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明清易代史感興趣的人都會熟知顧誠的名字。這早已不是那個提起歷史學家顧誠會讓人想起詩人顧城的時代了(2003年，顧誠的學生孫獻韜在文章中寫道：“我很怕跟別人提起導師的名字——— —通常的反應都是:顧城不是自殺了嗎?怎么又研究起明史來了?畢竟那個寫詩的顧城太有名了。”)從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開始，顧誠就在學術圈之外的史學愛好者群體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這種對顧誠的關切卻是高度不平衡的。如果搜索歷史學家顧誠，會發現他的名字和《南明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南明史》的討論在天涯、貼吧和其他論壇的歷史板塊比比皆是，而他生前出版的另一部專著《明末農民戰爭史》則鮮有提及。在傳播上，《南明史》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有網絡TXT版本和網頁閱讀版本的顧誠著作，也是被出版次數最多的著作(1997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2003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2011光明日報出版社再版，2011版同時還是“顧誠著作系列”面世的第一部)。“顧誠熱”實際上是“《南明史》熱”，“《南明史》熱”實際上是“皇漢熱”。我當然不是說《南明史》的讀者都是皇漢，其中當然有許多真誠熱愛歷史的人，但大體上，這種熱潮的與漢民族主義的興起有著無法分割的關系。這位始終堅持馬列主義史學立場和方法的歷史學家，諷刺性地被捆綁在漢民族主義的語境中。

　　實際上，對顧誠本人來說，“明末農民戰爭史”是一個比“南明史”更加關鍵的標題。在他最初的計劃中，是要把《南明史》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史》的下卷。(《農戰史》1984年版前言)在他的眼中，李自成、李定國首先是階級的英雄，其次才是漢民族的英雄。不然，就不能理解為什么他會在《南明史》中說出這樣的話：“李定國的一生應該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給以贊許之詞，但他們所贊許的是李定國后半生的‘改邪歸正’，實際上李定國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壓迫的英雄，清初是抗擊滿洲貴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統治的杰出統帥，在明清各方面的人物當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顆巨星”、“雖然我們對李來亨的生年和早期情況都不清楚，甚至連他的兒子的名字也難以查考，李自成祖孫四代在明清之際為反抗明朝和清朝統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獻身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不已”。正如敏銳的秦暉在《南明史研究與顧誠的<南明史>》中所指出：《南明史》既是在在“南明史熱”風光不再、“清本位”取代“明本位”的背景下完成的，也是在“五朵金花”理論范式消退、“帝王本位”取代人民性的背景下寫就的。當然，聰穎的秦暉先生格外強調了“樸素的實證方法”，而對顧誠的階級斗爭觀點輕輕帶過。

　　離開馬列主義的背景，同樣不能理解為什么顧誠會花那樣多的筆墨討論某些事件是“叛變起義”還是“偽降”，是審時度勢的“正確策略”還是“流寇主義”——因為在中國馬列主義史學的“農民戰爭”論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主題。顧誠需要與還在使用這一范式、處于同一學術共同體的同仁對話。也不能理解為什么他明明否定了“大順軍進京腐化說”，卻熱忱地維護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盡管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甲申三百年祭》在學術上依然是一篇史學名文，它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對史籍中被斥之為‘盜’、‘賊’、‘匪’、‘寇’的農民起義充滿著同情，對當時的反動統治者作了無情的鞭撻……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它為后來進行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開了先河。”(《如何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與姚雪垠同志商榷》)，這是一種明確地對馬列主義學術傳統——或者說“階級立場”的捍衛意識。此外，像同時期的許多史學工作者一樣，他既是“學者”也是“戰士”。六十年代在北師大美國問題研究室期間，顧誠還發表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多米尼加的侵略》等指斥美國歷史上侵略行為的文章——這和他揭露、聲討明清統治者，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起源于二十年代。在最初時，它還只是對唯物史觀概念的粗糙的運用，還不足以與“史料派”的史學分庭抗禮。從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戰開始，馬列主義史學觀點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逐漸成為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思想的主流，在1949年后更是得到了政權的支持。它在在顛覆傳統史學觀點、整理史料(尤其是社會經濟史料)和歷史解釋、提供通史寫作方法論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即便是它的批評者也難以抹殺。但是，它也因與政治的關系而頗受非議。例如，古代農民起義就幾乎成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投射。在農民戰爭史研究中，充滿了路線、方針、政策、“領袖”和“叛徒”的詞匯語句。當然，僅僅因為學術具有政治目的，或者過多地使用了政治詞語，并不構成否定它的理由。用顧誠自己的話說：“史學有它自身發展的傳統。但是，我們也毫不諱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它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反過來為作者所選擇的政治服務的……我們是否需要為了表示糾偏，就把過去一切同政治有聯系的史學著作通通視為特殊土壤的產物加以鄙棄，從而鉆進象牙之塔為歷史而歷史呢?”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超史學”意涵，并不是要取消史學本身。當歷史成為某次政治運動的直接工具，當現實對過去的“投射”變成了“影射”，當對歷史反抗經驗的總結變成了對現實具體人物、事件的隱喻，就違背了馬克思列寧從事實出發的教誨，就必然會損害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身的信譽，即使這些行為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或“正義”的。于是，雖然馬列主義史學提出了眾多迥異于傳統史學觀點的批判性命題，卻總是遭到“教條”、“空疏”的懷疑。以至于當九十年代唯物史觀在學術界遭到“合法性危機”后，連“階級”這一概念本身都漸漸從中國史學家的視野中淡出。

