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對金斗爭中的幾個問題　　

鄧廣銘作　　

{鄧廣銘（1907～1998年）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字恭三. 鄧廣銘先生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被公認為宋史泰斗，一代宗師。}

一、南宋初年政府內部抗戰派與屈服投降派的斗爭　　

女真貴族在公元1125年把遼的天祚帝捉獲，最終把流亡中的遼政權消滅掉之后，立即掉轉矛頭，對北宋進行軍事侵犯，對華北以至中原的廣大漢族地區肆行掠奪、焚殺和蹂躪，兩度包圍了北宋的首都開封，在1127年春間終于又滅掉了北宋政權，并把北宋的徽欽兩帝俘虜北去。

公元1127年的夏歷　五月初一日　，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即帝位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當時也稱做南京)。

趙構登上皇帝寶座，并不等于已經把宋政權重新建立了起來，而要想重建宋政權、亦即要想組成一個略具規模的政府，具備一種能夠同金國相對抗的氣勢，其勢必須起用一個負時譽和平眾望的人物做宰相才行，而這樣的人物是只有在主戰派中才能找得出來的。

李綱在北宋末年，當女真兵馬第一次南侵時，曾極力反對遷都(實即逃跑)之議，初則主張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及勤王之師大至，就又提議扼守河津，切斷敵兵的糧道，以重兵臨致營，堅壁不戰，侯敵人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待其半渡而擊之。而這一次守衛開封的一切部署規劃，就都是由李綱負責措劃的。只因后來李綱又被排斥出去，他的一切規劃也都被推翻，北宋政權乃也隨之而為女真軍所滅亡。北宋的滅亡，更加證實了李綱的抗戰主張和抗戰部署之英明正確，真所謂“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必亡”者，李綱進乃成為抗戰派人物中聲名最高的一人。也因此，趙構才起用李綱做了重建的宋政權的第一任宰相。

然而，新皇帝趙構的怯懦卑鄙，是和乃父乃兄并不兩樣的。他曾一度到金國的兵營中做過人質，親眼看到過女真兵馬的野蠻殘暴，因而已經患有嚴重的恐金病。他也深知北宋政府的軍隊都己被金人打垮，而他所新建的軍隊則僅僅能夠充當他的禁衛之用，他決不肯把它放在抗擊女真南侵軍的斗爭下去。因此，盡管他起用了抗戰派的李綱作宰相，而他本人卻從來就沒有認真作過抗擊金人的打算。他所最親信聽從的，是一味要向金朝屈服的黃潛善和汪伯彥二人。

既然如此，所以從宋政權重建之日起，在其最高統治集團的內部，在如何對待金人的問題上，就已展開了兩條道路的斗爭。

兩派人的斗爭是圍繞著以下的三個問題展開的：一是對金和戰的問題，二是建都在哪里的問題，三是如何對待被金人俘虜而去的徽欽二帝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其實只是如何對待女真入侵者這一問題的三個方面。

女真兵馬雖然打垮了北宋政府的軍隊，卻沒有嚇倒中原和華北地區的人民。自從金兵侵入華北地區以來，特別是，自從北宋政府答應割讓太原、河間、中山三鎮之口起，河北河東的人民就白動糾結起來，“懷土顧戀，以死堅守”，絕不肯去作女真統治者的順民。

河東人民組成的忠義民兵，號稱紅巾軍，到處邀截金軍，以死力保衛自己的家鄉和土地，不但把金軍長時期牽制在太原城下，而且曾幾乎攻破金軍的西路統帥粘罕的大寨。他們在已和金軍周旋了很久之后，便總結出一條經驗，以為女真兵馬毫不足畏，他們的兵械并不甚精，其所以能夠取勝，只是因為他們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之故。紅巾軍的成員也都能心協力齊、奮不顧死，因此，只要他們能得到很好的組織和領導，能得到宋政府的正規軍的應援，雙方很好地配合，便可以“盡執敵人戮之”。河北地區的人民，也是自從境內遭受到女真兵馬的蹂躪之后，就靠山的入山結寨，靠水的入水結寨，稍后，這些散處各地的忠義社，以馬擴、趙邦杰等人結扎在慶源府(今趙縣)五馬山上的兵寨為中心，互通消息，互為聲援，形成了幾十萬人的游擊隊伍。

