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學與思”文　　

淺揭文革武斗之謎　　

               陸渭文　　

  前時筆者在烏有之鄉網站上貼了一篇：“文化革命的失敗及教訓——一個造反派的反思”的粗文。引發了“學與思”的一篇評論。這也是我的文字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學與思”的文章中，并沒有反對我的觀點，僅是認為我的反思還不夠深刻。并進一步理性上的分析。“學與思”可能是位年輕的勤于思考的學者，根據進一步推理深層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使人有所教益。但是也有可能“學與思”沒有親歷過文革，感性認識的不全，得出的理性結論可能是錯誤的。因為有些是原則錯誤的，故而筆者不得不再提出一些膚淺的看法一起討論，以便澄清事實，統一思想。　　

   先講筆者書寫“教訓與反思”這篇短文的目的，在于設想將自己在文革中意識到造反派曾有過的錯誤，作為教訓，告訴年輕的革命者要在斗爭的實踐中要注意團結大多數，不要將可能團結的人推向反面。反思不等于對自己參加文革的懺悔。　　

   另外“反思”還帶有另一層意思，設想作為“造反派”應該多作自我批評，少講保守派的錯誤，大家都作自我批評，就容易達成共識。但“學與思”的文革中談到了保守派的形成，“造反派”與“保守派”都有功、有過等等貌似公正評論，其實這些觀點是錯誤的。錯在哪里？要講出個道理。“學與思”文中講：“淘汰了大部分從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過來的人，工農能夠答應嗎？當然不答應！這才是“一月奪權”后“保守派”崛起的真正原因。”這種思想本身就錯了，因為這不是歷史的真實，因為“保守派”崛起的時間，不是在“一月奪權”之后，而是在“一月奪權”之前。文革初期，北京有“聯動”（稱保爹保媽派）的學生組織，全國各地先后有凈“紅五類”組成的“老紅衛兵”，在各級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下，開展文化大革命，矛頭是指向“地、富、反、壞、右”及在個人檔案內存在有某些問題的人，這才是“保守派”的初級階段。就我江蘇無錫地區來說，66年6、7月份開始掀起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學生運動，到67年9月份，學生運動受到由舊市委組織的工人（保守派）壓制進入低潮，然而（造反派）工人出來支持學生掀起工人造反運動，造反派正式成立了造反組織稱“無錫市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大約在67年的12月初當保守派方面見到了造反派可以成立組織，才有膽量在舊市委的唆使下，正式成立保守派組織，稱“工聯”，“五軍”。當時有個說法，“造反派”是“民辦”的（群眾自發組織），保守派是“官辦”的（舊市委內部操縱），保守派組織到67年1月份，在上海“一月奪權”之前，上海工總司“沖垮”了號稱百萬的“保守派”（赤衛隊）之后，在中央的表示不支持保守派的輿論下，上海、江蘇的保守派就此銷聲匿跡，不復存在了。這是“保守派”的第一階段。上海從“一月奪權”后就再也沒有保守派了。　　

   保守派崛起的第二階段，是在67年2月之后，在“二月逆流”階段，幾乎是全國性的由支左部隊武裝取締了造反組織之后，在支左部隊的策動下，重新扶植了一支龐大的“新保守派”隊伍，以后又人為地劃分了“擁軍派”（保守派）與“反軍派”（造反派）“學與思”的推理結論，因為工農不能答應在中央一聲號令下進行“一月奪權”，才使“保守派”崛起的結論就錯了。如果說在共產黨上層那些權貴不能答應“一月奪權”上臺的人，準備反奪權，所以要重新扶植“保守派”才是對的。　　

