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黨中央報告新世紀史學研究最重大的發現　　

——高薪養廉養出的全是漢奸！　　

山西陽泉 平民作家 閻建生　　

一、引言　　

日前在中國各大公共網站的論壇上都可以見到一篇標題醒目的文章《世界工資研究》，作者劉植榮用翔實的數據和圖表比較了全世界的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情況。劉植榮得出結論說：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同樣為159位，甚至低于32個非洲國家。劉植榮說，他注意到一些官員到國外考察，回來只講外國公務員工資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當地百姓的工資是中國的40倍，百姓的福利比公務員多得多。他說，中國官員忙著讓自己的工資與國際接軌，卻把百姓的工資遠遠甩在了后面。　　

劉植榮表示，“我們追求的不要求是均貧富，而是要求公正，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是公正的。現在出現什么問題呢，中國大陸很多勞動者，辛勤地勞動，特別是一些農民工勞動者，他們付出的勞動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他們所得到的財富是非常微小的，而且這些數據都是官方的，我引用的也都是官方公布的數據。如果從私下的感覺，恐怕分析結果會更差。中國居民對財富分配的滿意度會更差。”　　

根據劉植榮的研究發現，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則是70%。他認為，中國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工資制度，特別是國家公務員工資，每次都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便悄悄漲薪。　　

對此現象，經濟學家茅于軾介紹說，“工資不是自己來定的，《公司法》是有規定的。政府雇員的工資都不應當是自己定的，而是要通過人民代表來定，國外都是這種情況。在中國很特別，現在對政府官員的工資，還有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都有很大的質疑，大家都看到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政府官員工資和國企高管的工資和國外比起來相當高。”　　

盡管中國工資水平如此之低，但是稅負并不低。中國財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于GDP的增速。雖然如此，政府并沒有將這些財政收入妥善運用于國民相關的教育以及醫療事務上，據中新網報導，中國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為2.6%，只有國際平均水平的一半；醫療衛生支出只有將近 4%，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全都高于15%。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中國的醫療公平性排名為全球倒數第四。　　

用劉植榮的話說：“中國用十幾年的時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火車軌道是平行的，工資要與國際接軌必須將兩條鐵軌平行著一起接，不能把某些人的軌了上去，把百姓的軌留在原地，這樣，中國列車就無法前進。”　　

看完上面這篇文章，作為一名長期領著低薪、勉強生活度日的平民作家，并沒有因為自己的薪資太低而覺得寒酸，因為薪資再低，還是能勉強度日的，比起那些下崗的職工、失地的農民要強得多，而且，我還要特別感謝黨中央、感謝那些讓我領低薪而他們領高薪的領導同志，因為正是長期的低薪生活，養成了自己勤奮節儉的生活方式，也養成了自己面對高薪者不卑不亢的精神境界，更養成了自己獨立思考和寫作的能力，最重要的一點是，養成了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面學習和掌握，對毛主席個人的無比崇拜和深切懷念，養成了自己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創作方法。　　

二、歷史上高薪養廉養出了什么？　　

下面，我要向黨中央報告一件新世紀史學研究中最重大的驚人發現——高薪養廉養出來的全是漢奸！　　

我們先看一看歷史上的高薪養廉，到底是一個什么性狀呢？往遠里說，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恒公最愛高薪養人，但他并沒有用高薪養管仲，反倒是在管腫的改革中，許多拿高薪的人被削減了薪水，貧富懸殊的問題得到解決，社會矛盾得到化解，整個齊國也因為管理的改革成了一個團結的大國、戰斗力極強的大國。因為管仲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根本不需要高薪，只需要一個報效國家的舞臺。于是，齊桓公即位后便在管仲輔佐下，對齊國實行全面改革，使得國力迅速強盛。在外交上，齊桓公首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借以團結中原各諸侯，受到中原各諸侯的信賴。他曾九次召集諸侯會盟，充任盟主達40年之久，成為春秋時期最有實力的第一個盟主。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臨終前曾告誡齊桓公耍疏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開）方等小人。但齊桓公沒有這樣做，仍然重用這些人，而且給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開）方等奸邪小人發著高薪，那么豎刁等四人是干什么的？先說豎刁。豎刁為了接近桓公，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自個兒把自個兒給閹了，從而進宮做了桓公的生活秘書。整天圍著桓公屁股后轉，把桓公侍候得服服貼貼、舒舒服服，對他言聽計從。易牙呢，只是一名宮廷廚子，有一天齊恒公問他：“聽說你善烹調，山珍海味我都吃膩了，就是沒嘗過人肉啥滋味。”就這么一個玩笑話，易牙就將自已的親生兒子殺死，做了一盤蒸肉獻給齊桓公。常之巫不過是齊桓公的保健醫生，開（也作啟）方原本是衛國的公子，齊桓公討伐衛國，衛國戰敗，便派長子開方帶上金銀財寶去齊國講和。這開方見齊國強大就“此間樂不思衛”了，決意留下伺候齊桓公，父親死了都不回去奔喪，還把衛國的小公主給齊桓公做了妾。這四個受到齊恒公高度重視、又領著超高薪金的奸邪之人，卻在齊桓公重病期間犯上作亂，擁兵筑墻堵塞齊宮，齊桓公病在床上，沒有一個人過問，最后，稱雄一世的霸主竟被活活餓死在宮內。之后，齊恒公的五個兒子為爭奪權位互相殘殺，誰也不管父親死活。結果，齊桓公的尸體在壽宮中擱置了67天，尸體生了蛆也無人收葬，其下場實在可憐。　　

