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都女皇”事件的來龍去脈

（轉自“紅色論壇”）
作者：張穎
來源：《黨史博覽》2009年第6期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貶低主席,內(nèi)容下流”?

  張穎女士曾先后著有兩本回憶錄：《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滄桑文叢”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憶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日子》(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鳳凰電視臺的《口述歷史》節(jié)目中作了一場關于“《紅都女皇》事件”的采訪談話。

　　由于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zhàn)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jù)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徑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于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xiàn)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后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并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于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后，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后，曾多次發(fā)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并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后，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于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據(jù)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并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jù)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nèi)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臺——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后，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云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shù)不勝數(shù)，已經(jīng)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并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于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并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后，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并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后，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隨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并將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當時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傳有所謂《紅都女皇》一書，鬧到后來，甚至是街談巷議，無人不知。傳說毛澤東看了這本書后大發(fā)脾氣，嚴厲批評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寵”，等等。

　　當年，由于持續(xù)時間長和破壞性大的“文革”已經(jīng)造成了共和國歷史上最為激烈的動蕩，人們普遍對一些“文革”人物產(chǎn)生了厭惡和憎恨。恰好這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乃至出現(xiàn)了一個專用名詞一一“四人幫”，而《紅都女皇》一書是吹捧江青的，人們獲知毛澤東討厭這本書，正好可以利用此事來宣泄不滿。其實，毛澤東當時厭惡、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違背了原則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種“資產(chǎn)階級作風”，而絕不會僅僅是因為一本《紅都女皇》。

　　江青曾請伊文思、韓素音或拍或寫關于自己的傳記，但都遭到了婉拒，見到維特克夫人后，立傳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過頭來說當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會談的經(jīng)過。據(jù)張穎回憶，經(jīng)過是這樣的：

　　1972年中美關系發(fā)生轉折后，維特克夫人提出訪華要求。由于她曾翻譯過《紅旗飄飄》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認為是對中國友好、也對中國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經(jīng)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的推薦，中國對外友協(xié)邀請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國訪問，目的是滿足她“了解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當時，中國駐外機構還建議她采訪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婦女同志”。

　　維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鄧穎超、康克清等接見了她，并對她淡了有關中國婦女運動與中國革命等問題。當時在中國對外友協(xié)的接待計劃中，本來沒有安排她會見江青。按照當時的慣例，江青的工作與外事無關，一般不安排她單獨接見外賓。不過，經(jīng)維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國對外友協(xié)請示周恩來，讓他決定是否同意江青會見維特克夫人。

　　對此，周恩來于8月10日批示說：“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愿見，也可不見。”

　　江青見到周恩來的批示后，便立刻決定于8月12日下午3點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見維特克夫人，陪同人員有姚文元(主管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海容(外交部部長助理)、張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以及丁雪松。當時，本來是由中國對外友協(xié)副會長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張穎替代，恰好張穎與江青在延安時都在魯藝，彼此認識。

　　就在這次談話中，江青強烈地流露出要讓對方為自己寫傳的愿望。顯然，她是把對方視為當年在延安時的美國記者斯諾。斯諾當年采訪了毛澤東等一批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撰寫了一部風靡一時的《西行漫記》，在歷史上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江青當年談話的若干內(nèi)容被保留了下來，如江青說：“鄧穎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們都是搞婦女工作的，只能對你談婦女運動。我可是不一樣，我的面要寬得多。我可以給你談戰(zhàn)爭，談軍事，談政治，談 經(jīng)濟、藝術，還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羅漫蒂克”的故事。關于這一切，江青又說：“我們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給你說，你來寫。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國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在30年代寫過毛澤東，寫中國共產(chǎn)黨，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你寫我，寫現(xiàn)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據(jù)張穎回憶：此前江青曾請伊文思、韓素音或拍或寫關于自己的傳記，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時她見到了維特克夫人，立傳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談話中還說：“我跟隨毛主席在西北戰(zhàn)場作過戰(zhàn)，我可以生動地介紹這段歷史，不會枯燥的。不僅為你的書，也是為中國黨、中國軍隊、中國人民。我好長時間想談，你來了成了一個動力。”談話完畢，江青邀請維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劇場觀看了《紅燈記》。之后，江青又陸陸續(xù)續(xù)與維特克夫人談了幾次，并約定在廣州繼續(xù)談。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nèi)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并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nèi)部分歧與斗爭，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于說當時有人據(jù)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并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nèi)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nèi)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隱私。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對其他內(nèi)容并沒有在意，更沒有什么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文革”結束后，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歷數(shù)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nèi)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里。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后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并未立即產(chǎn)生風波。只是后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lián)系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nèi)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fā)生后，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于更加具體的所謂“內(nèi)部處理”的內(nèi)容，我們現(xiàn)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nèi)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qū)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zhí)，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于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于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nèi)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后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xiàn)在有人聯(lián)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借此向江青發(fā)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么，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后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nèi)容，并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臺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并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隱私”。其中的細節(jié)，大大超過了后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nèi)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于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fā)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jù)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nèi)容，于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后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正當周恩來受到批判時，“維特克事件”發(fā)生了