事實是，正是因為河東河北忠義民兵的游擊活動把女真兵馬牽制在黃河以北，使其無力繼續南侵，趙構才得以在應天府從容登上皇帝寶座的。在宋政權既已重建之后，若認真打算抗擊金人；單靠政府的軍隊既還不能把這一任務承擔起來，因而真正可以倚恃的也只有這些人民武裝力量。主戰派的李綱進入政府之后，認為最急先的任務就是料理河東和河北。他選用了前此曾在抗金戰爭中有所表現、享有聲名的張所和傅亮分別擔任了河北的招撫使和河東的經制副使，要他們把兩地的忠義民兵加以組織和領導，并用宗澤為開封留守。宗澤立即赴任，在那里召募戰士，修造兵器和防御工事，并且與黃河北岸的忠義民兵取得密切聯系。前此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權的一些農民起義軍，看到宋政權已被金兵所顛覆，也“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宋會要輯稿》—‘三之一《捕賊下》)，要共同抗擊入侵的金人。

這些策劃和布旨，使得剛剛重建的宋政權立即具有了穩定的態勢。因此，在事過幾十年后，南宋的學者朱定還說道：“白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個朝廷模樣”(《朱子語類》卷—三一)。

可是，趙構、汪、黃等人的心懷中所算記的，卻是和李綱的這沖措劃、部署全然不同的。趙構害怕金人，但他對人民力量的畏懼遠遠超過了他的害怕金人。在他看來，如果使這些忠義民兵的力量在抗擊金人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則必然要對趙性統治權構成更嚴重的威脅，而這是萬萬使不得的。他不但在對金屈服投降或依靠人民武裝以抗擊金人的兩種做法中寧肯選取前者，而且在心里還懷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罪惡打算：他希望假手于女真兵馬而把這些忠義民兵消滅掉。李綱的一些措劃還沒有來得及全部變為現實，張所和傅亮對于河北、河東的忠義民兵剛開始著手整編工作，趙構、汪、黃等人已從種種方面加以阻撓：張所和傅亮的職務先后相繼被他們解除了；河北河東忠義民兵的首領們，不論怎樣向他們請求支援，他們也全都置若閣聞。

關于建都何地的問題，在李綱看來，最好還是回到開封去。如果一定要遷都，那就只能選取西北的長安，因為那是一個更適宜于抗擊金入的地點，更適宜于采取積極措施的地方；他反對遷都到長江下游的建康或其他地方去，因為，那是以遷都之名而實行逃跑，是不但會更招致金兵的深入追趕，而且會瓦解自己的士氣的。　　

而在趙構、汪、黃等人、卻正是一天天在盤算著要從應天府首先逃往揚州，再從揚州逃往建康，在那里，不但可以遠離開金兵的威脅，而且還可以對那些地方的繁華景物盡情地享受—番。趙構雖同時下令給長安、襄鄧和建康，要這三地都做好他去“巡幸”的準備，而實際上他卻是和汪、黃等人專在準備逃向揚州的事。

關于如何對待被金人擄去的徽欽二帝的問題，在李綱看來，這事情完全取決于宋政府的實力如何：如果宋的最高統治集團真能“枕戈嘗膽 ”，以從事于“內修外攘”，把自身的力量充實壯大起來，則二帝不用迎請就自然可以歸來。因而，他是反對以迎請二帝的名義而迫使于金的。趙構對于這一問題，在其心的深處，也有一套見不得人的想法。他實際上是惟恐金人再把他的父兄釋放回來，那樣他就又將不能繼續坐在皇帝寶座上了。正因為他也明知單憑派遣迎請使臣決不會真能把他們迎請回來，他倒越要派人前去迎請。他的真實打算是；假手于以迎請為名的使臣，向金國的當權人物表達他要對金屈膝投降的愿望。

如何對待這三個問題，在原則上既有極大的分歧，而這種分歧且還愈演愈烈。李綱因為要堅持自己的主張，以去就力爭，最后進以李綱的罷相作為這兩派人物、兩種主張的斗爭的第一個回合的結局。李綱在相位共僅七十幾天。緊接在李綱罷相之后，他在相位期內的全部施為，除宗澤尚留在開封留守任上外(那是因為沒有人敢去接替他的職務)，其余全都隨之而廢罷了。在這年十月，在金人井無再次南下跡象、前線并無任何危急情況下，趙構、汪、黃等人自動放棄了應天府，把新建的政府南遷到揚州去了。

