"方面的內容用力用心、求真求美，其間更是有著將文學與"博物學"相溝通的美好用心，試圖將人牽向文字之外更細膩更廣闊的生活世界。

　　本文載于《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04期，感謝《杭州師范大學學報》授權保馬推送。

　　魯迅“博物學”愛好與對“白心”的呵護

　　文 | 涂昕

　　魯迅的《高老夫子》里有兩個相互照應的有趣細節，似乎很少為人注意。小說一開頭提到高老夫子“還在孩子的時候，最喜歡爬上桑樹去偷桑椹吃”。[1]短短一句話，展示出他在童年時代也曾擁有天真活潑、與自然歡洽無隔的性情。然而成年之后，卻成為一個將自己名字改為高爾礎以攀附“大文豪”高爾基、謀教職只為“去看看女學生”的丑態百出之“偽士”。他登上講臺上了失敗的一堂課之后落荒而逃，忙亂間“腦殼上突然遭了什么東西的一擊”，教科書也失手落在了地上。“他倒退兩步，定睛看時，一枝夭斜的樹枝橫在他面前，已被他的頭撞得樹葉都微微發抖。他趕緊彎腰去拾書本，書旁邊豎著一塊木牌，上面寫道：桑—桑科”[2]童年的他曾經與桑樹建立過親密的關系，如今這重重的一擊，卻起不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了，因為他早已忘卻和丟失了童年的那顆心，全然認不出自己純真時代的伙伴了。

　　高老夫子這個形象，以及通過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桑樹”細節所暗示出的童真及其后來的消逝殆盡，令人想起魯迅早年的論文《破惡聲論》里曾經談到那些胸中“本無有物，徒附麗是宗”的所謂“志士英雄”，魯迅說與其聽他們道貌岸然地吹噓如何“善國善天下”，“則吾愿先聞其白心”。這里的“白心”，我們可以理解成一個動賓結構，即“自白其心”，也就是袒露自我的“內曜”和“心聲”。魯迅在此文一開頭就說自己“未絕大冀于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繼而解釋說，“內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3]。而在魯迅看來，這能打破黑暗沉寂的心靈光輝(內曜)、能脫離虛偽奸詐的內心呼聲(心聲)都來自一顆未受任何腐朽文明污染的“純白”的心靈，所以我們又可以把“白心”理解成偏正結構，也就是后文所謂“樸素之民，厥心純白”[4]的那個“純白之心”。

　　魯迅在《孤獨者》里借魏連殳之口說，“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也就是說，每個人最初都有一顆“白心”，“后來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5]換句話說，“希望”之所在，就是要保存好那一顆最初的“白心”，不讓它因為年齡的增長、環境的污染而消磨損耗得所剩無幾。《野草》里的《風箏》一篇，回憶“我”當年嫌惡十歲內外的小兄弟喜歡風箏，覺得“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有一次竟然把弟弟正做著的風箏折斷、踏扁，“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后來“我”看到一本外國的論兒童的書，“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6]成年的“我”稱自己當年的行為是“精神的虐殺”，似乎說得過于嚴重了;然而對于魯迅來說，童年的那一顆“白心”是如此的珍貴，它原本需要人小心地呵護、不斷地滋養，而“我”竟然如此粗暴地對待——正如先前所說，既然“白心”關聯著“內曜”、關聯著“心聲”，我們就不難理解魯迅會把對它的打擊和摧殘，看作是“精神的虐殺”而每每感到“驚異和悲哀”[7]了。

　　“玩具是兒童的天使”，能呵護和滋養“白心”;我們在魯迅日記中常常能看到他收藏關于玩具的書籍，例如西澤笛畝的玩具藝術研究《玩偶圖篇》[8]、《世界玩具圖篇》[9]、《日本玩具圖篇》[10]，梅原與惣次等所繪畫冊《鄉土玩具集》[11]，永澤謙三的《玩具工業篇》[12]，江南史朗等人所繪畫冊《土俗玩具集》[13](分五次購齊十冊)，有坂與太郎的《世界玩具史篇》[14]，月岡忍光等所繪畫冊《玩具繪集》[15](分六次購七冊)，久保田米所著《玩偶作者篇》[16]以及廣州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創作的木刻畫集《南華玩具集》[17]等。

