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功臣的歷史事實看神化彭德懷是錯誤的

韋實

原載：飛揚軍事論壇

彭德懷為中國革命事業立了大功，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近30年來，對他進行神化，把他捧到天上，則是錯誤的。從他當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短短 年里，借反教條主義之機，大整功臣這一側面，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彭德懷是1952年4月當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54年9月兼國防部長的，到1959年廬山會議被罷官，僅7年的時間。在這短短的時間里，他競干了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整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功臣，被整的人職務之高，人數之多，在1958年以前人民軍隊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先看整劉伯承：
劉伯承是十大元帥之一，是杰出的軍事家。在他一生的戎馬生涯中，他先后負傷九處：左腳一傷；顱頂一傷；右眼一傷，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動脈一傷，險些喪命；左臀部一傷；左腿受傷，損及神經，一度拐腿不能行走；右腿側面一傷，彈頭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摳了出來；左腳側邊一傷；右手側面一傷。建國后，這些創傷時刻折磨著他。毛澤東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和軍事家的優勢，要他當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到56年時，他的傷情惡化，不得不從南京轉往上海醫療。1957年8月6日劉伯承寫信給毛澤東："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癥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傷舊病反復糾纏，已經難于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他懇請免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中央軍委批準同意）。
劉伯承當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和高等軍事學院院長期間，正是全國向蘇聯學習的時侯，難免有某些照搬之處。1957年2月，彭德懷與陳賡、譚政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在座談中，有部分教員、學員提出學院存在"教條主義"問題。經過調查，彭德懷認為在教學中，不是有沒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十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就是現在的教學內容與我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沒有對我軍的幾十年的戰爭經驗進行系統整理和總結，提出反對"教條主義"。軍事學院領導認為彭德懷的結論不符合實際情況，軍事學院的成績是主要的。在全軍訓總四級干部會議上，許多干部要求彭德懷收回他視察軍事學院后給中央的報告。這下可得罪彭德懷了。于是，彭德懷在向毛澤東匯報，取得毛澤東支持后，主持召開有全軍高級干部1442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批判所謂的"教條主義"，勒令離任快一年并正在治療的劉伯承作公開檢討。在檢討時，劉伯承掏出準備好的講話稿，邊念邊講，邊講邊念。講到動情時，想到委屈處，禁不住哽咽起來，老淚縱橫。很多高級干部對彭德懷的搞法不滿，在劉伯承作完檢討后，竟然響起經久不息雷鳴般的掌聲以示對劉伯承的同情與尊重。這是對彭德懷的抵制。
再看整粟裕：
粟裕是共和國第一大將，杰出的軍事家。1952年，粟裕當上了副總參謀長，1954年后，當上了總參謀長。他不喜歡曲意迎合，常常堅持自己觀點，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彭德懷。此外，按組織原則，栗裕既要向彭德懷匯報工作，又要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彭德懷反對栗裕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是越級。栗裕為既不越級又做到向毛澤東匯報，就在上報的文件上寫了“彭副主席并轉呈中央、主席”字樣，彭德懷則大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權力欲極強，唯我獨尊的彭德懷把栗裕看成眼中釘肉中剌了。
于是，彭德懷借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整栗裕了。強加給粟裕的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主要根據:一是說粟裕“一貫反領導”,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二是說粟裕“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權限”;三是說粟裕“告洋狀”。 彭德懷說：“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對此,粟裕一邊檢討,一邊也盡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當粟裕解釋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兼任時,彭德懷馬上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在狠批粟裕后，把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撤了。

另看整肖克：
蕭克上將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指揮員之一，他25歲當軍長，立下赫赫戰功。1958年時為訓練總監部長、國防部副部長。他被整，也是因給彭德懷提了不同意見引起的。 1958年2月，彭德懷送了一篇文章，征求肖克的意見。文章否定正規化現代化兩個口號。肖克對彭德懷否定正規化和現代化兩個口號不大贊同，就給他寫信說明理由，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肖克還引用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有關論述。這就得罪了彭德懷。就在寫信后不久，從軍內傳出的“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等說法沸沸揚揚。
為了貫徹中央的“雙反”決定，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訓總決定召開機關四級干部會議。肖克和訓總的幾位副部長都想通過這個會，把大家的思想統一一下，從思想上澄清一下。當時，訓練總監部的人對原在訓練總監部工作此時已調到總參任副總長的張宗遜（彭德懷的老部下）的意見比較大。過去，他對學蘇聯叫得最響，反教條主義時，他又把學習蘇聯都說成是教條主義，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訓總許多人不滿意。肖克請示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要不要請張回訓總聽一聽？黃克誠明確表示，讓他回。張宗遜回訓總后，訓總干部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這更得罪了彭德懷。在四級干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總政派工作組到訓總。他們一到，就表態說，訓練總監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工作組組長劉其人（當時的總政組織部長）還宣布說：“訓總的四級干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劉又接著說：“彭總說了：‘訓總開四級干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張宗遜自己也說，他的思想就是彭總的思想，“反對我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對軍委，就是反黨反中央。”
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開始時并沒有把反對教條主義當作中心議題，但那時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了。在一次會議上，彭德懷說：“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并說，“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這番帶有情緒的話，使肖克震動，我覺得彭德懷的話里有話。
  