　　1972年8月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以及1975年發(fā)生“《紅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兩種勢力激烈角逐的關鍵時刻，其中周恩來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澤東在受到極大震驚和挫折之余，在內(nèi)外方針政策方面開始有所調整，如對“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評判，出席陳毅遺體告別儀式，認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以及推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在外交實踐中實施“拉美打蘇”，等等。在這一背景下，中央開始布置“批林整風”。與此同時，中美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兩件事，周恩來皆傾全力為之。

　　由于周恩來試圖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糾“左”，因而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和警覺，使其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壓制。1973年7月，毛澤東對外交部工作提出嚴厲的批評。11月，在毛澤東指示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于周恩來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犯有錯誤的意見。

　　隨即，江青等人開始猛烈抨擊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開始圍攻周恩來、葉劍英，并別有用心地稱 這是所謂中共歷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被迫違心地作了檢查，而此前那樁所謂“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別有用心地提了出來。就在這中間，發(fā)生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事件(即“維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來當時是如何處理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謂“周恩來策劃離間毛澤東與江青的內(nèi)幕”呢?

　　眾所周知，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澤東的晚年，他對江青十分不滿，甚至是討厭。就在“維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澤東一度病危，江青則干預治療，動輒以吵鬧相要挾，引起毛澤東的憤怒，甚至憤而拒藥。周恩來則竭盡全力，在中間做說服工作。此后，江青在“護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藥過量)中又拼命撒潑，周恩來為之疏通、撫平，后又親自安排了江青會見維特克夫人，但江青卻對周恩來安排中的限制(“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談其他”)表示極為不滿。

　　此后，由于江青在談話內(nèi)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與會的張穎等私底下認為：江青的談話有問題，所談內(nèi)容嚴重出格。如不顧事實吹噓她與毛澤東一起指揮西北戰(zhàn)場，大講她在上海的演員史，談話時間過長。隨即，她們立即匯報給了外交部領導，但外交部領導對此無能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來出面來解決。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來連續(xù)三次召集陪同人員開會，但最終也沒有找到什么好的辦法去解決，周恩來只是要張穎等人讓江青約束話題(限于文藝，如說到20世紀30年代，多談魯迅。周恩來還讓張穎帶去一本線裝本的《魯迅詩集》作為參考)，按期結束，談一次等。但當時江青正在興頭上，沒有聽周恩來的，相反還對周恩來的掣肘深感不悅。當張穎將周恩來捎來的《魯迅詩集》交給江青時，她竟憤然將之摔到地上。隨后，江青派專機接維特克夫人到了廣州，兩人繼續(xù)交談，兩地的談話總計達6次，60余小時，話題仍然改變。最后，江青還要求翻譯、接待人員把全部錄音整理成文字送給對方，為其寫作提供材料。

　　周恩來處理“維特克事件”是謹慎和克制的，也是經(jīng)過毛澤東授意的

　　據(jù)張穎回憶，她當時曾將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記錄面呈周恩來。張穎說：當時，我最關心的是那份記錄，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總理，我認為這些談話記錄，最好不要送給維特克。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意見，參加會見的幾個同志都這樣認為。江青同志的談話，內(nèi)容很龐雜，且有許多不恰當之處，有些談法影響也不好。”周恩來則問：“你們大家都這樣認為嗎?可是江青同志親口答應維特克女士了，不給不好吧?”