　　當然魯迅不僅僅留意玩具，兒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關注。他收藏有《兒童的版畫》[18]、《少年畫集》[19]等兒童繪畫作品;也購讀關于兒童的研究著作，1913年9月從日本相模屋買回英國張伯倫的《兒童》一書[20]，1928年1月16日從內山書店買回日本松村武雄的《童謠及童話之研究》[21]，并且還翻譯過上野陽一的《兒童之好奇心》[22]和高島平三郎的《兒童觀念界之研究》[23];日記書帳中出現得更多的是各國的童話，這些童話主要來自日本和德國，也有英國、蘇聯、捷克、丹麥等 [24]。

　　魯迅還特別重視童書的配圖，他說“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到上天空，他想潛入螞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倘不是對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25]“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切實的知識”，其實正是對一個“博物學家”的要求。

　　除了喜歡閱讀童書，魯迅本人也動手翻譯：他譯過俄國作家愛羅先珂的《狹的籠》、《魚的悲哀》、《池邊》、《雕的心》、《春夜的夢》、《古怪的貓》、《兩個小小的死》、《為人類》、《世界的火災》、《愛字的瘡》、《小雞的悲劇》、《紅的花》、《時光老人》等十三篇童話[26]，以及三幕童話劇《桃色的云》[27];荷蘭作家望·藹覃長篇童話詩《小約翰》[28];《魯迅譯文全集》也收入了署名許霞(許廣平)譯的德國女作家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短篇童話集《小彼得》，此書由日本林房雄的譯本(1927年東京曉星閣出版)轉譯而來，原本是魯迅選給許廣平用以學習日語的，許廣平譯出初稿之后，魯迅“大加改譯”后出版 [29]。另外他還翻譯過日本畫家蕗谷虹兒的《萌芽》、《旅人》、《月光波》、《金合歡樹之別》、《傀儡子的外套》、《幻影船》、《宵星》、《春天》、《溫室的窗》、《紫花地丁》、《病在野間的小鳥》、《岸呀、柳呀》等十二首童謠。[30]

　　這些童話都包含有大量動植物描寫，魯迅在翻譯這些涉及“博物學”方面的內容時，有著格外的講究。這種“講究”，表現在好幾個方面。一個是，對這些動植物的譯名力求精確——

　　在《小約翰》的“引言”中，魯迅交代自己對動植物名的翻譯，是先從《新獨和辭書》中查出日文名，再從《辭林》中查中國字，查不出的20余種則寫信讓周建人在上海查考更詳細的辭典。[31]之后魯迅又專門寫了一篇《動植物譯名小記》，對《小約翰》中頗費躊躇的20多種樹木、花草、昆蟲、禽鳥、魚和菌類的譯名作了一番解釋。他與三弟周建人7次信件往返以商討譯名，后者從德國動物學家赫爾特維希(R.von　Hertwig，1850—1937)和植物學家施特拉斯布格(E.Strassburger，1844—1912)那里查來學名再轉為中國名，并對照杜亞泉等編輯的《植物學大辭典》。除此之外，魯迅還參考了英國真司騰的營養學著作《化學衛生論》，以及《本草別錄》、《玉篇》、《博雅》等中國古籍。[32]

　　翻譯《桃色的云》時，他也另附一文仔細介紹對動植物所采用的不一律的翻譯法：(一)用見于書上的中國名，如“蒲公英”、“紫地丁”、“胡枝子”;(二)未見于書上但有地方俗名的，用地方俗名，如日本稱為“月見草”的譯為北京話“月下香”;(三)有中國名但仍用日本名的，“這因為美丑太相懸殊，一翻便損了作品的美”，如不用“敗醬”而用“女郎花”、不用“鹿蹄草”而用“鈴蘭”;(四)中國無名而襲用日本名的，如“釣鐘草”、“雛菊”;(五)意譯西洋名的，如“勿忘草”;(六)音譯西洋名的，如“風信子”。動物名則多明確，少有斟酌難定之處，只特別交代了“雨蛙”和“土撥鼠”兩種。[33]