很快，肖克等人的災難就來了。軍委擴大會從5月22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批判的矛頭逐漸集中到肖克和李達（訓總副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的身上。 6月20日，開全體大會，彭德懷在大會上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斗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斗爭”，并給肖克、李達等人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最后，肖克和李達等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并編造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 肖克說：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沒有申辯的權利。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他們逼著我承認是“反黨”。我在大革命時期就向往黨，兩年后入黨，幾十年來，為了黨的事業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義失敗，與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也從未產生過離開黨的念頭。我即便在長期工作中有很多缺點錯誤，也絕不會“反黨”。但是，彭德懷在總結中給我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  
  
肖克還說：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對我們的批判并沒有結束。總政又派甘泗淇、劉其人等組成的工作組到訓總領導開展斗爭，指定訓練總監部組成了新的臨時黨委，繼續對我們進行揭發批判。他們采取專政手段，把預先圈定的所謂“反黨宗派成員”，分別隔離、禁閉、監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  
  
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始終沒有承認“反黨”。這時，他們就用高壓政策，逼迫我檢討。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我心里很痛苦。入黨30多年了，我還想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關系？人可以打倒，歷史是打不倒的。我按照他們的需要違心地寫了檢討，才算過了關。
        記得檢討交上去后，一次開會見到彭總，他說：“蕭克，你這個人經得起斗。”我不知他這話是褒義還是貶義，苦笑一聲說：“我的檢討還可以根據事實核查。”話外之意是我的檢查是否事實，還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于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里是不服的，發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批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很嚴厲地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斗一場而已。我不說話了。當時參加會的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幾位老帥沒有表態，才作罷，那個決定就算通過了。
在彭德懷的主持和堅持下，軍委已撤銷了肖克和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總的一切職務并把肖克、李達和郭天民、李鐘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緒英等十幾個將軍打成反黨分子。
有人說，好在59年彭德懷被罷官，不然的話不知道還有多少將軍被他整。
有人說，廬山會議期間，葉劍英 對彭德懷批評一針見血：毛主席  健在你都這樣，毛主席百年之后誰能管你 ！
廬山會議期間，劉少奇勸粟裕聯系自己被整的事批判彭德懷，粟裕認為不該這樣做。人們一方面稱頌粟裕胸懷，另一方面還是為粟裕抱不平。
文革期間，被彭德懷打成反黨分子的兩個將軍，一個喊著彭德懷你也有今天打了彭德懷一拳，一個地垃圾簍扣在彭德懷頭上。人們認為這兩個將軍肚量小了一些，但可以理解。
看來，還是讓彭德懷從天上回到地上好。

附文：

彭德懷事件真相較新資料

作者：鄭敬東

1959年廬山會議，實際上，毛澤東主席在上山之前就擬訂了討論大綱，把“左傾”問題歸結為18個，這些問題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超過了彭德懷的“意見書”。那么，為什么還把彭德懷打倒了呢？　　

　2009年05月15日　13:51，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表孫立忠《彭德懷所謂“里通外國”的真相》，文章披露：　　

彭德懷率領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后，于1959年6月13日回到北京。只過了10多天，彭德懷就去廬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議期間，彭德懷于　7月14日　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即“意見書”），反映貫徹“三面紅旗”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　　

4天之后，　7月18日　，蘇聯赫魯曉夫也發表講話，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于是，有人向毛澤東報告，說彭德懷在國內反對搞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在國外也反對中國搞人民公社，他們兩人在國內外互相呼應。　　

（幾乎同時，蘇聯大使尤金在北京對陳毅說，你可以搞政變了。陳毅把此情況報告了毛主席。）　　

據毛主席侍衛李銀橋講，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講話，就“萬言書”，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會后就吩咐“準備下山”；但是，其他領導同志不干，要求繼續開會解決彭的問題。毛主席不得不留下來，讓他們繼續開會。　　

“雙方”？那么，另外一方指誰？應該是指黨中央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等人。他們應該為當時的左傾錯誤負責，是毛主席最早發現問題，并且著手糾正錯誤的。文革時，彭帥在北京航空學院接受批判時就說，自己在廬山會議是反對劉少奇的。　　

彭德懷還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頭子。根據周惠等人文章，這個事情又與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通訊秘書”李銳說假話欺騙毛主席有因果關系。（以前當事人多極力否認“集團”存在，有趣的是，平反后，周惠說，這個集團還應該把他自己加上。）
    彭德懷被打倒，孫立忠文章說，罪名中最“攸關和致命”的是“里通外國”。 　　

周惠在回憶文章中說，檢舉彭德懷“里通外國”的，是他出訪隨行的上（？）將。　　

孫立忠文章說，在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為了證明彭德懷有“里通外國”的問題，有人拿出一個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幾段彭德懷出訪中會見蘇聯領導人時的講話，作為彭德懷“里通外國”的證據。
　　此人說：“有一次你和蘇聯人談話，沒有中文翻譯在場，只有蘇聯翻譯，誰知道你給蘇聯人說了些什么？……彭老總呀！我真沒想到你會里通外國呀！”
　　彭德懷滿懷氣憤卻語氣平靜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沒想到彭老總會里通外國呀！　　

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在處理一些領導人的“冤假錯案”時，有的中央領導同志（其他資料講是劉少奇主席）說，別人的錯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懷的案子不能平反，困為他有一個“里通外國”的問題，有國際背景。　　

