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最后日子的醫療護理真實情況

    

    劉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醫務人員對他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的。
    自從進到中南海后，作為門診部主任的卞志強大夫，就一直告誡門診部的其他醫務人員：“組織上讓我們到中南海來，就是搞醫療保健工作，沒有別的任務。我們的具體服務對象，可能是‘紅’的領導；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領導那里，但不管是‘紅’的還是‘黑’的，我們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們的業務工作。”
    然而劉少奇的情況與其他“黑”了的領導人，還是有些區別的。劉少奇已經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對面的批斗，《人民日報》也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針對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過沒有點名而已，劉少奇基本上已經被劃到毛主席的對立面去了，就差一個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公開確認了。
    馬曉先記得，她參與對劉少奇的護理工作初期，劉少奇的身體狀態已經非常不好了。在１０月１４日的《劉少奇病情報告》上，已經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惡化，今后如再發生嚴重反復，即可能無法救治。這就是說，他已經瀕臨危險的邊緣。
    當時常出現反復的是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一旦發作就處于高燒狀態。每逢出現這種情況，馬曉先他們就分外的忙碌和緊張。因為倘若控制不住，劉少奇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在馬曉先的記憶里，還有過從北京醫院等醫院請專家到福祿居里會診搶救的印象。馬曉先說在給劉少奇進行救治的過程中，醫務人員還是竭盡全力的，對劉少奇的治療和護理是積極認真和負責的。當時為劉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搶救組，還從空軍總院、陸軍總院請來了呼吸科的專家會診。
    馬曉先參與了護理工作，包括給劉少奇打針和喂藥等。她清晰地記得當時醫生給劉少奇開的藥，都是最好的。針劑和服用的藥，都是進口的，抗生素藥片一片十好幾塊錢，相當于那時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所用的針劑也是十分昂貴的。這些藥用下去以后，能夠比較快地把支氣管肺炎和高燒控制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以后，中央警衛團的李留壯醫生就被調走了，卞志強和馬曉先感到僅由兩個人照顧劉少奇人手有些不夠，有關方面就又從中國人民解放軍３０１醫院調來了黃宛大夫。黃宛大夫是國內著名的心內科專家，他在醫術上是很有經驗的，而且曾經多次參加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會診。
    馬曉先說，在與黃宛大夫的接觸中，能感覺他壓力很大。馬曉先說：“我們當時特別能理解他們那種在巨大精神壓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實我們當初何嘗不是如此。即使是在‘紅’的身邊，也不是那么舒暢。像后來的護士小周在江青身邊，江青老找麻煩，使她受到迫害，我們看在眼里能不緊張嗎？而且在十年的過程中，又有多少個由‘紅’變‘黑’，又由‘黑’變‘紅’？”
    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北京赴河南的醫護人員都奉命返回
    黃宛大夫來的時候，帶了兩個護士，他們來實際上就是接替卞志強、馬曉先，負責此后劉少奇的醫療保健工作的。經過一段交接，馬曉先他們就離開了。那兩位護士，后來一直護理到把劉少奇送到河南開封。
    馬曉先回憶說：在和黃宛大夫他們交接時，劉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轉，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頭發也漸漸變黑了。當時，他們擔負劉少奇的醫療工作期間，每天是如何進行醫療護理的，都作了詳細記錄。當治療顯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轉了，他們就馬上給劉少奇拍了照片，這實際上也是出于謹慎的考慮，留下一個直觀的證明。馬曉先推測說，他們當年記錄下來的這份文字東西，應該保存下來了。“這份文字記載可以說明我們當時在劉少奇身邊，是遵循了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準則，遵循了人道主義精神，對患者進行積極認真負責的治療的。”
    馬曉先雖然不知道劉少奇離開北京去開封時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她相信北京的這些大夫和護士，都是會全力以赴地對劉少奇進行診治和護理的。
    根據有關資料的記載，處于重病中的劉少奇，由于從北京到開封的“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后病情進一步加重。１０月２４日、３１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癥狀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后脫險……”
    但就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11月10日，當劉少奇的病再次發作時，進行搶救的只剩下當地的醫務人員，他們也采取了相應的救治措施，但劉少奇的心臟還是于11月12日早晨6時45分停止了跳動。
   （《環球視野》摘自《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