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土改”運動中的貧農團

　　原文出處：《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9期，第62-68頁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

　　在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歷程中，建國前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其意義不僅在于通過再分配的手段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更在于國家權力的實質性擴張、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的重塑、各種動員和治理技術的發明，從而成為20世紀后半期“有計劃的社會變遷”的宏偉開端。① 迄今為止，學界關于土地改革史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早期的成果大多是來自黨史學界的宏觀性、通論性著作，側重共產黨土地政策的演變以及在各地實施的總體情形，而很少關注基層(尤其是村莊層面)的微觀土改實踐。② 西方學界在1970年代出版過兩部關于中國土地改革史的著作，都是借助統計資料來考察土地改革對于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意義。③ 日本學者田中恭子則認為，土地改革的主要意義在于黨和國家的權力滲透而不是經濟發展。④ 近年來，大陸研究者也越來越關注土地改革的政治意義，開始探討土地改革運動中的權力運作、群眾動員和鄉村治理，這使得土地改革研究從國家層面的宏觀研究深入到村莊層面的微觀考察，大大豐富了人們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細節性認識。⑤ 本文利用山東、河北二省檔案館所藏的土改文件，從鄉村社區視角出發，探討土改運動中的一種獨特權力組織——貧農團，試圖從一個側面揭示土地改革運動的微觀運作機制。⑥

　　一、貧農團的建立和形態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貧農團并不是在土地改革中首次出現的新事物。早在1930年代，貧農團已經在中央蘇區各地普遍成立，并在查田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33年6月召開的中央蘇區八縣蘇維埃負責人會議和貧農團代表大會決議，由各級政權設立查田委員會，負責調查有關階級成分和財產沒收之事，所作決定必須經由貧農團審查;各鄉設立沒收分配委員會，負責沒收和分配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其成員完全由貧農團選舉產生。⑦ 抗戰期間共產黨取消土地革命政策，不過在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中，貧雇農仍然擁有較大的權限，例如陜甘寧邊區許多地方都成立了佃農團體，負責登記土地買賣、審批土地流動以及解決土地糾紛等事項。⑧

　　土地改革期間貧農團的普遍成立，是在1947年《土地法大綱》頒布之后。⑨ 作為運動期間村中最高權力的象征，貧農團的建立一般都在工作隊的參與和指導下進行，以確保權力掌握在真正的貧雇農手中。具體的建立過程各不相同，大致包括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公開號召、自報公議”。工作隊進村后直接召開村民大會，說明來意與態度，解釋土地法大綱，宣布成立貧農團，號召貧農入團，并通過本人自報、貧農小組公議的辦法確定入團資格，成立貧農團。這種模式方便易行，節省時間，但其前提是群眾運動已有一定基礎，民眾已經具備一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所以多在老區、半老區采用。二是“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工作隊進村后首先“訪貧問苦”，尋找村中貧窮、老實又有一定號召力的人加以教育啟發，培養為骨干、積極分子，稱為“扎根”;隨后以這些人為中心向其親戚、朋友擴大宣傳，爭取更多的積極分子，稱為“串連”;再以積極分子為核心，討論或選舉貧農團的發起人，號召貧農入團;最后討論入團資格，正式成立貧農團。這種模式經過了工作隊深入了解情況和細致動員的階段，費時較久，一般在群眾運動基礎比較薄弱，民眾階級意識和階級覺悟較低的新解放區采用較多。而在許多情況下，兩種模式是相互結合的，既有公開的村民大會和宣傳號召，也有秘密的扎根串連。⑩

　　老區、半老區整黨期間，出于對基層黨員、干部的懷疑和整頓，工作隊也大多采用撇開原有組織、直接訪貧問苦的方式組建貧農團，由貧農團接管權力，執行土改期間的各項工作。有的村則是依條件好壞，“先嚴后寬”，分批入團：“首先是一批沒翻透，老實正派的貧農公議入了團，并成了骨干;接著第二批沒翻透，有小錯的貧雇與老實正派的新中農經過個人反省、小組評議、外組提意見，認錯改錯入團;第三批是有大錯的，個人反省表明態度，認錯下決心改錯，反復教育也入了團。”(11)