古代的高薪養廉就是養出了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開）方。　　

其實，高薪養廉，包括高位養廉，都是一廂情愿的事，是那出高薪的人傻得可憐，蠢得可笑，但歷史告訴我們，用高薪和高位養出來的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奸邪之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百分之百都是漢奸。”　　

比如，西漢末年的王莽，薪資有多高自不必說，絕對低不了，位子又高到了“假皇帝”，即使是這都滿足不了王先生的貪婪本性，最后“假皇帝”做成了真皇帝。但這劉家的皇帝好像腦袋被蠢驢踢了，被門擠了，就是不長記性，到了東漢末年，又用高薪高位養出了一大批叛逆平庸的大臣，如董卓擅自廢立劉家皇帝，袁紹無能蠢笨，袁術剛愎自用還趁劉家倒霉的時候稱了帝，即使是坐擁荊楚的劉表、尸位巴蜀的劉璋，國難當頭之日，均不思以死報國，卻霸著劉家的地盤領高薪、收賄賂，竟然不如一個沒有領過什么高薪、也不在高位謀事的外人曹操，當曹操形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力量之后，東漢的氣數也就快盡了。而這曹家也是，居然不記劉家失天下的教訓，仍用高薪高位養著司馬懿，最后養出了司馬昭之心和司馬昭之人，魏家天下終成晉幫，真是匪夷所思的高薪養廉喲。　　

我們再來看看宋朝，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高薪養廉制度最完善、高薪養廉之說最興盛的時期，據《宋史·職官志·奉祿制》載，“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三百千”以黃金這參照推算，相當于現在的20萬元人民幣。但除了這“三百千”的月薪外，還有其它多如牛毛的福利，《祿令》確定以現金為核心，衣物祿粟職田等實物津貼為輔的雙軌制祿制。如節度使月俸錢400千，月給祿粟150石，隨身侍從衣糧50人，歲給鹽7石。宰相、樞密使月俸料錢300千，衣賜春、冬服各20匹、絹各30匹，冬棉100兩；月給粟各100石，隨身侍從衣糧70人，薪1200束，歲給炭夏季月100秤、冬季月200秤，鹽7石，并月給紙、馬料錢等。不滿三千戶縣縣令月俸料錢10千，祿粟月給3石、職田4頃等。宋神宗祿制改革，史稱《元豐寄祿格》。新祿制較《嘉佑祿令》為高，俸祿名目亦多，如職錢、貼職錢、折食錢、茶湯錢、廚食錢、薪、鹽、馬料、茶酒、廚料、公使錢等不下20種之多，隨官品高低而給。在這些各種名目的補貼中，職田是其主要構成成分，具有崗位津貼性質，往往高于正俸幾倍，其至幾十倍。職田租各地執行標準不一，受田數量和收入懸殊很大。以縣令職田租入為例，自熙寧三年始，成都府知縣為二百石；皇佑中，昆山縣令為446石6斗1升（嘉靖《江陰縣志》卷十六）。據《宋大詔令集》卷一七八的數據統計，從全國范圍看，除兩廣、福建少數州縣無職田外，“夫天下圭田，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復不齊。多到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百斛，如常之江陰；六百斛，常之宜興。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荊湖之間，少則有至三二十斛者……”凡有職田處，至少年收二三十斛，多至八九百。職田是外任官最實惠的津貼，而積弊尤深。無怪仁宗欲罷職田而不能。即使是現在，宋代官員的待遇也相當優厚了。難怪北宋時就有人說：高薪養廉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為百姓治天下也。”宋朝官吏薪俸如此之高，一是與宋朝未經家民起義洗禮而建立起來有有，統治者主要著眼于調整統治階層內部的關系，企圖通過發放高薪來緩和矛盾；二是企圖以厚祿優酬使官吏清廉自重。　　

但宋代的高養廉到底養出了什么結果呢？一是養出了官員機構龐大臃腫，辦事效率極其低下，北部少數民族政權都一天天坐大了，宋代的軍事機構、行政機構和決策人物，仍然沉湎于“天朝盛世”的海市蜃樓之中紙醉金迷。二是高薪養廉使得國家整體實力弱化到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的地步，成為中國歷朝歷代中版圖最小、國力最弱、唯一一個給北部少數民族政權納貢進捐的衰敗王朝。三是宋朝養出了一大批投降派官員，他們領著不菲的皇家薪水，卻不善謀國只會吟詩填詞廢物，他們不謀國是、不理朝政，沒有一絲憂患意識，就這樣一直眼睜睜地看著北金坐大，如秦檜、張邦昌，不能說這些人位子不高吧？也不能說他們薪資太低吧？但在國難當頭之時，他們首先選擇的是賣國求榮，而不是共赴國難。結果是在歷史上先后被金、夏等鄰國逼得劃江而治，最后竟被元顛覆了事。　　

