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作者汪榮祖先生，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長于臺灣，1961年獲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復旦大學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范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臺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汪榮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紛亂之世的重要知識分子、圓明園、早期臺灣史等研究。著作豐厚，出版《康章合論》、《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章太炎研究》、《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學林漫步》、《詩情史意》等中英文專書十余種。

　　我質疑楊天石撰<抗戰期間中德關系的驚天秘密──蔣介石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一文(載臺北《傳記文學》574期)有了回應。楊文說：“榮祖教授是我多年老友”，一點也沒錯，又說“學術上的切磋問難是朋友之道的重要表現, 有話就直說了”!說的極好，我的質疑就是“有話直說”，然而他又說打“板子”什么的，而且“板子”還“打錯了地方”，請問朋友之間“切磋問難”與打板子何干?楊兄豈不言重了!

　　楊兄指我“誤讀”他的大作，使我想起我初到美國讀書的時候，老師在我的學期報告上作的有些批評，我認為是誤讀了我的原文，老師說不要怪別人誤讀，要怪自己沒有寫清楚!但是楊兄的命題是十分清楚而明確的：“蔣介石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而且強調說，那是“抗戰期間中德關系的驚天秘密”。這樣明確的命題，再怎樣“破”題，也不可能“破”到文不對題。楊文如此清楚明白，我想連中學生也不會誤讀吧!

　　我在<蔣介石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質疑>一文(原載臺北《傳記文學》575期)中, 之所以要把部分德軍將領以及若干非軍方人士陰謀推翻希特勒的前因后果略作交代，以便說明這些將領要推翻希特勒出自自發的愛國心，這不是我個人研究的結論，而是西方學者的共識。楊兄說我的“許多觀點，如『德國將領為阻止侵略戰爭而反希特勒』、『為免戰爭擴大而推翻希特勒』、『為挽救德國而推翻希特勒』等，和拙文并無矛盾，我都同意”。如果是這樣，則必須承認這些將領陰謀推翻希特勒自始至終都是自發的，而不是由外力策動的；既非由外力策動，自然不可能由蔣介石所策動，這是最基本的邏輯啊！

　　楊兄當然會說，“蔣介石日記明明寫著：『對德運動倒戈工作之進行』、『派齊焌赴瑞士』、『運動德國軍隊倒戈計劃應告知羅斯福總統』”，而且情緒性地質問，難道“蔣介石日記不可信”?難道“蔣介石在騙人”?據我所知，沒有人說過蔣日記是假的、不可信，然而誰也不能保證蔣在日記里沒有“騙人”的話，沒有自戀的話，沒有不正確的話。蔣在日記里說，葉公超是“賣國漢奸之真相畢露，余認為秦檜、張邦昌不是過也”，你也當真?更沒有人能保證蔣在日記里所說的、所以為然的、所判斷的都是正確的，所想要做的事都能落實。如果有人相信蔣日記完全是他私密的空間，其結果必然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生前就已公布經過選擇的日記，他在死前沒有燒毀日記，難道會認為永不會見天日?歷史人物的日記是史家可貴的材料，然而史實到底如何?還是需要歷史學者來做研究、做判斷。