　　許多基層土改文件還顯示，或在運動初期工作隊尚未進村時，或在運動不同階段的間隙，許多地方出現了村中各種力量自發組建的貧農團(組)。對于前一種情形，各地領導機構較為寬容，一般會在工作隊檢查、整頓后予以承認;而對后一種情形則一般不予承認。這是因為，在運動初期由農民自發成立的貧農團(組)，雖然可能因為階級劃分上的偏差或其他原因而成分不純，卻被認為代表了農民自發的斗爭熱情，這正是土改領導者所需要的。而在運動進行到一定階段后，村中自發成立的貧農團(組)則往往被視為宗派斗爭的表現，或者被看作對國家在鄉村政治中主導地位的挑戰。冀南三地委即曾表態：“一切自發成立的貧農組，其中可能有三個來源，一是老村干組織的，二是過去被打下去村干組織的，三是地富企圖篡奪領導，這一切不要上當，不要承認他們的合法性。”(12) 并明確指示“除干部坐鎮的村莊外，如沒把握的話，不要在各村亂行組織(貧農組)”。(13)

　　貧農團內部的領導機構是貧農團委員會，一般包括5至9名委員(或稱貧農代表)，設主席，規模較大者設副主席。下設貧農小組，是貧農團日常活動的基本組織單位。委員由貧農小組推舉或者全團大會選舉產生，應有領導貧農小組、村政工作(包括支前、財糧等)、組織工作(編組、統計等)、宣傳工作(黑板報、廣播、讀報等)的分工。介紹和開除(一般稱“洗刷”)團員的程序是由單個或少數貧農提出，在小組會通過，經委員會半數通過，并定期由委員會向全團大會報告審查。入團時或以人為單位，或以戶為單位，參加會議則一般以戶為單位。許多貧農團還制定了自己的組織紀律，如西河流村所訂為：

　　(1)不當防空洞;(2)不貪污不腐化，不自私不自利;(3)不隨東派不隨西派，不說分裂話;(4)不造謠不破壞，不隨便給人扣帽子;(5)不吃喝地主富農的東西;(6)下級要服從上級的領導;(7)有意見當面提，不許背后亂談;(8)說話要和氣，做事要認真;(9)開會時要報到;(10)保守秘密，打破情面。(14)

　　各村情形有別，貧農團的具體形態也有所不同。在各級文件中，一般以團員和領導者(委員、代表等)的成分、領導村中各項工作的成效等為依據，將貧農團區分為不同類型。例如完縣縣委區分為“較鞏固的”、“不鞏固的”、“不純的”三種類型。所謂“鞏固”的標準有四：領導權由貧雇農掌握;成分純潔，沒有地富、流氓分子;思想上已發動起來，貧農敢于說話、斗爭;貧農團團結一致，沒有宗派矛盾。(15) 曲陽縣委區分出“真正以貧雇農為骨干為領導的”、“地富直接掌握的”、“流氓蛻化分子所掌握的”、“帶宗派性質的”等類型。(16)

　　二、獨古莊貧農團個案分析

　　根據《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在村莊中貧農團和農民大會具有相似的權力，都是實行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機關。(17) 由于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也很少成立具有實體性質的委員會，貧農團及其委員會便在土改期間成為村莊的最高權力組織，即“一切權力歸貧農團”。顧名思義，只有貧雇農可以參加貧農團，其中貧農占絕大多數。組織貧農團并賦予其最高權力的基本依據，正是土改領導者對貧雇農數量比例和階級屬性的高度評價：

　　貧農雇農他們現在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們人數最多，長年勞動，地是他們種的，房子是他們蓋的，布是他們織的，但是，他們常常沒飯吃、沒房住、沒衣穿，他們生活最苦、他們最受壓迫、最受剝削、最為人輕視，所以貧農雇農最革命，天生的是革命階級，他們天然是翻身運動的帶頭人。(18)

　　在共產黨的階級等級體系中，貧農主要是原來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其特征是政治積極而生產消極;中農主要是自耕農，其特征是政治消極而生產積極。所以在政治運動中，貧農總是處于最有利的位置，斗爭最積極，分配果實最多，也最容易進入政治精英行列。但是當資源再分配完成之后，其狹隘性、破壞性的一面往往會很快暴露出來。如果貧農團為那些不事生產的流氓無產者所掌握(大量土改報告表明，這種情形是相當普遍的)，這種破壞性就更為嚴重。河北省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堪為代表，本節即以該村為例，對貧農團的權力運作特征略作描述。(19)