20世紀90年代初，原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王焰告訴孫立忠說，在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處理彭德懷案件的第一份報告中說，因為彭德懷犯有“里通外國”罪，建議處以“死刑”。對這個報告，毛澤東沒有表態，也就是說不同意。在第二份報告中，毛澤東也沒有表態，就是說也不同意。這樣，彭德懷的“里通外國”的案子一直拖下來了，長期未能結案。　　

據孫立忠所知，毛澤東并沒有說彭德懷“里通外國”，對彭德懷的案子，毛澤東一直主張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　　

另外有人分析，彭德懷所具有的不滿，以及他火暴的個性，或者說是直爽的個性，特別是他依仗自身威望，認為自己可以毫無顧忌地發泄不滿，應該說是超越了“一線”劉、周、鄧等人的容忍限度。1954年參與高崗的密謀，要劉少奇下臺的人中就有彭德懷，所以，彭帥又被說成是高崗反黨集團的余黨。根據黃克誠的揭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是想要劉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開檢討的。毛澤東被迫明確作出選擇，既然繼續支持劉周鄧執政，就必須同意劉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懷這個重大干擾因素。 　　

1974年，彭德懷逝世，享年76歲。
　　在　1978年12月25日　舉行的彭德懷追悼大會上，鄧小平致悼詞，對彭德懷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徹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懷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歷史，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　　

其實，作為彭，確實不應該搞什么“意見書”之類的活動，干擾糾“左”。傳達廬山會議，糾“左”的精神被“貪污”了，而且地方別出心裁地傳達“反右傾”，結果，導致之后1年時間內，事情更糟糕。后來毛主席指出：“反右傾”不應該傳達到縣以下。　　

“事出有因”，以彭事件誹謗毛主席，更是錯誤的。污蔑毛澤東，背叛毛澤東思想，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我相信，即使是那些當初誹謗毛主席的人，如果他們活到今天，絕大多數也會痛心疾首的,會懺悔的！　　

附：章金樹  百年潮  2008年9期《隨彭德懷訪問東歐和蒙古八國紀實》披露：　　

    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于　1959年4月24日　至　6月11日　應邀訪問東歐及蒙古八國，歷時近一個半月。代表團由彭德懷親任團長，他當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團員有國防部副部長王樹聲大將、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上將、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上將、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陳伯鈞上將，還有空軍和海軍的將領等。 　　

網友文章摘：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后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劉少奇的發言，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　黨的偽　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針對有文章說：“批斗嚴重地傷害了彭德懷的精神和身體”，3721網友帖：　　

文革時，中央三申五令明令禁止武斗斗毆和嚴刑逼供，誰“批斗、監禁、拷打”了彭德懷，應該找那位不遵守法規的具體當事人去，怎么能夠毫無根據的推到他人頭上? 據我所知，毆打彭的一個姓張，一個姓李。都是抗美援朝時彭的手下，都是挨過彭整過的軍人，他們是被指責的保守派“四·四派”的主要支持者。文革后毆打彭的不但沒受到處罰，1988年姓李的還獲得中央軍委授予一級紅星榮譽勛章。你說這是為何？　

彭德懷所謂“里通外國”的真相
 
孫立忠
2010年02月11日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湘潮》）

1959年秋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堅持真理、正直無私的彭德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給彭德懷捏造了許多罪名。其中對彭德懷的政治生命最“攸關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懷所謂“里通外國”。據我所知，其主要“事實”是：1、1957年彭德懷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蘇聯的機會主義頭子王明的私人代表進行“密談”；2、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系”。

彭德懷一生中共出過5次國（1950年10月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去朝鮮指揮抗美援朝戰爭除外），分別率領5個軍事代表團出訪。最后三次出國時，即1957年11月隨同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訪蘇、同年率領中國軍事友好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以及1959年訪問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我都擔任彭德懷的俄文翻譯。

從我多次給彭德懷出國時當俄文翻譯的經歷，可以這樣說，上面說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懷的所謂“里通外國”的“事實”，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作為見證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實際情況和看法敘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友好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時，下榻在莫斯科列寧格勒飯店。別有用心的人說，有一個華僑曾到列寧格勒飯店找彭德懷和蕭向榮（中國軍事友好訪蘇代表團成員、軍委辦公廳主任），說這個華僑是王明派來的私人代表，彭德懷和蕭向榮都見了他，并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的確，當時是來了一個華僑，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僑居在蘇聯的女兒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林琳是來列寧格勒飯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兒，她這次也是中國軍事友好訪蘇代表團的俄文翻譯。我和她是同事，都在軍委辦公廳外交秘書處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國來蘇聯，感到特別興奮，出發前在北京有好幾個晚上未能入眠，加上出發前的緊張的準備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雙眼紅腫、發炎，病倒了，沒有參加代表團的活動，留在列寧格勒飯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意來飯店看望妹妹。別有用心的人說王明派代表來見彭德懷和蕭向榮并進行“密談”，這是對彭德懷和蕭向榮的誣陷和惡意中傷。

關于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系”的問題。這又是別有用心的人制造出來的彌天大謊。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彭德懷因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反映了在貫徹“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三面紅旗中產生的浮夸風、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等弊病，從而受到了批判。在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頭子。與此同時，又有人揭發彭德懷有“里通外國”的問題。于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外調人員曾多次找我談話，要我揭發1959年5月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同赫魯曉夫有“秘密會談”和“秘密聯系”的事。

