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

 作者:李慎明 等

世紀之交，在資本主義的故鄉，接連爆出三則震驚世界的新聞： 1999年，由英國劍橋大學發起，評選“千年第一思想家”，結果是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習慣公認為第一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卻屈居第二。緊隨其后，英國BBC廣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題，在全球互聯網上公開投票，結果仍然是馬克思第一，愛因斯坦第二。2005年7月14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廣播第四頻道以古今最偉大的哲學家為題，調查了三萬多名聽眾，結果是：共產主義理論奠基人卡爾·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榮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得票率僅為12.6%，遠遠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圖、康德、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塵莫及，黑格爾甚至沒進入前20名。

這充分表明，在當今世界上有許多人堅持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馬克思的理論，就像自然科學需要愛因斯坦的理論一樣。

只要不帶任何偏見，人們都會作出這樣的結論：馬克思是一位為人類社會和精神的發展作出了不朽貢獻的歷史偉人！

以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直是工人階級政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1848年，當共產主義還被比喻為是一個徘徊在歐洲的“幽靈”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為當時德國工人的秘密組織、后來成為國際工人政黨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綱領——《共產黨宣言》。

《宣言》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時代主要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精神和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被剝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和壓迫，就不能再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階級和整個人類獲得解放的真實條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堅定地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結合當時國際國內面臨的一系列新形勢，極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列寧科學地剖析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揭示了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國或數國取得勝利的新論斷。他還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與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作了精辟闡述，指明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

他及時總結十月革命前后階級斗爭的經驗，繼承、捍衛并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國家學說。他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和任務、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和工農聯盟的基礎、必須徹底發展民主和強化人民監督等重大問題。

他明確指出，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頭等重要的是無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黨，即共產黨。這個政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黨。

他還指出：由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將是持久的，它將包括整個歷史時代。社會主義國家隨時都應當警惕帝國主義侵襲的危險，并竭盡全力來防止這種危險。

在列寧的領導下，俄國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建立起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第一次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通過革命實踐在一個國家變成了現實。

列寧主義認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同時無產階級政黨要根據實踐和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和發展戰略。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清醒地看到，俄國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已由“奪取俄國”轉變為“管理俄國”。蘇維埃政權的主要任務不是“繼續用赤衛隊進攻資本”，不是繼續進行國有化，而是大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對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計算和監督。這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從本國國情出發對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初步探索。

然而，這一計劃剛剛開始付諸實施，蘇俄國內外敵對勢力就發動了國內戰爭。

戰爭中,國內糧食極為短缺,城市饑荒嚴重,奸商哄抬糧價,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嚴重擾亂了市場，威脅著新生的革命政權。

由于在戰爭環境下物資奇缺，布爾什維克黨適時采取了后來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的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政策。比如，強行征集農民糧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糧食，以“供給軍隊和養活工人”；在城市擴大國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領域試圖取消貨幣，實行實物分配制等。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粉碎外國武裝干涉、保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發揮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寧稱作“是一種功勞”。

但是，這一政策也暴露出嚴重的弊端：它引發了不少農民和工人的強烈不滿，甚至激發了一些部隊的嘩變。

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再次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時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列寧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黨在領導國家從戰爭向和平建設過渡中出現的錯誤和教訓。他坦然承認，現實生活說明以前我們錯了，“我們現在正在用‘新經濟政策’來糾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里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

1921年，俄共(布)開始實行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實行租讓制、租賃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蘇聯經濟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恢復和發展。這無疑是俄共(布)從實際出發，對在當時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轉變，而是列寧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戰略思維的轉變。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實際上已經將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與如何實行利用市場作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加以探尋。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繼任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革命勝利和內戰結束后，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后的俄國” 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只有西方進行革命才能夠挽救俄國革命，應該用盡全力去促進、點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認為這種理論的真正本質是鄙視俄國人民，“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他說，取得勝利的俄國無產階級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勝利和來自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而無所作為。斯大林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50—100年。我們必須在10年內縮小這個距離，或者我們作到這一點，或者被人家擊潰”[1]。

關于發展工業的方針，斯大林認為：必須使蘇聯從一個輸入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要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庸，就要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

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農業合作社等構成了蘇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基礎；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   

由于這些理論和指導方針緊密結合了當時國內外的發展變化的實際，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帶領黨與人民很快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蘇聯確立起來，并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贏得勝利和后來實現經濟騰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在取得一個個勝利的同時，由于時代的局限和把個人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步等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 問題上，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形而上學和主觀主義，因而有時脫離了實際情況，脫離了群眾，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為偏離了自己曾信奉和捍衛過的馬列主義的某些基本觀點。比如，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上，他曾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和階級斗爭，過早提出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完全勝利”。在商品關系理論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商品生產”，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但卻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范圍”，不顧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單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視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在有的時候和有的問題上，他還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并進而否定列寧，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了馬列主義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論。

在1961年10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一整套違背馬列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等學說的所謂新的理論。這套鼓吹“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集中體現在這次大會通過的新的蘇共綱領中。[2]

這個綱領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為全民的國家”。[3]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列寧指出，“國家的特征，就是存在著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階級”。任何國家只要存在階級對立或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敵對勢力與階級斗爭，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是超階級的、全民的國家。

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理論的一些消極后果是，它導致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誤以為蘇聯社會已不存在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不再存在階級斗爭，因而失去了對資本主義復辟應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在經濟上雖然試圖進行某些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政策調整，但在具體做法上卻仍然完全因襲過去的辦法，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比如，不顧二戰結束的現實，依然是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沒有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及時而有效改革，反而對這一體制進一步強化亦即僵化，結果使生產效率低下、浪費驚人，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