　　獨古莊貧農團共有十余名貧農委員，大致情形為：牛俊五，流氓貧農，非黨員，未當過干部;齊鐵栓，中農下降貧農，丟失關系的黨員，曾任中隊長;陳二夫，“亂搞男女關系”屢教不改，被開除黨籍，曾任支部宣傳委員;張小居，流氓貧農;牛洛柏，“吃喝不止的下降中農”;張德換，貧農黨員，退伍軍人;張二黑，貧農黨員，曾任武委會主任;陳老生、牛老正、張洛祥，皆為貧農黨員。其中后五人都較為老實，“不主事”，貧農團實權控制在牛俊五、張小居等“流氓貧農”手中，其“后臺”則是曾任分區委員、后因病回村的張善元。根據縣委文件的描述，該貧農團在權力行使中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極度膨脹的權力欲望。這些流氓無產者因為各種客觀(貧窮)和主觀(懶惰、作風不正)原因而長期處于社會邊緣，為村社道德話語所不容。而一旦他們掌握了足以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怨恨、報復、補償的心理和謀求物質利益的動機，就極易刺激其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加上他們本就無視各種道德和紀律規范，更易形成權力的濫用。牛俊五公然聲稱：“咱村的天下是我坐著，毛主席犯錯誤犯到我手里也不行。”在反貪污追浮財的名義下，貧農團私立刑房，對與自己有仇者進行“報復性”與“勒索性”的吊打，打人時“禁街”，全村中貧農在內一律不準出門，前后被打者有7戶13人，其中6人為舊干部及其家屬。在吊打原支書張秋格后，對空放槍，派人告訴其家屬說“已經打死了，去料理后事吧”。為勒索勞動中農張洛坡的糧食，一個晚上毒打全家四口人，“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燒、棍推，暈醒了后，再用燈燒耳朵”，使張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做法的激烈程度比土改初期斗爭地主不遑多讓。

　　第二，不勞而獲的利益索求。這些人缺乏生產積極性，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愿要土地，不愿受辛勤耕作之苦，將村莊權力交付他們，自然會進一步刺激其不勞而獲的利益期待，從而形成對生產力的極大破壞。此時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一是直接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后，貧農團接連封了8戶的門，其中只有2戶是地富下降的中農，其余都是上升中農和富裕中農下降的中農。被全村公認為“勞動最好”的14戶中即有4戶被封。被封戶當天就被逐出，讓其另找住處，“每人只給一只碗，一雙筷”。二是對從事工商業者肆意敲詐勒索。中農張洛義等4戶的牲口款、張洛茂等4戶的樹木都被沒收，張洛遠販布匹牲口回來即被強令捐獻，牛洛毛向牛俊五索要花生款反被痛罵。張善元并曲解政策說“不動工商葉(業)是指賣煎餅等小買賣而說，販牲口布匹等貿易不包括在內”，致使該村出外跑貿易者從20多家減到4家，到附近挑擔做小買賣的也由19家減為數家。三是多占乃至直接盜竊勝利果實，例如強行將自己常年不上肥的地推出去，要入好地;貪污盜竊被封戶的糧食、樹木等。村中貧、中農抱怨：“貧農團分東西，刺牙鬼和光棍們成了頭等”、“他們不用干，一年三季大清算”。

　　第三，迅速蔓延的不良風氣。貧農代表中本多懶惰、作風不正之徒，一旦與權力結合，這些不良習氣就會迅速蔓延。一是懶惰和浪費，分到果實后不事生產，而是“吃凈鬧光”，等待下一次分配。齊鐵栓說：“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一個冬天就把分到的勝利果實全部吃光。牛洛柏“將自己和丈人家兩份好光景糟蹋光”了，從中農降為貧農，又將分到的勝利果實和其子退伍領回的糧食也很快吃完，最后把分家時分到的房架也賣了，并聲稱“翻身了還愁沒房子住”。二是男女關系混亂，造成社區道德失范。這種行為本來不見容于村社道德規范，但在政治權力和階級話語的作用之下卻得到鼓勵。增選李小絮為婦女貧農代表時，村中的輿論是：“十多年的明破鞋，代表咱婦女呀!”工作組卻在群眾大會上宣稱：“偷雞摸雞子的，窮人不算一回事，有錢娶老婆就不會去搞淫蕩，凡是貧農婦女的破鞋帽子一律摘掉。”階級話語對村社道德話語的直接消解，加劇了社會風氣的敗壞和社區道德的失范。