明代也搞過低薪養廉這套東西，其開國太祖朱元璋，甚至不得不將自己的女婿法辦作結，今天我們使用的大寫金額數字，就是為了防止領著高薪的官員們隨意改動國家庫府從中貪污，朱皇帝從其女婿一案中吸取的教訓。但明朝的高薪養廉最終卻養出了大漢奸吳三桂、洪承疇，養出了大明王朝的掘暮人。　　

清朝官俸也是相當高的，尤其外官薪俸，遠高於內官，成為一大特點。如一品京官每年官俸合銀540兩，而作為一品外官的總督，雖然雖然俸銀只有180兩，但養廉銀則高達1.5萬兩，個別甚至高達3萬兩，高出京官30倍以上。即使是七品知縣的年俸也比七品京官高出8倍。外官薪俸如此之高，目的在于防止親民之官貪污受賄，魚肉百姓，更好地效忠于皇上。但“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茛”，地方官吏並未因薪俸優厚而有所收斂，在他們瘋狂地對老百姓進行敲骨吸髓式的壓榨和盤剝下，不僅敗壞了吏治，而且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速了清朝的滅亡。清朝的高薪養出的竟然是竊國大盜袁世凱，賣國賊李鴻章和無能的亡國文武。　　

三、毛主席的無薪團隊和蔣介石的高薪部隊　　

最有意思的高薪團隊和無薪團隊的對決，其實就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28年間。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的1921年，到1949年，在短短的28年間，就把曾經獲得前蘇聯、后美國雙重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從大陸趕到了臺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攻守之勢的驚天大逆轉呢？歷史學家盡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最根本的一條，從長遠的歷史上看，其實就是信奉“高薪養廉”轉學，敗的給了充滿“理想信仰”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　　

為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引用一段共產黨著名領導人方志敏《清貧》中的一個片段：　　

我從事革命斗爭，已經十余年了。在這長期的奮斗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業。這在國方[1]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夸張；而矜持不茍，舍已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間我身邊有沒有一些積蓄，那我可以告訴你一樁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個最不幸的日子，有兩個國方兵士，在樹林中發現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時候，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發個意外之財。那知道從我上身摸到下身，從襖領捏到襪底，除了一只時表和一支自來水筆之外，一個銅板都沒有搜出。他們于是激怒起來了，猜疑我是把錢藏在那里，不肯拿出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左手拿著一個木柄榴彈，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雙腳拉開一步，作出要拋擲的姿勢，用兇惡的眼光盯住我，威嚇地吼道：“趕快將錢拿出來，不然就是一炸彈，把你炸死去!”“哼！你不要作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 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存；想從我這里發洋財，是想錯了。”我微笑淡淡地說。“你騙誰!象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拿榴彈的兵士堅不相信。“決不會沒有錢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門的，騙不得我。”另一個兵士一面說，一面弓著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襠過細地捏，總企望著有新的發現。“你們要相信我的話，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啦!”我再向他們解釋。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時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圍，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也毫無所得，他們是多么的失望呵!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也將拉著的引線，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里， 轉過來來搶奪我的表和水筆。后彼此說定表和筆賣出錢來平分，才算無話。他們用懷疑而又驚異的目光，對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幾遍，就同聲命令地說：“走吧！”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里有沒有一些財產？請等一下，讓我想一想，啊，記起來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署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里保藏著--怕國軍進攻時，被人搶了去，準備今年署天拿出來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但我說出那幾件“傳世寶”來，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我們知道，國民黨政府對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的官員們，一直都是發著很高薪水的，對普通士兵也是按時發放軍餉的，而國民黨高層軍官指揮軍隊同共產黨打仗時，最慣于使用的激勵下層軍官和士兵的口號也是包含著“高薪養廉”內容的：“兄弟們，給我上！當官的連升三級，當兵的大煙土二兩！”但結果如何呢？從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到1949年，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就把這個高薪養著的團隊打到了臺灣地區。在這場力量懸殊的全國性的普遍戰役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也出現過叛徒，出現過一些不成建設的排、分隊級戰斗組織戰敗后投降對手的事件，但絕對沒有一支部隊成建制、成建制投降國民黨的事件，而反觀國民黨軍隊呢？則幾乎是兵敗如山倒，一個兵團一個兵團投降共產黨的事件層出不窮，一個集團軍一個集團軍、一個戰區一個戰區投降共產黨的事件也屢見不鮮。光中將級別的指揮官就有胡三余（炮兵司令）、史澤波（十九軍軍長）、馬法五（四十軍軍長）、陳長捷（天津警備司令部司令）、周毓英（整編第五十一師師長）、王靖國（第十兵團總司令）、趙承綬（第七集團軍總司令）、梁培璜（第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孫 楚（第十五兵團司令官）、牟中珩（第十戰區副司令）、杜聿明（徐州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李仙洲（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宋希濂（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范漢杰（陸軍副總司令）、湯 堯（陸軍副總司令）、黃 維（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韓 浚（第七十三軍軍長）、羅歷戎（第三軍軍長）、廖 昂（整編第七十六師師長）、陳金城（第九十六軍軍長）、王耀武（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康 澤（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文 強（徐州剿匪總部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曹天戈（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兼第八軍軍長）、林偉儔（第六十二軍軍長兼天津防守副司令）、向鳳武（第七十一軍軍長）、邱行湘（整編第二零六師師長）等等（以下還有70名，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了），至于少將以下的校官就更是不計其數了。甚至最后連已經跑到臺灣的國民黨前代總統李宗仁先生，都選擇了繞道回國投降共產黨的事件。　　