　　魯迅在其早年的論文《科學史教篇》中，曾經盛贊那種“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膚廓”[34]的精神，他對動植物譯名嚴謹認真至此，也是對一己價值觀的踐行。在《二心集·幾條“順”的翻譯》里，魯迅批評周太玄先生翻譯《生物學淺說》將其中一個人名誤作了兩位時曾說，“要講生物學，連這些小節也不應該忽略”。[35]實際上在魯迅看來，不僅僅是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需要這樣的態度，人文藝術乃至人類思想活動的方方面面，都應該有這樣一份至真至誠的熱情、專注和投入，以激蕩出個人的“神思”、“心聲”與“內曜”。為孩子們翻譯童話，有著以身作則的連小節都不忽略的責任感，在在見出呵護“白心”的懇切愿望。這是一層意思。

　　魯迅對動植物名的翻譯特別重視，還有另一層原因。他翻譯愛羅先珂的童話，在很多篇“譯后記”里都強調后者“含有美的感情與純樸的心”、“夢幻，純白，而有大心”[36]，“他只有一個幼稚的，然而優美的純潔的心，人間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夢幻”，“他這俄國式的大曠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當然要得到打罵的回贈，但他沒有料到，這就足見他只有一個幼稚的然而純潔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謝人類中有這樣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與著作。”[37]他“對于一切的同情，和荷蘭人藹覃(F.Van　Eeden)的《小約翰》(Der　Kleine　Johannes)頗相類。至于‘看見別個捉去被殺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這便是我們在俄國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邊的偉大的精神。”[38]這里反復強調的，就是那樣一顆“純白”、“純樸”、“純潔”的“赤子之心”，都可與《破惡聲論》中的“白心”相通;在魯迅的理解里，這顆“白心”是很“大”的(“純白，而有大心”)，因為它有著“人間的疆界也不能限制”的“對于一切的同情”、“俄國式的大曠野的精神”。也就是說，這種“大心”、“對一切的同情”，不光局限于對待自我以外的其他人，也在于我們人類(“人間的疆界”)以外的萬匯百物(“大曠野”)——所謂“與造化為友”，“和自然合體，以天地之心為心”[39]。而這份“大心”，在愛羅先珂的童話以及藹覃的《小約翰》里，正是以生動地描繪、用情去體貼大自然里豐富多彩的動物、植物的方式來呈現的。而魯迅對這份“純白”的“大心”有所感應、視若珍寶，一絲不茍地求索動植物譯名，正是用這種方式向其致敬。

　　魯迅除了對譯名求“真”以外，也格外求“美”：上文已經寫到在《桃色的云》中因為語言“美丑”的緣故，一些植物用日本名不用中國名。再比如一種藍色的小野花“露草”，“在中國叫鴨跖草，因為翻了很損文章的美，所以仍用了原名。”[40]妙倫的《小彼得》里有我國并不常見的一種草本植物，“藥書上稱為‘獐耳細辛’(多么煩難的名目呵!)，是一種毛茛科的小草，葉上有毛，冬末就開白色或淡紅色小花，來‘報告冬天就要收場的好消息’，日本稱為‘雪割草’，也為此”，魯迅嫌“獐耳細辛”這名字太古板，則從日文名“雪割草”意譯為更富詩意的“破雪草”[41]。魯迅多次說“中國文是急促的文，話也是急促的話” [42]、不夠“優婉”[43]、“不易作天真爛漫的口吻”[44]，所以“最不宜于譯童話”，無法表達“原作的從容與美” [45]。說到語言文字，這當然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沒法簡單地下一個結論，這里不擬深究;所謂“急促”，不夠“優婉”和“天真爛漫”，自有其深因，僅僅從我閱讀文學作品的感受來說，當文字不急于奔向預設的“目標”，而愿意在天地萬物之間停駐、流連時，就會有一種“從容與美”。正如周作人說能做好文章的人“愛惜所有的意思”，“隨時隨處加以愛撫”：一如風不肯讓萬竅虛度，時時鼓動大大小小的洞穴同時吶喊歌唱，又如流水“凡有什么汊港灣曲，總得灌注瀠洄一番，有什么巖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46]