　　縣委文件在描述上述情形后，將該貧農團定性為流氓分子“合法地占據領導地位”，“悍然實行少數流氓、破鞋、二流子等對廣大勞動農民(包括雇貧農在內)的聯合專政”。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文件所說，這種專政是“合法”的，貧農團掌握村中大權是共產黨土改政策所明文規定的，流氓無產者成為貧農代表是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實現的，這些貧農代表在村中的濫權也與工作組的默許和縱容不無關系。在獨古莊貧農團的上述濫權行為發生時，區工作組一直住在村里領導工作，但對這些行為，工作組“始而輕信放縱，繼則不能約束”，以至于“不敢提出抗議”，聽到貧農團在深夜打人，只能在院子里轉來轉去毫無辦法。甚至在“比人格”將他們比下去之后，這些人還敢“撒賴發橫，喝足酒以武力威脅工作組同志”，并得以重新加入貧農團。這又表明，當村莊權力被流氓無產者獲取并加以濫用之后，往往會有失控之虞，因為這些人沒有道德感和紀律性，敢于采用各種極端手段與剝奪其權力的努力進行對抗。

　　三、貧農團的權力性格

　　貧農團的成立和掌權，是基于貧農與其他階級相對立的假設之上，與此相應，對其他階級的敵視情緒，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這一組織的固有特性。一旦在鄉村社區中掌握實際權力，貧農團往往傾向于剝奪包括中農在內的其他一切階級以滿足自身利益。不僅如此，在貧農階級內部也會有不少人因為種種原因而受到限制和剝奪。從大量村級土改報告來看，在貧農團建立過程中雖有因右傾而導致“成分不純”的現象發生，更普遍的則是“左傾關門主義”將許多人拒之門外，進一步縮小了貧農團的階級基礎。這種情形主要是由兩種因素所決定的。

　　一是貧農內部的等級區分。貧農團是一個階級性組織，階級區分是其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據，但因對階級純潔性的過分強調，以及階級分化實際情形的復雜性和流動性，貧農階級內部往往也會產生等級區分。不同類型的貧農，在上級和工作隊眼中具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因而也意味著不同的政治地位。曲陽縣委的報告中說，貧農團的成分包括“血統的真正勞動的貧雇農，即所謂幾輩窮的;由地、富、中農下降破產的貧雇農;流氓或帶有流氓性的游民無產者;當過干部的貧雇農(大部是黨員);與地富有經濟聯系與宗派聯系的貧雇農;地、富、中下降的下中農;貧雇上升的下中農;化形的地富;少部分中農”等，所以要達到貧農團的純潔與鞏固，就要經過不斷的斗爭，將“壞分子”或“不稱職者”清洗出去。有的村莊明確將貧農分為不同的等級，把三輩窮的定為一等，兩輩窮的定為二等，一輩窮的定為三等，甚或有定成七等的。(20) 冀南土改總結中提到，有的地方把貧農分成“當輩窮”、“老輩窮”、“孩子多窮”、“坐富窮”(指坐吃山空而變窮)、“浪當窮”(指不務正業而變窮)等“十大窮”。有的地方根據條件不同，將貧農團員分成正式團員與候補團員，二者的權力和待遇明顯有別。(21) 尤其是新中農階層，他們在土改初期劃分階級時都屬貧農之列，但是到普遍組建貧農團之時已因經濟地位上升而成了新中農，按照中央政策他們是應該加入貧農團的(22)，但事實上在許多地方卻被排除在外。