宋廷的南遷，等于明確表示情愿放棄河東、河北的土地和人民，女真貴族們便也要進一步把全部河東、河北之地攫為已有，并加強其控制。他們首先把軍事力量集中在這一地區，向各處的忠義民兵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到一些主要的民兵營寨都被全軍攻破之后，金軍的主力便又渡河而南，向著宋廷所在的揚州進發。

金軍的這次南犯，是被宋廷的南逃吸引了來的。宋廷繼續向南逃跑，金軍便也繼續向南迫逼。趙構在1129年正月又從揚州狼狽渡江南遁，由鎮江轉往杭州，金軍就也一直繼續追趕下去。趙構雖在到達杭州后就罷免了黃潛善和汪伯彥，但那不是因為他們始終奉行逃跑政策，而是因為他們從揚州逃跑得太不及時。　　

在被迫逼得窮理無計的情況下，趙構仍然執迷不悟，不知翻然改悔，去號召和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從事于對金的抵抗，反而在這一年內幾次三番地奉書給金國的軍事首腦粘罕，向他乞哀，更加死心場地地要把國家民族的獨立和主權拱手奉獻給金人。趙構在一封乞哀書中竟至說出了這樣的話：　　

“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大國之征小邦，譬孟賁之搏僬僥耳，以中原全大之時，猶不能抗，況方軍兵撓敗、盜賊交侵、財賂日晙、土疆日蹙。偏師一來則束手聽命而已，守奚為哉。建炎三年之間無慮三徒，今越在荊蠻之域矣。

所行益窮，所投越狹，天網恢恢，待安之耶！是以守則無人，以奔剛無地，……此所以朝夕偲偲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也。

前者連奉書，愿削去日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以勞師遠涉而后為快哉。”(據《建系以來系年要錄》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記事附注所錄《國史拾遺》摘引)　　

在趙構的意想中以為，既然表現了這樣一副可憐相，就應當可以打動粘罕的慈悲心腸了吧；既然自動付出了這樣高的代價；就應當可以滿足女真貴族的貪欲了吧。殊不知這時金國的軍事首腦，正被一連串的勝利搞得頭昏腦脹，得意忘形，趙構的乞哀書只越發助長了他們的氣焰，越發助長了他們對武力的迷信，他們越發認為，只要不放松地追趕下去，就可以把趙構抓到，就可以再一次把宋政權顛覆，因而，對于趙構在乞哀書中所哀懇的一切，他們總是不理睬、不考慮的。

當金兵已經由江寧、蘇州而向浙江東西路進發時。趙構乃又從杭州出走，經由越州和明州，到過年的臘月，采取了宰相呂頤浩的建議，把政府官員大量遣散，只借同著幾名高級官僚，從明州坐上幾只樓船，避難到海中去了！南宋小朝廷的下海，又一次證明了李綱的抗戰主張及其戰略部署的正確，倘使南宋政府不采取屈服逃跑政策，那是不會落到如此狼狽窮蹙的境地的。　　

二、秦檜的當權及其出賣祖國的罪惡活動　　

在建炎年代當中(1127一l130)，盡管趙構始終是處在要向金人投降而不可得的情況下，但南宋政府的軍隊和各地的忠義民兵，都在人自為戰、軍自為戰的情況下，到處與南犯的金軍相周旋，使其不能在江南地區橫行無阻；而且在幾年的抗戰過程中，也終于鍛煉了幾支勁旅出來。例如，在1129年十一月，張俊就曾在明州打敗過兀術所率領的女真兵馬；在1130年內，當兀術的軍隊屢次受挫于江浙地區的民兵，因而宣稱“搜山檢海”已畢，要率軍北返的時候，在黃天蕩被韓世忠軍阻截了四十余日而不得通過；以后不久，岳飛就又由宜興出師去收復了江東的軍事重鎮建康城。

金軍這次波江南犯，本是打算把趙構捉獲、把南宋政權消滅掉的，其結果卻是，不但這些目的全沒有達到，而且不斷地遭受到一些挫折。到這時，女真貴族們才認識到，單憑靠軍事力量而想把南宋征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們從此把政策作了某些改變，采取了兩種手法來對待南宋：“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大金國志》卷七《大宗紀》)。而且在1130年就把這政策見諸實施：在這年九月樹立了偽齊傀儡政權，同時又以兵力侵占了秦川五路之地；這年十月，把漢奸秦檜放歸南宋，使其到南宋政府內部去做女真貴族的代理人。