　　揚之水先生談《詩經》中有豐沛的山水草木、鳥獸蟲魚，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詩之‘為物也多姿’，而由這多姿之物展示出一個紛繁的世界，更由這可見之紛繁而傳達出一個可會可感、深微豐美的心之世界。‘物象’，歸根結底表達的是‘心象’。而詩所特別具有的深致、委婉、溫柔敦厚的品質，詩之伸縮包容、幾乎具有無限潛能與張力的語言，正是由‘物象’與‘心象’的交織與混融來成就的。”[47]

　　魯迅看重文學中有一個“博物”的世界，即是對 ‘為物也多姿’有所領會;而為這個“博物”世界中的花草樹木仔細挑選一個美好的譯名，是嘗試著將文學與“博物學”更好地溝通起來，即所謂“由這多姿之物展示出一個紛繁的世界，更由這可見之紛繁而傳達出一個可會可感、深微豐美的心之世界”。魯迅當年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教授博物學課程、給植物學家鈴木圭壽做翻譯，用別人眼里“似乎是浪費”的“精美的文字來譯動植物的講義”[48]，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吧。

　　周作人也曾表示過類似的意思：介紹英國動物學家湯木生(J.A.Thomson)的《秋天》一文時，贊嘆其“能夠將科學與詩調和地寫出”[49];稱法布耳是“科學的詩人”，他的《昆蟲記》是“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50];對“詩人兼科學家”的程鶴西所著《農業管窺》十分喜愛，說它“于學理與數字之間，仍多有文學興味存在”[51]。特別值得作一參照的是，周作人翻譯文學作品，也跟其兄一樣，對“博物學”方面的內容有著特別的重視。比如清少納言的《枕草子》，除了周作人翻譯的版本，還有豐子愷和林文月的，略一對照，就會發現周氏的譯本有著遠為細致精心的注釋，與正文形成極為美妙的互文關系——比如解釋一些古怪的動物名由來：“裂殼蟲系直譯原義，乃是小蝦似的一種動物，附著在海草上邊，謂干則殼裂，古歌用以比喻海女因戀愛煩悶，至將身體為之破滅”。[52]談及子規(即杜鵑鳥)的叫聲，作注補充說：“子規初啼的時候，聲音還是艱澀，但到了五月，仿佛是自己的時候到了，便流暢起來了。”[53]對各種花木的注釋尤為周詳，再加上文辭古雅，讀來真是爽心悅目，任取一段為例：“胡枝子原文作萩，但中國訓萩為蕭。蓋是蒿類，并非一物。《救荒本草》有胡枝子，葉似苜宿而長，花有紫、白兩色，可以相當。‘萩’字蓋是日本所自造，從草從秋，謂是秋天開花，有如山茶花日本名為椿花，從木從春會意，非是形聲字也。”[54]

　　將文學與“博物學”相溝通，一方面能讓這個文字的世界更大、“有大心”，另一方面，它牽引人朝向文字之外廣闊的生活世界，聯系起每個人具體的情感記憶。魯迅為翻譯《小約翰》多方查考動植物譯名，有時候即便得知書上的學名，依然無從想象其具體的形色;而另一些時候，文字轉換之間，喚起的是可親可感的舊時經驗：“蟲類中的鼠婦(Kellerassel)和馬陸(Lauferkalfer)，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濕地上的斷磚或碎石來就會遇見的。我們稱后一種為‘臭婆娘’，因為它渾身發著惡臭;前一種我未曾聽到有人叫過它，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它定出名字;廣州卻有：‘地豬’。”[55]在介紹《桃色的云》中動植物譯名的文章最后，魯迅談及日本的“七草”，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涉及民俗的“博物學”小品來讀：

　　“七草在日本有兩樣，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為芹，薺，鼠麯草，繁縷，雞腸草，菘，蘿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萬葉集》的歌辭，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麥，女郎花，蘭草，朝顏，近來或換以桔梗，則全都是賞玩的植物了。 他們舊時用春的七草來煮粥，以為喝了可避病，惟這時有幾個用別名：鼠麯草稱為御行，雞腸草稱為佛座，蘿卜稱為清白。但在本書卻不過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沒有關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樣。” [56]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翻譯《枕草子》時，對“嫩菜”一詞也有如下注釋：

