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決策  悲壯的結局

——亦談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張亦民

又見網上提出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我也說說個人參與過討論的經歷與認識。

（一）

關于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以往都是以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的注釋為依據，指出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北上后，“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到1937年3月完全失敗。”這一注釋很明白，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在張國燾。

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西路軍這條注釋改為：“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這一注釋也很明白，既是中央批示河西部隊稱西路軍西進，“張國燾何罪之有”？

同一事件，間隔40年后的注釋，完全成了責任顛倒的歷史。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說說我的看法。

（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化大革命后，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和歷史的撥亂反正問題。1980年，政治學院（現國防大學）有位教員在歷史檔案中發現西路軍并非像《毛選》注釋中講的是張國燾組織的，而是經中央正式命名的。于是認為：既如此，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有何責任？并驚呼“張國燾何罪之有？”還寫成“內參”在黨內高層傳閱。

當年，我在軍事學院（現國防大學本部）黨史政工教研室任教員。1981年初，教研室領導蔣杰同志要我備張國燾專題的課，同時交給我政治學院教員寫的這份內參，并明確交待：關于西路軍問題，對新提出的責任問題，能解釋就解釋，不能解釋就按傳統說法去講。隨后，我翻了四方面軍的歷史和西路軍的電文資料，經過分析思考，覺得毛澤東的文章以及對李先念率余部返延安時的講話總不可能是假的，但對“毛選”的那條注釋沒有把西路軍注明是中央命名的，這是很大缺陷，也是導致今日有“張國燾何罪之有”的質疑之由來。而要說清這個問題，并非簡短注釋可說明的。

其實，中央命名河西部隊為西路軍，這是張國燾、陳昌浩破壞寧夏戰役計劃之后迫不得已的一個舉措，也是防止了北上后再次分裂紅軍、分裂黨的一個英明決策。

稍知西路軍歷史的人都知道，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同意北上的一個共同目標是執行寧夏計劃，奪取阿拉善左旗（定遠營），通過外蒙爭取蘇聯支援。而張國燾的北上并非真誠，而是以“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為名，繼續其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西進計劃”。所以，北上進入甘肅地段后，就明求暗渡的方式，使中央同意其西渡黃河，而中央同意西渡的目的是從河西保障寧夏戰役實施，其方向“仍前不變”。但西渡部隊卻無此行動。中央即致電張國燾、陳昌浩等，除30軍外，其他部隊“不得西渡”。但張國燾仍以邊奏邊干，先斬后奏辦法讓9軍、5軍團共二萬余人西渡黃河。只是后來胡宗南部隊趕到控制了渡口，使后續掩護的部隊（4軍、31軍）包括張國燾本人受阻于河東。如果中央不是派周恩來從陜北來到黃河邊迎接張國燾，張本人也完全可以西渡黃河，與西路軍一同西進。

由于張國燾總是想通過“西進計劃”打通“國際路線”，取得先機之利，再取得中央發言權。這就使寧夏計劃無法實現。中央面對當時現實該怎么辦？命令河西部隊返回河東？不可能。河東部隊去執行寧夏戰役？也不能了。中央正是在此情況下，以妥協求團結的精神，將河西部隊命名為西路軍。否則，就是再次分裂。

須知，命名西路軍絕非中央本意和初衷，而是張國燾破壞寧夏計劃的結果，但中央沒有批評、指責，而是順其意而行之，11月10日命名西路軍，11日就給陳、徐去電，詢問“西進接濟有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等等。兩份電報先是承認其合法性，再是提出西進有困難仍可返回河東，指出退路。正常情況能有這樣前后顛倒的電報嗎？當然，中央也可能有另一種僥倖想法：既然寧夏戰役被破壞，那就照張國燾西進路線去“打通國際路線”吧！中央雖告知河西走廊情況復雜，要謹慎行事，但沒有想到，西路軍從此走上如此悲壯之路。

上述分析看到，如果中央不命名西路軍，結果只能是紅軍與黨的再次分裂。分裂的后果更不堪設想：一、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就必然盡最大力量利用時機“圍剿”黃河兩岸的紅軍，西路軍更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連李先念的幾百人余部也回返不到延安。二、中央長征到陜北后，在爭取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工作卓有成效的大好局面，會被葬送。“西安事變”有可能不會發生，至少是延期發生，從而失去蔣介石轉變抗日態度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的機會。國共兩黨歷史都要另寫了。（可參閱《彭德懷自述》有此分析。）

（三）

我對張國燾專題的講課，就是按上述思路準備和講授的。結果，學員們認為，這樣的解釋豐富和充實了“毛選”注釋的不足，使人有一個完整全面的理解，沒有提出異議。

但當時的這一解釋與1991年版的“毛選”注釋相比較，恰好顛倒了責任位置，一下從1951年版的西路軍失敗完全歸罪于張國燾，又轉到了西路軍是因為中央命名的，其失敗責任自然應由中央負主要責任。）