當時我聽到這樣一個無中生有的問題時，感到非常驚訝和氣憤。我想，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與彭德懷政治生命休戚相關的的問題，作為一個軍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胡說八道，因此我向他們明確回答：彭德懷同赫魯曉夫在阿爾巴尼亞根本沒有什么“秘密會談”，更沒有什么“秘密聯系”。在阿爾巴尼亞，彭德懷雖然同赫魯曉夫有過三次見面和接觸，但那是禮節性的交談。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在地拉那的“游擊隊宮”舉行宴會，霍查、謝胡、列希、巴盧庫等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都參加了，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也應邀出席，出席宴會的還有在阿爾巴尼亞休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羅提渥。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爾巴尼亞為歡迎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廣場上舉行有10多萬人參加的盛大群眾集會，以彭德懷為首的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應邀出席了歡迎大會。在群眾大會上，赫魯曉夫同彭德懷見了面，見面時禮節性地相互問候和交談了幾句，霍查、謝胡、列希、巴盧庫等都在場。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部長會議在“游擊隊宮”聯合舉行盛大宴會，歡迎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黨政代表團，由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也應邀出席，宴會后舉行了聯歡晚會和舞會。

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在這么大的宴會場合和群眾集會上，在眾目睽睽之下，彭德懷怎么能同赫魯曉夫搞陰謀，怎么能“密談”呢？另外，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政黨代表團住在“游擊隊宮”，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住在“達伊特”大飯店，兩個代表團分別住在兩個地方，相隔甚遠，參加活動也不在一起。很明顯，彭德懷不可能同赫魯曉夫有什么“秘密聯系”和“秘密談話”。其次，對阿爾巴尼亞來說，同時接待兩個國家的大型代表團，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顯得相當緊張，特別是小轎車不夠用，兩個代表團只能合用一個車隊。舉行參觀活動時，小轎車先把一個代表團送到這一個參觀地點，而后再用這些小轎車送另一個代表團到另一個地點去參觀。這就是說，兩個代表團很難碰到一起。再說，我們和彭德懷朝夕相處，從未見過彭德懷單獨出去見赫魯曉夫，也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單獨來找彭德懷。所謂他們兩人進行“秘密聯系”和“秘密會談”豈不是天方夜譚？

調查人員說，不對，據有人揭發，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擊隊宮”舉行宴會以后，又舉行了聯歡晚會和舞會，一向不愿跳舞的彭德懷回軍事友好代表團下榻的“達伊特”大飯店休息去了，赫魯曉夫就跟著去那里找彭德懷談了三四個小時。

我對他們說，這簡直是瞪著眼說瞎話，當時我們大家都看到，彭德懷是在他的警衛參謀景希珍陪同下回“達伊特”大飯店休息去了，而赫魯曉夫、霍查等，還有我們軍事代表團的同志們仍在“游擊隊宮”舞廳里一起繼續興致勃勃地跳舞，怎么能說赫魯曉夫去找彭德懷“密談”去了。況且，彭德懷不會講俄語，沒有翻譯怎么談？

調查人員說，不對，據有人揭發，赫魯曉夫是用他從蘇聯帶來的懂中文的蘇聯翻譯同彭德懷“密談”的。

我對調查人員說，說實在的，我們連這樣的蘇聯翻譯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調查人員又說，據有人揭發，赫魯曉夫同彭德懷有“秘密聯系”的渠道，他們兩人在阿爾巴尼亞見面，是事先聯系好的，赫魯曉夫知道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訪問，所以他特意從蘇聯趕到阿爾巴尼亞去做彭德懷的工作。

我說，這不符合事實。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赫魯曉夫率領的由10人組成的黨政代表團（包括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穆希金諾夫、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和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等）是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邀請于5月25日先到達地拉那，進行正式訪問，而我們的軍事友好代表團是5月28日才到達地拉那。當時彭德懷還驚訝地說怎么我們事先一點都不知道赫魯曉夫已來到阿爾巴尼亞，怎么他也在這個時候來訪問呢？由此可見，說赫魯曉夫同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見面是事先聯系好的，完全是空穴來風，一派胡說。

1959年6月13日，彭德懷率領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波蘭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回到北京后，只過了10多天，彭德懷就去廬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于7月14日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即“萬言書”），反映貫徹“三面紅旗”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于是大會批評彭德懷反對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魯曉夫也發表講話，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此時，又有別有用心的人向毛澤東報告，說彭德懷在國內反對搞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在國外也反對中國搞人民公社，他們兩人在國內外互相呼應。很明顯，說這樣話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懷同修正主義頭子赫魯曉夫聯系在一起。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彭德懷在國外取了些經回來了。我認為，毛澤東對彭德懷的這一批評倒是正確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懷的本意。

據我知道，彭德懷在訪問波蘭9國時，深感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有條不紊地進行，而我們國內搞“大煉鋼鐵”、“大躍進”等等，打亂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應緊張。特別是在游覽匈牙利的巴拉頓湖時，彭德懷看到那里休假和療養的軍官及其家屬和孩子們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說：“1956年，他們國家出現了反革命暴亂（即‘匈牙利事件’），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經過短短二三年時間，他們的經濟就恢復起來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軍官們享受著良好的福利待遇。他們的好經驗值得我們軍隊借鑒。我們軍隊也應該有一套制度，要正規化，使軍隊干部和戰士都安心工作、訓練、學習和休息才好。而現在，我們軍隊的正常工作和訓練也被國家的中心任務 （指大煉鋼鐵）打亂了。這樣下去怎么得了！”從彭德懷這些話里可以看出，彭德懷的確如毛澤東所說的從國外取了些經回來了。但是，毛澤東只說彭德懷取了些經，并沒有說彭德懷“里通外國”呀！