　　“原文‘若菜’，指春天的七草，即是薺菜、繁縷、芹、蕪菁、蘿菔、鼠麴草、雞腸草。七種之中有些是菜，有的只是可吃的野草，正月七日采取其葉食作羹吃，云可去除百病，避邪氣。”[57]

　　動物、植物，看似微不足道，往往為胸懷“大志”者所忽略。然而對于另一些有心人而言，它們作為造化所生之具象，溝通著廣闊的天與地，其成長繁衍、開花結果，傳遞出的都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草木蟲魚，如今似乎已經成為風雅之士賞玩的對象，然而在人類悠久的歷史長河里，它們實際上與百姓生活、民間生計脈脈相通，博物之學與風俗民情，原本就是難分難解。周作人當年鼓勵青年多讀風土博物志，“本意實在是想引誘他們，是的，我老實的說引誘，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這冷僻的小路上稍微增加幾個行人。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不敢去勞駕，假如另外有人，對于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于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雖是寂寞的學問，卻于中國有重大的意義。”[58]

　　注釋：

　　[1]魯迅：《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76頁。

　　[2]魯迅：《高老夫子》，《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83頁。

　　[3]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5頁。

　　[4]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2頁。

　　[5]魯迅：《孤獨者》，《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93頁。

　　[6]魯迅：《風箏》，《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88頁。

　　[7]魯迅：《風箏》，《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87頁。

　　[8]《玩偶圖篇》，[日]西澤笛畝著，昭和九年(1934)東京雄山閣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39頁。

　　[9]《世界玩具圖篇》，魯迅日記中又作《西洋玩具圖篇》，[日]西澤笛畝著，昭和九年(1934)東京雄山閣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頁。

　　[10]《日本玩具圖篇》，[日]西澤笛畝著，昭和九年(1934)東京雄山閣額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8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九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28頁。

　　[11]《鄉土玩具集》，[日] 梅原與惣次等繪，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東京白與黑社木刻彩印本。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13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日記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7頁、547頁。

　　[12]《玩具工業篇》，[日]永澤謙三著，昭和九年(1934)東京雄山閣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2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提及此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74頁。

　　[13]《土俗玩具集》，畫冊，江南史朗等繪。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東京白與黑社木刻彩色印本，十冊。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60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九月四日、十二月十七日，《日記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四月三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47頁、第550頁、第567頁、第587頁、第600頁。

　　[14]《世界玩具史篇》，[日]有坂與太郎著，昭和九年(1934)東京雄山閣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75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09頁。

　　[15]《玩具繪集》，[日]月岡忍光等繪，昭和十一年(1936)東京白與黑社木刻本，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39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五月六日、六月二日、八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五日、十月十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00頁、第606頁、第610頁、第616頁、第618頁、第626頁。

　　[16]《玩偶作者篇》，[日]久保田米所著，昭和十一年(1936)東京雄山閣出版，《玩具叢書》之一。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59頁。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03頁。

　　[17]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86頁。

　　[18]蘇聯美術書，參見楊永德、楊寧：《魯迅最后二十年與美術》，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09頁。

　　[19]魯迅曾在《日記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提及此書，《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54頁。

　　[20]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7頁。

　　[21]參見魯迅：《日記十七[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66頁。

　　[22]《魯迅譯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46—55頁。魯迅曾在《癸丑日記[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提及翻譯此書，《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83頁。

　　[23]《魯迅譯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7—71頁。魯迅曾在《甲寅日記[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及此書的翻譯，《魯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41頁。

