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多名領袖會聚瑞士小城達沃斯。繼哥本哈根會議之后，中國外交家們又面臨著一輪新的艱巨的工作，包括應對國際輿論的種種詰難。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日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有關周恩來總理的紀念專訪時指出，其實，類似考驗，從新中國誕生那天起就一直存在。當年，以周總理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初登國際舞臺時，面對的是更大的國際偏見和隔閡。 　　

    章百家一家幾代人與周總理淵源很深。祖父章以吳是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一起參加過南開中學的劇社。父親章文晉，1929年參加革命，曾擔任周恩來的秘書、英語翻譯，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先后出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加拿大、美國大使。母親張穎，抗戰時期任《新華日報》記者，是周恩來與文化界人士往來的聯絡員，后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擔任過多次重大外事活動的禮賓工作。 　　

    章百家說：“周總理特別可貴的一點是，他以求同存異的思想方法，找到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利益的交匯點。” 　　

    那個時代，不僅黨和國家的領袖，許多普通干部也個個都是能人 　　

    中國青年報：聽說您的名字是鄧穎超取的？ 　　

    章百家：我生在黨中央機關從延安轉移到西柏坡的路上。那時條件艱苦，大人帶著我走到哪兒吃到哪兒，部隊一進村就先看誰家在喂小孩兒。鄧穎超媽媽就說，過去小孩子要穿百衲衣，這孩子靠吃百家飯活下來，就叫“百家”吧。我想，她的意思是要我永遠記住老百姓的養育之恩。 　　

    解放后不久，周總理有次去天津看宋慶齡，我媽也帶我去了。那時我已過周歲。總理見到我特別高興，說以前看著活不了，現在長這么大了，看來新生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中國青年報：1973年您去過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生活工作的地方——編者注），那是唯一一次嗎？ 　　

    章百家：不，那是最后一次。很小的時候也去過，但當時不大記事，都是后來大人說給我的。我清楚地記得見到周總理大約是在8歲，1955年緬甸總理吳努到中國來休假，他是以私人身份來的，但接待規格很高，毛主席、周總理都會見了。當時他帶著孩子和夫人，外交部就找了一些孩子去跟緬甸的孩子們玩。 　　

    中國青年報：您是其中一個？ 　　

    章百家：對。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一次，大概是1956或者1957年，周總理在西花廳設家宴，招待一些老朋友，其中有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夫婦。他們談了許多往事，我都聽不懂，只記得總理抱著我，讓我坐他腿上。坐的時間很長，我挺累，但不敢亂動。 　　

    中國青年報：那時對西花廳是什么感覺？ 　　

    章百家：只記得是個很大的老式房子，也沒刷，顯得挺舊。總理在世時一直不讓對西花廳進行裝修。后來，我很長時間沒有見過周總理，直到1973年，我父親要去加拿大當大使，總理讓我父母把我們四個孩子都帶到他家。我們到的時候，總理開會還沒回來，鄧媽媽就和我們聊天。我記得她說，總理見見你們，對他來說就是放松和休息。當時總理已經知道自己得癌了。 　　

    中國青年報：談到周總理，很多人都強調他的人格魅力。您能說說那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格魅力嗎？ 　　

    章百家：周總理是一代革命者的典范，也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們那代革命者的閱歷都非同一般。你與他們接觸，能感到他們都有豐富的精神世界，也都很有個性。那些人彼此之間的感情，跟今天的人很不一樣。那時候，干部都特忙，孩子沒人管，就送到別人家住。大家知道，周總理關心過的孩子很多。其實也不僅僅是他，舉個例子，在陳賡夫婦家住過的孩子，前前后后起碼有一百來個。可以說，那代人真是同生死共患難，而且他們有一種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奮斗目標。 　　

    中國青年報：是一種什么理想呢？ 　　

    章百家：就是要改變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改變舊社會，建立新中國、新社會。當時，大部分人的思想比較單純。新中國成立時，老百姓確實有一種翻身得解放的感覺，共產黨就是好。最近，我看了不少當年拍的紀錄片，能感覺到人們當時的那種心情。 　　