　　后人讀史自有后見之明，知道德國第三帝國情狀，當讀到蔣介石日記，說要“運動德國軍隊倒戈”，不應隨之起舞，去找尋“驚天秘密”，其思路宜從根本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展開。我們知道在整個二戰期間德國軍隊從來沒有倒過戈，也沒有被策動倒了戈，只是部分將領想要陰謀推翻希特勒的領導，這叫做“政變”，不是”倒戈”，如果軍隊倒了戈，又何必要謀殺希特勒呢？楊兄不明就里就說：”被希特勒派到前方的將領不按照軍令去與敵方作戰，卻反過來企圖推翻作為主帥的希特勒，不是倒戈是什么”?在整個戰爭期間，德國將領并沒有不按軍令與敵方作戰，或倒向敵軍。我在質疑文中已經指出，即使想要陰謀推翻希特勒的將領也得按照軍令與敵作戰，不然就會露出馬腳;只是部分將領想搞政變。我在”質疑”文中曾說1944年那場政變，牽涉到的將領”人數之多，層次之高”，連隆美爾元帥也加入了，因當時德國戰況危急，反希特勒的將領增多，但楊兄誤會”參加(政變)的人數眾多”，其實整體而言，在德軍眾多的將領中參與者仍居極少數，更無多得像楊兄所言、各行其事的情況。楊兄是中國近代史專家，在中國近代史里也有不少”政變”與”倒戈”的事例，我想楊兄不致于搞不清楚、不能理解兩者的區別吧?正因為德國軍隊不曾倒戈，極大部分的德國人民仍然相信希特勒，以致于包括元帥級在內的高級將領以及少數菁英勞而無功，而且遭遇到慘烈的后果，我在質疑文中已經提及。我也提過這些將領猶疑不決，乃是失敗的主因，并不是由于缺乏資源與外援。再說，德國軍隊連他們的元帥都無法策動倒戈成功?蔣介石可能做到嗎?我已說過，部分德軍將領想要推翻希特勒出于愛國、救國的原因，無須外來的策動，更不可能被蔣介石的三萬美元所策動。我們豈能被蔣介石日記牽著鼻子走呢?

　　在我們所了解的德國情況下，蔣介石到底能干預些什么呢?可以做什么有意義的努力呢?事實上，楊兄自己也承認，“至于蔣的這種努力是否發生過作用，或有多大作用，由于材料不足，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本文并未回答”。連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不能回答，還能夸大其事嗎?說是“驚天秘密嗎”?楊兄的問題不完全是“材料不足”的問題，而是只看單方面的材料。楊兄說他的大作只是要“討論蔣與事件有無關系，是否做過某些努力”，但是楊兄并沒有建立蔣與策動德國軍隊倒戈一事的關系，所謂“某些努力”既語焉不詳，又無下文。既然不知道蔣的努力是否發生過做作用，如何能遽下定論說，蔣曾經策動過德國軍隊倒戈呢？怎能渲染說那是“驚天秘密”呢？當然楊兄現在已經改口，他斗大的標題已經改為，”蔣介石企圖策動『德國軍隊倒戈』的史實應該得到承認“。原來的斗大標題并無”企圖“兩字呀!”將“策動”改為“企圖策動”，非同小可，如果只是“企圖”(intention), 根本不必管是否落實，那還能說是“驚天”大事?。然而即使是“企圖”，也應知其如何能使“德軍倒戈、推翻希特勒”？更何況楊兄認為“有成效”，具體的成效在那里呢？

　　楊兄說我“有點無的放矢”，因為我在質疑文中說，“那些德國將領早于1942年之前就要推翻希特勒，原因為了與英、法等同盟國議和，避免全面戰爭，出于愛國心，何待蔣介石策動『倒戈』?”楊兄認為我“講得完全正確”，但是他在他的大文里并沒有“這樣的意思”。那就奇了，既然沒有這個意思，蔣介石要策動、要德軍倒戈，豈非多此一舉? 說到“無的放矢”，想到楊兄將蔣介石的“策動”改為“企圖策動”，豈非將中矢之“的”換了包，然后說是“無此的“呢?其實，如果了解德軍欲倒希特勒的本事，便知根本無須外力策動，再說蔣介石企圖策動，才是無的放矢。

