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多半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后將中國大陸的大片江山都丟掉了，于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傳遐邇。《紐約時報》在蔣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道里說：當年美國職棒聯(lián)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quán)之垮臺，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臺灣之后，在美蘇對抗的冷戰(zhàn)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quán)。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的評價過于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于“堅毅、忠誠、勇敢、廉潔”(頁10)，也未免過于溢美;又認為蔣介石沒有那么失敗，因他在臺灣為民主與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chǔ)，為中國大陸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
此一過正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贊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也應運而生。然吾人細讀之余，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五百九十五頁，讀之愉悅，但就內(nèi)容而言，頗多可以商榷之處，更有不少謬誤，茲評說如下。
基本事實之誤
書中謬誤之處，不勝枚舉：若謂理學源自對十三世紀蒙古入侵的反應(頁13)，他不知十二世紀的朱熹已是集理學的大成者;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頁17)，作者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于是又誤以為蔣死后其子經(jīng)國被選為“總裁”(頁585);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wèi)與胡漢民(頁19);作者說武昌起義后，“軍閥時代已經(jīng)開始”(頁21);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頁23);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斗爭的“英雄”(頁26);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頁59)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愿相信不實的傳言。
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jīng)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頁114)，說上海有“胡同”(頁148)。又說汪在河內(nèi)，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頁170)，作者不知汪發(fā)表艷電后準備赴法，因刺汪誤殺曾仲鳴，汪乃決心與日談判;作者又將曾仲鳴誤充汪之侄兒。把宋希濂誤讀為“Song Xiliang”(頁418)，曹聚仁誤讀為“Cao Zhuren”(頁459);把著名華裔作家Iris Chang誤讀為“Irish Chang”(頁626);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雜志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fā)行人”，并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guān)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頁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臺獨冤案，從來沒有到過綠島。作者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集體自殺(頁373)，而不是被擊斃;作者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頁401)，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作者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頁407)，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事實之誤絕非筆誤，正暴露作者在基本歷史知識上之欠缺。
沒能善用蔣日記原件
陶涵蔣傳的寫作方法以年代先后敘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臺灣時期，并將之連接到相關(guān)的人事。蔣氏是現(xiàn)代中國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與他相關(guān)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書實際成為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于對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nèi)心世界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jié)果只是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時而似乎以蔣氏的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tǒng)一、現(xiàn)代化與獨立多于個人權(quán)力的愿望”(頁10)，甚至一再為蔣介石開脫與洗刷，并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diào)。而此基調(diào)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nèi)正統(tǒng)派、親蔣派的老調(diào)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jīng)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得看到正確的獨特見解。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xiàn)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zhuǎn)引自秦孝儀的《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zhuǎn)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fā)現(xiàn)主要的不同(頁xi)，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nèi)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頁3)，足以令人懷疑這位作者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日記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的運用。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記原件，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本書作者也承認，現(xiàn)存的日記也曾經(jīng)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jié)(頁31)，并不完整。再說蔣氏日記原件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tǒng)日記作者所優(yōu)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傊验_放的日記原件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nèi)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著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jù)。
蔣在日記里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養(yǎng)性自我勉勵，作者就信以為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結(jié)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yǎng)”，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頁14)，這就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的好例子。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里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中消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其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作者并非不知蔣自小在鄉(xiāng)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頁38)，作者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發(fā)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頁40);若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chǎn)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jié)論說，蔣介石是一位“現(xiàn)代新儒家”。陶涵又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于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斗爭，而中共領(lǐng)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xiàn)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見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于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xiàn)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頁592)，讀到這里，令人莞爾。
我們必須認識到，貨真價實的日記原件里所說，不一定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在書中指出，蔣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里，就說孫立人“通匪”，情報人員又報告他愛聽的話：“孫的陸軍總部里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頁436，437，441)，但陶涵沒有注意到這不是真話，而是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由于這位作者并未真正試圖去了解蔣介石，因而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jié)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主張中國統(tǒng)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quán)便無法立足臺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quán)位;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zhàn)必敗，展示其戰(zhàn)略遠見，但他最想實現(xiàn)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與中共政權(quán)的滅亡，終究落空;他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jié)果分裂了。他說蔣在臺灣二十五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臺灣的現(xiàn)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chǔ);他說蔣“本質(zhì)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頁591)，為了國家的奮斗與生存，有時必要作出殘酷的決策，但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頁416)，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guān)。作者對于這些不一致的論述，全不處理。
陶涵對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的認識既甚有限，而又不參考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一案，已有定論;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之蔣介石先生》也不諱言殺陶，而作者仍謂：蔣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負起責任，以免牽連到陳其美云云。事實上，南京二檔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已有云：“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牽累英士，乃辭職東游”，自謂獨認殺人之罪，以免牽累指示他殺人的陳其美，并不是說代人受過。作者既不解文意，復又畫蛇添足地為蔣說項：“當天的報章雜志都未提到蔣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現(xiàn)場。”(頁24)嚴格而論，“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提法有點言過其實，以蔣當時的年齡、身份、地位，并沒有殺陶的個人利害關(guān)系，他只是以小弟的身份替大哥陳其美執(zhí)行殺陶的命令，但陳欲殺陶之心尚不如孫文之深刻，孫、陶交惡，歷時既久，事跡斑斑，而蔣于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也自認：“總理最后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殺陶)而起。”陶成章被刺殺后，孫在表面上譴責殺人并為陶祭奠，但明知殺手為誰，不僅不予追究，而且加以信任與重用。所以，按史學的理性與因果律來分析，蔣固然是直接為了陳而刺殺陶，間接也是為了孫而刺殺陶。作者陶涵也不得不指出，民國五六年間，蔣氏見不得人的事跡，頗多是在上海“隨青幫從事犯罪活動”有關(guān)(頁31)。
蔣是孫中山唯一傳人嗎?