課后，我整理了一篇題為《駁張國燾在<我國回憶>中關于西路軍的謬論》一文，就西路軍的由來、命名的背景、失敗的經過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和廣大指戰的關系等進行了論述。發表在1982年中央黨校主辦的《黨史研究》第一期。這是以正面的記述，在公開刊物上回答了“張國燾何罪之有？”的一篇文章。在同期雜志上，還刊有署名嚴實的《關于西路軍的幾個史實問題的研究》，對張國燾北上后關于紅四方面軍部隊西渡黃河的部署；紅四方面軍部隊西渡黃河的時間；西路軍的組成問題等，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與分析。實際上也是從正面對“張國燾何罪之有”的回答，都是針對“內參”的質疑而作的文章。當時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終身教授馬齊彬為拙作《張亦民史文選》作序中針對這一問題指出：“張亦民同志第一個在《黨史研究》雜志上發表文章，介紹了中央命名西路軍的背景，論述了張國燾西進路線與西路軍的失敗關系。”這幾句話雖然沒有指出是非責任問題，但實際上是支持拙作觀點的。

1982年第5期《黨史研究資料》（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部刊物）刊出政治學院叢進同志的《有關西路軍的幾個問題——與張亦民同志商榷》的文章。實際是為“張國燾何罪之有”的“內參”文章作辨護。此時，我已受軍事學院領導的關照，為“照顧”我們長期分居的“團聚”轉業到浙江省委黨校任教。在教學之余又撰寫了一篇《論西路軍的始末與張國燾的責任——答叢進同志》的文章，文章就西路軍問題爭論的由來；分析張國燾北上動機是研究西路軍的基礎；分析中央命名西路軍的背景是研究歷史責任的要害所在；如何看“兩總”（指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簽發的電文？關于張國燾的“打通國際路線”口號；怎樣認識張國燾的錯誤與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分述，并投寄給《黨史研究資料》。1983年1月15日，黨史研究資料編輯組來信中指出：“關于西路軍的稿件，根據中宣部48號文件精神，似不宜深入討論，目前尚難發表。現將來稿退還，并祈見諒。”這樣，這篇文章除了在長沙召開的毛澤東誕生九十周年紀念會上散發外，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四）

總之，西路軍問題自1980年代開始，從中央領導到黨史研究工作者都認為應對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從《陳云年譜》披露的西路軍“歷史真相”到徐向前的回憶，再到鄧小平于1983年3月22日在李先念寫的說明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為止，究竟作出了什么樣的合理解釋了呢？就連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也承擔了失敗責任而沒有推給中央，而今的黨內許多同志卻為張國燾鳴不平呢？有的甚至說是毛澤東“借刀殺人”，消滅異己。

要合理解釋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只有兩個結論可供選擇：一是按照1951年版“毛選”的注釋基礎上加以補充完善，使人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解和認識。二是按1991年“毛選”版本注釋的基礎上，說明破壞寧夏戰役在前，中央命名西路軍在后的情況，讓讀者明確命名背景。如按現在的注釋，那么張國燾又是怎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寧夏計劃未實現的責任又是誰？其實，二者責任是一致的。

顯然，這兩種注釋說明只能有一種是能比較合理解釋的。如果第二種是合理的話，那么遵義會議以后形成的中央領導班子及其制訂的路線都值得考慮了。特別是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后，究竟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西進”路線，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北上”路線，誰對誰錯的問題就需要重新認識，因為張國燾廢除“第二中央”北上的名義是執行寧夏戰役方針，而實際上還是西進打通國際路線，仍然是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爭論的繼續。所以，有人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分裂路線的結果，是有道理的。

筆者接觸了兩種大相徑庭的材料和結論后，心中頓生疑竇，心里驚詫地暗中自問：如果第二種結論能成立的話，豈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班子在集體計算張國燾不成？何況當時的毛澤東還不是名正言順的中央主席或總書記，對這樣重大的事件，豈能出言輕率地不考慮后果？難道是為了政治斗爭的需要而推脫責任？于是不顧在西路軍當事人面前制造謊言與騙局不成？作為總負責人的張聞天，還有周恩來等豈能隨意聽從毛澤東意旨轉移嗎？為什么中宣部下達文件“不宜深入討論”？為什么鄧小平贊成李先念的說明，又批示“同意全部存檔”？既要撥亂反正，為什么又不讓深入討論？不作公開討論也該在學術界內部討論吧！為什么黨史上一些重大問題，過去都稱毛澤東的英明決策，而此后又都成了毛澤東的錯誤？繼西路軍之后還有皖南事變也如此，一反項英同志的責任變為毛澤東的錯誤，難道歷史真的像小姑娘任人打扮的嗎？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央命名西路軍是當時條件下以妥協求團結的正確決策，它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再次分裂。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在保持團結統一下的失敗與分裂中的失敗，其影響作用與后果是不同的。如前所述，如分裂的話，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的發生。正是這一點，足以說明當時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是英明而有遠見的。

（2010年8月10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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