   人們（指保守派）總是（把老干部）與紅軍、八路、解放軍、聯系起來……所謂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但從我無錫的文革史上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文革初期保守派死保市委及各級黨委，這里可能是由于對共產黨的信任，對黨的干部的感情，這是能夠理解的。但是到67年2月以后，成立了新保守派組織就反過來，凡是不支持他們觀點的老干部，非但要全部打倒，而且還進行肉體摧殘，這樣他們原先的階級感情又到哪里去了呢？反過來造反派方面，造反初期認為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確的，當這些基層群眾造反造到市一級之后，對舊市委13個常委一接觸，發現這些老干部都是好的或比較好的，13常委中，除一人可能有生活問題，一名市長有官僚主義作風，批判他截留向中央上繳的地方財政，用于地方建設。這樣造反派出于對老干部的愛護將他們保護起來，不受任何人對他們沖擊。并且在“一月奪權”中，造反派認為無錫市委中“走資派”特征不明確，在造反派代表的監管下支持他們出來正常工作（不是奪權，是監管）。對干部中存在的問題該斗則斗，該批的則批。認為“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各有“功”“過”。這個判斷貌公正，實質是最大的不公正。是為“反文革派”的辯護詞。造反派“造反”是出于公心，無私才能無畏，某些錯誤是敢于斗爭，而不善于斗爭。而“保守派”中間的大多數是處于私心，（前期出現了“保爹保媽派”）如果保對了，自己可以有好處，如果錯誤了也只是個認識問題，無任何風險。有奶就是娘。如果站在肯定毛主席發動文革是正確的立場觀點上看，保守派前期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后期則是成了反文革派正壓群眾的工具和打手。沒有功而只有錯誤。造反派有功而無大錯。如果站在反文革派的立場上這個結論當然要倒過來。所以在文革后期“造反派”就受到了斬盡殺絕的待遇，比反革命還要反革命。　　

   “但是“保守派”——這是中央文革與造反派家加在他們身上的蔑稱……”根據歷史的事實，“保守派”應稱謂“保皇派”，但后來改稱為“保守派”，則可能認為“保皇派”中間的許多群眾是屬于思想認識問題，因為思想保守所犯的錯誤，為了團結群眾，才改稱為“保守派”的稱呼。思想保守，墨守成規的群體稱為“保守派”完全是名副其實，談不上對他們的蔑稱。　　

   “為什么一定要打倒一批換上一批，這不是“極左”是什么？”　　

   回答：這不是“極左”，在一部分地區和單位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利，必須奪回來，重新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中。打倒“走資派”，充實革命派，這是完全正常的。譬如現在大力反腐，打倒腐敗分子，充實由相對正派的干部上去頂職，不是這個道理嗎？再說文革中，最后被曾經“打倒”的老干部，不是基本上全部“解放”的嗎？連鄧小平最后還是由毛主席支持讓他重新工作，而且是身擔重職。　　

   “中央文革走的是一條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造反派盲目地追隨了這條錯誤路線”。在文革中，中央文革這個“特殊組織”，基本上是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不等于沒有錯誤和缺點）由毛主席親自在指導掌舵。如果說中央文革執行了一條“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哪是不是說毛主席就是推行了一條“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造反派在文革中是根據毛主席每一個“最高指示”走的，并不存在盲目追隨的問題。　　

   千萬不要相信所謂的文革中的一些高干，他們是贊成文革的，而只是反對“文革過頭”了的謊言。不可否認那些老干部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經驗，但他們對馬列主義學識，對反修防修，對文革有多大的認識，或許還是膚淺的。在某些人的眼里，以57年的本意在開門整風，當有幾個右派分子乘機跳出來向黨進攻之時，他們就極力支持“反右”運動，大搞擴大化，把大批不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他們就興高采烈，因為受整的是別人，所以文革剛開始時就一致同意搞文革，什么破“四舊”批斗“地富反壞右資”在他們認為這種文革當然是好的。但當他們發現要揪“走資派”要批他們身上的錯誤，侵害了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就認為“文革”過頭了，就采取各種手段與毛主席發動的文革對著干了。某些老干部正是這樣的認識水平（所謂老干部碰到了新問題）才逐步形成了“反文革派”的核心力量。阻撓和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發展。　　

   文革中“武斗”是怎樣發生的？　　

   在網上許多年輕朋友問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樣發生的？這個問題，似乎是“文革”秘史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是一個不解的“謎”。不要說80后，90后的年輕一代不清楚，就是60歲的人也不會清楚，就是當年文革的參加者，已是“花甲”、“古稀”之人，也不一定十分清楚。因為知情者不愿講，不敢講。當年策劃武斗的人，不想將自己的罪行曝光，所以不愿講，因為有些事情沒有書面證據不敢講，還有恐怕講了之后會引起負面作用而不想講。但有一點可以告訴朋友們，“武斗”絕對不是某些人所說是二派為了爭權奪利無原則的互相殘殺。　　

   怎樣來說清這個問題？筆者也只能“點到為止”。全國性的武斗，都從67年6、7月開始。67年6、7月份的歷史背景是全國的造反派剛剛從“二月鎮反”中解放出來，奮起批判“資反路線”，形勢迅猛發展，這時先由保守派發動有計劃有步驟向造反派發起武力進攻，造反派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奮起抗擊，武斗就發生了。筆者認為這是反文革派對造反派的第三次鎮壓，（第一次，文革初期五十天，第二次，67年“二月鎮反”，第三次是反文革派借用保守派之手妄圖用武力消滅造反派，第四次是全國的“深挖5.16”反革命）這一過程幾乎是全國型的現象（個別地方以北京清華園內學生的武斗原因不清楚）　　