陶涵視蔣為孫中山唯一的傳人，亦非新見，如“蔣與孫單獨在永豐艦上相見是他生平事業(yè)的轉(zhuǎn)折點”(頁41)這一段話，實據(jù)董顯光的《蔣總統(tǒng)傳》(見董書49頁)而陶涵并未注明出處。然據(jù)黃惠龍《中山先生親征錄》，與孫在艦上共患難的計有胡毅生、陳策、熊秉坤、楊虎等十五人，而蔣介石姍姍來遲，離艦時“一起離去”的也不只蔣氏一人，至少還有陳策、陳煊、陳群、黃惠龍等人，明顯不是“單獨”相處。作者也不察，書中所用蔣介石與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合照，孫之左右兩邊各少了一人，一邊是何應欽，另一邊是王柏齡，為了突顯站在孫后的蔣介石，何、王都成了隱形人(變造的照片見頁46)。陶涵不能細察也就罷了，還要為孫所以獨寵蔣找沒有根據(jù)的理由：“盡管蔣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個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務，例如了然俄國新社會的情況，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藍圖。他是一個勇敢而又顯然很誠實的人。”作者認為這些“素資”乃是蔣崛起的主要原因(頁41)，卻不知何種人物才當?shù)闷?ldquo;思想家”的稱號。至于作者說孫死后，蔣具有比其他領(lǐng)導人有更多的追隨者，他是孫中山的“第一號信徒”(second to none as a disciple of Sun Yat-sen)(頁48)云云，更與事實不符。
蔣介石崛起的一個主要關(guān)鍵是中山艦事件，事件之前，雖然廖仲愷已死，胡漢民離去，但汪精衛(wèi)仍是他的上司，即使在軍事上，他上面還有軍事部長譚延闿，更不必說中共的潛力與俄國顧問的權(quán)勢，都是他“出頭天”的挑戰(zhàn)，他在日記中一再表示有人要陷害他，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事變之后，這些挑戰(zhàn)基本排除。這無疑是一項極大的政治豪賭，蔣之所以得逞主要由于俄共為了便于國共合作，不愿與這位“紅色將軍”翻臉。所以這事件從理性分析與前因后果看，根本是蔣介石的奪權(quán)行動，而且僥幸成功。然而作者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蔣論，說汪精衛(wèi)是“反蔣聯(lián)盟的成員”(頁56)。此論乃時隔多年之后，蔣介石所堅持的說法。吾人須知當時汪是革命政府的首腦，權(quán)位正隆，蔣曾刻意奉承，汪亦視蔣為親信，有何必要組織聯(lián)盟來對付一個下屬?更何況事變前后汪正在生病，事變翌日蔣往探病，蔣日記有云：“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一個加害人似乎不會對被害人如此生氣;二檔館秘藏蔣刪去的一段日記，對汪如何“生氣”有更露骨的描述：“見其怒氣沖天，感情沖動，不可一世，因嘆曰：政治勢力惡劣至于此極，尚有信義之可言乎?”蔣于得手后得意之余寫下汪氏罵他的氣話，誰是被害人豈非再明顯不過，后來蔣發(fā)覺會授人以柄，故而刪除，刪除之后自不再見諸原件，然刪除留下痕跡，卻極其難能可貴。作者陶涵如此重視蔣之日記，卻不顧蔣在日記里明言往探汪病，卻斷然說“汪忽然托病迅速離去，前往上海而后轉(zhuǎn)往法國”(頁57)，好像汪是畏罪潛逃似的。中山艦事件最大的受害人或犧牲者就是汪精衛(wèi)，周德偉在《余之一生與國民黨點滴》手稿中說得最為明確：“國民黨黨史中所記之中山艦案，內(nèi)容均非實錄，不過藉以排汪而已。”說得很對。作者陶涵只能在不是實錄的內(nèi)容里打轉(zhuǎn)，全無意了解一下汪精衛(wèi)的處境與心情，也不知汪于去國前有一首充分透露心情的五言雜詩。
蔣如何取得國民黨的領(lǐng)導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簡短，幾乎是蔣介石的個人秀，說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將領(lǐng)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揮下級軍官(頁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這位總司令的功勞。其實，誠如美國學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書中所說，當北伐攻勢已經(jīng)取得成功后，蔣才在廣州誓師。攻克武漢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而李、唐在陶涵的筆下都是“軍閥”。陶涵用李宗仁的回憶錄說蔣在作戰(zhàn)時如何勇敢沉著，卻全不提蔣在長沙第八軍軍前墜馬的窘態(tài)，其主觀選擇性之強，可見一般。當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軍以少勝多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風潮的擴大與大量俄援的到來。攻克武漢后，正待大舉北上，蔣總司令卻決定回兵江西。陶涵說，蔣急于東下江浙，為了穩(wěn)定武漢，發(fā)展經(jīng)濟(頁63)，有違史實。蔣介石日記所云：“余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才是真話。蔣不愿成就李、唐等“諸侯”的功業(yè)，故另謀發(fā)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慘敗，還得靠武漢的“諸侯”以及俄國顧問前來相救，才獲勝利。
蔣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黨，明擺著要清除異己，穩(wěn)固自己的權(quán)力。汪精衛(wèi)應邀自法返國，蔣竭誠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黨務，并親往迎接，力數(shù)共黨陰謀，要打倒國民黨，但汪往訪陳獨秀后，知并無此事，自無隨蔣一意孤行之理，遂與陳共同發(fā)表聲明，謀求維護孫中山聯(lián)俄容共之既定政策，決定由武漢中央處理，然后到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汪又電蔣告知“中央已經(jīng)決定遷都南京，不日即可來寧開會”，要蔣耐心等待，然而蔣急不可待就發(fā)動四一二血腥鎮(zhèn)壓，與中央決裂，造成寧漢分裂。陶涵顯然誤解這段史實，說是蔣認為汪已正面響應蔣要清共，同一日卻與陳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并一起潛赴漢口，蔣遂決定清黨(頁65-66)。陶涵除要為蔣找政變理由之外，還作假設(shè)說，若汪留滬與蔣一起反共，則汪可控制政局，蔣將永遠無法取得國民黨的領(lǐng)導地位(頁65)，真是太不了解蔣，更不知槍桿子出政權(quán)的硬道理。清黨殺戮之慘，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陶涵似無必要說殘暴與險詐雙方都有，以淡化蔣氏所為。至于陶涵說只有數(shù)百共黨被殺，顯然不實;說周恩來雖被白崇禧抓到，但蔣命令放人(頁66-67)，卻無直接證據(jù)，至于說周與蔣一直互通款曲，顯然言過其實。蔣介石想要以武力解決武漢中央，結(jié)果兵敗;徐州戰(zhàn)敗后，更是兩面受敵，在壓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認為蔣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將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預知的情況，不知蔣自南昌以來，以個人的主見、情緒、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別立中央諸多事實，顯然是造成革命陣營內(nèi)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實為再度復出之本。蔣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來?何“不可預知”之有?
