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另一半真相
——讀李憲源的小說《血火癡情》

作者簡介：張小金，男，1948年生。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廈門大學學報編委、福建省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出版專著《經濟開放的非經濟效益》、《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對外開放與社會轉型》、《資本論與科學研究方法》等4部；合著《外商投資的經濟社會效益評價》等十幾部；多次獲國家級省部級社科優秀成果獎。

張小金

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這與“勝者王侯敗者寇”的中國特色歷史觀有些相通。但不知他老人家是否預測到，他一生所干的兩件大事，在他身后不久就被后來的“勝利者”肯定一件否定另一件呢。

中國歷史上的“勝利者”所寫的歷史，除了敘事的“勝者立場”之外，還往往將事實加以剪裁。最通常的做法，十件事情只告訴你其中三五件。這樣一來，即使這幾件事情說的全是真話，真相也就被掩藏了一半。遠的不論，以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少時所能讀到的“抗日戰爭”和“朝鮮戰爭”的歷史書來說，得知的“真相”主要就是“國民黨只反共不抗日”，“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被中朝人民打敗”。不過，由于還有另一方保留了另一些歷史信息，我們后來才慢慢有機會得知另一半真相。

與此相比，了解文革史的真相就更難了。原因之一，是作為敗者的一方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和話語空間而失語了。好在這些年，逐漸有一些海外的文革研究，部分彌補了這一缺陷。但這些理論和實證研究，往往只為少數學者知曉。而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往往有較多受眾因而影響更大。在這種意義上，我很看重旅居加拿大的李憲源先生的文革小說《血火癡情》（諾曼出版社）最近的公開出版。小說以錫城這個中等城市1966年至1968年文革群眾運動的全景描寫，為我們展現了被主流文革敘事遮蔽的另一半歷史真相。

真相之一：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

與通常簡單地否定不同，小說對文革造反派在客觀描寫的基礎上采取了辯護的立場。我認為他的辯護有兩個維度：第一是造反的程序合法性，第二是造反的道義合法性。

官式文革敘事，將造反派定位是完全受林彪、“四人幫”操縱或挑唆。而小說以大量事實表明，此說難以成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給清華紅衛兵寫信，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不僅如此，執政的中共中央發了文革（1966年5月16日）《通知》，通過了“文革16條”，以及數不清的文革官方文件。為此，作者甚至不顧小說類文藝作品的大忌，大量加以引用或者加注。如果掌權集團自己開會決定要別人做某事，以后又來追查做事人的責任，這樣的做法未免不太厚道吧。當然其中事情復雜，支持者與鎮壓者也未必是同一批人。但群眾造反大體上是“奉旨造反”卻是基本事實，無法否定的。

真相之二：文革造反原因與49年前造反類似

小說揭示出，文革造反的深層原因在于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在這點上，66年的造反與49年前的造反是類似的。這就替文革造反提供了某種道義合法性的辯護。

作者通過小說人物的話語表達的邏輯是：“國民黨認為大清政府很腐敗，才起來革命，才起來造反；共產黨認為民國政府很腐敗，也就起來革命造反，把幾萬萬同胞都搭進去”。“造反派憑什么起來造反呢？理由就是一些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不行，占了江山忘了本，同國民黨的大官一樣，脫離了人民，驕奢淫逸，貪利好色，一心要往資本主義道路上面奔。”

從造反者來說，小說的主人公之一、烈士子女蘇南工學院的王小燕在回答為什么造反時說：“因為我們對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抱有強烈的革命責任感！因為我們對黨、對毛主席，抱著一片赤膽忠心！”

而從當權派來說，錫城市委副書記武遙面對文革初期蘇南工學院的情況，回憶自己49年前“在江南大學搞學運時的情況”，發現當年學校里學生支持國民黨和三青團與同情共產黨和支持學運的情緒、心理與比例，與此時支持工作組和心想造反派的，幾乎沒有大區別。