   為了說明問題（無證據的不說）筆者介紹網友們參閱筆者三年前在法制網站上貼的一篇批“王晏”（原XX軍在無錫支左的實權人物）的回憶錄，人們可以在這篇文字中領悟武斗內幕的真實記錄。現將這篇舊文發出，供有思考的仁人志士參閱（轉發臥槽馬……全文。）“臥槽馬”一條癩皮狗，一評無錫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王晏回憶錄　　

王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江蘇無錫27軍政治部下屬的一個宣傳處處長，在中華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不過是滄海一粟算不了什么東西。但是也由于他在無錫文化大革命中靠鎮壓造反派，鎮壓廣大革命干部和群眾起家，曾先后擔任過無錫市革委會副主任。主任、市委書記等要職，在他任職期間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是雙手沾滿無數無辜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王晏在文革期間他故意扶植保守派，制造群眾分裂，他挑動武斗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　　

王晏，在文革中，在大刮“十二級紅色臺風”，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以及“深挖5.16”反革命集團“中大搞擴大化，使群多的無辜人民倒于血泊中。　　

王晏，大搞“砸爛公檢法”撤底摧毀老公檢法的組織體系使一大批老“公檢法”人員下放改造，甚至家破人亡。　　

王晏，在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在無錫廣大干部群眾包括過去曾被他“支持”過的群眾組織中的一些人的心目中也是個臭不可聞的人物。　　

本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四十多年過去，“和諧社會”氣氛中人們對王晏的劣跡記憶已趨向淡薄消失。說到底他過去歷史上的錯誤及罪行也不過是一個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一個可憐的小爬蟲而已。誰知今天他卻以篡改歷史，顛倒里白的手法，請幾個與他臭氣相投的筆桿子，非法出版數十萬字取名為“臥槽馬”的回憶錄，真像一只曾經落水的癩皮狗，爬上岸，抖一抖，將一身臟水灑到人們的身上。　　

王晏的“回憶錄”頑強地表現了他的反動立場，解剖王晏的立場有助于理解為什么文革期間部隊支左中偏偏支右的思想根源，文革中為什么會出現難于數計的冤假錯案，他的立場觀點與湖南等地區屠殺“四類分子”的政權是一脈相傳的，不過僅僅是江蘇地區的環境沒有造成公開大屠殺的條件而已。　　

王晏的劣跡非但是他本身的罪惡，也使他的許多多年的戰友，本來，一些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立下戰功師團級離休干部，他們是享有人們尊敬的功臣，因為王晏的錯誤引導他們卷進了指揮武斗的“參謀團”毀了他們的晚節。　　

王晏的劣跡在27軍的光輝歷史上抹了黑，傷害了27軍與無錫人民的感情。一個人到晚年，回憶人生，寫本“回憶錄“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個人權利，”“回憶錄”是歷史的真實記載，不同于小說，可以虛構情節、編造故事，而王晏“回憶錄”中的相當一部份是“回憶”了無錫文革中所發生的事，他在“文革”的“回憶”中用了顛倒黑白、造謠、誹謗的手法，甚至仍然是文革中的卑劣手段對他人裁臟陷害，真是賊性的死不改悔，根據他的非法出版物上留下的“白紙黑字”為依據、按法理人們完全可以向法院訴告他的誹謗罪，陷害罪，然而今天的人民法院能受理這個陳年舊帳么？　　

文革以后的數十年內許多文人以傷痕文學的形式，控訴文革中的“浩劫，”某些“傷痕文學”的作者是分不清是非，把罪惡統統咎于上是文革發動者毛澤東，下歸咎于“造反派”其實應該冤有頭債有主，報仇雪恨不能找錯了門。評王晏“回憶錄”中的內容就是“冤有頭債有主”的意義。　　

一、王晏是“槍桿子鎮壓造反的派的急先鋒。　　

王晏用造謠污蔑的手法慌報情況欺騙領導（摘回憶錄168頁）“錫造總”（無錫市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稱主力軍），隊伍大名氣大，權威大，不僅稱雄無錫，還稱雄江南。“錫造總”的主要頭頭有九人，總司令叫“白水”（金坤泉）解放前沒有固定職業，這個組織有個規定不接受共產黨員入伙。自成立后的幾個月里，他搞了幾件大的活動，一是破四舊，二是打砸、搶抄、抓，三是游斗“老保”和“走資派”，四是刮經濟主義妖風。　　