蔣介石何時解散過特務?
蔣介石建都南京后，雖成為全中國的統(tǒng)治者，但他堅持大權(quán)獨攬，仍有黨內(nèi)與地方上的挑戰(zhàn)。為了清除黨內(nèi)與地方上的異己，不惜大動干戈，所謂黃金十年期間，內(nèi)戰(zhàn)不絕。陶涵認為蔣所作乃國家統(tǒng)一所必須，然而地方諸侯都是他北伐統(tǒng)一中國的伙伴，黨內(nèi)同志更都是中山信徒，而必欲清除之，則顯然為了滿足個人獨裁之欲望，容不得不愿從己之人。陶涵不能否認蔣是獨裁者，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蔣之手段也非目的”(頁101);他不否認“藍衣社”，但說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the Brown Shirts)，辯稱希特勒有特務二百萬人，而“藍衣社”于1938年解散時只有三百人(頁102)，蔣介石的特務何時解散過?戴笠為蔣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tǒng)，“藍衣社”不可能只有區(qū)區(qū)三百人。陶涵說蔣在演說或日記中從無希特勒或共產(chǎn)黨偉大領(lǐng)袖的稱呼，又說蔣于1932年稱頌法西斯的秘密演講是日本人的宣傳(頁102)，他不知蔣有1935年元旦秘密演講，不但自稱領(lǐng)袖，而且要特務們作為“領(lǐng)袖的耳目”(見蔣氏《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yǎng)》)。陶涵不能否認特務謀殺楊杏佛、史量才等知識分子的具體事實，卻說蔣可能不曾下令殺這些人，或戴笠未事前征得蔣之同意云云(頁104)。按特務乃主子之鷹犬，鷹犬豈能自作主張?又說蔣即使會殺人，也是為了“中國的生存”(頁105)，又說共產(chǎn)黨比蔣更殘忍(頁107)，更進而說蔣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國以來最有權(quán)威的中央政府(頁121)，莫不以不確定或不真實的話為說。
抗戰(zhàn)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終止先安內(nèi)、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戰(zhàn)爭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fā)，斯乃此一事變的歷史意義。然而陶涵的結(jié)論是：此一事變“沒有改變歷史，蔣之決定才是定調(diào)”(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認為蔣于事件中沒作任何承諾，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機會發(fā)動全面軍事進攻，以解決共黨問題，但是他不屑做(頁137，142)，這真是太不了解事變本事的始末了。至于陶涵說，蔣去西安之前已經(jīng)是受人歡迎的領(lǐng)導人，回來之后則成為全國的英雄(頁135)，也非實情。事實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學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國的歡迎，正因他答應停止內(nèi)戰(zhàn)，共赴國難。若事變后仍然大舉內(nèi)戰(zhàn)，全國上下豈能繼續(xù)支持蔣政權(quán)?蔣氏當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為他忠厚老實，而是為情勢所逼，不得不爾。至于說若無西安事變，毛或?qū)⑻油龅酵饷苫蛱K俄，以及張學良自認犯了大錯才送蔣回京云云，皆彈國民黨正統(tǒng)觀之老調(diào)而已。
陶涵說蔣介石長期不抵抗，是為了準備對日作戰(zhàn)，然而不抵抗期間嚴重消耗國力的多次內(nèi)戰(zhàn)又作何解釋?至于說一旦抗戰(zhàn)，他便堅定不移(頁146)，亦非事實，此書根本無意深入探討抗戰(zhàn)期間蔣方與日方秘密和談的詳情。蔣命黃河決口，八十余萬人喪生，居然說此舉阻擋日軍西進長達六年之久;蔣面對如此重大傷亡無動于衷，而陶涵竟說很少有領(lǐng)導人在大戰(zhàn)中會有動于“衷”(頁155)。長沙大火是嚴重的錯誤決策，而陶涵只愿意說“可能是蔣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著又說蔣不曾下令摧毀將要淪陷的城市，又說蔣夫人寫信給她美國同學，宣稱火燒長沙不是蔣的責任(頁160)，于是陶涵照單全收蔣氏夫婦的一面之詞。
國共合作抗日，乃大敵當前不得不爾，蔣介石雖不能也不敢公然決裂，然其“溶共”與滅共之心，未嘗稍歇。陶涵承認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后，蔣介石已將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發(fā)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與閻錫山圍堵共黨于西北一隅(頁163)。當時國強共弱，弱者不會愚蠢到挑釁強者。震驚一時的新四軍事件，目的就是要將長江以南的共軍清除，然而陶涵單取一偏之論，認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軍襲擊國軍而又不聽命之故，以附和蔣方之言，又進而說毛與周意見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并以其事后聰明說，各方對新四軍之同情，中共大獲宣傳效果，就是毛所要達到的挑釁目的云云(頁172-177)，真是倒果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來于1941年1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第二版開天窗處所寫“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蔣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記上得意地寫道：“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zhì)或甚于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過，誠如陶涵所說，此一事件其實使蔣得不償失，反使新四軍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與中山艦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樣。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后，中國抗戰(zhàn)不再孤立，并得到強大的外援，自此美、蔣關(guān)系恩怨不斷，也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命運。許多蔣傳作者喜歡將美蔣關(guān)系聚焦于一些聳人聽聞的人事上面，本書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顯不過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國上任后，至其與蔣鬧翻離職回美，此一時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筆下，幾乎就是蔣、史斗爭史，喋喋不休。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較同情蔣，呈現(xiàn)褒蔣貶史的異趣，與梁敬錞等人的觀點略同而已，但是事實就是這些，只能炒冷飯而已(頁196-294)。這樣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歷史發(fā)展。作者若能從大處著眼，便知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美國的策略是聯(lián)合各方全力打敗日本;中國已苦撐四年，敵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擊日本的目標與利益顯然相同。然武漢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國戰(zhàn)場呈膠滯狀態(tài)，蔣介石遂采防共優(yōu)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國參戰(zhàn)后，蔣認為日寇已不足懼，共黨才是心腹之患，于是處處試圖防之、溶之、滅之，不免與美國欲結(jié)合包括共黨在內(nèi)所有力量打敗日本的策略相背。當美國決定要武裝共軍抗日時，蔣再也不能“忍辱負重”，不惜決裂。蔣史交惡，若從大處著眼，實際上是美蔣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無忌，對蔣甚不禮貌，稱之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當面辱之，使得矛盾更為戲劇化而已。
誰是和談破裂之始作俑者?