　　能夠真切地回應這種懷疑、捍衛馬列主義史學的人是顧誠。他用實證手段證實了，或者說最起碼在明末清初的歷史范圍內證實了，“階級”概念的真實性和關鍵性，以及被壓迫階級行為的正義性。當然，這種證明能夠實現，可能也和兩項因素有關：一是明清兩代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史料，為修正正統敘事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二是明清之際的中國與二十世紀中國同同處于階級矛盾大爆發的“兩極性模式”之中，因而比較適合充當用階級斗爭理論解釋的切入口。但是，僅有上述有利條件并不足以落實馬列史學的經典命題，還需要杰出的史識和史才。憑借著“竭澤而漁”和 “無信不征”的考據功夫與“為被壓迫階級辯護的革命本能”(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序言里形容戚美爾曼的話)，顧誠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首先，在若干關鍵事件和關鍵人物上，他考證出那些在傳統上被肯定的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等抗清英雄面對農民軍和在農民軍對比下消極黯淡一面，澄清對農民軍諸多不實之詞的污蔑，從而讓郭沫若首先提出的明末義軍的正面形象變得真實可信。即便是對歌頌農民起義感到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根據充分的史料證據得出結論的。其次，他糾正了“滎陽大會”、“高迎祥是初期領袖”、“李巖”、“大順軍進京腐化”等流行的錯誤說法，從而還原了農民起義的真實過程。最后，他發掘和補充了許多關于農民起義軍的細節，例如自發向李自成軍偷運送箭鏃而明軍釘死在城墻上的開封鍛工孫忠(《農戰史》p142)，被大順軍善待卻在清軍征服中被掠身死的李節婦(《南明史》p545)運用這樣的細節描摹農民軍，要比抽象地論證農民起義的“造反有理”和歷史作用要更加高明，也更加感人至深。不過，可惜的是，當顧誠終于證明革命者在古代的形象投射并不是毫無依據的時候，現實的革命卻已然夭折了。

　　得益于馬列史學觀點和自身對史料的閱讀，顧誠清醒地認識到，明清統治者具有一致的反動性。早在他六十年代受白壽彝指示研究明史的纂修過程時就發現：康熙審閱明史稿后，發覺其中對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滿意，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后來修成的《欽定明史》顯然體現了康熙的意圖，刪改之處多是掩飾明朝統治者的陰暗面(見《我與明史》)。顧誠除了在《農戰史》、《南明史》中痛斥晚明諸帝的昏庸腐朽之外，他對“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殺戮臣民的殘暴也給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見《王世貞的史學》等)。起顧誠先生于地下，當他看到鋪天蓋地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時，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另一個可能會使漢民族主義者感到難堪的，是顧誠在論及少數民族時的“政治正確”。在總結明末起義早期的特點時，他說道：“這次起義是在西北地區首先爆發的，這里本來就是漢、回、蒙各兄弟民族錯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動統治下，各族勞動人民都同樣受到壓迫。所以，幾乎從起義爆發之日起，就有許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參加進來，同漢族人民并肩戰斗。像綽號為老回回的馬守應，就是陜西清澗縣最早投身農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領袖。”(《農戰史》p39)在論及白文選時，他推測說：“馬進忠、馬惟興、馬寶原來不屬大西軍系統，歸附孫可望后同白文選關系密切，可能有民族原因。三馬是回族，白文選也很可能是回族。”(見收入《明朝沒有沈萬三》的白文選人物傳記，p190;《南明史》p1022)他記述了甘肅回民丁國棟、米喇印的抗清運動。在提及云貴抗清力量時，他也把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并舉。而當他提到元朝和清朝的征服，幾乎都嚴格限定為“蒙古貴族”和“滿洲貴族”。顧誠和作為自己師長的回族歷史學家白壽彝，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見顧誠的多篇回憶文章和彭勇《發覆、實證、務實——論顧誠先生的治史成就和風格》)在漢民族主義正在由主要“反滿”轉向主要“反綠”的當下，用顧誠《南明史》來渲染漢民族的悲情，或多或少要遭遇到一些尷尬。其實，只有正確認識歷史和現實中的民族關系，才能給反清斗爭賦以遠比漢民族受難史更豐富的內涵和和更深刻的意義。

　　踏實嚴謹的考據，鋒芒畢露的思想，輔以酣暢淋漓的行文(文采好是考據好、英語好之外顧誠的又一長處)使他的《農戰史》和《南明史》成為熠熠生輝的杰作，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無論是學術上的國家主義者李治亭“聲討統一，不能接受”的指責，還是網絡上的自由主義者“云也退”所作的“語法粗糙、沒有人味”的惡評，都無法掩蓋顧誠的史學成就和語言魅力。

