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的真相　　

　1962年1月27日　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口頭報告，大體意思是說：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的來說，從1958年以來，我們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　　

現根據網絡資料對“天災”、“人禍”作一介紹：　　

一、天災　　

1959年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于　1萬平方米　，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災情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比例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達82.　2萬公頃　，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面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年版。）。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　1萬公頃　，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 1598.　6萬公頃　，成災808.　5萬公頃　，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 68.9%和 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　3萬公頃　，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　4米　。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　7萬公頃　，“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面積 138.　1萬公頃　。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干旱，給救災帶來復雜困難。　　

1961年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 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　6萬公頃　，成災面積1865.　4萬公頃　。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沖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松花江流域　7萬公頃　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里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 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沖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范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　1960年10月29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面積大大高于建國50余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于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于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　5億公斤　”，“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　1961年5月17日　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余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余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二、人禍　　

1、關于“蘇修”撕毀合同，撤退專家和逼還債務問題　　

　　1959年6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兩國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這里人們看到，赫魯曉夫以犧牲中國向帝國主義妥協。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結束后，蘇共修正主義集團把兩黨關系的惡化，擴大到國家關系上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1960年7月16日　，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撕毀了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科技合作項目257個，共計600個合同。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自　1960年7月28日　到　9月1日　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00余人，并終止派遣專家900人。雖然中國政府多次挽留，蘇聯一方卻始終堅持。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了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并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以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背信棄義，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摧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中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向蘇聯購買的武器，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記人民幣58億余元。其中大量貸款是購買武器的費用。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鄙手段壓夸中國共產黨。當周恩來表示暫時有困難時，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竟然指著人民大會堂的大型陳設山石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為了還債，　8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周恩來傳》第1547—第1548頁）。　　

　　赫魯曉夫逼債，對中國的經濟困難，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寧可勒緊腰袋，忍饑受寒，也要還清債務。當時中國工業處在起步階段，出口主要產品是農副產品，在本來就處于糧食嚴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國糧食征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征購674億公斤，出口41.　6億公斤　。1960年征購5I0.　5億公斤　，出口26.　5億公斤　，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糧食開始調入和進口。（《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393、第422頁）。　　

　　赫魯曉夫的壓迫，使中國工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陷于嚴重危機。資金短缺，靠從農業中挖潛力獲取支援。廣大科技人員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靠黨的領導，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蘇修集團的壓迫，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奮發圖強。　　

　　2、關于“左”傾錯誤的貽害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主要是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大躍進中的浮夸風，使國家對糧食產量的估算和統計失實、失真，因而發生了征過頭糧的錯誤。　　

　　1958年糧食獲得豐收，但在浮夸風中卻估計嚴重過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并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根據各地區匯報，把預計“產量又夸大為4250億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轉譚震林、廖魯吉報告《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　　

　　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為　650公斤　，早已超過需要（《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5—第1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后的糧食的實際收獲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后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低于公布數字，只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　1958年10月12日　的《人民日報》算賬說：一個人“放開肚皮吃飯”一年能吃大約500斤上下。而僅尚未收獲的薯類和晚稻產量，全國人民每人平均可有　275公斤　，也即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這種錯誤判斷，埋下了征過頭糧，使農民挨餓，甚至發生餓死人的禍根。　　

　　其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把農民的生活資料和少量的個體生產資料，一律歸公，農民的個體儲備一掃而空。同時窮隊、富隊拉平，出現了一部分人剝奪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義導致了大家都窮。另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糧食大量浪費和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先后辦起了 39.9萬個公共食堂，參加吃飯的人口有4億，占人民公社總人口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飯”。有的食堂三個月吃掉一年的口糧。常年農民一家一灶個體吃飯，瓜菜代、低標準，老、少、年平均200斤糧。吃公共食堂不到3個月便把一年的口糧吃掉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委在1958年9月發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己經普遍出現饑餓：到5月己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共產風”把農民掏空了，吃光了！農民抵御災害的能力降為零。　　

于是才有了餓死人的慘劇發生。　　

*以上是關于“三年困難時期”的基本情況，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劉少奇在大會上說：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幾年來在執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夠。“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問題是反毛者們嫁禍于毛主席，對毛主席進行污蔑和攻擊。當時，毛主席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對于“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應由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承擔責任。為什么1957年后連續發生“極左”錯誤？如果說領導水平不行，為什么會成為國家主席、黨內二號人物、黨的接班人？如果說領導水平高，為什么會連續發生重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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