　　張穎回憶：“周總理在說這些話時，態(tài)度凝重，一直在思考著什么。在十號樓，送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那兩份鉛印的記錄稿，一字未改退了回來，只在第一頁上各寫了‘已閱’兩個字。周總理那一份也退同來了，上面寫了一行字，大意是，與事實不符之處作了些補充，錯字都已經(jīng)改過。我心想，周總理看過的，連錯字都改了，而張春橋和姚文元則無一字修改，這兩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負責，把責任都推給周總理一個人了。”

　　此后，周恩來又召開了一次會議，專門討論如何處理維特克夫人與江青的談話記錄的問題。他把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有關人員都請來參加會議，并征求了每個人的意見。絕大多數(shù)人認為這份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夫人，因為她本人當場作了記錄，而維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給江青個人寫傳記。有關江青個人的家庭情況、經(jīng)歷，事先已經(jīng)給維特克提供過一份詳細材料，而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涉及到各方面的情況利問題，倘若逐一核實，要耗費許多時間和人力，況且在江青談話的內(nèi)容中，有許多是不宜公開發(fā)表的。對此，周恩來又表示出了與此前相同的沉默。

　　張穎回憶說：為此，周恩來與江青通電話，周恩來說：“關于你個人歷史部分，已經(jīng)送給維特克女士了。最近送來這些，過于龐雜，涉及面很廣，一時也難于核對，是否可以不給或少給呢?”江青說：“這怎么可以，這里要講個國際信譽嘛。”

　　總之，維特克夫人離開中國時，她沒有能得到江青曾許諾過的那份講話記錄。她只是帶著江青贈給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詩句，以及幾大箱禮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滿載而歸了。

　　到1972年歲末，周恩來再次召集參與接待維特克夫人的有關人員開會。他在會上宣布：“已經(jīng)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第二天，張穎等將記錄(僅是在北京的)草稿、鉛印修改稿等全部歸總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記錄，交給了外交部檔案室歸檔，余下的則全部放進一個保險箱里，上鎖并加封條，交給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謠言”的風波中，江青把這一記錄稿在釣魚臺進行了銷毀。好在當時廣州方面還保留有一份，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記錄遂得以保存下來。

　　由此可見，周恩來處理“維特克事件”是謹慎和克制的，也是經(jīng)過毛澤東授意的，他不可能會借此去“策劃離間毛澤東與江青”，熟知周恩來的人都不可能會相信這種猜測。

　　當然，后來的“《紅都女皇》事件”之所以會發(fā)生，是江青自我膨脹、飛揚跋扈的結果，正如周恩來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江青等誣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澤東，毛澤東對她的批評：不是周恩來“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紅都女皇》恰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們借此抨擊、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澤東對江青有過“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這樣的批示嗎

　　《紅都女皇》出版后，據(jù)說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就報告給了中央，中央有關領導在審讀后認為此書的內(nèi)容與江青1972年8月同維特克夫人的談話內(nèi)容一致，于是斷定此書即維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隨即呈報給毛澤東(一說是經(jīng)由鄧小平，一說是經(jīng)由汪東興)。毛澤東閱后批示道：“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這件事，在1975年流傳甚廣，當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據(jù)范碩著《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記載：《紅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員不惜重金，買下版權，并將書火速送回國內(nèi)，上呈毛澤東。毛澤東閱后大怒，遂寫下那條批示。至于后來為什么沒有照此處理江青，是周恩來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在氣頭上，其實并不是真心要處理江青，于是對毛澤東的批示予以“暫緩執(zhí)行”，最后不了了之。

　　這件事的真?zhèn)危跊]有相關的檔案可以證明的前提下，至今難以有定論，而許多嚴肅的史學家對此也都存有疑問。許多“文革”史書都沒有記載1975年的“《紅都女皇》事 件”。《建國以來毛澤東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冊即第13冊則根本沒有收錄這一“批示”；由權威方面編撰的《毛澤東年譜》至今還沒有出版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遂也無從核實；而在《周恩來年譜》中，則根本沒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為當年毛澤東對《紅都女皇》的批評，其實并不存在，認為那不過是善良的人們編造出來的美麗的謊言而已。

　　其實，毛澤東和江青這一對夫妻，也未必如許多文章所說的到了后來幾乎形如陌路。據(jù)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一文中所述，雖然毛澤東和江青從1966年9月始就分開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釣魚臺)，但毛澤東對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來毛澤東雖然對江青越來越不滿，“但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不可能同江青決裂”。或者說，毛澤東日益增長的對江青的反感，也僅僅是表現(xiàn)在盡可能不見或少見她而已。