事實是在67年1月下旬，部隊加入地方“支左”之后，部隊派出代表進入“紅總”中心組會議，地點在無錫工運橋畔（主力軍鐵道兵團）了解當時“紅總”中心組成員的政治面貌，當時中心組成員金坤泉（黨員）江水根、建材儀器廠工人，錢祖根（黨員）陳勝大（國棉二廠工人）陳志文（無錫火車站調度，陸渭文，當時超嶺團員，周炳榮解放前是跟包厚昌的游擊隊員。　　

以后在紅總中心組又逐步增加的黨員有章傳賢（黨員，市勞模）殷松勤（黨員）陳書剛(黨員)和“毛選”積極分子省勞模俞紅仙（黨員）。在紅總成立后的行為中除游斗“老保”和“走資派”以外，其他盡屬栽贓。　　

王晏的造謠慌報，引發了27軍內部爭論，（摘回憶錄166頁）軍內爭論分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尤太忠（軍長）王挺（副軍長）王晏，還有政委馬杰，理由是：現在無錫市的造反派，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些人專搞打砸搶是無政府主義者……　　

他們現在的行為對社會秩序，對生產，對人民群眾的危害極大……所以要當機立斷來一個“大掃除”。　　

第二種意見是A主任（軍政治部主作吳戈華文革后任南京炮校政委，現離休）他一個人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思想大革命，首先，要端正路線，不能用民主革命時候那種階級論的觀點，來看待今天的路線問題……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革過去“革”別人命的人革命，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就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能搞好支左任務。　　

第三種意見的二個人，涂學忠和雪國恒（軍副參謀長）他們認為前幾天《紅旗》雜志發表社論說，上海一月革命好得很，革命委員會好得很，這會兒《紅旗》雜志又發表社論說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究竟怎么理解，怎么做吃不透，還是等等再說。　　

經過“支左“部隊內部的激烈爭論，最后尤太忠下決心，擒賊先擒王。搬掉這個司令部，由王晏起草做公告，殺氣騰騰地鎮壓！鎮壓！再鎮壓！打擊！打擊！再打擊！……　　

于67年2月18日中午由無錫軍管會出動十輛卡車，二輛摩托車，一個步兵連，將無錫這個十多萬人的造反司令部，宣布為反動組織，逮捕，金坤泉、江水根、周炳榮三人，并將“紅總”向市委領用的經費撒桌上拍成照片，將紅總工作員員的自行車推起來拍成照片作為“反革命”罪證，紅總頭頭中逮捕三人外其余人員全部集中公安局“審查”。　　

既得到益集團同平民階層始終是對立的。地主階級對“水泊梁山”的好漢總視作為“草寇”在軍事進攻失敗之后，他們下一步可做的就是對造反者進行招降納叛分化瓦解，最終沏底消滅平民的造反。　　

二、王晏親手扶植保守派，造成無錫兩大派的既成事實。　　

在“二月逆流”遭到毛主席的批評，在27軍無可奈何地為“紅總”平反前夕，王晏就自找了，“紅總”的老造反，殷松勤、李興寶，卜巖等人的談話，明確提出要用他們“老造反”的人踢開“紅總”名稱，用原保守派的人馬——無錫“工聯”另樹旗號，一切經濟等方面由他們27軍全力支持，王晏的要求被殷松勤等人嚴然拒絕之后，王晏即在無錫機床廠和抗大一機校的造反派中找到了他的代理人，召集原“工聯”的人馬先以十三系統為組織，后正式起名為“九二革命串聯會”（稱九·二）　　

在無錫地區培植為“兩大派”群眾組織。　　

三、王晏不打自招，他挑動大武斗。　　

（王晏回憶錄182頁）“九二”總部見“錫造總”對他們的抗議置之不理，反而把原市委九個領導藏了起來，覺得“錫造總”也大猖狂了，遂決定立即進入戰備狀態。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注當時還沒有“文攻武衛”的提法，只能是武斗指揮部）聘請了五位高參，都是軍隊轉業干部，一位是英雄團團長，一位是坦克團團長，一位是團參謀長，一位偵察處長。一位是師政治部主任，又挑選了大批轉業復員軍人，組建了四個基干團，擔負應急任務，待機對“錫造總”實施報復。　　