    中國青年報：什么樣的心情？ 　　

    章百家：老百姓的那種歡欣鼓舞，絕對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心情我們現在很難體驗。這也不奇怪，今天的人大都沒經歷過戰亂。中國是一個從1840年以后就戰亂不斷的國家，特別是在20世紀上半葉，戰爭沒完沒了。戰亂中，普通百姓生活的悲慘是現在很難想象的。解放后，老百姓不僅能過上和平的日子，而且有翻身做主人的感覺。 　　

    中國青年報：那是什么感覺？ 　　

    章百家：那時，規矩沒有現在多。開會照像，領導人不一定站第一排，也不一定站中間。前不久，電影《白毛女》的主演田華出了本書，里頭有張照片，上面有田華、王昆、郭蘭英，還有日本芭蕾舞團的松山樹子，都是當時的大明星。周總理和她們照相時說，“今天是你們四個喜兒照相，你們是主角，我只能沾你們的光。”于是他站在了最邊上。好多照片都是這樣。在那個年代，領袖和群眾的關系是很自然的。例如開第一次人大會議，中間休息時，代表和領導人都在院子里，走來走去，互相交談。那時候就是這樣一種氣氛。 　　

    中國青年報：那人們怎樣表示對國家領導人的尊重呢？ 　　

    章百家：那時常用的說法是“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等一代開國領袖，人們敬重他們、熱愛他們，是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他們因此贏得了人民發自內心的尊敬。這種尊重不僅是因為他們處于主要領導人的地位才得到的。 　　

    中國青年報：那是當時的特殊環境造就的吧？ 　　

    章百家：對。那個時代的人物，不僅黨和國家的領袖，許多普通干部也個個都是能人。周總理一生既是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其實也是思想家，對經濟工作也絕對是內行。不僅周總理如此，許多老一代革命家都是這樣。我們最近幾年做了一些黨史人物的電視片，比如楊尚昆、宋任窮、張愛萍的，他們的閱歷都極其豐富，干過許多大事。那一代共產黨人許多是職業革命家，今天干這個，明天干那個，沒有出類拔萃的才能是不行的。 　　

    那一代人是很有魅力的，除了個人素養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有堅定的信念和理想。 　　

    很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都是出于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中國青年報：有信仰就能讓人更有魅力？ 　　

    章百家：信仰使人堅定。他們不是為個人前途奮斗，而是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不懈奮斗。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你會覺得他有一種感召力，值得你信賴，值得你跟著干，跟著他們你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一種共同的理想。現在的人常常很現實，缺少充實的精神世界，缺乏遠大的理想。另外，周總理的魅力還體現在他對人的關懷和愛心上。 　　

    中國青年報：這個愛心是指什么呢？ 　　

    章百家：在我看來，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是出于恨，痛恨舊制度或有仇要報。有些人是出于愛。愛又分兩種，一種是小愛，比如要沖破封建的包辦婚姻；還有一種愛，是對民族的責任感，是對人民的愛，這是大愛。還有相當多的人是為貧窮所迫，起而造反。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中，不少人是家里有錢、有地位的。這些人為什么參加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覺得中國太屈辱了，人民的生活太悲慘了，國家和民族這樣發展下去是不行的。那個時代，很多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參加革命，都是出于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這是一種超越個人的大愛。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人。 　　

    見過周總理的人，都能感覺到從他內心傳遞出的對人民的愛。比如，他去看演出，如果趕不上開演，他就坐到最后一排。邢臺地震時，他到救災現場講話，自己迎風站，讓群眾背風站。在工作中，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多做工作，經常檢討”。一旦出了什么失誤，他總是自己承擔。我覺得總理特別難得的是，他給人的承諾一定會兌現。 　　

    中國青年報：不管多小的承諾？ 　　

    章百家：對。我小時去總理家吃飯，大人逗我喝葡萄酒。那酒跟糖水似的，我一喝就醉了，弄得大家比較狼狽，就匆匆回家了。本來總理說要送我一盒糖，后來我喝醉了，這事就沒顧上。過了兩三天，總理特別要他的秘書來看我，還專門送來一盒蘇聯巧克力，挺大一盒。你想想，就一個小孩，就飯桌上那么一說，他也兌現。 　　