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為了證明彭德懷有“里通外國”的問題，竟有人拿出一個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幾段彭德懷出訪中會見蘇聯領導人時的講話，作為彭德懷“里通外國”的證據。

彭德懷反駁說：“蘇聯人說話我聽不懂，我說話蘇聯人聽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國？”

此人說：“有一次你和蘇聯人談話，沒有中文翻譯在場，只有蘇聯翻譯，誰知道你給蘇聯人說了些什么？……彭老總呀！我真沒想到你會里通外國呀！”

彭德懷滿懷氣憤卻語氣平靜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沒想到彭老總會里通外國呀！

從上所述，無論在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使出全身解數，編造彭德懷的所謂“里通外國”的“事實”。

廬山會議之后，彭德懷被免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罷官之后，彭德懷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具體談了他今后的打算：準備讀點馬列主義的書，做些社會調查，自食其力地參加一些生產勞動。毛澤東只同意了前兩點，對后一點卻表示反對，認為他年紀大了，不宜再參加生產勞動了。也就在這一年，彭德懷舉家搬離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戶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在那里種地、種菜。但是，彭德懷的“里通外國”的帽子一直還戴著。

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央在處理一些領導人的“冤假錯案”時，有的中央領導同志說，別人的錯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懷的案子不能平反，困為他有一個“里通外國”的問題，有國際背景。

20世紀90年代初，原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王焰告訴我說，在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處理彭德懷案件的第一份報告中說，因為彭德懷犯有“里通外國”罪，建議處以“死刑”。對這個報告，毛澤東沒有表態，也就是說不同意。在第二份報告中，毛澤東也沒有表態，就是說也不同意。這樣，彭德懷的“里通外國”的案子一直拖下來了，長期未能結案。據我所知，對彭德懷的案子，毛澤東一直主張想作為黨內問題來處理。

1974年，彭德懷含冤逝世。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這次全會決議的精神，在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下，給持續了近20年（從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懷“里通外國”的這個歷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給彭德懷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在1978年12月25日舉行的彭德懷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致悼詞，對彭德懷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評價，徹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懷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時，九泉之下的彭德懷一定會感到無比欣慰吧！

云淡水暖：淮海戰役究竟是誰指揮的？
作者：云淡水暖    文章來源：強國論壇

趣看軍史：毛主席說“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

云淡水暖

草民不是所謂“軍迷”，對軍史方面的書籍也是東看一本，西看一本，不系統。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結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的，也是我軍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戰役當然人人都知道，就是在三大戰役之后，徹底逆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及其所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群眾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在軍事力量上的對比，才有了“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新中國，才有了“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壯舉。前兩年八一廠拍了系列大片《大決戰》，分為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部分，草民全部看過，場面很大，很震撼。

剛才在網絡上閑逛，見《中華網軍事頻道》有一篇文章，“張雄文驚爆猛料——淮海戰役秘聞！”（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606/14143013.html），心想，現在的網站編輯們有一股“行風”，叫做“抓眼球”，動不動就“猛料”呀、“秘聞”呀，淮海戰役這么大的軍事行動的歷史，早已經耳熟能詳了，比如以少勝多（我軍60萬，敵軍80萬），比如人民的支持，陳毅元帥詩曰：“人民是我親父母，革命強中強”，淮海戰役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解放軍的后勤支援），比如中野、華野協同作戰…。

而這位張雄文先生要出來“驚爆猛料”，何故呢，看了一下，此位張先生原來是湖南《粟裕研究資訊》編輯部的，想必是個地方的研究刊物。草民在書店看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的傳記陸續有出來，并且日益齊全，而像粟裕大將這樣的有眾多研究者、“粉絲”的似乎不多見，仔細一查，原來湖南還有個“粟裕研究”網站呢，粟裕大將是湖南的侗族，家鄉的人們對其的敬佩也在情理之中。

讀完張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所謂“猛料”是粟裕大將的卓越指揮才能的一些還少為人知的軍事逸聞，而真正的“爆”者，是原南京電影制片廠原編導石征先，因為石先生也是“粟裕粉絲”，且于1978年7月27日首次采訪粟裕大將，且2003年奉命拍攝過十集文獻片《共和國大將——粟裕》（但據說未上演）。據草民看，“猛料”有三條：

其一，石先生講，1989年拍攝《淮海戰役》，花了一個億，有其他兩個戰役（電影）之和這么多。原因是重拍了一次，先是實事求是從華野濟南戰役開始，拍完送審后，剛好□□□□□□卷出版，…不能與□卷精神相違背，結果只得又重拍，…真正起關鍵作用，多次以建議形式指揮軍委統帥部和兩個野戰軍的粟裕，也成了一個傳令兵。…

其二，石先生講，1978年其采訪粟裕大將，…粟裕首長忽然說：“原來的時間限制作廢，我給你四十分鐘。”接著，他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當時朱楹（《粟裕傳》的作者之一）就坐在他身邊，還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長卻一把打開了。