至于在同日本侵略者的作戰中，同樣有成建制、成建制的國民黨軍隊投降日本鬼子，調轉槍口對準了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而率先投奔日寇的大人物，百分之百都是民國政府高薪高位養著的大漢奸。如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陳璧君、褚民誼、王朝宗、齊燮元、曹汝霖、章宗祥、張敬堯等。一句話，高薪養廉其實就是在誘發人性中最惡最丑的一面，就是在培養有奶便是娘的漢奸。　　

由此可見，人民解放戰爭是何等壯哉、壯觀、壯烈的事業喲。　　

那么，為什么會有如此眾多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國民黨發動的內戰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放棄守土之責、棄暗投明呢？從歷史的經驗看，我不大相信這些飽讀兵書、從士兵、校尉下層軍官一步步升為中將、上將的國民黨將領，是相信了共產黨的宣傳，贊同共產黨的綱領，從人的本性上講，反倒是國民黨奉行的“高薪養廉”政策，把這幫家伙養蠢了、養懶了、養傻了。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些國民黨高級將領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家中都有好幾個老婆，而且歷經多年的戰爭劫掠，每個人都家產巨萬，他們的豪宅肯定也不止一處、二處，而且其他們同父異母的孩子也又不止一、兩個，所以，對自己的身價性命、對自己的一己之私，倒看得比蔣介石的命令都重要百倍，一旦遇到身份性命受到威脅的事，首先想到的應該是家里的財產和老婆孩子，哪有心思同共軍作戰呢？勝利了倒好說，自然會加官進爵，但戰敗后怎么辦呢？不是一切都完了嗎？所以，選擇投降是最佳出路。我相信，共產黨的談判專家在這個時候肯定是得心應手的，動之其私情、曉之以私利，而且肯定對這些既蠢又貪的家伙打了保票：只要投降，保證你的財產和家眷安全。而且，再給你多多少少黃金白銀，而且，共產黨的軍隊越戰越勇，解放的地盤越來越大，不投降豈不是錯過了繼續享受榮華富貴的機會嗎？如此一來，哪有不投降的道理呢？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最高司令就是在美國間諜人員許下的美元夢中下令放棄抵抗的。結果，傻大母不僅成了俘虜，而且還被吊死在巴格達。　　

高薪養著的人，肯定會在更高薪資的誘惑下成為叛徒，而且，肯定會在高薪養育下喪失判斷力、是非觀，這是千年不變的真理。而靠理想信仰養育的團隊，則有更高的理想、更大的抱負去實現。　　

我們可以反觀一下延安時期的共產黨，包括共產黨領導的各邊區政府和人民軍隊，他們不僅沒有高薪，而且連薪水一般也沒有什么，共產黨的干部長期實行供給制，穩定的邊區政府，條件好的時候會給干部發一些米面什么的，讓他們養家糊口，但也僅此而已。簡單地說，就是光管基本的穿衣吃飯。共產黨的軍隊，我們看那些老照片、老紀錄片就知道，士兵們一般就是在肩膀上斜挎著一個圓鼓鼓的糧食帶，里面裝著當天或隔天吃的小米、干糧什么的，再就是一支繳獲來的步槍，許多指揮員甚至連手槍都沒有一支，也扛一支大步槍，“小米加步槍”就是這么來的。奇怪的是，共產黨就是憑著“小米加步槍”這樣的“薪水”，打敗了國民黨別墅、洋房、坦克加飛機的軍隊。因為他們是靠理想、信仰武裝起來的團隊，他們有更高的理想去實現，有更大的抱負去實踐，這個更高的理想、更大的抱負就是實現中國的統一強大、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一句話，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這個目標。毛主席領導的無薪團隊就是奔著這個理想和目標來的，而且他們實現了心中最大的抱負：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四、跑到臺灣的國民黨和在大陸建立了政權的共產黨　　