　　張玉風回憶：毛澤東與江青相見的時間，1970年、1971年這兩年還很多；1972年開始減少，即在毛澤東因江青而多次發(fā)過脾氣之后，規(guī)定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隨便到他的住處來，來了要擋”。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過信件或請能見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見反映給主席”。

　　《建國以來毛澤東重要文稿》收錄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澤東晚年寫給江青的信，將之與那一相傳的“批示”對照，應該可以顯示出所謂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周恩來之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封署名為“一個普通的共產(chǎn)黨員”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來信中認為“一切為樣板戲讓路”的口號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當?shù)模⑶遗u江青民主作風差，把文藝強調得過分，以及在文藝工作中不執(zhí)行“雙百”方針等。對此，毛澤東批示道：“印發(fā)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

　　1974年2月9日，毛澤東在江青2月6日來信的信封上作了一個批示。當時江青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給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問題的材料轉送給毛澤東，請求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道：“除少數(shù)外大都未看。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xiàn)在恢復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從話中可知，當時毛澤東不愿見江青。

　　3月20日，毛澤東寫給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zhí)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么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3月27日，毛澤東又給江青一封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當時，經(jīng)毛澤東提議，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將率中國代表團去美國紐約出席聯(lián)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對此，江青提出了反對意見，甚至大鬧政治局。毛澤東囑咐江青不要反對他的提議，抑制了她的過分舉動。

　　4月1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兩封回信。信中分別說：

　　“江青：兩信收。前后不一。黨的大勢不錯，悲觀不好。不要動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觀片觀(面)。千萬注意。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請假。錢可略增。無限風光在險峰。”

　　“江青：兩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風楊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觀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請長假。”

　　顯然，毛澤東對江青仍然是關懷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誨她“風物長宜(放)眼量”、“無限風光在險峰”，而且情見乎詞，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澤東在江青23日給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長時間，做些調研工作，你太不懂群眾生活了。”江青則在信中匯報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開“批林批孔”大會和訪問寶坻縣小靳莊大隊的一些情況，信中還說：“我看了勝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給我些天當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給毛澤東寫信。翌日，毛澤東在回信中說：“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

　　當時，圍繞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周恩來與“四人幫”有一場較量，毛澤東則在提出“四人幫”這一稱謂之后，多次批評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澤東回信說：“江青：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nèi)外動態(tài)，這已經(jīng)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就在“《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周恩來閱讀了《舊唐書》、《新唐書》中的武則天傳

　　毛澤東晚年對江青，就是這樣有抑有揚，有時是先抑后揚，有時則是先揚后抑。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等談話，其中說到江青“有野心”，并勸其“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內(nèi)閣)”，但同時又說對江青要“一分為二”。這就是毛澤東對待江青的主要態(tài)度。

　　顯然，盡管毛澤東和江青存在著很大的矛盾，毛澤東也看不慣江青的許多做法，但他們畢竟是夫妻，毛澤東給江青信中的話語是溫存的，也是與人為善的。因而，如果依此來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沒有的事，要么真的如傳說中的周恩來所料，“不過是在氣頭上”，說說而已。

　　1975年，當“《紅都女皇》事件”發(fā)生時，周恩來已沉疴難起。“四人幫”借毛澤東過去所講的“主要危險是經(jīng)驗主義”來對付周恩來和鄧小平，終于引發(fā)了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鄧小平等對他們的反擊，最終江青被迫作出檢討。

　　會后，王洪文向毛澤東誣告：這是葉、鄧說出了“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其目的則是當時毛澤東最為警覺的“翻案”。不過，毛澤東在隨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最后一次出席)對江青等繼續(xù)提出了批評，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檢討，周恩來對此則表示歡迎。此后“《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7月，周恩來閱讀了《舊唐書》、《新唐書》中的武則天傳。隨即，又發(fā)生了電影《創(chuàng)業(yè)》、毛澤東批評清華大學劉冰等聯(lián)名上書揭發(fā)遲群和謝靜宜、批《水滸》等一連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來臨終前，顯然已經(jīng)覺察到：這一切都不是空穴來風，所謂“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彌留之際，他向鄧穎超表示：“心里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

　　最后一個問題是，《紅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華人寫的，筆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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