　　二是貧農內部的利益、權力和派別之爭。貧農團是土改期間村莊內部的最高權力組織，擁有資源分配大權，自然會成為人們進行利益和權勢爭奪的場所。這種爭奪必須以一定的階級身份為前提，地主、富農乃至舊中農一般難以染指，所以主要發生在貧農(包括新中農)內部。爭奪的基本內容，往往就是貧農團的成員資格：首先要爭取和確保自己的加入，其次要控制其他人尤其是其他派別的人加入，從而使自己盡可能多地控制村中的財富和權力資源。這無疑進一步強化了貧農團的封閉性質。例如曲陽縣委提到，有的“怕人多了少分東西”，而故意提高他人成分，將其排除在貧農團外;有的形成派別，只讓本派的人參加;有的干部怕犯錯誤而“故意表現左”，提高貧農團的門檻。種種情形，引起一些人的議論：“用篩子篩咱們”、“越查越人少了”。(23) 榆林村貧農團最初以貧窮、“無生產力”為唯一條件，稱為“吃貧組”。后來工作隊將其撇開、重新成立新貧農團時，貧農又大多“認為誰街當了頭人數多，就不吃虧。都愿使本街人多參加，別街人少參加，存在著宗派關門思想，以致下邊偷開小會選組長串通選本街人當主任。”(24)

　　一方面是因強調組織純潔而“寧左勿右”，一方面是利益、權力和派系的爭奪，最終造成了貧農團狹隘、封閉的性格。冀南三地委報告，一些村莊因為入團條件過高、手續過繁過細，“使群眾感到比入黨還難”。(25) 據張北縣調查，黃土窯子貧農團初建時尚有30人，“查三代”后只剩下12人;黃旗營子共有120戶貧農，貧農團員只有50人，經復查只剩下30人。(26) 郭城鎮因為強調純潔性，對雇貧農成分的確定極其嚴格，全鎮559戶中僅定了93戶雇貧農，占總戶數比例不到17%。(27) 山東村為了貧農團的純潔而在劃成分過程中嚴加控制，“以極狹隘的條件選擇貧雇農”。該村貧農團并無正式名稱，統稱為“在貧雇農”，除此之外都不是貧雇農，全村119戶中只有35戶貧雇。(28) 此種現象之嚴重，致使不少人對“貧雇農領導優勢”的提法表示懷疑，認為它極易造成對中農造成侵犯。(29) 牙前縣郭城區一份文件中說道：

　　在結束土改中必須依靠雇貧農路線，這其中主要的一點是以新中農的意見較為正確，絕不能不加分析的片面強調現在雇貧農的意見和滿足雇貧農的要求(因現有之雇貧農成分很復雜)，如此即要脫離群眾，發生‘左’的錯誤。依靠雇貧農的組織形式，主要是采取雇貧農分子大會和雇貧農積極分子會議，因為過去雇貧農的組織(實際是貧農團)已不健全，且包括不了全體雇貧農分子。(30)

　　這段話表達了如下意思：第一，雇貧農已不足以代表群眾的大多數，新中農才是群眾利益的真正代言人。既要依靠雇貧農，又不能“片面強調”，反映出雇貧農至上的階級政治的兩難困境。第二，雇貧農本是階級成分之一種，卻又稱其內部“成分很復雜”，足見以階級分類體系為鄉村民眾定位的局限性。第三，貧農團已不能涵括全體雇貧農分子，顯見這一組織在實際運作中進一步加深了其狹隘性。

　　貧農團作為運動期間成立的權力組織而掌握村莊的最高權力，還勢必造成常規權力(黨支部和村政權)與非常規權力(貧農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由于階級話語在運動期間無限膨脹，貧農團自然在這種斗爭中處于優勢，查閱村級土改的檔案文件，經常能夠感到貧農團(組)的跋扈和黨員、村干的壓抑。大新莊在整黨結束后恢復支部組織生活，重新登記黨員，卻遭到貧農團的指責：“你們又活動什么!組織什么小團體!”包括舊村長在內的幾名黨員并遭到貧農團員的毆打。(31) 根據冀南區土改總結，貧農團與支部、村政權的對立是普遍存在的，許多村莊的貧農團凌駕于支部之上，“黨的領導核心為貧農團所代替”，甚至認為“貧農團比黨純潔”、“農村領導權中農當道”，因而排斥支部和黨員，不讓黨員參加組織貧農團的工作，貧農黨員未經許可也不得入團。寧南縣提出“黨員犯錯罪加一等”、“村公所是貧農的政權、民兵是貧農的武裝”等口號。該縣還對支部和政權干部進行“盲目的清洗”，僅三分區即有151名村干被清洗，未清洗者則通過“調虎離山”、“讓位教育”等辦法向貧農團讓權，以致在群眾中形成了“盲目的反黨情緒”。(32)