而在67年“二月鎮反”之后，武遙也反思了群眾造反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東西，在那么短短幾個月中，就使一個原來平平靜靜的城市，一下亂起來的？是哪些矛盾因素使一半市民，統統站到了所謂的反動組織紅總一邊去了呢？”“這些矛盾，長期以來被掩蓋了，不為我們黨的好多領導干部所注意重視。數十萬人呼啦一下出來造反，本來是可以使人清醒，促使我們吸取教訓，改進工作。……如果不從根本上作改變，這種回避矛盾、掩蓋矛盾的穩定，只能穩定一時，不能穩定長久。”他的反思實際上揭示了文革造反的社會矛盾。沒有這種矛盾，再有人號召，再有人挑唆，也不會有那樣轟轟烈烈的群眾造反熱潮。

從社會上的造反組織“石下草”兵團很多人有家庭與歷史問題的糾葛，兵團頭頭葛富林為“內定右派”、“破壞軍婚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叫屈的描寫，也反映導致群眾造反的另一些社會矛盾。小說借馬進之口說，全國軍隊普遍執行“帶槍的劉鄧路線”，帶有某種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在我看來，文革中軍隊支保的更普遍因素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血統論”思維。

作者以這種方式證明，毛一生所作的兩件事情，是有聯系的，是繼承性的。說他第一件事情完全正確，第二件事情完全錯誤，邏輯上是大可懷疑的。正因為此，無論從什么立場和什么目的出發，完全否定文革造反，最終就一定會走到否定49年造反的路上去。

真相之三：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反政治迫害

小說還寫到文革造反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反政治迫害。我認為作者這里點出了文革造反更重要的道義合法性。

從66年5月16日文革開始到7月中毛澤東回到北京，這50多天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官式文革敘事語焉不詳著意回避的。當一些青年學生響應號召起來向當權派貼大字報時，卻普遍遭受了與57年反右派運動類似的處境。

小說描寫在1966年的夏天，當蘇南工學院的一些學生和教師，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起來造反時，卻受到了市委陸書記及其市委工作組的鎮壓。為首者王小燕、周和復等被打成“反黨小集團”，許多人受到株連，成了“黑干將”、“黑爪牙”、“同謀者”。哲學教師馬進，不僅自己成了“黑后臺”，連他妻子也被牽連成了“黑內助”。他們“一舉一動受人監視，出門上街，連進廁所都受盯稍，來往的信件被檢拆，沒日沒夜地被逼著寫檢查交代！遭受沉重的政治壓力。”

“這一場‘反干擾’運動，聲勢之浩大，涉及范圍之廣闊，竟好象是重新回到了1957年”。
這樣，作者就把57年的“右派”鳴放和反右派運動，與66年夏天的貼當權派大字報和“反干擾”聯系起來加以比較。作者寫到：“局勢的發展，一切都跟反右運動相類似：開始時公開鼓勵向黨內的掌權者進行挑戰，然后是在背后層層傳達‘中央精神’，‘引蛇出洞’，然后‘發動反擊’”。作者的意圖很明顯，66年的造反派與57年的右派是類似的。只不過，這一次被引誘出洞的“牛鬼蛇神”，好象經過了上一次打擊之后，有了一種免疫力，一種抗藥性；雖然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在“類”的傳種接代意義上，卻顯得更頑固，更有堅韌性。

此外，作者還大膽描寫了57年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現和命運。他重點寫了作為“右派”妻子的凌漪的冤屈與善良，寫了作為共產黨員轉業軍人和工人代表的奚大雄幫她“翻冤案”及其感情悲劇，還描寫了普通民眾對她的同情。這也是文革造反階段，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及其家屬參加或支持造反的真實反映。

如今，57年“右派”已經被官方平反，而且被海外普遍看重，可是66年的造反派如今還帶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也為海外輿論所普遍誤解和否定。