　　在《南明史》出版后不久，李治亭就發表了《南明史辨》一文，站在以統一為絕對目的的立場上反對顧誠的“民族征服論”，乃至于認為《南明史》除了肯定農民戰爭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兩個時期“反清排滿”思潮的集中反映。極為諷刺的是，國家主義者和漢民族主義者在顧誠“反滿”的問題上居然取得了共識。僅僅看一下他的語言風格對南明幾個關鍵人物的評價，就會知道雖然同是“反清”，但顧誠和清初、民初反滿史學有著云泥之別。李治亭的邏輯固不足道，但是網絡上那些常以攻訐“擁清派”史學家為己任的漢民族主義者們又如何呢?如果目的論的“統一”不應當成為滿洲貴族征服活動的托詞，那么漢族統治者就有資格免于這種指責嗎?或者更誅心一點，他們是為清朝征服下各族人民的苦難而哀痛，還是艷羨、嫉妒自己不曾參與這樣的征服(正像許多明清穿越小說的結局是實現對周邊一切民族的征服和屠殺一樣)?從明清易代的慘禍中，漢族人應當認識到作為被征服者、被壓迫者的自己，而不是作為東亞大陸“天然”主人的自己。

　　人非圣賢，豈能無過。即使是顧誠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這樣認真和博學的人，自然也會在論著中出現可供商榷的地方。除了枝節性的爭議外，我認為比較值得討論的有兩點：一是在《南明史》的序言中做出了如果中國社會的的“正常發展過程”不被打破，近三百年歷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的假設。從顧誠所處的史學范式和思想路徑而言(畢竟，中國的馬列史學是那樣熱切地追求把中國納入歷史的普遍性)，從他的個人情感和所見材料而言，做出這樣的假設是很自然的，但是這個假設的可靠性卻是大有問題的。列寧曾經說：“蒙古的統治，這是一個歷史事實，這個事實毫無疑問是與民族問題有關的，正如二十世紀的歐洲許多事實也毫無疑問是與民族問題有關的一樣。但是恐怕只有被法國人稱為‘民族小丑’的少數人物，才會妄圖以嚴肅認真自居，而且居然用蒙古統治這個‘事實’說明二十世紀歐洲所發生的事件吧。”(列寧：《統計學和社會學》)傳統中國在近代列強面前的結構性劣勢，恐怕不是大順或南明續命成功就可以解決的。此外，顧誠在提出這一假設時，可能是以為自己的國家已經消滅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基礎。但是事實上，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野蠻發展中，在漢民族主義的滋長中，這一問題從“清朝該對中國落后負責”置換成了“滿族該對中國落后負責”，一些記錄清軍暴行的史料(像其他一切有關民族矛盾的史料一樣)不但沒能激發出正義，反而成為轉移階級矛盾、滋長沙文主義戾氣的工具。這恐怕是顧誠所不能想到的。第二點是顧誠在明代衛所制度與疆域的研究中，用來自撒馬爾罕的使者具有“指揮”的官職來論證新疆及其以西的部分地方是屬于明帝國版圖之內的。(《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隱匿的疆土——衛所制度與明帝國》p53)在這一點上顧誠陷入了和批評他的李治亭一樣的國家主義。他以為自己熱愛的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因此這位在明清之爭中如此實事求是和具有批判性立場的歷史學家，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用違背史實的方式維護起國家疆域的歷史合法性了。其實，要解釋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問題，清帝國繼承論(或其他歷史繼承論)在法理上具有意義，但不能點出問題的實質;漢民族主義者最近幾年發明的“PLA征服論”只不過暴露了他們對暴力的極端迷信和對歷史的極端無知;真正恰當的解釋，應該說人民共和國版圖是原清帝國—中華民國版圖內各族人民聯合革命的成果。太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曾寫道：“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的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那些自稱崇拜太祖的漢民族主義者(隨著“皇漢”與“自干五”的合流，這種人越來越多)，應該好好思考下這句話。

　　在他的歷史著作中，顧誠沒有像王曾瑜在《宋朝階級結構》新版序中那樣直接指斥現實。但是據彭勇記述，晚年的顧誠還和他討論過“世界資本市場與平均利潤的形成”等經濟問題。(彭勇：《顧誠先生的英文功底》)顯然，他的階級視角并沒有局限于書齋當中。他對八九十年代社會性質的巨大變化是否有所覺察，覺察到了何種程度，都不是我們所能知曉的了。

　　在“后革命”的社會文化氛圍下，顧誠的《南明史》幾乎成了絕唱。在批判明廷的暴政和清軍的屠殺之時，顧誠在心中所召喚的一定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世界，而不是利用現實中或歷史中的民族矛盾，驅趕本族本國人民為炮灰，奴役他族他國人民的大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反抗現實中的階級壓迫，才是對顧誠精神的正確繼承，也只有在這樣的反抗實踐中，才會再度產生如《農戰史》和《南明史》這樣不朽的良史!

　　2017年6月26日寫于亦的勒城

　　以此紀念顧誠逝世十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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