    中國青年報：挺讓人感動的。 　　

    章百家：周總理樹立的這種形象，影響是非常大的。老百姓會用這個形象去要求后來的人，榜樣的力量是無形的。他們那代人，是在不斷奮斗、摸索的過程中前進的。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們做得也許并不都那么好，曲折代價也非常多，但他們永遠值得后人尊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是真誠的，不謀私利。 　　

    在當時的國際關系領域，周總理為什么能超越時代的局限性 　　

    中國青年報：您能說說您對周總理的認識嗎？ 　　

    章百家：人們喜歡尊稱周總理為周公，在我看來，周公首先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既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又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中國青年報：怎么能既民族主義又國際主義呢？ 　　

    章百家：人們常常以為民族主義跟國際主義是對立的，但這兩點在周恩來那里并不對立。他非常強調民族性，重視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同時又認為中華民族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是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又是國際主義者。周總理在外交方面的貢獻，既被中國人承認，也被世界承認。因為他是一種新型國際關系的開創者。 　　

    在周總理那個時代，國際關系具有很強的對抗性。周恩來不僅為中國的獨立自主積極奮斗，還超越那個時代，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也因此成為少數能夠超越時代局限性的領袖人物之一。 　　

    中國青年報：他為什么能超越時代的局限性？ 　　

    章百家：這與他的眼界、教養、思維方式有關，也跟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和近代以來的經歷有關。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周總理經常提到中國的古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不愿別人強加的東西，也不能強加給別人。 　　

    周恩來他們那代偉人的人格，多是復合型的。我很欣賞尼克松對周恩來的評論，大意是說，一個像周恩來那樣有豐富閱歷的人，如果沒有多重性格那才奇怪。尼克松的觀察是非常睿智的。 　　

    中國青年報：革命者和傳統文化傳承者，應該也是矛盾的。 　　

    章百家：在周總理身上也是統一的。那是特定時代造就的。作為一個革命者，如果他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他絕不會有現在這樣獨特的魅力。 　　

    實際上，那一代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是革命理想主義和傳統士人精神的結合體。他們生活在舊時代行將解體時，是中國人中最先接受現代教育的一代。他們既是舊制度、舊文化的叛逆者，又繼承了中國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精神。這種影響無所不在，也無法拋棄。他們從傳統中跳了出來，得以改造舊世界，但中華民族那些最優秀的傳統仍流淌在他們的血液中。 　　

    中國跟西方不同，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價值體系是相對穩定的。而中國自近代以來，社會變革速度太快，價值觀不斷改變。我們的傳統價值觀、革命價值觀同現代實際存在的價值觀，有不少矛盾和沖突。所以，我們現在去觀察周總理那代人，總覺得看不太清。因為我們沒有他們那代人的危機感，也沒有那代人的學養。 　　

    中國青年報：有外國記者曾問周總理首先是中國人還是共產黨人，周總理說，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其次是一個共產黨人。 　　

    章百家：對，這些人是這樣的，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救國。哪種主義好就看哪種主義可以改造中國社會，改變中國的屈辱地位。他首先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去進行選擇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不那么在乎物質享受，更追求精神生活。周恩來青年時代仔細研究并認真比較過各種不同的主義，經歷過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因此，他的信仰更堅定，眼界也更開闊。 　　

    新中國外交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是對傳統國際關系的一種顛覆 　　

    中國青年報：有人說周總理是新中國最好的名片，他的外交才能和個人魅力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的最好形象。 　　

    章百家：外交靠兩個東西支撐，一是基本的外交政策，二是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交往，通過領導人向他國展示本國面貌。周總理的魅力，首先體現在他所奉行、主張、代表的中國外交政策上。如果政策不靈，個人再有魅力也不會起作用。但政策有了，如果執行得非常僵硬，不能以理服人，政策也難成功。 　　