約自1943年起，美國勝券在握，遂逐步籌劃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統(tǒng)一強大而親美之中國，與美、英、蘇并立為四強，以為其東亞盟友;強大亦是苦難中國所盼望，蔣亦何嘗不想成為四強之一的元首。本書作者并不諱言，積弱之中國幾臨崩潰的邊緣，蔣又時以中國將潰敗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戰(zhàn)績不佳，令美沮喪，復有國共間的磨擦，成為戰(zhàn)后最大的隱憂;若不解決，中國如何統(tǒng)一?若不能統(tǒng)一，又遑論強大?共黨問題原是蔣介石的最大關(guān)切，然解決之道，與美并不相同。美國以民主立國，于戰(zhàn)后中國建立民主之聯(lián)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統(tǒng)一富強中國的基石，但是蔣以統(tǒng)一政令與軍令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權(quán)與軍隊，而后容納共黨參與其政府，無異招降納叛，于抗日戰(zhàn)爭期間壯大之中共豈能接受?故調(diào)解之美使，雖絡(luò)繹于途，并無善果;即以馬歇爾之尊貴，亦徒勞無功。蔣初欲聯(lián)合美蘇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舉滅共，并深知美國民意反共，必不我棄。美國之終于轉(zhuǎn)向親蔣反共，果勢所必然，如杜魯門致馬歇爾密函所言：“為了地緣政治之故，萬一和談破裂，美國只有支持蔣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頁355)于是蔣乃有恃無恐，一意孤行。依美國計，若蔣果能迅速用軍事力量解決毛共，未嘗不能達到其預期之戰(zhàn)略目標。既有此種想法，國共內(nèi)戰(zhàn)終不可免。馬歇爾于和談破裂后在公眾場合將責任歸之于國共雙方的極端派，顯然是外交辭令，因國共兩方都是蔣或毛說了算，沒有什么極端派可言;事實上，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須說，蔣及其政權(quán)要負和談失敗最大部分的責任。”(見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頁635)多年之后，馬在私下訪談中更直說：他曾被(蔣介石)“出賣”過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賣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國人用語，背景是將黑人轉(zhuǎn)賣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當奴隸，比喻極為嚴重的“出賣”與“欺騙”行為。馬顯然抱怨在和談期間，屢上廬山，不斷受到蔣之詐騙與愚弄。蔣之所以要愚弄馬歇爾，因在美國壓力下不得不談而實不愿談。蔣之不愿談，其跡顯然，曾一再公開說，中共問題足可以武力解決。正因馬歇爾警告蔣刻意用武力解決爭端之后果(頁354)，故蔣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記上寫道：“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于不顧，至可痛惜也。”10月間，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揚言五個月內(nèi)打垮共軍;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談?然則和談破裂之始作俑者豈非蔣乎?然而本書作者陶涵處處引用蔣之說法，指馬歇爾偏袒共黨，總是指責蔣而不指責毛，與共方埋怨馬偏袒蔣介石，相映成趣，正見馬歇爾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也，其窩囊可知。陶涵同情蔣，認為蔣是一清廉愛國的中央政府領(lǐng)導人，謀求中國之統(tǒng)一與民主，而毛共拒絕參與其政府，在蘇聯(lián)支持下公然叛亂。如此說法，原是蔣氏舊說，并無補于歷史真相之理解。
陶涵依據(jù)蔣《蘇俄在中國》(1957)一書所說，國內(nèi)外之干預使蔣氏無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領(lǐng)東北之決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軍隊陷于東北泥沼之中。所謂外國干預無非是因為蘇聯(lián)聲言與蔣合作，以及美國的鼓勵并協(xié)助蔣運送八個集團軍到東北(頁327)。多年之后，蔣又抱怨當時馬歇爾的立場與態(tài)度使他決定爭奪東北(頁339)。這些都是事后聰明的話，要把責任推給別人，當時的他，意氣風發(fā)，認為可于短期內(nèi)剿滅“共匪”，豈有不想收復東北之理?