歷史真相的這一頁不僅被官式文革敘事所遮蔽，也為不少右派本人所回避。在這種意義上，這部小說的敘事特別難得。

因此，文革造反還有了一個更加有說服力的理由：反政治迫害。用今天的話來說，只是對于被剝奪了的最基本人權的捍衛和追求。當年輕學生僅僅是因為有限地使用自己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就被限制人身權利并遭受鎮壓時，為什么他們起來捍衛自己合法權利的非暴力行為沒有合法性呢。

真相之四：文革十年多數時間是造反無理。

今天的年輕人和海外讀者，都以為文革十年就是造反派不斷鬧事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等，卻不知道一個簡單事實：所謂“造反有理”的時間只有短則數月長則一、二年，其他多數時間是“造反無理”的。

不說前面已經提到的運動初期，造反者普遍受壓。只說緊接“一月革命”之后的“二月鎮反”。小說描寫了錫城支左部隊將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將頭頭關進班房。這時，造反派實際上又一次被剝奪基本人權，又一次被迫爭取自己的基本人權。剛剛造反有理了二、三個月，又進入幾個月造反無理的時期。

到68年，隨著革委會的建立，除了少數上層造反派頭頭由于種種個性的原因還保留了花瓶功能，多數人已經被鎮壓下去。作為造反組織，已經基本上不存在；68年之后，在所謂革委會里，作為點綴的也只能是那些有某些背景和特色的“溫和造反派”，如小說中的軍干子弟史蘇星和調干生周和復等。實際上，全國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真正的老造反，除了能夠“通天”的上海、河南等極少數地方之外，都已經鎮壓下去，很多人甚至被關進監獄或者類似于監獄的地方。文革自68年之后再也沒有造反有理的時期了。所以，文革運動的實際邏輯：是從造反無理到造反有理最后歸結于造反無理。

我們來看小說中幾位主要造反派的下場：

馬進——這位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工學院哲學教師、年輕的造反派思想家，在68年被打成反革命，“最終成了飲彈而死的槍斃鬼”。他的“罪狀”只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思文革中的“失誤”。而在工學院的學生們看來，這是掌握市革會大權的“丘八”們，對懷恨在心的工學院造反派，所作的一種最無法無天、最肆無忌憚的公報私仇。作者極為準確地捕捉到了這個秘密：知識分子造反派頭頭普遍最早完蛋。

大學生造反派骨干、烈士子女王小燕“失蹤”了。

工人造反派領袖中共黨員奚大雄，在《人民日報》有關“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社論發表后，就在逃亡中以臥軌自盡的方式，告別了人間。

不僅造反者本身下場可悲，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也同樣下場可悲。

小說中市委副書記武遙的下場，就是文革“亮相”干部下場的典型。武遙是個有理想有擔當的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后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支持造反派，不料卻被張春橋點名后打倒并成了“精神病人”。作者寫出了其直接的原因，一是他與軍隊支左辦公室主任蔡國柱的矛盾（亮相干部與軍隊干部的沖突是那時全國普遍狀況），二是上層政治斗爭的影響和政治交易。但還有一個潛在的卻是更深刻的原因，作者沒有明確點出，那就是他引起的“官憤”。很多人以為，在中國歷史上，“民憤”大的官員是沒有好下場的。但卻沒有意識到，在這個體制內部，“官憤”比“民憤”有大得多的殺傷力。所以，除了紀登奎、馬天水等上海和河南的極少數能“通天”的此類干部能夠拖延到76年后下臺，其余全國各地，能捱過68年的實屬幸運，能捱到76年的就極其罕見了。

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一個領導干部，居然不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和部署下自行反腐敗，那么即使他被老百姓看成青天大老爺也是沒有用的。他引起“官憤”從而下場可悲，幾乎是命中注定的。

真相之五：文革暴力更多來自造反派的對立面

否定文革的通常理由之一是文革對人的傷害尤其是文革暴力。對此，一般主流文革敘事的模式是：受四人幫挑唆的造反派對革命干部和知識分子搞“打”、“砸”、“搶”。但小說作者卻描述了另一半真相。雖然以作者的年齡，他未必直接經歷了那些具體運動，但他卻比好些經歷過的人們更準確地把握了不同階段的特點。比如，現在很多文革回憶錄，講到自己受造反派這樣那樣的迫害，其實他受迫害的時候，造反派或者還沒出世，或者本身正受迫害，或者已經被鎮壓下去了。