被趕到了臺灣以后，蔣介石學乖一些了，知道高薪養廉廉沒有養成，卻養了一大堆叛徒，于是學著共產黨的樣子，開始一步步實行土改，從地主手時買回土地，分給農民，再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特別是到了蔣經國手里，更把臺灣的經濟和政治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臺灣的官員在老百姓面前就像個孫子，連馬英九這樣的大人物，都得帶著老婆“掃街拜票”，你想為人民服務，還得得到人民的同意。而陳水扁弄了一些錢，臺灣民眾不依不饒的硬把一個前“總統”弄進了監獄。　　

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掌管了政權后，在28年間，同樣沒有實行什么“高薪養廉”政策，而是把干部交給群眾，用政治運動的方式把干部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在發現干部開始出現貪圖享受、貪污受賄這一苗頭之后，兩顆子彈解決問題，隨著張子善、劉青山人頭落地，共產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同志近三十年，把一個火柴都不能自己制造的國家，發展成了核大國，國民經濟各生產部類更是齊全完整，到毛主席去世之前，中國作為一個近百年間倍受欺凌的國家，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核心，成為亞非拉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在毛主席領導的第二個28年間，毛主席曾經三次主動降低自己的薪水，上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毛主席甚至戒了吃肉。那個時候，干部的薪水低得可憐，除行政級別較高的老紅軍、老八路外，絕大多數干部的薪資低于工人，供應的口糧也沒有高過工人的，因為工人是按勞動強度供應食糧和發放工資的，干部則是按照行政級別領工資。而工人普遍都有加班費，而干部則加班不發錢。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均納入干部管理之中，他們的薪金有學歷因素，因為，比單純的行政干部要多，但比工人的要少。　　

就是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這么一個決不實行高薪養廉的政權，卻保持著超級旺盛的戰斗力和創造力。拿戰斗力來說，一建國就同世界之霸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干了一仗，把不可一世的美國鬼子，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以南，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欺的基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又同印度阿三干了一仗，打得阿三直到現在都不喘不過氣。1969年3月，又把共產主義的叛徒——前蘇聯在珍寶島狠狠地教訓了一番，使珍寶島永久地成了中國領土。中國在珍寶島沖突中的表現，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不屈不饒的新中國，面對強權毫不低頭，中國軍隊的英勇善戰也讓蘇聯意識到僅靠戰爭手段很難征服中國，直接遏制了蘇聯的戰爭企圖。1974年1月，在毛主席去世前兩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一部與陸軍分隊、民兵協同，對入侵西沙群島的越南共和國(南越)軍隊進行的反擊作戰。此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勝告終，從此中國牢牢控制西沙群島。　　

新中國建國后28年間，毛主席領導的低薪部隊（工、農、兵）打上四仗，把“東亞病夫”的帽子仍到了九霄云外，中國人民更是揚眉吐氣，國內工農業和科技創造力突飛猛進，到毛主席去世的時候，就靠著干部群眾同甘共苦這么一個法寶，就靠著社會主義這么一桿旗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用幾年時間就結束了百年戰亂的中國；一個消除了軍閥割據實現了大陸真正統一的中國；一個沒有民族沖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國；一個不再挨打的中國；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外國駐軍的中國；一個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一個讓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一個讓美國總統主動要求訪問的中國；一個使人均壽命只有35歲的“東亞病夫”恢復健康到人均壽命65歲以上的中國；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東方巨龍的中國；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一個實現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沒有下崗、失業的中國；一個在發達國家長期經濟封鎖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而且比世界所有國情相似，經濟起點相近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國民得到的實惠最多的中國；一個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6以上，只有輕微腐敗的中國；一個被國際經濟學家計算基尼系數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國；一個不許一夫多妻、包辦婚姻的中國；一個消除了惡霸、地主、買辦、資本家的中國；一個沒有再發生大規模蝗蟲害的中國；一個使三年二決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黃河從來沒有再決口的中國；一個從小學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教育，沒有因缺錢上不起學、大量拖欠教師工資的中國；一個歷朝歷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幾年就使匪患絕跡的中國；一個基本消除了黃、賭、毒、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國；一個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等疾病的中國；一個識字率從20％上升到70％左右的中國；一個人口死亡率從1950年的1.8％降低到0.73％的中國； 一個人口出生率從3.7％降低到2％的中國；一個在城市實行公費醫療，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少有沒錢看不起病的中國；一個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中國；一個出租車不裝防護欄，住戶不裝防盜門的中國；一個不擔心貨幣貶值的中國；一個不擔心食品安全的中國；一個不擔心買到假冒偽劣商品的中國；一個沒有多少假文憑、假學歷、假干部、假警察、假軍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廣告的中國；一個不再是每次參加國際比賽都只能拿回一個大鴨蛋的中國；一個不再是世界記錄上沒有中國人名字的中國；一個水澆地占耕地面積從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6年的45.3％的中國；一個每畝使用化肥從1952年的0.2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19.4公斤的中國；一個每畝耕地用電量從1957年的0.1千瓦小時提高到1976年的13.7千瓦小時的中國；一個原來不能大批量工業生產鋁、磷肥、塑料、合成橡膠、電影膠片、汽車、拖拉機、飛機、機車、大型輪船、電視機、計算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洗衣機、電冰箱、手表、化學纖維、合成洗滌劑，大型、精密機床，大型發電機…..以后全部能夠自行大批量工業生產的中國；一個1949－1976年產量增長：鋼129倍、煤15倍、發電量47倍、石油726倍、化肥874倍、水泥71倍、糧食2.5倍、棉花4.6倍、油料1.5倍、肉類2.3倍（與1952年比較）的中國；一個1949－1976年通車、通航里程增長：鐵路2.2倍、公路10.2倍、水運1.9倍、航空8.6倍（與1950年比）的中國；一個1952－1976年消費品購買力增長4倍，居民零售額7.7倍的中國；一個1950－1976年平均每年零售物價增長只有1.1％，因此不擔心物價上漲的中國；一個1949－1976年增長：在校學生8.4倍、高等學校5.3倍的中國；一個1949－1976年增長：衛生機構床位21倍、衛生技術人員數4倍（與1950年比）的中國；一個1949－1976年增長：攝制故事片7.7倍，翻譯片8.7倍、電影觀眾492倍的中國。　　