陶涵認為滿洲一戰(zhàn)(遼沈之役)，決定了中國的命運(頁373)，并作無端假設(shè)說，若于1948年秋天將東北的軍隊撤出，將可保住黃河或長江流域(頁392-293)，根本是不實的猜測之詞。東北戰(zhàn)場固然重要，但是在遼沈之役結(jié)束前，蔣充滿信心的軍事優(yōu)勢已經(jīng)在消失之中，中國的命運也已經(jīng)被決定。蔣的軍事行動原有備而來，故和談一破裂，立刻“全面進攻”;沒有得逞之后，始改為“重點進攻”，一個重點在陜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轉(zhuǎn)戰(zhàn)陜北，捕捉不到共軍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個重點在山東，蔣介石發(fā)動三個兵團二十余萬眾，擬一舉殲敵于沂蒙與膠東地區(qū)，結(jié)果全副美式裝備的張靈甫師，全軍覆沒。約略同時，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南窺南京，像刀鋒指向心臟。蔣遂又改為“重點防御”，分為二十個綏靖區(qū)。這三個階段猶如三鼓，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所謂遼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戰(zhàn)役，已屬三而竭之時期，勝敗命運早已決定矣。
陶涵點出，蔣于內(nèi)戰(zhàn)失利之際仍然認為自己無過(頁400)，責怪桂系陰謀(頁397)，甚至大罵馬歇爾“失去中國”(頁388)。作者也指出，蔣曾明令湯恩伯將軍不聽李代總統(tǒng)的調(diào)遣(頁403)等等，但仍然認為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失敗與失望的陰暗氣氛里，仍然是一冷靜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處去”(頁395)，又說“蔣從來不曾偷過國家的錢也沒有私人金庫”(頁401)。這位生活在民主社會里的作者，太不理解專制世界了，和珅大貪污特貪污，乾隆皇帝需要貪污嗎?希特勒與斯大林也沒有私人金庫啊。
蔣介石專制獨裁卻以極大軍事優(yōu)勢于數(shù)年之內(nèi)失去整個中國大陸，任何蔣傳作者難能說蔣不是失去中國大陸之人。陶涵說蔣是“儒者”，是優(yōu)秀的軍事家，實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與經(jīng)濟改革以維持政權(quán)，也太奢求;他畢竟是軍人出身，一生戎裝，卻在此生死大戰(zhàn)中，一連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錯誤。蔣自稱讀過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但克氏在《戰(zhàn)爭論》(On War)一書中明言要擊敗敵人，必須要消滅其武力，殺傷其兵力，使其不能再戰(zhàn)，“吾人必須視殲敵之全部或一部為作戰(zhàn)之唯一目標”(We may look upon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combats)(On War頁304)。此乃兵學之最基本常識，而蔣正反其道而行，只知攻城略地而不能殲敵，最后坐困圍城，為敵所殲。凡陜北、魯東、遼沈、平津、徐蚌諸戰(zhàn)，莫不如此，屢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揮軍隊，潰敗之禍首，舍蔣其誰?蔣傳之作者豈能不辨?
蔣介石丟掉大陸應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jié)，然此敗軍主帥，仍掌控國民黨政、軍、特等權(quán)力機器，美國人雖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時與地理之賜，在臺灣島內(nèi)發(fā)號施令長達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寫孤島上的蔣介石近二百頁之多，幾近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歷程而言，差可相當，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則。陶涵提到蔣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臺灣避難”(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頁362)，不知是蔣未卜先知，還是陶涵事后聰明?難道蔣在國共內(nèi)戰(zhàn)未決之前已經(jīng)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臺灣?陶涵不是也提到蔣會在五個月內(nèi)消滅“共匪”嗎?當時如此有信心，怎會先想到逃難呢?
蔣介石是如何“復職”的
蔣介石逃難到臺灣之后，仍然是在野之身，但他人下野，權(quán)未下野，依舊掌控黨軍政機器，下令搬運黃金、故宮寶物等等，更不在話下。不過，為了名正言順，他急欲復職。陶涵寫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臺北當局因健康緣故必須留在美國，于是蔣介石決定復職。蔣復電贊賞李為國付出，但在日記里卻罵李是“無恥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雖然指出，蔣自稱若不復職不僅臺灣而且整個民族將毀于一旦是“自戀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補充說，此后蔣無論在公眾或幕僚之間不再重復此類幻想(頁428)。陶涵有所不知，蔣后來對大陸同胞廣播時自稱“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輕描淡寫蔣之復職過程，掩蓋了不少真相。當年蔣辭職下野，按憲法李應以副總統(tǒng)繼任為總統(tǒng)，但蔣只令其為代總統(tǒng)，是于法無據(jù)的，更幕后操控，使李有職無權(quán)，最后只好抱病赴美就醫(yī)。當國府先后遷至廣州與重慶時，已有復職的呼聲;及撤退到臺灣，蔣大權(quán)獨攬，復職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顧忌美國人的態(tài)度，一時未敢貿(mào)然行事。最顧面子的做法當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見李宗仁于1950年2月6日寫給居正的信，便知臺北方面一直在逼他“讓賢”，但是李反對蔣復職，稱之為“復辟”，更不能將國家名器私相授受，堅持護憲的立場。居正時在臺北任監(jiān)察委員，蔣必悉此函內(nèi)容，故蔣乃發(fā)動李在臺舊部，如白崇禧等人，屢電促李返臺。李以病體未愈不能長途旅行為由婉拒，然堅持復職必采合法途徑，“方免違憲之咎”。其實，李病體已經(jīng)復元，誠如其回憶錄所說，如其貿(mào)然回臺，必將任由蔣擺布，逼他勸進;蔣氏一旦復正大位，李雖欲求張學良之處境而不可得。蔣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顧違不違憲，在臺復職。陶涵有所不知，蔣復職之后，杜魯門仍以總統(tǒng)之禮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蔣復職之不合法也。
排除異己