女真貴族之所以選中秦檜為其代理人，乃是因為，秦檜自從作了金人的俘虜以后，就竭智盡慮地替女真貴族策劃如何征服南宋的事。他代替宋徽宗上書給粘罕，向他建議，派遣一名宋廷舊臣南歸，使其勸說趙構屈膝稱藩，“世世臣屬。年年輸貢”。他自己更向女真貴族們表示，愿意擔任這個政治掮客任務。l129年，秦檜充當金國另一軍事首腦撻懶的軍事參議。隨同南犯的金軍而到達淮東金軍攻訂楚州不下，秦檜便代替撻懶作了道檄文，勸說楚州的軍民投降金人。經過諸如此類的一些事件，女真貴族們知道秦檜是—個最能顧承意旨的奴才，所以就選定了他。

把秦檜放回南宋，何以就一定能夠使他打進南宋的最高統治集團之內呢?這是因為，當時宋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金方，女真貴族們的予取予求，趙構無不唯命是聽。這是女真貴族們所深知也是秦檜所深知的。因此，秦檜在回到南宋之后，有把握能使趙構急于同他見面，而他果然立即為趙構所引見了。

秦檜在金國已經居住了好幾年，對金的最高統治集團內部里情況，了解得應已不算很少，倘使他這時還多少具有一些民族意識或還沒有完全背棄其民族立場的話，那在他第—次見到趙構的時候所應當做的最首要的事情只應是向趙構如實地揭發金國統治集團內部所存在的—些弱點，例如軍事首腦人物粘罕、撻懶、兀術等人之間的齟齬不和和矛盾斗爭等事，藉以加強趙構對抗金斗爭的信心。然而，秦檜這時已是一個完全變了節的人，已經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漢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順奴才，因此，他見到趙構之后，只是向他表明了：自己之如何如何為撻懶所器重，南宋之如何如何應降服于金，以及他之情愿而且能夠擔任投降掮客等等。甚至于，連向撻懶乞降的一封“國書”，秦檜也早已代替趙構擬好了。

趙構在引見秦檜之后，自稱曾終夜喜而不寐。于是秦檜立即成為南宋政府的要員，不出幾個月的時間，已由禮部尚書而參知貝事，而正式拜相，趙構要依靠他來進行對金投降的種種勾當了。

秦擺在做了宰相之后，首先在宋金關系上所提出的對策是癰人歸南，北人歸北。這也就是說。目前居處在南宋政府統治區域之內的，不論是官僚豪紳或軍民人等，凡是原籍貫在河東、河北的，都要還諳金人：凡是原籍貫在中原的，都要還給偽齊劉豫。　　

這八個字朗對策，看似簡單，其中所包含的罪惡陰謀卻是很復雜也很險毒的：第一，它意味著要使南宋自動解除武裝。從北宋到南宋，在‘般人的意想中，總是認為，生長在西北地區的入勇武善戰，生長在東南地區的人則不然。李綱作宰相時曾向趙溝說‘“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干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這種意見，不論其正確性如何，在當時卻是具有極大的代表性的。而南宋初年政府軍隊中的兵和將，極大多數正就是出生在陜西、河東和河北的。也正因其如此，所以在1129年2月，金人攻陷揚州城時，就在城內揭榜，要“西北人從便歸鄉”，其用意就是要瓦解南宋的武裝力量。秦檜的這個對策如見之施行，那當然首先就要把出生在北方和中原地帶的兵卒和將官一律遣返原籍，其結果就是自動解除武裝。

第二，這將使得華北和中原的居民，不論遭受到敵偽的何等奴役，再也不敢投奔南宋境內。因為投奔過去最終也還得被遣送回來。而這也就等于替敵偽安定了社會秩序。

第三，這等于承認了華北和中原之地正式歸于敵偽所有，恢復失地之事再世不容提及了。

在漢奸秦抬的這個對策當中，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高得駭人，因而，不但為當時的“清議所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不只當時全國的人，“無賢愚，無貴殘”，都“交口合辭以為不可”;(《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戊午讜議序》)；就連趙構也覺得不能通過，他向人說道：“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在這一情況下，南宋政府的諫官上章彈動“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秦檜不能不在1132年內又從南宋政府被貶調出去。