五、高薪養廉二十年養出了什么？　　

毛主席去世后，我們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這個時代的對官員的標志性管理辦法，就是實行高薪養廉。高薪養廉政策是誰提出的呢？提出這個荒謬到極致的命題，到底是什么動機又包藏著什么禍心呢？繼續高薪養廉數十年之后會，會導致中國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呢？　　

我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推行“公務員制度”，之后，高薪養廉便成了中國養官兒的一項基本國策，到新世紀初的時候，更以《公務員法》的形式把“高薪養廉”政策固定下來，無論有識之士如何呼吁，無論國情如何變化，無論人民群眾窮困潦倒到什么程度，無論教育、醫療多么窘迫，多么捉襟見肘，無論有多少孩子上不起學、有多少病人因為沒錢被醫院中斷治療喪命、無論有多少中國女孩兒賣身自養，仍然毫不動搖、堅定不移地把這一亡黨喪國的政策推行到事業單位、黨群組織，推廣到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公司，使得公務員和國有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資成了脫韁野馬，完全失去了控制。對于國家公務員，我們的黨和國家財政部是想發多少就發多少。對于企業管理人員，國資委和各大國企是想怎么發就怎么發，直到出現了無以數計的“打工皇帝”——如馬明哲許：2007年，平安老總馬明哲先生的年薪居然創出了天價：6616.1萬元。而馬先生的助手們呢，也是緊跟其后，平安總經理張子欣、常務副總經理兼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梁家駒二人的稅后收入分別為2664.8萬元和2688.2萬元，三個人的薪資相加超過了一個億。銀行系統也不甘落后，無論有多么壞帳、有多少死帳，都不會在薪資上虧待自己。以筆者生活的小城市陽泉市，普通一個銀行職員的工資就有五六萬、七八萬，稍稍有個職務的中層經理就上了二三十萬，還免費配了車、低價配了二百多平米的大房子。我們知道，說到底，銀行都不是創造財富的部門，保險公司完全是以國家的名義組建起來的騙子集團，銀行則毫無疑問是儲戶養活著的食利階層，他們的薪資最后都要折算成農民種的糧、工人織的布、礦工挖的煤才會有價值的。而陽煤集團高管的薪資更是了得，下坑工人都窮得皮包骨頭了，他們像遠古社會的“有巢氏”，隨便在黃土坡上挖個洞、或在山旮旯中搭個窩棚，幾代人就那么過著原始人一樣生活，而陽煤集團公司的中高層領導卻視而不見，依然領著超高年薪醉生夢死地過著奢華無度的日子。這是筆者看到的現實問題。那么，實行了二十多年的高薪養廉養出了什么呢？　　

　1，養出了社會貧富差距的極度懸殊，社會分配機制的嚴重不公平。高薪養廉沖擊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原則。“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它并不是“平均主義”的所代表的事物。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沖擊這個社會主義建立的基礎條件，結果都是不言而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實質是社會資產和資源全民共有，利益體現就是公平分配“不是平均”，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味強調并且不斷增加“公務員（含所有退休等所有享受公務員待遇者，下同）”的高薪，是對其他社會群體利益的侵害。　　

2，養出了任人唯親的政壇惡習。由于中國現代社會的行政（含司法等所有公務員，下同）人才選拔任用制度的不完善，水平、能力和品德沒有真正成為衡量人才的根據，由于大多數“公務員”在政治和經濟等綜合利益上的誘惑，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任人唯親、錢權開路。　　