陶涵根據(jù)美國領(lǐng)事館的情報，說蔣曾考慮將部分運臺黃金轉(zhuǎn)運到菲律賓，以防萬一(頁415)，卻不明白指出蔣所謂與臺灣共存亡云云之不實在。不過，當時共軍準備攻臺，美國明言不會出兵相挺，還有聯(lián)合國托管臺灣之說，確實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諱言，蔣氏父子在臺灣重構(gòu)其黨政軍機器，為了內(nèi)部的安全，不惜殺雞儆猴，以致有萬人受審，數(shù)千人遭處決，所有高級將領(lǐng)都受到監(jiān)視(頁412)。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美國希望有人能取蔣而代之，魯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驅(qū)蔣之后，將臺灣置于麥帥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紐約的胡適來取代蔣，但為胡所拒。孫立人美國軍校畢業(yè)以及在印緬作戰(zhàn)的功勛，當然也是被看中的對象，但孫并無意愿，于面見麥帥時直言效忠蔣(頁404)。陶涵所謂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級報告說，孫將軍準備政變，以及一個月后美國在臺軍事武官報告有一高級官員，可能就是孫，對他說臺灣在蔣統(tǒng)治下無望(頁433)。這些都是美方一廂情愿的說法，美國學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鮮戰(zhàn)爭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書中，引美國國務院文件透露，遲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賴的密使告訴孫立人，若愿政變，美國將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頁508)，若先前情報屬實，又何必再問孫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國國務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極機密的文件說，孫將軍“秘密告知”美國人，他正在準備政變。魯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聲稱是孫友人送來政變密函，魯將密函燒掉而后報告國務卿艾奇遜云云。陶涵警覺到魯斯克可能沒有想到的一種可能性：“密函根本是偽造的，以便盡快落實孫政變之罪。”(T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頁433-434)直到1955年時機成熟后，果然就羅織孫氏部屬為匪諜而后整肅孫。陶涵提到，當孫被捕后，美國海軍上將雷德福感到“驚駭”(appalled)，連最支持蔣的美國保守派議員也告知蔣，孫立人是國軍中最優(yōu)秀的將領(lǐng)，他不可能包庇共產(chǎn)黨。蔣在美國人的壓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將孫軟禁。陶涵接著說，當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到臺中看望孫將軍時，看到孫將軍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園”(頁484)，又不免將孫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當時臺中有名的“將軍花”是貼補家用的，孫除了在物質(zhì)生活上并不寬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來，搥胸悲鳴!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七艦隊進駐海峽，蔣立足臺灣才趨穩(wěn)定，美國為了冷戰(zhàn)之需又轉(zhuǎn)而支持蔣介石。孫立人與吳國楨都成為蔣氏父子所要排除的異己，目的主要是為兒子接班鋪路。蔣在日記里用惡毒的話罵孫立人、罵吳國楨，最后這兩人都被整肅，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蔣就在日記里痛罵陳誠，說陳公開批評蔣，責備蔣干預他辦事等等(頁424)，蔣又說陳“傲慢”(頁426)，當任命陳為行政院長時又說陳“失去革命軍人的品格”(頁429);同年9月蔣、陳又在會議上對峙，陳罵蔣獨裁，蔣罵陳瘋狂，而蔣又不準陳辭職云云(頁445)。蔣在日記里如此不堪地罵陳誠，實在令人費解，陳誠不是蔣之心腹嗎?安敢如此?事實上，陳誠從省主席到行政院長到副總統(tǒng)到死，并未如孫、吳被整肅，不免令人起疑，日記所載或許也是伏筆，為日后整肅陳誠留下線索。只是陳誠死得早，沒擋經(jīng)國接班之路，也就沒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釋居然是，蔣罵陳而又用陳，是運用孫子兵法來對付一個得到民眾愛戴的政治人物(頁463)，真有點教人莫測高深了。
美國的“協(xié)防”臺灣
朝鮮戰(zhàn)爭幫了蔣氏大忙，美國為圍堵共產(chǎn)勢力之擴張，又視蔣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爾在競選中，喊出廢除雅爾塔密約、擊退鐵幕、結(jié)束朝鮮戰(zhàn)爭以及“放縱蔣去對付紅色中國”(“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號。所以艾森豪威爾當選后，蔣立刻向來訪的美國海軍部長提出反攻大陸計劃，但是美國人檢視之后，覺得“完全不切實際”(totally impractical)。當美國副總統(tǒng)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訪問臺灣時，更向蔣直言反攻大陸毫無成功的機會，陶涵說這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最直接了當?shù)木芙^。于此可見，艾森豪威爾于當選前要“放縱”蔣，當選后又要“拴住蔣”(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蔣對美國新政府的熱望未能持久(頁457，458，469)。但陶涵認為蔣并不因此感到煩惱，只要美國人不公開揭穿就好(頁468)，這等于說不揭穿騙局就好。不過，蔣畢竟獲得《中美協(xié)防條約》與大量美援的補償。陶涵透露，由于美蔣軍事同盟，到1957年為止，約有一萬個美國人住在臺灣，包括情報員、軍人、官員與家屬，幾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頁490，521)。