文革歷史的難以辨析，難就難在造反曾經是個時髦的口號，造反派曾經是個時髦的身份。這就使得文革中對立的兩派都曾經在不同時期呼喊過這一口號，或者以此標明身份，而遠不像歷史上的國共兩黨那樣陣線分明。

作者就注意到了，至少有兩種紅衛兵，而造反派紅衛兵跟“那些熱火朝天‘破四舊’的小將們，唱的不是一出戲”。

我們從小說中可以知道，不僅有造反的紅衛兵，還有血統論紅衛兵；不僅有主要“矛頭向上”造當權派反的造反派，也有主要“矛頭向下”造知識分子和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反的“造反派”。

通過小說中的客觀描寫，可以看出，文革暴力及其對人權的剝奪和人身傷害，不僅來自造反派，更來自其對立面——當權派與保守派。

所以，文革災難，是“文革派”和所謂“反文革派”共同造成的，是造反的人和鎮壓造反的人共同制造的。而且仔細區分，鎮壓者造成的災難更大得多。

作者真實描述了血統論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的普遍暴力行為；描寫了這類紅衛兵在火車上對出身非紅五類的袁世清和孫晨菲大打出手，打得奄奄一息后推下火車致人死命；描寫了獨立團（保守派）幾名兇神惡煞的戰士對凌漪的殘酷折磨；作者特別描寫了“權力者挑動群眾斗群眾”，例如當權派背后指使完全官辦的大中紅衛兵和“九一九”工人組織打人；支左辦公室主任蔡國柱操縱和指揮的打人及武斗；尤其是，68年及此后，掌權者對造反派的大規模殘酷鎮壓。

當然需要指出，我這里之所以單列出這幾點文革真相加以強調，只是因為它們為以往主流文革敘事所忽略或遮蔽。這既不是作者揭示的全部文革真相，也并非文革的全部事實。這是不應該引起誤解的。

還應當指出的是，小說敘事雖然與一般的官式敘事不同，但也并非是完全反官方敘事的。作者力圖客觀地描寫文革造反和造反派，但他并沒有完全站在當年造反派的立場上描寫其對立面。對于溫和造反派和文革保守派，對于走資派和介入文革的軍人，都做了比較客觀地描寫。比如，小說中的早期保守派頭頭學生會主席邵敏，執行“資反路線”的市委陸書記，工人保守派頭頭朱坤興，以及支左辦公室主任市革會主任蔡國柱等等，所有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其思想行為都有其內在和外在依據，一點都不臉譜化。此外，書中對于作為背景的人物－－康生和張春橋的描寫，則帶著明顯地貶義，這也是讀者很容易注意到的。

出路：民主憲政還是革命？

反思文革，就要反思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是個革命世紀，而文革則是這個革命大潮的極點和拐點。

對毛澤東一生干的兩件事情，與官方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立場不同，作者也許想對第二件事情加以重新認識。我猜作者也許企圖在仔細反思和辨析的基礎上，肯定文革又否定其弊病和錯誤，甚至借以啟示未來的革命。

作為年輕時曾經的毛主義者和文革親歷者，我理解作者的善意和苦心。但在我看來，文革的失敗，是證明了近2千多年歷史以造反革命起義來應付和解決社會矛盾是終于沒有出路的。造反在被迫被逼這點上也許是“有理”的，但在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路經選擇與方法上則是“無理”的。

因此，我的想法是，從文革的弊病出發追究一般革命的弊病，并且以為，至今在中國，革命的土壤依然如此肥沃，避免革命最好能成為官方與民間當下的共識。

出路是憲政民主，不是革命造反。這也許是我與作者在反思文革解讀當今時的不同之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