其三，石先生有兩張很有趣的“證明”紙條，是毛澤東主席的秘書師哲先生寫給石的，敬錄如下：

【師哲同志回憶：一九六一年毛澤東主席對蒙哥馬利元帥說：“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帶兵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他也是我們湖南人。”
石征先采訪記錄
一九九七，五，十二
紙頁左側靠上有“師哲”二字簽名。】

【另一張更詳細一些，寫道：
今天，我采訪毛澤東主席的秘書，中央辦公廳原主任師哲老。據師哲主任回憶：

毛主席常常談起他身邊工作過的兩個警衛員，一個是張思德，一個是粟裕。粟裕在井岡山時期當過毛主席的警衛連長，此人很聰明、機智，很勇敢，很會帶兵，很會打仗。

毛主席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帶兵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粟裕這個人也是我們湖南人。

我認為師老這個回憶很重要，請師哲本人在我的采訪記錄上簽了名，我又請師哲的女兒也簽了一個名。她長期生活在俄羅斯，這次是回來看望師哲的。

石征先
一九九七，五，十二

紙片上方有師哲女兒俄文簽名。】

草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追求“實事求是”精神的歷程，陳云同志說過，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就是這種追求的體現，我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所高舉的精神、理論大旗，也是“實事求是”，體現在粟裕大將這段經歷上，也有個“實事求是”問題。草民粗粗看了《毛澤東軍事文集》中的內容，在淮海戰役鏖戰正酣的過程中，從1948年9月2日到1948年11月27日（戰役尚未結束），標有“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的電報。”，把粟裕放在第一位置的電文，有25封左右，在電文中，還有“整個攻城指揮，由你們擔負。全軍指揮，由粟裕擔負。”的字句，“全軍”二字，分量頗重。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草民想，也許粟裕大將的“粉絲”們有其局限的地方，或者有其偏執的地方，但是如果采取真誠討論的態度，是會對草民這樣的門外漢有所裨益的，當然，更希望看到《共和國大將——粟裕》這樣精彩的紀實紀錄片，據說其中有這樣的鏡頭：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點，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奠基典禮。毛澤東主席是當然的第一上前鏟土的人，在他動身時，忽然轉身拉過朱德，又邁過許多人，拉過粟裕，三人便走上前去。…。

 
 
 
            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
 
                         張雄文
 
　　 2007年5月前后，我有幸拜會了諸多粟裕大將的知情者，他們都有粟總善良的一面，待我十分友好。當我向他們打聽書本以外的粟裕大將事跡時，他們或謹慎，或爽快，到底叫我知道了許多外人無法了解的事情。現整理出來發布，以防備遺忘。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若是臟水桶林彪干的，多好！），我不能一一標明出處，只能以字母代替，并請大家記住李商隱的詩：“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
 
　　　　　　　　　　　一
 
　　A老說：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前，國防部與總參之間的矛盾早被反映到毛澤東那里。粟裕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期間，向毛澤東請求談工作意見。毛未答應，只交代陳毅了解情況。陳毅先于5月12日找彭德懷、黃克誠兩人，8天后的5月21日才找粟裕。期間，毛澤東、鄧小平、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人參加的一個小型會議上，毛澤東叫大家談談對粟裕的看法。全場默然。半晌，毛澤東只得點名陳毅：“你跟他在一起時間最久，你說說！”陳毅面無表情地回答：“只一個字，陰！”然后再無別話，全場震驚。這個評價給毛、彭、鄧、聶印象極深。幾天后的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總說要加溫；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陳毅、黃克誠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批判粟裕，為軍委擴大會議定調子；粟裕解釋自己曾經謙讓陳毅當華野司令，陳毅不做聲，彭德懷沖口而出：“這正說明你陰！”聶榮臻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個人主義，就是大盜，大盜盜國！”1948年豫東戰役時，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的中原野戰軍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見《粟裕年譜》），在毛澤東支持下取得了勝利，此時，其中一人（鄧小平？）說：“只有大野心家、陰謀家才如此貪功，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軍委擴大會議上，彭要求公開討論粟裕“陰”的問題，陳毅做了專題發言，彭大加贊賞：“陳毅同志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 8月，毛澤東繼續受影響，稱粟裕為軍隊的“壞人”。
    此后數十年，鄧防備粟裕的“陰”，盡管粟裕1975年示好，總不給他平反，也不重用。不止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棄之一邊，中顧委成立，還讓粟的部下許世友做副主任，粟卻為常委。
 
　　　　　　　　　　　　二
 
　　B老說：陳粟兩家1958年后再無來往。《粟裕傳》傳記組采訪楚青，問：“1958年后，陳老總到您家里來過嗎？”楚青搖搖頭，說：“人家是領導，怎么會到我家里來？”
 
　　　　　　　　　　　　三
 
　　C老說：1972年陳毅去世后，粟裕主動參加追悼會。陳毅夫人張茜沒工作，處境也不好，粟裕將她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并時常照顧，一直到1975年去世。陳毅次子陳小魯正關在監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粟裕設法將其領出，安排在軍事科學院工作。張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將小魯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還做主，將孤兒的他招為上門女婿。為此，小魯與大哥昊蘇關系很不好。
　　類似以德報怨的還有撫養劉錫榮。劉錫榮父親劉英，浙南游擊戰時期準備殺掉粟裕。兩人互相防備，各帶人馬分開后，粟裕才知道身邊一部下為劉英的暗探，奉命可隨時干掉他。劉1942年犧牲后，此人成為粟裕手下將領，又成長為高級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從無穿小鞋之事。后來，《粟裕傳》傳記組到家采訪此人，了解劉英派他盯緊粟裕一事。此人幾個小時默默獨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終不發一言，任憑傳記組人員來去，因不能證實，《粟裕傳》只得屏棄這一細節。劉英之子劉錫榮被粟裕派人從要飯路上找回，收為養子，精心培養，成長為中紀委副書記。
 