陶涵指出，美國協(xié)防臺灣有條約依據(jù)，但是并無防衛(wèi)外島金、馬的承諾;然而蔣介石不僅堅拒自外島撤退，而且在小島駐上十萬大軍，不僅可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而且可在東南沿海挑釁，以激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矛盾，甚至戰(zhàn)爭。當金門炮戰(zhàn)于1958年發(fā)生后，有些美國官員揚言要在金門使用原子彈。事實上，美國已將八英寸可以發(fā)射原子武器的大炮，運往金門。是年5月宋美齡訪美，在美國全國性的“會見媒體”(Meet the Press)節(jié)目中公開說：“大陸同胞正在問，臺灣為什么還沒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共政權(quán)”(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顯然認為大陸同胞很愿意與中共偕亡，而陶涵對此全無評論(頁494)。另外還有一則仍然沒有解密的美國情報說，蔣有意于1958年9月將美國卷入與中共打核子戰(zhàn)，可是陶涵接著說，據(jù)他所知，蔣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戰(zhàn)(頁496)，未免太不了解蔣宋想要收復大陸的渴望了。其實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鷹派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問蔣，是否要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中共，蔣想了一會建議說，可用技術(shù)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著說，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毀共軍所有的大炮，但原輻射可殺傷包括金門人在內(nèi)的兩千萬中國人，更何況若蘇聯(lián)卷入戰(zhàn)爭，臺灣也可能被原子彈炸光光。蔣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問題，只說如果原子彈會引發(fā)世界大戰(zhàn)，他并不贊成用(頁500)?？上蘸茨芾斫獾剑爬账癸@然要蔣撤守金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戰(zhàn)爭，故用言語來測試蔣，蔣之反應情見乎詞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無法理解蔣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來收復大陸的隱衷。陶涵提到，蔣經(jīng)國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議與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毀中共飛彈與原子設(shè)施，所謂“將那嬰兒絞死在搖籃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頁518-519)，后因美國覺得茲事體大而婉拒。宋美齡于1965年8月又到美國，要求魯斯克國務卿提供她丈夫摧毀中共核子設(shè)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頁527)。此時蔣自己正在積極制造原子彈，后來秘密為美國偵知而遭廢止。于此可見蔣對原子彈是望之彌堅的，直到中共試爆氫彈成功，他的核子夢才醒過來。其實，陶涵明白艾森豪威爾只是作核子恫嚇，不可能真的動用原子武器。當法軍被圍困于越南的奠邊府時，唯有用原子彈可以解圍，當時連副總統(tǒng)尼克松都躍躍欲試，卻被艾森豪威爾喝止(頁471)。原子彈確實是紙老虎，但紙老虎有很大的威嚇力。美國不斷在口頭上作核子威嚇，使得中共即使勒緊褲帶，也要核子了。
美方顯然欲以金馬換取臺灣與大陸的分離，因而毛澤東情愿不取金馬，蔣因得以保住金馬外島，然而陶涵卻認為蔣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離金馬的壓力，又一次證明蔣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頁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觀情勢。陶涵雖認知到艾森豪威爾與之前的杜魯門都在尋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政策，并不想幫助蔣反攻大陸，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臺灣，但未明確指出此一政策終于無成。到后蔣時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幾十年來美國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僅為時已晚，而且更不切實際。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矚目的事，很可以說明蔣介石的性格，但因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而無結(jié)果。例如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曾請愿提供三師兵力赴韓助戰(zhàn)，但為杜魯門所拒，不過麥帥仍不斷要求蔣出兵。當美國CBS電臺于1950年12月8日采訪蔣，并以此事相問，蔣居然未重申前請，卻改變主意要聯(lián)軍的?？哲妳f(xié)助他進兵中國大陸以牽制在朝鮮的共軍，而他做此要求時明知美國不會同意，而自己也沒有準備好(頁447)。但陶涵未能進而分析這種缺乏誠意、得寸進尺、漫天喊價的表現(xiàn)說明了什么。又如美國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tǒng)于1961年要蔣氏承認“外蒙”，又要給“臺獨”分子廖文毅入境簽證，于是蔣一方面經(jīng)由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轉(zhuǎn)告白宮說，美國與“中華民國”簡直就是主奴關(guān)系，如果繼續(xù)如此，將有嚴重后果;如果美國讓廖入境，更是對蔣以及蔣政權(quán)的陰謀。另一方面經(jīng)由CIA臺北局主任克萊恩(Ray Cline)傳達他對美政策之不滿，或?qū)⒉扇∽詺⑿缘顷懘箨懙募ち倚袆??？夏岬吓屡c蔣“同歸于盡”(pull the house down on himself and on us)，又有鑒于古巴導彈危機后余悸猶在，遂致函蔣無限期推遲廖入境與“外蒙”入會問題(頁512)。這是蔣以玉石俱焚來要挾美國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對此手段未加應有的說明。再如當大陸三年自然災害發(fā)生后，蔣又聲言無論美國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并告知美國人，如果美國要阻擋，臺灣可能爆發(fā)反美暴動。當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哈里曼(Averil Harriman)于1962年3月14日訪問臺北時，蔣又說他若不反攻，將要失控，但是哈里曼揭穿蔣在“虛張聲勢”(bluff)，臺灣局面不會失控。陶涵說，美國人到最后才理解，蔣之所謂“反攻大陸”只是一種表演、一種語言、一種心理與政治，以及內(nèi)部士氣之所需“(頁515)，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戰(zhàn)，但他對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又無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蔣介石對付美國人的這些手法連同他如何對付陳潔如、汪精衛(wèi)、張學良、李宗仁、葉公超等人合而觀之，也許更能洞悉蔣介石前后相當一致的性格。一個人的性格自小養(yǎng)成，成長后仍會由不同方式表現(xiàn)，如果能夠詳細論證，才能將一個人的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語焉未詳?shù)囊萋?/strong>