　　楊兄說：“齊焌從克蘭、沙赫特、托馬斯那里了解到德國內部反對希特勒的力量已經相當『雄厚』、『實力甚巨』、『籌劃已非一日』“。如果是這樣，請問還需要中國送去三萬美元的經援?還需要去”策動“嗎?所謂克蘭、沙赫特、托馬斯的”三人組合“，應該是楊兄杜撰的名詞，在德國內部反希特勒勢力中并無這樣一個所謂”三人組合“。楊兄說克蘭是軍火商，中國曾長期向德國購買軍火，齊焌與之相識當然可能，但楊兄說克蘭無官職，卻又登了他全副戎裝、掛滿勛章的照片，令人錯愕。沙赫特原是希特勒的功臣，因其財經長才導致德國振軍經武之大成功，并獲得最高勛章，后因反對希特勒的擴張政策而遭解職失勢，但因其背景并未得到反希特勒核心的信任。托馬斯是德軍中的財經人才，知道若攻打波蘭會導致世界大戰，憂心德國的原料與糧食難以為繼，但當希特勒告訴他不必憂慮，他也無可奈何。這三人因之前密切的中德經濟關系與中國有來往，但我在質疑文中已提到他們不是要推翻希特勒的主要角色，也無從策動德軍倒戈。楊兄的”三人組合“也不是另一組的反希特勒勢力。搞政變推翻希特勒必須依賴掌有實際兵權的將領。

　　楊兄又說，“蔣介石也正因為得知德國的反納粹力量已經龐大，蓄勢待發，覺得事有可為，才決定派齊焌赴歐『運動』“。無論這是蔣的判斷，還是楊兄所理解的蔣之判斷，都不正確。德國的反納粹力量，雖有高層次將領參與，不乏資源，絕不”龐大“，誠如《第三帝國興亡史》的作者所說，”反對運動自始至終小而弱，由一群勇敢而真誠的人所領導，但是缺少足夠的追隨者“ (the German resistance movement) remain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 small and feeble thing, led to be sure, by a handful courageous and decent men, but lacking followers)(p.372)。若然，則蔣以為”事有可為“的判斷完全是錯誤的，”派齊焌赴歐『運動』」摸不到邊，沒有下文，也就不足為異了。

　　楊兄說，他沒說德軍全由蔣“策動”的，好像我錯怪了他，其實我認為蔣根本不可能“策動”任何德軍倒戈；我現在要請問的是，既非“全由”，倒底哪些德國軍隊由蔣“策動”？或“企圖策動”的呢？楊兄又說：“拙文的正題是〈抗戰期間中德關系的驚天秘密〉，僅就中德關系的發展、變化而言，并未采用”德國反納粹政變的驚天秘密一類題目“。這有點在狡辯了，請問抗戰期間中德關系，除了所謂“蔣策動德軍倒戈”，還有什么“驚天秘密”呢?他的題目如何可能采用”德國反納粹政變的驚天秘密“一類的題目呢?那豈不是要完全文不對題了嗎?

　　我在“質疑“文中，認為德國反納粹人士要求蔣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有違常識“，因為向英美求和不必經過蔣介石，如果了解當時國際情勢，經過蔣介石并無特別好處，這就是歷史常識。楊兄說，”汪文所述，德國地下運動和艾倫?杜勒斯建立聯系是在1942年底，已在三人組合與齊焌談話一年多之后。怎么能用發生在后的事情否定發生在前的事情呢“?楊兄難道不知道早在1938年反對希特勒份子已與倫敦有了聯系，而且當時最關鍵的是英國，美國尚未參戰，美國特務艾倫?杜勒斯遲至1942年年底才建立，并不奇怪。

　　楊兄有一大段文字，必須錄在下面，以便請教是否有據，還是想當然耳，以便證明蔣與德軍別有管道?因為楊兄一再說他懂得“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歷史學家在沒有充分證據之前不能根據推想去下判斷“。

　　德國反希特勒的地下運動是緩慢地、逐漸發生、發展、壯大的，其參加人員逐漸增多，并沒有形成高度嚴密、互通聲氣的組織，也沒有形成如臂使指、上令下行的領導系統。其中有一部分人和英國有聯系，會和英國方面聯系;另一部分人和美國人有渠道，自然會和美國人交往。鑒于這種聯系的極端機密性(否則是要掉腦袋的!)，他們自然不會向其他地下運動的成員通報：更不會下令：我這里已經和西方掛鉤了，你們就不要再找尋別的門路了，自然，更不會也不可能禁止其他人士找尋其他門路。其情況，可以說是各自為政，各顯神通。