　　四、貧農團退出村莊政治舞臺

　　以階級劃分對鄉村社會關系加以重構，是共產黨實施鄉村民眾動員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前提，階級身份也自然成為精英選拔的重要標準之一，貧、雇農在黨的階級分類體系中占有不容置疑的優先地位，也在基層精英選拔中具有極大的優勢。與此同時，在黨-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初期階段，動員鄉村民眾拋棄傳統的宗族意識和道德觀念、接受黨所灌輸的階級立場，絕非易事。為此，必須借助貧、雇農以至流氓無產者的“斗爭勇氣”來沖擊舊有秩序、激發革命熱情，貧農團正是土改運動中這一特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但對于貧雇農和貧農團組織的狹隘性和破壞性，黨的高層領導人并非一無所知。隨著群眾運動的深入開展，貧農團組織沖擊舊秩序的積極作用日益削弱，而其破壞性的一面日益暴露，黨對貧農團的態度也相應地開始發生變化。習仲勛曾對貧農團的負面作用作了詳細論述：

　　事實上，老區貧農團，不能盡其領導一切的作用。因為貧農團本身很復雜。有的因為過去分得地壞、地遠，或人口增加，經濟不能發展。有的因為偶遭災禍下降。有的是地富還未轉化。有的因為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而致貧者。后一種人，占貧農中四分之一，因而這種貧農團，在老區一組織起來，就是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亦由此而來。中農歡迎地，貧農不要地。在運動中犯左的地方，甚至貧農也恐慌。發展下去，流行于農村的借貸、買賣、租佃、雇傭等關系，都停止了。土地再平分，農民都感到把農村追死啦。真正勞動的貧雇，也抱怨我們給他們造成好多困難。貧農團除此作用外，就再少其他作用。至于生產嗎，在農村，那倒是中農領導貧農。至于起領導作用嗎，那又會變成少數不純分子把持村、鄉政權。(33)

　　這里對貧農團組織之破壞性的分析，是以貧農的階級特征為基礎的。其中隱而未發的觀點是，既然老區已經實現了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經濟地位低下的人就應該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能再歸因于土地制度和階級剝削。在這里，貧農和中農的分野暫時撇開了以生產關系為依據的階級視角，而變成生產力范疇中不同傾向的代名詞：中農是積極的生產者，是鄉村經濟的建設性力量;貧農則是消極的生產者，是鄉村經濟的破壞性力量。

　　基于對貧農團負面作用的認識和對土改新階段的判斷，黨中央對貧農團的態度和政策很快就發生了顯著變化。1948年2月3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在老區不要再人為地組織貧農團去領導農會，而應在農會中組織貧農小組，并賦予中農一定的政治地位。(34) 隨后的幾天中，劉少奇、薄一波、習仲勛等高層領導人也紛紛表達了限制、削弱貧農團權力甚至取消貧農團的主張。(35) 同月中共中央頒布的《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指示，雖然繼續稱貧農團是“徹底消滅封建制度的骨干組織”，但在是否組織貧農團的問題上，卻一再強調要根據各地情況分別對待。文件指出，在土地已基本平分、中農已占多數的“第一類地區”，如果人為地組織貧農團去領導一切，勢必脫離多數、孤立自己，所以不宜設立貧農團，而應擴充和改選原有的農會領導各項工作。即使在平分尚不徹底、貧雇農仍占多數的“第二類地區”，組織貧農團時也應吸收新中農參加，且應在短時期內擴充和改選農會。在土地調劑工作完成后，貧農團即可改為貧雇農小組。(36) 顯然，黨的安排是在土改結束后迅速淡化貧農團的領導作用，乃至最終撤銷貧農團組織。

　　到1949年前后開始在華北各新區開展土改時，各級領導機關基本上都不再強調建立貧農團，而以農民代表會為土改的執行機構。(37) 建國后頒布的《土地改革法》，正式取消了極具階級對立色彩的貧農團在土改中的合法地位，而以具有更廣泛階級代表性的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和農會作為土改的領導機構，反映出鄉村階級結構和共產黨鄉村政策的轉變。(38) 在結束土地改革工作中，基層組織建設的重點已經放到健全農民協會、整頓民兵、確立農民代表會制度等方面，而貧農團和其他名目的雇貧農組織已基本不再提及。(39) 至此，作為一個階級的貧雇農雖仍在黨的新型等級體系中占據絕對優勢，但作為一種獨特權力組織的貧農團，卻已正式退出了村莊政治舞臺。