　　[24]魯迅在日記、書信及其它地方提到的童話大致有(不包含魯迅本人翻譯的)：[日本]高木敏雄《高木氏童話》(日記1917.10.2)、池田大伍《支那童話集》(日記1925.8.11，書信360328致增田涉)、童話作家協會編 《日本童話選集》(日記1927.11.4)、武井武雄童話《蘭姆蘭姆王》(日記1929.2.17)、佐藤春夫童話《插圖本美代子》(日記1933.11.14)、恩地孝四郎等詩畫集《海的童話》(日記1934.8.26)、內田百間童話《國王的脊背》(日記1934.9.16)，[德國]的格林兄弟《格林童話集》(日記1929.6.16，7.6，12.10，1930.1.25)、《格林童話》(日記1934.9.10)、豪夫的《豪夫童話》(日記1929.7.6)、貝林斯·高德福魯格林《神仙與鳥》(書信290420致李霽野)、至爾·妙倫童話《真理之城》(《真理之堡》(日記1930.4.30)、德恩哈爾特《自然史底國民童話》(《朝花夕拾·狗·貓·鼠》)，[英國] 巴雷的《開新頓花園里的潘·彼得》(日記1929.5.7)，[捷克] 恰彼克的《達先卡——小狗的成長》(日記1934.6.8)，[蘇聯]《蘇聯童話集》(日記1933.1.14)、《熊之生長》(《小熊是怎樣長成大熊的》，書信350408致趙家璧)，[丹麥]安徒生童話集《旅伴》(日記1924.10.29)，還中文的《世界寶玉童話叢書》(1932.6.23，9.2)、《稻草人》(《〈表〉譯者的話》)等。

　　[25]魯迅：《看圖識字》，《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7頁。

　　[26]前九篇收進《愛羅先珂童話集》，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與1922年7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后四篇則放入愛羅先珂的另一本童話集《幸福的船》，1931年3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參見《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440頁。

　　[27]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將單行本列為《文藝叢書》之一出版，1926年起改由北新書局出版，1934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參見《魯迅譯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2頁。

　　[28]1928年1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為《未名叢刊》之一，參見《魯迅譯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頁。

　　[29]該書由上海春潮書局1929年11月出版。參見《魯迅譯文全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頁。

　　[30]前十一首是《蕗谷虹兒畫選》中的配詩，該畫冊1929年1月出版，為上海朝花社所編美術專刊《藝苑朝華》之一種(第1期第2輯)。最后一首譯于1929年，未曾發表。參見《魯迅譯文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80頁、第286頁。

　　[31]參見魯迅：《小約翰·引言》，《魯迅譯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9頁。

　　[32]參見魯迅：《動植物譯名小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10—113頁。

　　[33]參見魯迅：《記劇中人物的譯名》，《魯迅譯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15—216頁。

　　[34]魯迅：《科學史教篇》，《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6頁。

　　[35]魯迅：《幾條“順”的翻譯》，《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51頁。

　　[36]魯迅：《〈池邊〉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頁。

　　[37]魯迅：《〈狹的籠〉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4頁。

　　[38]魯迅：《〈魚的悲哀〉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6頁。

　　[39]魯迅：《小約翰·引言》，《魯迅譯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頁。

　　[40]魯迅：《〈春夜的夢〉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8頁。

　　[41]參見魯迅：《小彼得·序言》，《魯迅譯文全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6頁。

　　[42]魯迅：《〈池邊〉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頁。

　　[43]魯迅：《桃色的云·序》，《魯迅譯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5頁。

　　[44]魯迅：《〈魚的悲哀〉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6頁。

　　[45]魯迅：《〈池邊〉譯后附記》，《魯迅譯文全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557頁。

　　[46]周作人：《莫須有先生傳序》，《苦雨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11頁。

　　[47]揚之水：《詩：文學的，歷史的》，《詩經名物新證》，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28頁。

　　[48]參見夏丏尊：《魯迅翁雜憶》，《大家小集·夏丏尊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63頁。

　　[49]周作人：《科學小品》，《周作人文類編·人與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9頁。

　　[50]周作人：《法布耳〈昆蟲記〉》，《周作人文類編·人與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23頁。

　　[51]周作人：《農業管窺》，《周作人文類編·人與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2、114頁。

　　[52]清少納言著、周作人譯《枕草子》(臺灣版)，木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70頁。

　　[53]清少納言著、周作人譯《枕草子》(臺灣版)，木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69頁。

　　[54]清少納言著、周作人譯《枕草子》(臺灣版)，木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88頁。

　　[55]魯迅：《小約翰·引言》，《魯迅譯文全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8頁。

　　[56]魯迅：《桃色的云·記劇中人物的譯名》，《魯迅譯文全集》第二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16頁。

　　[57]清少納言著、周作人譯《枕草子》(臺灣版)，木馬文化出版2003年12月，第12頁。

　　[58]周作人：《風土志》，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9)》，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408—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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