3，養出了高耗低能、人心渙散。問題的嚴重性不在高薪，而在于低能。一方面，由于選拔任命機制的不完善，大量的低素質人員進入公務員隊伍，該辦的事辦不好，甚至干脆不辦，不該辦的事情可以亂辦，上層建筑弱化。長期下去，惡性循環，后果不堪設想。由于前面問題的長期存在，大多數公眾心里出現不平衡，行政的凝聚力減褪。　　

4，養出了行政權力至上，部門利益割據。由于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完善，行政的結果缺少評價和獎懲，行政人員因為受到制裁的風險很低，愿意急功近利或者貪污腐敗，謀求個人的不當利益。這里說的部門，包括行政的部門和專營（電力、煙草、郵政、電信等）部門。由于部門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緊密相關，于是假借部門的名義，實現個人的不當利益。而專營部門實際上成為行政部門不當利益的延伸。　　

5，養出了不擇手段撈錢的森林法則。在高薪養廉出籠后，中國道德指數邊邊敗退，幾千年形成的中華文明不斷喪失。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稀奇古怪現象。如暴力拆遷、監獄和看守所的各種怪異死法，等等。　　

6，養出了中外歷史上都“出類拔萃”的腐敗。如曾竊據國家最高層次權力的成克杰、同時包養情婦兩位數的江蘇省建設廳前廳長徐其耀，等等。還有陳同海、康日新、李紀周等絕對高薪的高級貪官。同時養出了大量的貪污官員（如浙江楊秀珠）外逃，有些是全家出逃，“公有財富（理論上的）”喪失而無人承擔責任。　　

7，養出了中國工農業和軍事工業的全面弱化。比如計算機事業，毛主席時代我們國家在全球的研創水平處于領先地位，但高薪養廉三十年，到現在都沒有造出一塊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沒有造出一條完全屬于自己制造的內存條。還什么一汽二汽雪鐵輪、奔馳，上海大眾、通用雪拂萊，北京現代，海南馬自達，這是多么恥辱的品牌和名字啊，地上跑的沒有一臺中國車，天上飛的沒有一架中國機，海上橫的沒有一條中國船，就是桌子上擺的（電視、DVD），也沒有一臺真正的中國品牌！難道是因為管理這些企業的老總們的薪水低嗎？是我們用高薪養了一大堆像國民黨將領一樣的內戰不行、外戰更不行的洋奴買辦漢奸賣國賊群體啊。再比如農村的水利建設，這次西南大旱就充分說明，高薪養著的政府官員，根本沒有把精力放到該放的地方，他們每天醉生夢死忙著用暴力蠻力拆遷房屋，征用土地，濫挖礦山，經營城市，受賄發財，積累了　　

8、養出了十年四個耳光。大使館被炸、戰斗機被撞、俄羅斯擊沉中國“新星號”貨船，近日，美國警察又闖入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銬走副領帶，南海、西沙問題、東海中線問題，這些在毛主席時代不成問題的事情，居然在高薪養廉旗幟下成了近三十年中國的奇恥大辱。我們的軍隊戰力怎么樣？因為沒有實戰檢驗不能妄加評論，但基本上由獨生子女組成的太子軍、公主兵，部隊高級將領們住著二百、三百平米的大房子，拿著比公務員還要高的薪餉，養著那么多將軍級的戲子，一旦發生戰爭，會不會被更高的薪水收買成為薩達姆“共和國衛隊”的總司令，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即使是他們不被收買，但在高薪養育下，有沒有水平指揮現代戰爭？能不能打得贏都是個問題，不要像國民黨軍隊那樣成建制、成建制的投降對手，就要算是不幸中的萬萬幸了。　　

9、我們高薪養出了“特別是時代”的十大漢奸人物。

一是馬立誠，前人民日報社主編，其漢奸言論如“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警惕烏有之鄉”、“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對日新思維；日本軍隊是愛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都相信日本軍隊，中國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乃最是精辟的。”“臺灣只能回歸中國而不能獨立……這種說法是缺乏法理根據的”“改革開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要回擊“左”的思潮，為推動改革開放貢獻綿薄”

二是龍永圖，為加入WTO，讓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此人欺上瞞下，極力主張中國簽訂極不平等的賣國條約，被人民看做新二十一條。其漢奸言論如“中國越開放、越引進外資越安全。”“中國不必有自己的汽車自主品牌”，“中國汽車做世界的車間才好呢！”“中國不必搞民族產業”。

三是商務部官員王志樂，其漢奸言論如“外資并購不可怕”。盡管外資泛濫，但“中國正處于一個半世紀來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不應將外資并購等商業行為意識形態化，進而渲染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非常重要的一分子，看做外國企業是不對的”“達能是中國企業，收購娃哈哈并不構成壟斷”。

四是朱峰，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其漢奸言論如“上合組織已名存實亡；聯俄抗美是愚蠢的，應該是聯美日；美國對中國從來都沒遏止過；中國應該無條件支持美國的反恐；美國士兵在伊拉克執行人道主義，我們應該同情。”