　　五、結論

　　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一條主線就是國家權力不斷下移，鄉村社會發展逐步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成為“國家政權建設”(State-making)宏偉目標的一部分。(40) 這一過程始于晚清的經濟和政治改革，經過民國歷屆政權的努力，最終完成于共產黨領導下的鄉村社會變革。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共產黨成功地將階級話語嵌入鄉村社區，徹底顛覆了傳統鄉村權力結構。過去憑借知識、財富、聲望等資本成為鄉村領袖的地主士紳失去了一切依托;過去處于社會邊緣的貧農、雇農和一些流氓無產者，則依靠其階級身份和斗爭勇氣而躋身政治精英之列。貧農團在土改運動中的普遍建立和掌權，既是黨的階級路線的表征，也是黨在鄉村社會實施民眾動員和社會改造的必然結果。

　　盡管如此，貧農團在村莊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間卻相當短暫，這與其自身的權力性格密切相關。一個權力組織的包容性越大，基礎越寬泛，它在行使權力時就越溫和、越審慎、越寬容；反之，包容性越小，基礎越狹窄，行使權力時就越激烈、越冒進、越苛刻。(41) 在所謂“貧雇路線”之下，貧雇農及其階級組織貧農團的權力無法得到良性引導和監控，甚至作為國家權力代言人的工作隊，也不敢冒背離階級路線的風險對貧農團的濫權形成有效制約。此外，貧農團的權力表面上雖屬于一個特定的組織，但在實際運作中，組織卻不能通過共識或者紀律來約束自己的成員，從而極易形成權力個體以權力組織的名義競相追逐私利的格局。

　　在政治運作過程中，權力的總量和權力的分配是至關重要的兩個問題。(42) 權力一旦分散到漫無秩序的地步，就會造成巨大的破壞作用，諸多分散的權力個體之間相互沖突、相互損耗、相互抵消，致使權力總量極度減少。在土地改革這樣一場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中，被動員起來的群眾猶如洶涌巨浪，如果能將其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良性運行，動員就會變成強大的建設性力量;反之則會破壞大于建設，適足以減損原有權力的有效性。本文所刻畫的狹隘、封閉而極具破壞性的貧農團肖像，以及貧農團在鄉村革命進程中一度叱咤風云卻很快煙消云散的歷史命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

　　注釋：

　　①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頁。

　　②例如趙效民《中國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張永泉等《中國土地改革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③Victor D.Lippit,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1974; John Wong,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New York:Praeger Pub.,1973.

　　④田中恭子：《土地與權力——中國的農村革命》，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6年。其基本觀點參見馬場毅所撰書評，載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編《中國21》(199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⑤例如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1946-1949)》，《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6月號;郭于華等《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的形成機制》，《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以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基于一項口述史研究計劃而形成的多篇博、碩士論文，如李康《西村十五年：從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東村莊基層組織機制變遷》(博士論文1999年)、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碩士論文1997年)、任道遠《革命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從農民行動的角度看土改時期的階級斗爭》(碩士論文2002年)等。

　　⑥由于貧農團在土地改革特定階段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大多數土地改革史研究論著都對其有所提及，但就筆者所見，迄今還沒有人對這一組織本身作過專門探討。

　　⑦陳永發：《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略》，(臺)《大陸雜志》第92卷第1-3期抽印本，1996年，第4頁。

　　⑧紀保寧(Pauline Keating)：《組織農民：陜甘寧邊區的黨、政府與鄉村組織》，載馮崇義等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⑨《土地法大綱》1947年9月13日由全國土地會議通過，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實行。

　　⑩本節以下描述未注明出處者，系由多種土改文件中的相關內容綜合整理而成，如《臨清九區發動貧雇成立貧農團與初步整黨工作的經過與體驗》(約1948)，山東省檔案館藏，G051-01-0059-004②;冀南三地委《組織貧農團成立新農會》(1948/09/28)，河北省檔案館藏，33-1-76-12。