從這里可以看到，趙構有要對金投降的一面，但也還有和女真貴族們相互矛盾的一面。在要投降而不可得的時候，他有時就采納抗戰派的主張，允許他們用武力去對金斗爭；而在秦檜，卻一心只是要執行他的作為女真貴族代理人的職務，在不論大大小小的問題上，他和女真主子之間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在趙構的“兩面”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他要對金投降的一面。因此，他雖然在還不敢冒天下大不題的情況下同意把秦檜貶斥出去，但也從此把秦檜牢牢記在心頭。到投降機緣再度來臨時，他仍然是要依靠秦檜負責去干有關投降的各種勾當的。

l135年金國發生了一次政變，金國主和派撻懶推倒了主戰派粘罕，自己成為最掌權的軍事首腦人物。趙構在聽到這—消息之后，認為又可以乘機進行投降活動了，便又把秦檜召回政府，先是做樞密使，后來就又重登相位。秦檜在此后悍然不顧一切地擺出女真貴族代理人的架勢，趙構在此后的對金問題上也一切都要聽從秦檜任意擺布了。　　

三、圍繞著所謂紹興和議的斗爭　　

秦檜第二次進入南宋政府之日，也正是主張武裝抗金最力的岳飛通過戰斗的實踐而成為抗金斗爭的一面最鮮明的旗幟之時。

1133年，南宋政府把東起江州、西到江陵的這一廣闊地區作為岳飛和岳家軍的防區。從這時起，岳飛就從抗金戰爭的全局著眼，確定了“連結河朔”的戰略方針，要和在河東河北地區從事游擊活動的忠義民兵密切聯系，配合行動。第二年，岳飛就率軍從這一軍區出擊偽齊，收復了襄陽、唐鄧隨郢四州和信陽軍。是因為南宋政府嚴格限制他“不得規出上件州軍界分”，不得宣稱“提兵北伐，或言收復汴京之類”，所以他才沒有更向前進軍。　　

1136年，岳家軍的一部分又從襄陽出發。長驅北上，一直打到了洛陽西南的長水縣境。黃河北岸的忠義民兵也都起而擾亂敵人的后方，準備接應岳家軍過河北進。這一次也是因為南宋政府不肯積極支援，以致最后不得不在 “錢糧不繼”、“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的情況下，又把軍隊抽回。

這些事實說明，敵偽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戰勝的，中原和河朔的失地，并不是不能恢復的。因此，到1137年春，岳飛又上書給趙構，表示岳家軍要把“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的責任承擔起來，要求讓他伺隙而動，提兵直趨京洛，并渡河“長驅其巢穴 ”。他還自己提出限期說，“亦不過三二年間，可以盡復故地”。他所要求于趙構的，一是派遣韓世忠張俊出師京東諸郡；二是“戒敕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為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然而，這是和趙構心懷中的想頭全然相左的，因而沒有得到趙構的認可。

撻懶在金國成為頭號有權勢的人物之后，因為與偽齊劉豫素有矛盾，到1137年冬他便廢掉了劉豫及其傀儡政權，劉豫的舊部有的就率眾歸降于岳飛。　　

敵偽間矛盾的加深，正又是南宋報仇雪恥和收復中原河朔的大好時機。岳飛又一再上書給趙構，要求把岳家軍的兵力再行增強，讓他去完成收復中原的大功。他還向樞密院的負責人表示：“若不把握今日良機，待至時移事易，勞師費財也必難成功。今歲若不出師，我即要納節致仕。”這一切依然和前此一樣的毫無結果。

一直處在要投降而不可得的情況下的趙構，其所以在1137年初又把秦檜召回南宋政府，則是想利用撻懶在金國掌握大權的機會，通過秦檜而使其投降夙愿得以逆行。

秦檜在第二次進入南宋政府之后，立即開始了對金投降的活動。把前一次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事作為經驗教訓，秦檜在這次重進入中央政府之后，更加明目張膽地擺出了女真貴族代理人的身份，處處挾其女真主子的威勢而對趙構肆行要挾。對一切仇恨女真入侵者的人，他都懷有莫大的仇恨。他要求趙構把對金國講和的事交與他全權處理，不許群臣中任何人加以干預；他以迎請宋徽宗的尸身為名，派人到金國去向女真貴族表示：這次是不惜任何代價，要徹底對金投降了。