　　這整段話根據什么而言?且不論其中文字的錯亂與矛盾，既說“并沒有形成高度嚴密、互通聲氣的組織“，又說”鑒于這種聯系的極端機密性（否則是要掉腦袋的！）“，最重要的是楊兄對當時德國的情況，不甚了解，顯然將部分德軍（相對少數）將領欲搞政變推翻希特勒，誤作是一個”逐漸發生、發展、壯大的“反對運動。事實上，在納粹集權統治下，不可能會有一個”逐漸發生、發展、壯大的“反對運動。要推翻希特勒唯有寄望于軍隊，有高級將領參與當然是利機，但必須是有實際統兵權的將領，最好是衛戌首都的司令，我在質疑文中已經提及，不必復述。搞政變的可靠資源唯有掌控軍隊，用不到外來的幾萬美元搞政變，楊兄說;”這些人有錢，不等于他們愿意自己掏錢推翻希特勒，也不等于參加地下運動幾萬的人士個個有錢“。這種話信口開河，實在有欠考慮，一個統兵官需要自己掏腰包搞政變嗎?話說回來，他們連命都舍得，如果需要掏一點腰包，難道都不愿意而必須乞求外援?

　　我提出三萬美元下落不明的可能性，楊兄也無法排除，但他以地下工作需要保密為“下落不明“作解釋，卻忘了齊焌的報告是”機密報告“，在機密報告里也要保密?我不是說要報銷清單，總要知道錢花下去作了些什么事，當然是”策動德軍倒戈“，楊兄所謂的”成效“，請問在那里?我只是提出疑問及可能性，但楊兄居然說我已為齊焌或克蘭的貪污定了罪，我根本沒有興趣定他們的罪，這是嚴重的故意扭曲，絕非”朋友論學之道“。他還要說什么”法律上講究無罪推定“，居然將史學推定與法律推定混為一談。楊兄隨心說出”史學是實證科學“，卻透露出他對史學的認知，尚停留在二十世紀之初，許多著名史家早已指出，”史學是實證科學“乃是對近代史學之父蘭克史學的嚴重誤解，當今國際史學界幾乎無人再把史學與科學混為一談了。當今那一位史家，包括楊兄在內，敢說他的作品是”實證科學“呢?

　　楊兄認為德國“親華份子“要蔣介石介入因為”他們(又)擔心，新的德國可能受到英美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希望找到渠道，聯系英美領袖，得到國際保證。蔣介石在當時是中國抗戰領袖，而且已經和英美，特別是和羅斯福建立了同盟關系，宋子文已經作為蔣介石的代表派往美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通過長期相熟的齊焌求助于蔣介石，有什么奇怪的呢“?奇怪的是德國人如此昧于當時的國際情勢，即使不知蔣介石與羅斯福的”同盟關系“受盡屈辱，也應知道這關系是很不平等的。蔣自己都無法爭取到平等，如何為”新德國“爭平等？其實，德國未敗之前，議和得到平等待遇有何困難?何須國際保證?德國既敗之后，又安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國與日本都以無條件投降終。蔣介石既不必為”新德國“爭取平等于前，又不可能為”新德國“爭取平等于后。楊兄的解釋是全然說不通的。

　　德國反納粹運動中有些親華人士，并不奇怪，但是這些人向蔣“求助“是授權的呢？還只是表達他們個人的意愿？并未加以說明。楊兄一再以福肯豪森將軍為例，福將軍在戰前曾任德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與蔣自有個人間的關系，但是說福將軍向蔣”輸忠誠“，會講歌頌蔣氏的話，不僅奇怪，而且太不了解西洋人了，更太不了解德國軍人了。如果蔣介石連福將軍都不能”策動“倒戈，又能”策動“那一位呢?”阿諛奉承“之詞，白紙黑字俱在，如要證明不是齊焌的”加料“，何不拿出原文來看。機密文件檔只有譯文而無原文，如何對證?