　　(11)冀南四地委辦公室：《土改情況》第11號(1948/05/30)，河北省檔案館藏，36-1-9-14。

　　(12)冀南三地委文件(1948)，無標題，河北省檔案館藏，33-1-32-20。

　　(13)冀南三地委：《雞澤回報情況》(約1948春)，河北省檔案館藏，33-1-32-17。

　　(14)曲陽縣委：《二十天來的曲陽貧農團》(1947/12/30)，河北省檔案館藏，117-1-37-2。不過多數貧農團所訂紀律沒有這么細致，一般只強調“不當防空洞”、“積極開會”、“有事大家商量”等，見冀南三地委《組織貧農團成立新農會》(1948/09/28)，河北省檔案館藏，33-1-76-12。

　　(15)完縣縣委：《對貧農團的檢查報告》(約1948)，河北省檔案館藏，520-1-266-12。

　　(16)(20)(23)曲陽縣委：《二十天來的曲陽貧農團》(1947/12/30)，河北省檔案館藏，117-1-37-2。

　　(17)大綱第五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見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頁。

　　(18)《晉冀魯豫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告農民書》(1948/03)，轉引自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韓倞等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05頁。

　　(19)曲陽縣委：《被流氓分子操縱的獨古莊貧農團》(1948/04)，河北省檔案館藏，520-1-304-12。這份文件長達數十頁，詳細描述了該村各種權力組織和政治精英之間的種種矛盾。本節以下論述，均以此文件為依據。

　　(21)(32)《冀南區土改總結(草案)》(1949/07/15)，河北省檔案館藏，25-1-144-9。

　　(22)《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1948/02/22)，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頁。

　　(24)《永年縣四區榆林村組織貧農團的經過》(約1948/04)，河北省檔案館藏，520-1-71-8。

　　(25)冀南三地委：《組織貧農團成立新農會》(1948/09/28)，河北省檔案館藏，33-1-76-12。

　　(26)張北縣委：《土改工作總結報告》(1948/04)，河北省檔案館藏，520-1-333-6。

　　(27)郭城工作組：《郭城鎮改訂成分總結》(1949/03/28)，山東省檔案館藏，G024-01-0139-006。

　　(28)牙前縣郭城區山東村土改工作組：《山東村土改情況初步調查》(1949/09/16)，山東省檔案館藏，G024-01-0148-001。

　　(29)《渤海區黨委會議記錄》(1947/07/18)，山東省檔案館藏，G026-01-0020-002。

　　(30)《牙前縣郭城區結束土改的初步總結》(1949春)，山東省檔案館藏，G024-01-0141-007。

　　(31)冀東十二地委：《農村調查統計工作中搜集的一部零星材料》(1948/05/15)，河北省檔案館藏，49-1-1-14。

　　(33)習仲勛：《關于分三類地區實行土改的報告》(1948/02/08)，《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156頁。

　　(34)毛澤東：《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948/02/03)，《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172頁。

　　(35)2月5日，劉少奇提出“在黨支部可靠，以及農民大會或代表大會鞏固的地方，貧農團可以取消”;同日，薄一波建議以后不再使用“貧雇路線”等詞句，而只提“群眾路線”;8日，習仲勛提出老區貧農少者可不設貧農團，貧農多者可設貧農小組，但其職責僅限于保護少數貧農利益，而不得領導一切，領導權仍應屬于經過整黨后的支部。參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所收錄的相關文件。

　　(36)《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13頁。

　　(37)平西地委：《新區土改第一階段——訓練積極分子總結》(1949/03/08)，河北省檔案館藏，758-2-121-3。

　　(38)改革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見《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第21頁。

　　(39)例如《中共徐州市委關于結束土地改革工作的計劃》(1951/07/17)，山東省檔案館藏，A001-02-0068-005。

　　(40)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前言”。

　　(41)在傳統鄉村社會士紳主導的權力結構中，由于文化網絡的存在及其緩沖作用，權力是以一種難以察知的隱性方式運作;又由于沒有一個邊界清晰的權力組織存在，權力占有者與社區其他成員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其矛盾和沖突也就難以彰顯。所以與土改時期的貧農團相比，雖然士紳權力的階級包容性同樣不大，其權力運作卻并未呈現出激烈的特征。

　　(42)參見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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