五是余桂圓，國家中小學教材組編寫組長，其漢奸言論如“為了日中關系，我同意刪除狼牙山五壯士；岳飛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六是吳寄南，海國際問題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其漢奸言論如“我在貴國（小日本）住了很多年，它比我的祖國更美好 ；中日兩國是兄弟，弟弟不過是揍了哥哥幾拳，哥哥不能記仇；日本必將是世界的巨人，它在國際上發揮了許多重要作用，我們與其揭傷疤，不如站在一起，歷史問題早已是塵歸塵，現在提這個沒用！日本貨是日本貨，不要把好東西都打上政治標簽！”

七是戲子吳敬璉，其漢奸言論如“改革的目標是歐美模式。”“兩極分化跟學習美國的私有化市場化沒有關系”、“引進外資、市場換技術是完全正確的”。

八是 高尚全，89年動亂后高尚全利用手中的權力全力秘密配合中情局，庇護動亂分子，這段歷史成為今天高尚全向中情局投誠的歷史資本。幾年前，高尚全秘密召開召開新西山會議，在會議中賀衛方、張維迎等提出了他們蓄謀已久的全盤西化的總綱領，意圖顏色革命中國、肢解中國。

九是茅于軾，他是中國右派派的精神領袖。他受美國資助，自然替美國“跑嘴”。茅于軾1993年從中國社科院退休，與其他四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擔任所長。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系的私人免稅基金會。為使外資能更方便地兼并中國土地，他拋出“中央關于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決定是愚蠢錯誤的”報告。類似言論還有“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么價值？”“毛澤東時代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客觀上他當權的三十年是使中國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國歷史的罪人。”為了鼓動帝國主義來殖民中國，他說“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后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么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么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還有汪精衛救世主論：“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于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

十是吳建民，這廝當法國大使時就力圖忽悠中國搞戈爾巴喬夫式的社會民主主義，以肢解中國，其他的漢奸言論如“中國要韜光養晦，而且還要強調100年不變”、“中國外交不要強硬”、“警惕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六、高薪養廉是反動精英和無良狗官早就設計好的罪惡圖謀　　

高薪養廉一說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也是站不住腳的。欲壑難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從陳同海、康日新等人在極高薪水養育下，仍然明里暗里貪污受賄的犯罪事實中就能說明這一點。一，高薪養廉缺少理論依據。“高薪養廉”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大量的社會財富私人所有，因此保證公務員的社會均衡利益，是可行的。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盡管存在少數私營群體，大多數的群眾還是平民層次，在這樣的前提下，愈演愈烈地強調“高薪”，回避責任，逃避罪過，是不適合的。二，缺少實踐根據，沒有成功的結果和先例。毛澤東先生時期，官員大多數清貧，為什么沒有現在這么多“空前絕后”的貪污和腐敗？三，缺少完善的可行機制。由于理論依據的不存在，前提錯誤，必然產生結果的錯誤。加上匆忙實施，只“高”不“低”，長期與大多數群眾收入水平嚴重脫節（我們不支持平均主義），因此缺少長期存在的基礎。　　

事實上，高薪養廉的罪惡不僅于上述三點，它離間了干群關系，把毛澤東時代干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變成了特別是朝代的油水關系。高薪養廉激化了社會矛盾，把執政黨放到了火爐上，這次的“兩會”，即被廣大有良智的代表、委員批了個狗血噴頭。而在民間，高薪養廉包括退休雙規制，早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同志在五一前夕提出了“體面勞動”說，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必須揭露和認清高薪養廉政策背后的政治不規。高薪養廉其實是一個包藏著巨大禍心的罪惡圖謀，這個圖謀的實現之日，就是中國高官的叛國投敵之日，中華民族的分裂之日，中國人民的地獄之日，在這個罪惡圖謀實現之時，那些領過高薪的中下層官員同樣不能幸免，因為這個罪惡圖謀的幕后大師只給他們設計了兩條路：要么投敵叛國繼續領高薪，要么和其他老百姓一樣去過你的窮日子。有些心存僥幸的中下層官僚可能會愚蠢地想：把拿到的高薪存起來以備后用，如果真這樣想，那說明你真是被高薪養成豬了：一個通貨膨脹或一個兌換貨幣，就把你弄得傾家蕩產了。在這場罪惡的陰謀中，只有兩個贏家：一，投敵叛國的高官；二，反動精英。除此之外，均為滿盤皆輸之人。中下層官員和有遠見的中共高官唯一的出路是，認清高薪養的政治危害，從自身做起，放棄讓納稅人高薪養活自已的政策，自覺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同舟共濟，恢復和發揮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和人民群眾魚水一體的干群關系，揭露反動精英和無良高官給中國設計的解體、亡國之路，給中國共產黨設計的改旗、易幟之路，給中國人民設計的仇恨、不平之路，把中國建設成真正的和諧進取的國家，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人民平等、民族平等的富強國家。　　

山西陽泉 平民作家 閻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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