　　我質疑蔣介石致宋美齡的電報是否送達羅斯福，因無下文，應該是合理的疑問，而楊兄卻說“大膽假設“，但他自己也無法排除有二種可能性。楊兄認為宋美齡不轉達電報是”不可思議“的，楊兄若不知道宋美齡的國際知識要比蔣介石豐富得多，也應該想想蔣為什么不直接致電羅斯福，而要致電宋，再由宋轉達。楊兄還要提醒我”蔣介石上引致宋美齡電的時間，那是在1943年4月，『反共親俄』者還沒有「放棄」幻想呢“!問題是這一點點”幻想“有任何影響力嗎?到了1943年底連那一點點”幻想“都沒有了呢!楊兄似不知當時德國反共意識形態之強，德軍之中尤其強烈，想靠蘇俄來解決問題自始至終不是可行的選項。

　　楊兄說“反納粹人士和丘吉爾、艾登、杜勒斯的聯系也都可以說是『不了了之』，因為，同盟國最終采取的是武裝摧毀希特勒政權，并未采納地下運動人士的暗殺或政變建議“。這又是不明史實之言，反納粹人士與盟國之間的交涉是很清楚的，最初他們希望英法對希特勒采取強硬態度以阻止戰爭，大規模戰爭爆發后，唯有政變成功或暗殺希特勒成功，才能以新政府與盟國議和。搞政變、暗殺希特勒是德國人的事，并不是盟國”采納”或”不采納”的問題，盟國當然不會反對。之所以”不了了之”，只是政變既沒有成功，暗殺也遭遇到失敗。請問蔣介石的”對德工作“又是如何”不了了之“的呢？ 能夠這樣輕易地模擬嗎？

　　楊兄承認數據不足，也不可能查閱所有的檔案數據，但他反問我：“難道榮祖教授徹底查過嗎“?我不是”蔣介石策動德軍倒戈“這一類文章的作者，為什么要徹底去查這類文章的資料。提供充分數據以落實結論是楊兄的任務，我的任務只是提出”質疑“，請不要把角色弄錯。楊兄并沒有如他自己所說，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他只有三分證據卻說了十分的話。楊兄很高興，因為我并未否定他所用材料的真實性，然后就要我接受他的結論。他顯然將”歷史材料“(historical materials)等同”歷史證據”(historical evidence)，然而楊兄未嘗不知從材料到證據尚有艱辛的論證要做。其實楊兄的“三分證據”只是三份材料，其一、蔣日記說，派齊焌運動德軍倒戈，但是如何運動?如何倒戈?均不知;其二、蔣介石致宋美齡的電報，其中訊息是否轉達給羅斯福?不知;其三、宋子文給齊焌的三萬美元，如何花的?下落如何?也都不知。楊兄自以為是地把這幾件材料當作證據，只要我承認這幾件材料是真的，他的立論就可以成立了。但不幸的是他視為證據的材料，只是貨真價值的“雞毛”，卻把它當作“令箭”，所謂“驚天秘密”實在太夸張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戰時反法西斯工作的努力如楊兄所說若有任何成效，即使對此偉大的業績不作宣揚，豈有保密之理？而且一保就是六十余年，要等楊兄來揭密，豈非太不符合常識了?楊兄說“日記在蔣身前和去世后都沒有發表過，不會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有意編造的吧”!我要質疑的不是“編造”，而是蔣介石為了不“沽名釣譽”而于戰后秘而不宣這個“驚天秘密”。卲子平兄是國民黨外交官之子，這件外交大事居然也“聞所未聞”，我想他的老太爺也“聞所未聞”吧，然而他不以為異，還要別人接受“未聞”之實，還要說“德軍未嘗不可另布一線通過尚有邦交的中國，以備另用”。邵兄出身外交之家，又長年在聯合國做事，外交史知識不應如此生疏，他應該知道，自希特勒上臺之后，德國開始親日，與日簽訂反共聯盟，又承認滿洲國、又撤回軍事顧問團，又對華軍火禁運，還“尚有邦交”乎?所謂“德軍另布一線”有何根據?豈非不做功課而信口亂道?