  這天（準確時間是　1967年6月20日　）下午一點左右。“九。二”派出基干團六百多人，其中有1018戰斗隊，突然襲擊“主力軍建筑兵團”指揮部駐地。建筑兵團沒有預防，只個把小時把建筑公司房屋全部搗毀了。打傷幾十個人。燒毀了旗子和辦公用具……王晏沒有完全交代“九 .二”人員同時包圍了輕工業學院，這就是無錫大武斗的起點（6.20事件）　　

    從這天開始全市許多工廠停產，“九。二”武斗人員進入各武斗據點。主力軍人員從為輕工業學院解圍開始，也集中在輕院、市一中、綠陽飯店等地，主力軍在6.20當天晚上開始倉促建立“五虎隊”及各兵團的應急武衛隊伍。　　

   “九.二”是王晏一手扶植的，是全力支持的，五個指揮武斗的軍人高參團是王晏的“戰友”，他們武斗的計劃，行動實施，作為王晏的軍管會是清楚的，王晏他們就是利用“九.二”之手，以武力鎮壓造反派的企圖是很清楚了的。　　

   　6月21日　在“九.二”的武斗據點里出現的武士，已一色鋼管制成的長矛，而主力軍據點里手無寸鐵。　　

   　6月21日　晚在體育場發生武斗“九.二”人員已使用土制燃燒彈，并有一名躲在樹上的主力軍被“九。二”人員用長矛在主力軍的肛門刺入而致死。　　

   　6月22日　夜有無錫印染廠“九.一九”的學生去無錫紅星刀尖廠搶出的數百把“古巴刀”(該組織搶刀領頭人陳×在文革后期判刑六年)從此才有了“古巴刀”抗衡“長矛”的局面。　　

   接著發生“　6.23”　西門橋事件，“6。　27”　火燒鐵甲車事件，引起“九。二”20人左右的死亡慘劇。　　

   王晏為了推卸罪責，故意編寫了，由尤軍長和他進入輕院勸阻武斗，安排部隊進入五愛廣場等地的故事，這些都是欺騙局外人的輿論，如果當時真有軍管會人員出面阻止武斗，或安排部隊隔離，二派還能打起來嗎？事實是：當王晏等人在“九.二”內部做好了一場武力鎮壓造反派的準備之后，到了　6月20日　中午之前，當主力軍前往軍管會（無錫飯店）軍管會內早已人去樓空，鬼影都不見一個，他們自認為“九.二”已有足夠實力打垮主力軍，所以他們躲到陰暗處，靜觀好戲。　　

   這里再引用“回憶錄”185頁一段文章。　　

   “這位高參倒是很樂觀，笑哈哈地對尤太忠說：軍長啊，無錫有好戲看了，下一步就熱鬧了哦，知道你叫我們來是什么意思，想了解我們準備武斗的情況，現在的形勢軍管會說了不算了。全國都在搞武斗，江青同志不也說過嗎？要文攻武衛嗎？（注：當時還沒有“文攻武衛”的提法）”。。。。　　

   尤軍長說：搞武斗，就要死人的，死了人要負責任的。　　

   高參開玩笑的說："軍長，你打了一輩子仗，怎么還怕死人呢？毛主席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經常發生的。。。"　　

   尤軍長打斷他的話，“你們別說這些，你看到底怎么辦？”　　

   高參：“我們“九.二”的人第一決不給軍管會添麻煩，第二決不給轉業軍人丟臉，第三不打第一槍，真正打起來，無錫的問題就解決了。”　　

   以上“回憶錄”的對話意味著什么：文革歷史的研究者一看就懂了，所謂全國性的大武斗是怎么一回事，筆者寫到這里，我說王晏是頭笨豬，他以文字記錄交代他們內部的犯罪行為。　　

四、為開脫武斗罪責，編造離奇故事　　

   史實已經證明，無錫的新保守派是王晏一手策劃扶植起來的。新保守派內指揮武斗的“軍人參謀團”他們都是“自己人”，挑動武斗的組織計劃行動方案，王晏他們是清楚的。也就是說明王晏為首的“軍管會”是無錫武斗的幕后指使者。王晏在他的“回憶錄”中既承認了這一事實，為了開脫罪責，他編造故事欺騙后人.　　