1138年，金國派了“江南詔諭使”，攜帶著金主的詔書，要在杭州舉行一次受降的典禮；要南宋把國號取消，要趙構把帝號取消。由金主冊封趙構做他的藩屬，做劉豫第二，而且要趙構親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他攜帶來的那封詔書！如果趙構一一照辦，那么，徽宗的尸身即可送還，原屬偽齊統治的地區也可以轉交趙構統治。

這可見，在講和的名義之下，金國所要達到的，依然是“以和議佐攻戰”的目的。趙構如果照金人要求而一一遵行，對金國來說，那正是通過多年的征戰而未能如愿以償的，這次卻反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國”了。

然而趙構竟下了一道手渝，藉口于“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煙久稽灑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余年間不得休息”，而要不顧一切地“欲屈己就和”了。

南宋朝廷上的臣僚們群起反對趙構、秦桔的這種賣國投降活動。他們痛切指陳：自從宋金發生軍事沖突以來，金人就不斷地用“講和 ”之說玩弄宋方，曾經以此來松弛北宋的邊備，索取巨萬財帛，而最后還是把北宋政權消滅掉，現今又以此來“弛我邊備”，“竭我國力”，要借此而使南宋的將帥解體，麻痹宋人的斗志，渙散宋人的同仇敵愾之心：如果再度陷入這一圈套之中，就更將經受不起金人的襲擊，金人就更可以為所欲為，肆意進行其侮弄了。更何況，如果就答應了金國的這種種無理要求，實際就是金人以尺紙之書而滅南宋，這怎能叫做“講和”呢?　　

面對著這些深切著明的議論，面對著這般慷慨激昂的群情，秦檜再也找不到任何道理來為自己的賣國罪行作辯解，他只是悻悻然地說，不應當總是揣測敵人包藏著這樣那樣的陰謀，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不應當“以智料敵”；而應當相信敵人有要求和平的真情實意，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應當“以誠待敵”;(《宋史》卷四三《秦檜傳》)。這是一副十足的女真貴族代理人的嘴臉。他把所有反對投降的人都加以罷斥，最后就由他代替趙構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了金國的詔書，完成了投降的儀式。

趙構、秦檜的對金投降，只能代表南宋政府中一小撮民族敗類。絕大多數具有民族意識的官吏士大夫和軍民人等，對他們的這一行徑是一致極力反對的。作為抗戰派代表人物的岳飛，在接到宣告“和儀”成功的詔令之后，又上表慷慨陳詞，說道：“身居將間，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愿定謀于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云，終欲復執而報國心天地，當今稽首以稱藩。”

這就是明確表示：對于趙構秦檜所已經做成的賣國罪行是根本不予承認的；他堅決主張，在今以后仍然必須以武力去打擊女真入侵者，不但不能屈膝在女真貴族面前而做他們的藩屬，且還必須把女真貴族制服，而令其稱藩于南宋。

和戰之權既一直操在女真貴族手中，女真貴族們的胃口和貪欲就永無滿足之時。投降和受降的議定，是在1139年春間的事，而到l140年春，女真貴族就又完全翻臉變卦，一心想把南中國也放在他們直接統治之下，不愿再假手于趙構秦檜等人而只進行間接的統治了。他們撕毀了所謂的“和約 ”，金兀術在l140年夏又帶領兵馬大舉南侵了。　　

岳飛在知道兀術要從開封南下的時候，就發兵北上，要迎頭去痛擊金人，要把他在前此的章表中所陳述的壯志雄圖付諸實踐，并要以抗金戰爭的實際行動給予投降派以致命打擊。

岳飛在這次出兵之前，原曾接到趙構的幾道御札，督催他兼程北上，務必在閏六月內完成擊敵的大功。但岳家軍的總部出發未久，秦檜就又脅迫趙構派李若虛前來勸說他停止前進，或索性班師返回鄂州。岳飛堅決拒絕接受這一亂命，并且以民族大義駁斥李若虛的說詞，使得李若虛無言答對，岳家軍乃按照原定的計劃向前進發。

在和金軍遭遇之后，岳家軍在穎昌戰役、郾城戰役和臨穎縣小商橋的戰役中，都和金軍打了硬仗，都打敗了金軍，而且嚴重消耗了金軍的有生力量。岳家軍的先遣部隊，勇往宜前，北進收復了鄭州，又轉而西進收復了洛陽。渡過黃河去統領忠義民兵的梁興、董榮等人，則在河東攻占了綽州的垣曲縣、翼城縣和趙城等地，在河北的大名、檀州等地截獲金人正在輸送途中的金帛綱和馬綱。河北的豪杰也都在約日興師，要作為岳家軍的應授；居民也都暗自積聚兵仗和糧食、引領等候岳家軍的過河。在金軍方面，則兀術已令隨軍老小盡先離開開封，渡河北返，有準備從河南總撤退的模樣了；金政府的號令在河東河北地區都已不易推行了。