陶涵雖提到一些較為輕松而有趣的逸聞趣事，惜語焉未詳。陶涵刻意寫美國總統(tǒng)特使威爾基(Wendell Wilkie)訪問重慶的經(jīng)過(頁216-220)，他指出威氏性好酒色，其中高潮是“號稱與宋美齡有一夜的浪漫約會”(are puted one night romantic engagement with Soong Mayling)，內(nèi)容與李敖或芬比(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2003，頁91-96)所述雷同，因故事同來自威爾基的好友考爾斯(Gardner Cowles)，小名麥克(Mike)。陶涵知道此公來頭不小，是著名《展望》(Look)雜志的發(fā)行人，于1985年出版《麥克回顧》(Mike Looks Back)一書。這本回憶錄的初稿于1982年就已寫成，其中記錄了這段羅曼史。陶涵認為考爾斯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支持蔣家者，絕非是一個喜歡揭露丑聞的人”(a conservative, a political supporter of the Chiangs, and not a muckraker by any means);換言之，陶涵知其人，故不認為考爾斯是會造蔣夫人謠的人，但又質(zhì)疑為何在渴望謠言的重慶沒有其他外國人，包括外交官與記者在內(nèi)，報道或傳播此事。陶涵知道考爾斯是當事人之一，而其他的當事人都不可能承認這件事?？紶査故鞘赂舳嗄旰蟮幕貞?，而此緋聞只是回憶的一小部分，并無政治動機可言，事實證明也并無商業(yè)價值。如陶涵所說，當此一故事的節(jié)錄本初次出現(xiàn)于1974年出版的《皮爾森日志》(Pearson Diaries)后，在美國并未引起多大注意，然臺北當局曾代表宋美齡打民事訴訟，考爾斯道歉罰款了事。陶涵認為這位出版家很可能不愿在法庭上重述此事，也可能為了顧及著名的亡友，不愿再大肆張揚此事;然而十余年后，考爾斯為他家族所寫的回憶錄，仍然保存了此一逸聞。陶涵既說威爾基可能酒后夸飾，考爾斯加油添醋，但又說宋美齡與考爾斯分別在重慶和紐約兩度見面的言行，一直沒有得到解釋(頁218-219)，令人感到模棱兩可。當代學者也各持己說，中國大陸的楊天石教授認為絕無此事，因威爾基的重慶公開日程無此節(jié)目;但是普林斯頓大學克勞士教授則相信，“威爾基與蔣夫人有一晚情人的約會是可信的”。
另一則逸聞是，當李公樸與聞一多在昆明被刺后，舉世震驚，馬歇爾也認為乃蔣或蔣政權(quán)所為(馬的認知不錯，國民黨內(nèi)部文獻確定出自警備司令霍揆彰，并不是陶涵所說的兩個低級軍官)。蔣向馬歇爾抱怨說：“抗議昆明謀殺案的那些哈佛教授們知道些什么當?shù)氐那闆r?”平常不茍言笑的馬歇爾忍不住回答說：“他們不只是一群軍事中學堂的畢業(yè)生”(they were more than a bunch of military high school graduates)(頁359)，陶涵就此點到為止。
再一則陶涵描述的趣事是，當史迪威于1946年10月因肝病逝世后，蔣在南京舉行盛大的追思會，許多在緬甸作戰(zhàn)的官兵應邀飛來與會。約有一千五百名中外人士濟濟一堂，靈堂布滿鮮花，墻上掛滿包括蔣氏本人在內(nèi)重要人物所送的挽聯(lián)，然而“蔣在當天的日記里，并未提到史迪威之喪”(Chiang's diary that day did not mention the passing of Vinegar Joe)(頁362)。陶涵既然認為此事值得重視，可惜未將此貓哭老鼠的事例做些人格上或心理上的分析，蔣恨史入骨，卻刻意給史如此盛大的追思，貴賓云集，當然不是痛失良友或愧對故人，而是做給美國人看的，或是把喪事當喜事辦，值得深入分析。
陶涵在書中也提到蔣經(jīng)國在上海打老虎之事，蔣經(jīng)國逮捕了囤積物品的孔令侃。宋美齡聞訊趕到上海，責備蔣經(jīng)國不應兄弟相殘，并立即發(fā)緊急電報給在北平的蔣介石。當時東北局勢緊張，而蔣迅即飛返上海，處理家務事，使北平守將傅作義感嘆：“蔣介石不愛江山愛美人。”(Chiang Kai-shek loves the beauty more than the throne)(頁387)陶涵寫到：孔令侃很快被釋放，經(jīng)香港轉(zhuǎn)往紐約與其父母團聚。蔣經(jīng)國老虎打不下去，人心收拾不了，江山果然難保，卻未進一步追究傅作義最后在北平不戰(zhàn)而和，是否與此有關(guān)。
陶涵一再提到，周恩來是蔣介石的朋友，并說周氏逃過CIA策劃的炸機之難后，蔣在日記里說飛機上所有的共產(chǎn)黨都死了，可惜周不在飛機上，感到遺憾，但仍認為蔣很可能善意傳話給周，說自己并未參與此案，所以周也不責怪蔣云云(頁483)，這并無確切的證據(jù)。陶涵更無端猜測說蔣在大陸如有在臺灣那樣的政治控制，同樣也能在那里實施土地改革(頁485)。陶涵又說蔣介石為顧忌美國的批評，只輕判了雷震十年(頁507);雷震因為籌劃組黨，而入十年大牢，何來輕判?正說明陶涵對雷案所知，極為有限。
不切實際的歷史地位
陶涵的蔣傳是一本厚重的書，長達七百二十二頁，但質(zhì)量并不厚重，主要問題有好幾方面。首先，此書取材雖廣，但對材料的考辨不夠嚴謹，以致泥沙俱下，真?zhèn)蜗嚯s。此書出版前已有中西文蔣傳多種，不無參考價值，但陶涵取用無多，中文著作更無論矣。英文近著如芬比之蔣傳，也未提及。其次，為人立傳自當客觀，然客觀并非善惡是非并舉，而不加分析與評論。若謂蔣既是儒者又是現(xiàn)代人，既暴躁殘酷而又勇敢正直，其間不無矛盾難協(xié)之處，有待作者說明。引錄蔣之日記，應具批判眼光，以為佐證，不宜由其自說自話，視為定論。若謂從日記可知蔣為一誠實之人，即太天真。陶涵下筆之際，有時也會出一下蔣的“洋相”，然隨即加以粉飾，不能稱之為公正。如何評價蔣這一號人物?陶涵引了一些有趣的事證，惜未能深入分析其事來理解其人，卻一再說蔣是新儒家。我們不妨聽聽現(xiàn)代浙東大儒馬一浮對蔣介石的評語：“此人英武過人，而器宇褊狹，缺乏博大氣象;舉止莊重，雜有矯揉，乃偏霸之才;余以先儒所言，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勉之，正為其病痛所發(fā);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然他全不理會。”馬氏于抗日期間講學樂山復性書院時，親自見過蔣，得此印象，乃是一位真正現(xiàn)代儒者的持平之言，故能明察秋毫，誠虛兩字尤言簡意賅。
陶涵所見顯然與馬一浮相差甚大，欲為蔣氏別立不切實際的歷史地位，諸如機敏的戰(zhàn)略家、精明的軍事領(lǐng)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現(xiàn)代新儒家、誠實不欺的個人，以及愛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質(zhì)疑。由書名可知，作者更有意視蔣為啟動中國模式民主現(xiàn)代化進程者，然而通讀全書，蔣氏平生所作所為，殊少與民主進程有關(guān)，此書難免令讀者有言多不實之感。作者陶涵認識蔣之不足，實與其對中國現(xiàn)代史事所知有限有關(guān)，諸多之事實謬誤更證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基礎(chǔ)知識。此書對西方讀者或感新鮮，但對華文讀者而言，主要貢獻只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數(shù)據(jù)與觀點而已。
本文出自文匯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汪榮祖先生的書評選集《閱讀的回響》。感謝汪榮祖先生授權(quán)經(jīng)略公號刊發(f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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