無錫文革中造反派曾二次被迫撤離無錫，第一次67年7月3日（稱“7·3撤退“）無錫武斗從67年6月20日，“九·二”大規模武裝進攻“主力軍”開始，拉開武斗序幕，“主力軍”方面倉忙應戰，堅持到7月2日，主力軍一方被迫撤離無錫，撤往南京，上海二地。　　

第二次撤離是在68年無錫市革委會成立之后，“市革委”以“群眾專政”為名實行“專政群眾”支持“九。二”繼續用武力“打掉主力軍”促使許多主力軍拖兒帶女地背井離鄉，逃往徐州、山東、浙江等地，整個蘇南地區逃往徐州集中的有500多人，王晏“回憶錄”中將造反派二次撤離無錫編寫為是張春橋指使安排的（有張春橋接見，張的電話，張的安排等等），張春橋已經是死人他不能開口，他也無須辯護，但明眼人只要想一想王晏的編造的故事是何等的拙劣。　　

   A、張春橋被當為“四人幫”是文革后期的事，當時67年張春橋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南京軍區政委，無錫主力軍如果有張春橋的支持，“主力軍”方面還能受到被鎮壓的地步？　　

   B、“主力軍”方面如果受到張春橋的支持，在67年8月份逃往上海的數千“主力軍”人員，不會被停發伙食，逼無錫“主力軍”離開上海；　　

   C、如果張春橋支持無錫主力軍，在68年逃往徐州的主力軍頭頭，寫文章含沙射影的罵了張春橋而被無錫市革委定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在清查5.16中也列為殘酷迫害主力軍的罪狀）　　

   事實卻卻相反，當時的張春橋來到無錫真是王晏一伙，在張春橋面前“春橋長，春橋短”“春橋同志的指示”，在春橋鞍前馬后團團轉，向張春橋介紹無錫兩派“九.二”是擁護張的“主力軍”是反張派等等，現在張春橋倒臺了，王晏將自己打扮成反張春橋的“英雄”,真是恬不知恥的小人，　　

五、王晏是沾滿無錫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70年以后。在王晏當政的時期（市革委主任）制造無數冤假錯案，特別在“深挖　5.16”　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江蘇全省涉及此案的有64萬人左右，（根據省革委透露材料）無錫當時全市人口為65萬，去除老、少及“逍遙派”。參加文革約30萬左右，估計造反派和新保守人數各半計算，造反派方面人數約在15萬人左右，在“深挖”中，在王晏親自指揮下，以新保守派為動力，造反派為對象，受到打擊的應該在10萬人以上，冤獄遍地，法西斯式的酷刑，全市被打死逼死的達70多人（不包括打傷后回家死亡人數，及無錫縣區人數）王晏此段罪行已在筆者的“千秋功罪”一文中附“深挖　5.16”　的調查報告中記述。　　

六、多行不義必自斃　　

   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往往是“精人一半，癡人一半”，有些人昧著良心，一味追隨權勢向上爬的人可能得勢一時，到頭來不一定有好結果，憑良心做事的人，暫時吃虧，到頭來，不一定就是吃虧到底。在“　9.13”　林彪出事之后，王晏雖然不能說是林彪死黨，但是他曾經忠于林彪在無錫為林彪建造“地下行宮”，與林彪之妻——葉群，歡笑合影就成了他徹底完蛋的罪證，造就了上級對他的審查，人民對他的批判清算。雖然王晏落水之后，得到了許世友拉一把，但是，王晏的名聲已經是臭不可聞。安排他工作時，地方上不要他，，部隊也難于容納他，最后只能去浙江任職，年齡不到就請他離休。如果王晏稍有自知之明就無臉回見無錫父老。偏偏不自覺喜歡無錫太湖之濱，這個秀麗的城市，厚著臉皮在無錫安家落戶。　　

   王晏在“回憶錄”的最后部分，埋怨無錫地方對他進入無錫的刁難，阻止他在無錫買房，阻止他子女戶口進入無錫，對他兒女工作上的進行調動等等。認為他“不公”的人是“四人幫”的勢力。筆者作為“旁觀者”看的十分明白。這是王晏他自身作孽的后果。想當初，王晏非但鎮壓造反派，同時又迫害一切不跟他同流合污的老干部，“砸爛”公檢法，許多老干部受他之害，文革結束，老干部官復原職，“公檢法”恢復職務，他們撐權之后。王晏給他們吃的苦頭，也是寒天吃冷水點滴在心頭，在他們的手下，難道就不可以拿雙小鞋給你王晏穿穿吧！因果報應。　　

    王晏這個東西在行將就木之際，偏偏還要寫這本顛倒是非“回憶錄”，在一片和諧的平靜水面。擲下一塊搗亂的石頭，激動人們對他仇恨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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