岳家軍這次所取得的輝煌戰績，是自從宋金發生戰爭以來所不曾有過的。它充分說明了，宋金雙方軍事實力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金軍的絕對優勢已經不能再保了。

然而，當岳家軍逐步踏進勝利門檻，得女真貴族開始發生驚惶戰栗的時候，秦檜和趙構也竟隨之而驚惶戰栗起來。這在趙構，是出于他的不敢斗爭，生怕斗爭的勝利會“引惹”起金人更大規模的軍事侵犯；而在秦檜，則在戰栗之余就又下定決心，要利用這最關鍵的時刻為他的主子效犬馬之勞，要盡一切可能阻止住岳家軍的進程，如果做不到的話，就索性假手金人把這支軍隊消滅掉。

金軍有從河南撤退的跡象，同時也有在開封背城借一、集中全力作一次最后掙扎的可能。為求再給予它一次嚴重打擊，逼使它非從河南撤退不可，單靠岳家軍便難以奏功，還必須有其他各路軍隊的配合作戰才行。岳飛把這些情況向南宋政府奏陳，請其下令給諳路軍隊“火急并進”，協力去收復開封，首先把金軍趕回河北，然后他就可以渡河北上，去收復河朔。

秦檜從岳飛的奏章中知道岳家軍正處在與金軍大決戰的前夕，知道它如得不到友軍的配合就很可能被金軍打敗，遂利用這最緊急的時刻，不但不下令給諸路友軍令其 “火速并進”，卻反而下令給岳飛，要他“措置班師”!岳飛再上書陳說，當此勝利已經在望之際，措置班師則機會實在可惜，因而仍請下令給淮東、淮西諸路軍隊，急速配合前進。漢奸秦檜卻利用這公文往返的時機，把原來駐扎在宿州、毫州和淮水北岸的張俊和韓世忠的隊伍全部撤回淮南，讓金軍可以一直推向淮水北岸，使其可以對岳家軍構成從正側兩面合擊之勢，使岳家軍陷入于如不斑師便要喪師的嚴重關頭。到這時，岳飛才看清了秦檜的險毒陰謀，在班師和喪師二者間加以抉擇，他只能忍令十年之功廢于一旦而遵命班師。

岳家軍在攻城奪地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戰果雖然被秦檜一齊斷送掉，它所贏得的一種精神上的戰果，在此后的一個較長時期內卻一直起著作用：它使得醉心于武力征服的女真貴族們又一次從迷夢中清醒過來，又重新認識到，宋政權終于還不是僅憑靠武力就可以征服得了的；它使得南宋各階層中人對于抗金斗爭的勝利信念更為增強，使他們的戰斗情緒都更加昂揚起來。然而，令人痛恨的是，秦檜和趙構是連這種精神戰果也要極力加以銷礫蹂躪，務要把它摧殘得一干二凈而后才以為快的。

在1141年內，秦檜一方面又加緊了對金投降的活動，另一方面則把南宋的國防力量從根本上加以摧毀：解除了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將的兵權，取消了三大將的宣撫司(即總司令部)，藉向金人表示徹底投降的誠意。　　

這年秋季，女真貴族知道南宋己自動解除了武裝，就又要借用軍事訛詐以加強政治的壓力。他們通知南宋政府說，又要“水陸并進”、“問罪江表”了，若想討饒，就必須依從兩事：一是把淮水以北割歸金國；二是殺害岳飛，并把岳家軍徹底摧毀。秦檜表示唯命是從，于是，在1141年十一月，雙方又一次訂立了“ 講和”的正式“盟約”：從此南宋取消獨立，稱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把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以北之地全部割歸金人；每年由南宋向女真貴族交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1140年岳家軍在抗金戰爭中分明是節節勝利前進，而且分明已經攻克了鄭州和洛陽，挺進到黃河南岸了，卻硬要把這些戰果完全犧牲，硬要使十分有利的局勢整個逆轉，把人民的權利和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起斷送，把南部中國的命運硬拖入更危難險惡的途程之中。到此，秦檜和趙構之流成為我們歷史上的千古罪人，就由他們自身的這些罪惡行徑作出了判決了。