　　邵兄對齊家老少如數家珍，卻不能提供齊家任何人對此“驚天”大事“有所聞”，以便給楊兄一些旁證。他不作此圖，反要指我“含沙射影”，我情愿相信他不是出言不遜，而是濫用成語;他說我與楊兄“用詞有輕有重，實在相去不遠”，令我訝異，難道南轅北轍也可以說成“相去不遠”?至于邵子平要警告我“希望汪文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使我感到邵兄白在美國住了那么多年，他既乏民主社會的法律知識，又不知學術自由為何物?那三萬美元下落不明，不可以質疑嗎?

　　“驚天秘密”大家都聞所未聞，連蔣介石本人也不提，這才是不可思議呢!楊兄是研究蔣介石的專家，請問蔣之“豐功偉業”有哪一件不巨細靡遺地公諸于世？為什么單獨不提這一件“驚天”偉業呢？為什么蔣要隱藏這一”驚天秘密”在日記里呢？唯一答案是那些”企圖”與”努力”毫無成效，毫無影響，想要策動德軍倒戈連邊都摸不到，以致于不值得提，不好意思提。反法西斯的“功勞”在戰后不提是有違常理的，我絕無意說楊兄沒有常識，但常識往往是無須求證的。

　　最使我感到無趣的是，楊兄最后學梁惠王顧左右而言它，牽扯到喜不喜歡蔣介石的問題。他說我不喜歡蔣來擺脫我的質疑，未免過于輕巧。他說什么“憎而應知其善”，我想請問楊兄，憎希特勒者，除納粹余孽外，有誰知其善?蔣固然沒有希特勒作惡的能耐，但在1930年代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效法希特勒的“棕衣社”組織“藍衣社”。我倒不認為楊兄因“愛其人而知其善”，他不過是因國內長期從政治觀點否定蔣，得見蔣日記之后如獲至寶，代蔣言其善，視為翻案的創見以名世。他視為“驚天秘密”的蔣策動德軍發動政變，不能落實，卻仍然堅持三份材料等同證據，堅持不知何謂“證據”(evidence)。他承認某些德軍想要推翻希特勒是自發的，無須外力干預，但他理直氣壯地說：“難道自發、自覺和外力的鼓勵、支持、協助、促進是絕對排斥的嗎”?但是他的原文明明是“策動”，而不是“鼓勵”云云，所謂蔣之鼓勵、支持、協助、促進又都不能落實。楊兄應知德軍自發、自覺的陰謀是絕密的，否則未發先被鎮壓，蔣安能有比希特勒更厲害的情報，及時給予鼓勵、支持、協助與促進?再看楊兄認為，抗戰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給了蔣介石以很高的地位和榮譽，也是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前后，力主中國應為四強之一”，竟附和國民黨宣傳的表象，研究抗戰時中美關系的客觀學者，應知羅斯福不管邱吉爾的反對，力主中國應為四強之一，完全是美國國家利益的考量，并非由于當時中國的實力。蔣“很高的地位和榮譽”是羅斯福給的，正可說明不平等的關系，難道熟讀蔣日記的楊兄，不知道史迪威事件蔣所受的屈辱?豈非”愛而不知其過“?至于楊兄堅持蔣于戰后不提他曾策動德軍推翻希特勒的”驚天“偉業，還拉些不能類比的例子來作辯解，豈非忘了自己說過的”敬之而不增其功“嗎?蔣介石自己都不好意思公開之“功”，楊兄又何必要“增”之呢？

　　本文出自文匯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汪榮祖先生的書評選集《閱讀的回響》，為《蔣介石何曾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一文的附錄。感謝汪榮祖先生授權經略公號刊發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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