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巴黎郊區的加朗內——科隆貝小鎮、布倫森林、雷諾汽車廠、法國中部的布盧瓦鎮等處，是有文字記載的周恩來在早期旅法勤工儉學期間進行革命活動的地方。戈德弗魯瓦街17號，這座周恩來當年居住的小旅館，1979年在時任巴黎市長的法國前總統希拉克主持下,舉行了周恩來雕像的揭幕儀式。在一塊墨綠色大理石的周恩來雕像下面，刻著鄧小平親筆書寫的“周恩來”三個大字和“1922—1924周恩來在此居住”的文字介紹。這是目前國內已知的唯一一處被當地政府立牌紀念的周恩來在歐洲進行革命活動的紀念地。

　　2008年，筆者赴法公務活動之余，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意外地發現了一處被巴黎市政府立牌紀念的周恩來旅法革命活動舊址——花神咖啡館。

　　花神咖啡館（LeCafedeFlore）位于巴黎第六區圣日爾曼大街172號，建于1887年，因當時門前裝有一尊古羅馬女神Flore的雕像而得名。從開業之初，花神咖啡館就與政治家、文人結下了不解之緣。19世紀末，保皇派的“君主體制擁護者”曾定期在此聚會；20世紀初，以莫拉斯為代表的新保皇黨在此成立“法蘭西行動組織”；致力于發現“潛意識心理”的“超現實主義”，于1917年在此誕生（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發起人阿玻利奈爾、蘇波和布列東經常在此會面。就是在花神咖啡館的一張圓桌上，阿玻利奈爾為“超現實主義”命名）；20世紀40年代風靡一時的“存在主義”也在此醞釀產生（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薩特在此創作了《存在與虛無》，加繆和西蒙·波娃也經常在這里寫作）；而現代派繪畫大師畢加索，更是喜歡在夜晚走進“花神”……

　　周恩來于1920年12月13日乘坐法國波爾多號郵船抵達馬賽港，隨即去巴黎；1921年1月5日他又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到倫敦，住在羅素廣場附近的伯納德35號；因英國生活費用昂貴，2月上旬周恩來又轉回法國，在巴黎郊區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語；1922年3月初，周恩來由巴黎遷到柏林郊區的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54號，并經常往返于法、意、比等國之間；1923年夏天,周恩來回到法國,住在巴黎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旅館里；1924年7月，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工作。周恩來旅歐歷時三年半，其中2/3以上的時間是在法國度過的。

　　周恩來在旅法期間，應該是經常光顧花神咖啡館的。巴黎市政府為花神咖啡館所立的紀念牌上寫到：“……政治家如托洛茨基和周恩來經常在這里做客……”現在，人們已經無從考證出周恩來一共去了多少次花神咖啡館，在花神咖啡館做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神咖啡館見證了周恩來由一位愛國青年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并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的歷程。

　　周恩來到法國后，懷著探求真理、振興中華的抱負，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西方書籍，既讀過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如《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又讀過無政府主義的書籍如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等，還對鼓吹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合作”的“費邊社會主義”產生過興趣。

　　旅歐期間的周恩來，正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主義”的研究比較，認識到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使他最終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終身信仰。而在周恩來對形形色色的“主義”進行比較的過程中，花神咖啡館是最好的“歷史見證人”之一。

　　1921年3月，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巴黎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個建黨發起小組之一，因此周恩來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周恩來等開始籌建共青團性質的共產主義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大約在1921年底，周恩來與趙世炎、李維漢（時為新民學會會員）在巴黎的一個旅館會面，共同討論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事宜。1922年3月初，周恩來與張申府等由巴黎遷居柏林，與遠在德國的中共黨員張伯簡組成旅德中共組織，并經常奔波于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之間，積極開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中的一個空地上，由趙世炎主持會議，周恩來（代表柏林）、李維漢（代表工學世界社）、劉伯堅（代表比利時）等23人參會（一說18人）,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組織章程,確定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黨部設在巴黎意大利廣場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旅館里。會議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化名樂生）任書記，周恩來（伍豪）負責宣傳，李維漢（羅邁）負責組織。8月1日，機關刊物《少年》創刊，周恩來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該刊發表了《共產主義與中國》、《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告工友》、《十月革命》、《論工會運動》、《俄國革命失敗了么》等文章。10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會議，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5月上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1923年1月初，李維漢回國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1月間，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收到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中國代表陳獨秀（時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回信，建議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把“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2月17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42人（代表著在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留學的72名“少共”黨員）正式接受了該建議，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選舉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1923年夏天，周恩來從德國回到法國，住在巴黎戈德弗魯瓦街17號，從事黨和團的工作，并經常到學生和華工比較集中的拉丁區和近郊的小咖啡館演說或寫文章（到“小咖啡館演說或寫文章”有據可查，推斷“小咖啡館”很有可能就是花神咖啡館。根據筆者考察，巴黎的拉丁區位于五區、六區之間，而花神咖啡館位于第六區的圣日爾曼大街上，地點基本吻合。另外花神咖啡館的露天座區也是傳播思想與文化的“理想講堂”，如阿玻利奈爾就曾每周二在這里宣講“超現實主義”）。此間，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要是同“無政府主義”和“國家主義”派進行斗爭。