    周總理特別可貴的一點是，他以求同存異的思想方法，找到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利益的交匯點。一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小國家一律平等。這是對傳統國際關系的一種顛覆。新中國成立之后，要改善國際環境，首先要改善與周邊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而中國的主張也完全符合這些國家的要求和利益。 　　

    中國青年報：我們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怎么是對傳統國際關系的一種顛覆？ 　　

    章百家：外交是講實力的，過去都是大國外交，小國沒有地位。這種顛覆，在那個時代看起來，過于理想主義了。但你今天看看，小國的確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見他的觀點反映了國際關系發展的趨勢，而且他是在這個趨勢剛剛露頭時說的。 　　

    這些是外交政策層面的高瞻遠矚，用今天的話也可以說是創新。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他的魅力上，就是他的視野和寬大胸襟。現在國際上有“中國威脅論”一說，其實從新中國誕生起，“中國威脅論”就沒停過。周總理那時就講，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取得了獨立，逐漸強大了，周邊一些比較弱小的鄰國有擔心害怕是很自然的，但你們不放心，可以到我們這兒來看看，歡迎大家來中國看看。 　　

    中國青年報：可以想象，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們面臨的困難比現在還要大。記得1954年日內瓦會議，有人說中國代表團是“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帶領著一群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這是在暗示我們缺少外交經驗？ 　　

    章百家：那時候外交經驗當然不能說很豐富，但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戰時就開展了半獨立外交。在重慶外交界，周恩來作為共產黨代表，是相當活躍的。特別是二戰后，他跟馬歇爾談判，談了差不多一年，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馬歇爾是美國資深的軍人政治家、戰略家，談判經驗非常豐富。周恩來后來辦外交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后發制人”，就是那時總結出來的。 　　

    中國青年報：周總理的“后發制人”給不少國際人士留下深刻印象。 　　

    章百家：對。你看周總理與馬歇爾還有后來與基辛格的談判記錄，會發現他們確是高手過招，雖然觀點立場不同，彼此仍有種互相的尊敬，甚至是好感。周總理之所以在1954年一登上國際舞臺就那么吸引人，就因為他其實經驗豐富，早已不是新手。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周總理是個非常善于傾聽的政治家。你能傾聽別人，你說的別人才會聽。光說自己的一套，不聽別人說什么，就沒有交流，難以相互理解。對外交往時，能理解對方的感覺，這點特別重要。 　　

    目前很少有能真正反映那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書 　　

    中國青年報：“80后”、“90后”沒有您那樣的親身經歷，怎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周總理？ 　　

    章百家：一是讀周恩來自己寫的東西，他的政治眼光和遠見，從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二是看別人眼中的周恩來；三是你得關注與他生活時代相關的歷史，這一點最重要。周恩來是歷史人物，他被歷史塑造，他也是創造一段歷史的人。只有對那段歷史有一定了解，才能評判他在歷史中的作用。 　　

    現在的人對周恩來的看法，有兩種傾向，一個是特別情感式的，還有一個就是有各種質疑。我還是那個觀點，就是評價一個人要看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國革命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就是它基本是來自底層的革命，是對傳統社會制度的徹底顛覆，但革命者各種身份的人都有，并不都來自底層。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跟底層民眾是不一樣的，這些人如果不背棄他原來的階級，就無法實現改造中國的理想，如果他不和底層民眾結合，他將一事無成。但在革命過程中，由底層帶來的對文化的破壞，或者某些不好的東西，跟這些人的教養操守，往往又格格不入。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內心里會充滿各種矛盾。 　　

    中國青年報：不了解背景的人，怕是很難理解這種矛盾。 　　

    章百家：遺憾的是，目前能真正反映周總理那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書，實在很少。許多傳記嚴格說來也只是記了“事”，比如周恩來一生干了什么，怎么干的，等等。但他內心是什么樣，他是怎么想的，這類思考、梳理不多，也不深。當然，揭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實在是很難的事情。但我擔心，越往后的人，可能就越難想象他們那代人所經歷的心路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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