　　　　　　　　　　　　　四、
 
    E老、F老、G老（兩個）、I老說：1948年10月23日，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簽發淮海戰役作戰預備命令，此后敵情、友情都發生變化。陳毅、鄧小平率中原野戰軍一部（四個縱隊）靠近了戰場。粟裕考慮如何將這一部分力量加進來，打大殲滅戰。因豫東戰役期間，劉伯承、鄧小平、陳毅都反對打這樣的大仗，粟裕只得電請毛澤東令中野阻住胡鏈兵團等部，結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階段功敗垂成。此時，粟裕想出一個將中野力量加進來的法子：10月31日致電中央，請陳鄧統一指揮。
　　幾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員透露出來，粟裕身邊工作人員和老部下都知道了當年中野司令部發生的一幕：接到毛澤東轉粟裕請陳鄧統一指揮的命令，兩個四川人用家鄉話罵罵咧咧。鄧罵：“他媽的，總貪多貪大！我這么點兵力，又沒重武器，打個鳥！搞不好是第二個皖南事變！給中央發電，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揮！”陳也罵臟話。電報員一聽，為難道：“怎么發呢？”鄧腦子一轉，搶白說：“這還不好辦？就說：本作戰我們當負責指揮，唯因通訊工具太弱，故請軍委對粟譚方面多直接指揮。”這份巧妙的電報于１１月２日發出。而實際上，此時陳鄧司令部與軍委、與劉伯承司令部以及華野司令部一直電報來往，暢通無阻。
　　整個淮海戰役期間，陳鄧向中央發電或跟華野粟裕通報情況，只自稱中野而非總前委（可見原始電報），即有萬一失利，以推卸責任的意思。
　　渡江戰役時，戰局已十分明朗，可以穩操勝券了，陳鄧便開始堂而皇之自稱“總前委”起來。
 
　　　　　　　　　　　五、
 
　　J老說：1948年11月，中野包圍黃維，見華野殲滅黃百韜兵團似乎容易，陳鄧便向中央發電并通報粟裕，保證：三天內解決黃維！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備，以應付萬一。結果個把星期打不下來。眼見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犧牲很多，劉伯承建議：可惜了，先停止攻擊，我們請粟裕同志派些部隊來吧。鄧是中野前委書記，有最后決定權，為“三天解決黃維”的軍令狀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賭氣，堅決不同意，氣忿忿地說：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這句話后來被轉移到別處，成為鄧堅決執行毛澤東指示的證明。
    講述此事的前輩告訴我：“鄧1938年后才當129師政委，部隊是劉伯承一手建起來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懷有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用來說鄧，也合適啊！”后來部隊實在頂不住了，才不得不報中央，請粟裕派兵前來支援。最后，粟裕主動又派了一次，共到了5個縱隊，才解決黃維。
 
　　　　　　　　　　　　六
 
　　A老說：粟裕主動第二次派華野參謀長陳士榘率3個縱隊去支援中野，臨行前交代：所有繳獲給中野。陳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見到鄧小平、陳毅，說：“我帶來了3個縱隊參加打黃維，請中野讓開一個地段，給我們部隊進去。”鄧不想讓華野部隊擔負主攻，以免到手的繳獲丟了，只想叫他將部隊分散補充中野，便說：“他們都不愿意讓啊！” 陳士榘很牛氣，說：“不愿讓，我們就不參加了，我帶部隊去打阻擊。”（此事及原話可見《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41頁）說完，掉頭就走。
    鄧小平、陳毅一面急忙電告粟裕，一面商量對策。粟裕聽說，當即對華野總政副主任鐘期光說：“你立即去陳士榘那兒，就說派華野部隊支援中野，是（華野）前委的集體意見，必須絕對服從。而且必須聽從中野的安排！”鐘期光馬不停蹄趕到已行進到中野六縱附近的陳士榘處，轉達了粟裕的命令，陳士榘才令部隊停止前進。鄧小平又給中野六縱司令員王近山打電話，叫他留住陳士榘參加圍殲黃維的戰斗，不要去打阻擊。此后，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商量，決定讓出南集團作戰地段給陳士榘。陳士榘即布置3個縱隊，從南面向雙堆集方向攻擊，并于14日下達總攻黃維兵團的命令。戰后，陳士榘按粟裕命令，將所有繳獲交給中野。（此事《陳毅傳》轉移功勞，說陳毅命令陳士榘將繳獲交給中野，還說：“原定打掃戰場的陳士榘，只好空手而歸。”既這么著，陳毅當時為何不能制止陳士榘停止前進？）
　　為表示對華野的謝意，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將黃維的拐杖等戰利品托鐘期光帶給粟裕。鐘期光到華野司令部轉交物品時，粟裕表示不要，鐘期光跟粟司令很隨意，笑道：“你不要，我就拿了？”結果，這些珍貴的物品都歸了鐘期光，并一直保存到現在，軍事博物館多次上門討要，鐘家覺得對恢復華野的真正作用有幫助，一直不曾答應。
 