以下，還必領對幾個錯誤的論點加以駁斥。

一個是：從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曾經有好幾個人，先后相繼提出一種意見，以為南宋在當時如要繼續以武力抗擊金人，則軍費負擔實在大重，將更使得民不聊生。所以秦檜的堅主對金講和，實在是有不得己的苦衷，這對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處的。　　

我說，為秦檜作這樣的辯解是枉費心機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說過，秦檜、趙構對金講和的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朱子語類》卷一二七)。這話說得很對、在對金乞降的過程當中，秦檜雖先已把南宋的國防力量摧毀，但從南宋初年以來最為納稅民戶所患苦的“經總制錢”和 “月樁錢”等等無名苛斂，原都是在籌措抗金軍事費用的藉口下增添出來的。在所謂議和之后卻并未稍得輕減。　　

而在此以外，秦檜還假借自己的威勢，“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以致“民力重因，餓死者眾，皆栓為之”(《宋史》卷——七四《食貨志·賦稅》)。以后他更通令各州縣把民戶所有耕牛、水車、舟船、農具等等皆“估為物力”，依其數目多少而攤派各種捐稅差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三，紹興二十二年五月癸卯)。這只是把老百姓更推向貧困凍餒的深淵，何曾使者百姓的負擔有一星半點的減輕呢?　　

另一個是：也是從二十年代以來，就有人提出一種意見，以為：在南宋初年，張韓劉岳等大將全都是非常飛揚跋扈的，南宋政府對他們已經感到難以制馭和尾大不掉。為使這種局面不繼續發展下去，為提高中央政府對諸大將的控制之權，所以采取了殺一做百的辦法而把岳飛殺掉。　　

這樣說，事實上就等于說岳飛之被害是完全應當的，是沒有什么冤枉可言的。這是為秦檜、趙構殘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種荒謬絕倫的議論！南宋初年的武將中誠然有些十分囂張的，但是岳飛的作風卻不是那樣的。如果確是為想防制武將跋扈而殺一儆百，則最先應當收拾的是劉光世和張俊，萬無殺害岳飛之理。今竟先從岳飛開刀，這就顯見得是別有陰謀，是與所謂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個是：有些人認為岳飛的被害，是因為他經常叫喊“迎還二圣”(徽欽二帝)的口號，深為趙構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消江紅》詞中所說的“念徽欽若返，此身何屬?”以及“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 (按指趙構)欲”等句，到今天也還有人加以援引。　　

而其實，這樣的解釋也是不符臺歷史實際的。“迎二圣，歸京闕 ”的口號。在南宋政權建立之初，的確是每個主張武力抗金的人都經常叫喊的，岳飛也的確是其中的一人。　　

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經死在金的五國城，而這時女真貴族卻又常常聲言，要把宋欽宗或其子趙諾送回開封，重新把他冊立為宋的皇帝，借以向偽齊的劉豫和南宋的趙構進行一箭雙雕的恫嚇。　　

在這種情況下，如仍舊強調迎還欽宗的主張，那就無異于作敵人的應聲蟲，并且以行動與敵人互相配合了，這當然是岳飛所萬萬不肯為的。　　

所以，從1136 年起，不論在任何場合，岳飛都不再提起迎還宋欽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間寫給趙構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說道：“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園，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志愿畢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趙構建議，把宗室子趙伯琮(即后來的宋孝宗)立為皇子以沮敵人之謀。此事雖在趙構面前碰了釘子，但在岳飛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還是只能看到“復仇報國”、“收地兩河”、“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成必亡之日”等類話語，再不見所謂“淵圣’(當時以此稱宋欽宗)云云的字樣了。所以，以為岳飛因主張迎還欽宗而遭趙構毒手之說，是完全昧于史實者的一種無稽之談。

岳飛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戰派與投降派尖銳斗爭的又一回合的悲劇結局。岳飛的殺身之禍，如我在上文所說，只是因為他堅持以武力抗擊金人，堅決反對賣國投降的所謂“講和”而招惹了來的，是秦檜和趙構共同對他下的毒手。　　

也正是因為岳飛始終一貫地堅持收復失地、報仇雪恥，特別是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叛賣國家和民族的罪行，雖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變，且終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夠成為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飛為此而生，為此而死，他的死，大義凜然，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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