　　旅歐青年中的無政府主義派在1921年秋成立了“工余社”。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曾經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員，陳延年（化名林木）當過《工余》月刊的編輯。對于無政府主義者，周恩來認為他們畢竟是要革命的青年，要用中國革命的實際教育和爭取他們。1922年，“二陳”被爭取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員，并現身說法，教育爭取了其他工余社社員。到1923年末，中共旅歐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派的斗爭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

　　旅歐青年中的國家主義派在1923年成立了以曾琦、李璜為首的中國青年黨，他們認為中國的最大問題在于“多數國民無國家之自覺心”，否認和反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對國家主義派，周恩來先后在《赤光》（1942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周恩來任主編,李富春、鄧小平負責編輯及刻版）上發表了《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列強共管中國的步驟》等30多篇文章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國家主義派后來墮落到帶領法國警察抓捕共產黨員的地步，曾琦、李璜回國后還公然與軍閥孫傳芳相勾結。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192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作出了與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與此同時，國民黨也意識到旅歐華人中聚集了大批優秀知識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孫中山和國民黨總部委派王京歧作為全權代表，赴法國籌備組建國民黨駐歐支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與王京歧取得了聯系，竭力幫助他開展籌備組建工作。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舉行會議，以表決的方式通過了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以及旅歐共青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議。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在里昂召開，旅歐共青團員80多人全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周恩來被選為執行部總務主任（即秘書長，李富春被選為宣傳主任），并在執行部部長王京歧回國期間代理其職務，主持工作。會后，周恩來被委任為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籌備員，李富春、聶榮臻也積極參與籌建工作。1924年1月17日，國民黨巴黎通訊處成立，聶榮臻任處長。在周恩來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先后在德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國建立了支部，朱德擔任了國民黨德國支部的組織主任。

　　旅歐期間，周恩來一邊做工和為媒體撰寫文章，一邊騰出大量時間和精力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狀況。周恩來同國內媒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21年1月，在倫敦期間，周恩來就頻繁深入工廠、礦區和碼頭，廣泛搜集各種資料，為天津《益世報》撰寫長篇通訊，詳述英國一戰后的失業狀況，評論英國的機構和議會民主。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勤工儉學學生到中國駐法使館前抗議“停發維持費”，遭法國警察毒打和驅散。3月，周恩來撰寫了長篇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報道了斗爭始末，在《益世報》上發表。1921年6月，周恩來撰寫了通訊《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向法國借款并購買軍火打內戰，寄回國內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

　　旅歐期間，周恩來同法共、德共保持密切聯系，同第三國際和俄共（布）的旅法代表亦有較多接觸。周恩來親自聯系各方，取得幫助，使中共旅歐組織得以派出數批學生去蘇聯學習。旅法期間，周恩來還結識了胡志明（時名阮愛國），并從此建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深厚友誼。旅歐期間，周恩來結識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戰友。他們回國后，有些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張伯簡、劉伯堅、熊雄、孫炳文、郭隆真等，有些則一直擔任著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如朱德、鄧小平、李富春、蔡暢、李維漢、李立三、陳毅、聶榮臻等。

　　旅歐尤其是旅法期間的一系列學習、考察與斗爭，使得周恩來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日臻成熟，并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見解：⑴明確地提出了要用社會主義來救中國，并指出信仰區別于迷信，信仰共產主義就要付諸實踐。⑵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軍閥和列強，新舊軍閥均不可靠，革命只能靠“全中國工人、農民、商人和學生”的聯合，全中國的勞動階級，特別是工人階級是革命的最可靠主力。⑶對于中國的資產階級，周恩來創造性地指出不是“鐵板一塊”，而要區別對待，其中間分子同情革命并有可能參加革命。⑷主張建立“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旅歐期間，周恩來公開號召用“有系統、有計劃、有組織、有訓練的革命暴動”推翻北洋軍閥政府，“組織革命政府”，成就中華民族“獨立的偉業”。⑸創造性地提出中國革命兩步走的思想，即第一步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倒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第二步才是“打破私有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周恩來甚至在《赤光》上發表文章預見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帝國主義戰爭”終將爆發。

　　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國內革命以廣東為根據地蓬勃發展，急需大批干部。1924年7月31日，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工作，結束了長達三年半的旅歐生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這樣評價他：“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起）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

　　周恩來旅歐歷時三年半，其中至少2/3的時間是在法國度過的。根據僅有的資料推斷，在法國期間，周恩來很有可能經常去花神咖啡館的露天座區演講或者撰寫文章。可以說，花神咖啡館見證了一代偉人周恩來由一名“對于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的民族主義愛國青年成長為一位“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并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的歷程。

　　歷史記住了周恩來；歷史也應記住花神咖啡館。

回國后，筆者懷著興奮、崇敬的心情，將花神咖啡館的照片沖洗出來，送給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屬。相信，花神咖啡館因為周恩來的名字，將會為更多的中國人所關注、所向往。

（本文原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作者唐雙寧系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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