　　　　　　　　　　　　七
 
     B老說：1948年12月19日，劉伯承、陳毅奉命去西柏坡向中央匯報，鄧生恐他們向毛澤東談到自己在淮海戰役之前、之中的表現，忙向毛澤東發電報，主動承認自己對淮海戰役發展成這樣的大仗估計不足，以及其他一些問題。這份電報后來被收入《鄧小平軍事文選》，可以查證。
 
                          八
 
　　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駐華大使尤金：“你到中國幫我辦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戰役勝利的原因。”《紀念粟裕大將百周年大會文件匯編》34頁里馬蘇政說：“尤金到中國后，向毛主席轉達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說：‘這個戰役是粟裕同志在濟南戰役快結束時提出來的。’后來尤金又問過陳毅同志，陳老總說：‘你去問鄧小平就知道了。’鄧小平沒有講。”
　　C老說：鄧小平當時說，是兩個司令員指揮的。陳毅后來沒辦法，便打馬虎眼：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此話被傳誦一時，被寫進《陳毅傳》和很多文本。1989年，其他人不在了，鄧小平便說：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此話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成為目前的定論。
 
　　　　　　　　　　　　九
 
　　粟裕的老部下某老告訴我：建國后調軍事科學院工作，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軍史副主編的Z老，解放戰爭時期在華北軍區司令部工作，對屢打勝仗的粟裕十分佩服。每當收到中央轉發的華野捷報，他總興沖沖地進去報告司令員聶榮臻，聶皺皺眉頭，不耐煩地說：知道了，知道了！
    Z老干副軍級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一回，機會來了。正要填報升職表格，粟裕當時兼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組長，某重武器兵工廠發生內斗，急點名調Z老前往，卻因那里已有正軍職，如果去，只能依舊擔任副軍職。Z老卻覺得被常勝將軍粟裕賞識，是終生榮幸，于是毅然丟棄正軍職務，繼續屈就副軍職。
 
　　　　　　　　　　　　十
 
     C老說：粟裕長子在北京軍區工作，其身邊工作人員有一人是聶榮臻女兒某某的親信，聶女叮囑該人：粟長子有何舉動，第一時間告我。不巧這人是粟裕原秘書J老夫人的姨甥親戚，忍不住說了，于是傳到粟家耳里。
 
　　　　　　　　　　　　十一
 
　　D老說：文革中，出現“打倒粟裕”的大字報，毛澤東知道后，連夜給林彪電話，說：“解放臺灣，你不行，我也不行，還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關于粟裕的大字報便不見了。
 
 
　　　　　　　　　　　　十二
 
　　F老說：建國后首次授銜醞釀時間長，有好幾年，粟裕最初確實名列其中，沒超出第七個，中央常委（即五大書記）對他們這些元帥人選的討論，肯定有記錄，只是目前屬于絕密，還只有李銀橋單方面的證詞。賀龍1953年10月到朝鮮王必成兵團，透露自己被內定為元帥（此事可見《賀龍全傳》），應該是其中記錄之一，不過，賀龍其實是違反紀律的。
　　我天真地問：今天的胡總可以查閱嗎？
    某老說：他當然可以，只是粟裕與他無多大干系，他怎么會這么做？況且他也只求穩當，和諧社會么，他才不會去攪動，弄出自己也收拾不了的變故的。
　　我笑道：這不明擺粟裕吃虧么？和諧，就是和稀泥吧？
    F老笑而不答。
 
 文獻片＜共和國大將粟裕＞攝制組采訪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　　　　
                             
　　　　　　　　　　　　　　十三
 
    G老說：軍事科學院多數人很崇敬佩服首長，表現有三個：一是首長一般不來軍科坐班，只大事才來。他不在，全院若開大會，必定亂糟糟的，下面四處開小會。首長一來，下面“地上掉根針都聽得見”。因為別的領導鄉音濃，又是套話。而首長普通話很可以，關鍵講話內容很獨特，有水平。二是軍科鄭文翰院長，原來是彭總秘書，卻極佩服首長。梁丞（朱楹）將《粟裕傳》刪掉的部分內容寫成文章，以《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為題發表后，因直接點名說彭總的不是，彭總老部下要聯名告狀、辯駁。鄭院長知道文章內容客觀，鬧起來只有增添笑話，兩邊都不好，急忙出面制止。（此事我原聽粟裕秘書Z老當面談過）三是軍科有個20來歲的年輕人，叫陳舟，專門沉浸于研究首長。他還出版《粟裕兵法》一書，很有影響。
    我問：前面階段軍科不是有個郭志剛，寫了篇《關于新中國元帥軍銜的評定問題》，不是故意混淆真相，貶低粟總嗎？
    G老說：他將元帥人選的確定時間斷定從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開始，說它框定了授予元帥軍銜人員的范圍。確實有點學究氣，不懂中國官情。你們一句“賀龍1953年就知道自己內定為元帥”，就可駁倒他了。不過，他很年輕，也很上進，沒想到那篇文章給首長帶來那么大的負面影響。
   （他發言時，我們要錄像，他忙制止，說：“我們隨便聊聊，隨便聊聊。”我們知道他有現職，很理解地關了機。）
　
                     十四
 
　　采訪記錄：（如圖）
　　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說：劉伯承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后就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后，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并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
　　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后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么呢，只有到此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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