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赫魯曉夫所說的“共產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設想，而且完全脫離了蘇聯當時的國情。直到赫魯曉夫下臺，他的所謂“共產主義”，依然是虛無縹緲的“仙山瓊閣”。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對赫魯曉夫的一些錯誤理論和實踐作了修補。

1967年6月，蘇共中央通過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提綱》，強調“全民國家”仍然具有階級性，它將“繼續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   

同時，勃列日涅夫對“全民黨”理論也作了修補。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強調：“在發達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在共產黨已成為全民黨的時候，它決沒有失去自己的階級性。就其性質而言，蘇共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4]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調整為“發達社會主義”，但他仍死抱著馬列主義的個別的具體結論不放，不能一切從實際出發，在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重大理論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戰時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軍事力量上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據此在對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盡管這一主義其中也有抵御美國爭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與美國爭霸，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并不惜粗暴地武裝干涉別國內政，這同樣違背甚至是背叛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電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發展，但蘇聯對世界科技革命的發展缺乏及時了解，始終重視不夠，因而應對乏力。這同樣是造成蘇聯經濟逐步走向停滯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情況看，蘇聯必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也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更好地適應當時國際國內出現的新形勢，不斷健全和完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不斷提高蘇共自身的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進而不斷提高蘇聯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如果執政的共產黨能夠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適時正確地解決積累的問題和面臨的矛盾，勇于糾正錯誤，那么，就有可能使蘇聯黨和國家轉危為安，把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戈爾巴喬夫于1985年上臺后，開始給人們一種似乎他要以“改革”來振興蘇聯的印象。但事實很快證明，他在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上，走得比赫魯曉夫更為遙遠。

這位號稱馬列主義理論專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寧著作的戈爾巴喬夫，卻是這樣評價馬克思主義的，他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改良說。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實質上，馬克思據以建立其‘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大廈的全部具體經濟結論中沒有一個是在實踐中得到證實的”。

戈爾巴喬夫在其世界觀的演變中，逐漸接受了一整套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和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這導致他最終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徹頭徹尾的叛徒。

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與新思維》，書中以“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等所謂“新觀點”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與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他稱之為“極權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理論，正是其“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和“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的理論基礎。[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一套什么樣的理論呢？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的指導思想，就是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那一套舊理論來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作報告，充分肯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理論。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動綱領草案”中進一步強調：“全民的法制國家排除任何一個階級的專政”，其實質是特指要“排除”無產階級的專政。 1990年7月2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時說，要考慮“一切理論的局限性”，其實質是說，要考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強調：“過去，黨只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現在，必須使我們的思想庫內包括國外社會主義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財富”。說穿了，這些表述的本質就是要以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作為其指導思想。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就是要最終取消黨的執政地位。這正如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所說，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將政權從壟斷地掌握它的共產黨的手里，轉交到依據憲法應該擁有它的人們的手里。”說透了，戈爾巴喬夫就是要依照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議會制等模式，來改造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就是使蘇聯共產黨放棄執政地位，變成像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民主黨那樣的議會黨，使黨的作用僅限于組織議會和總統選舉，這就從根本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社會制度，就是把社會主義改變成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是集權的、專橫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消除權力壟斷，克服異化。他的具體辦法就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同時實行私有化，全面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達到全面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目的。

在蘇聯所謂改革的實踐中，戈爾巴喬夫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在1987年，他便提出：黨不應“干涉蘇維埃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公然拋棄黨的領導，提出“還權于蘇維埃”的口號。

后來，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生平與改革》中說：“如果試圖簡潔地概括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實施的東西，可以說是——將政權從壟斷地掌握它的共產黨的手里轉交到依據憲法應該擁有它的人們，即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的蘇維埃的手里。”

1917年9至10月間，布爾什維克黨曾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是因為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大城市的蘇維埃已全部轉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手中，提出這一口號是布爾什維克黨要在全國各地進一步奪取和確立屬于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國家政權。而在這之前，當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控制蘇維埃之時，列寧則決定暫時不支持“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所以這里的關鍵在于誰領導蘇維埃。戈爾巴喬夫在80多年后重提這一口號，是要全盤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黨制，從根本上取消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按照戈爾巴喬夫新改革方案，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一大批黨內外政治反對派人士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1989年6月9日，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提出動議，要求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中關于保障蘇共執政地位條款的規定。就在這次會議上，黨原定的議程和內容被修改，黨的領導方針受到全面抨擊，黨的中央領導人遭到詰問和責難，蘇共的領導地位受到公開威脅。

戈爾巴喬夫要改變的決不僅僅是蘇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他更加重視改變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上，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否定幾十年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把西方經濟理論視為他所謂改革的“圣經”。

1991年4月，自由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與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蘇聯經濟改革綱領。這個被稱之為“哈佛計劃”的綱領，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實際上，這正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大肆推銷的西方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翻版,它強調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反對國家調控,主張私有制,反對公有制。這個“哈佛計劃”完全不顧蘇聯的實際情況，企圖通過500天的“休克療法”，迅速轉向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充滿了新自由主義理論色彩的“哈佛計劃”，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特別青睞。在戈爾巴喬夫的全力推動下，1991年7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私有化法》。戈爾巴喬夫在寫給西方七國領導人的信中說，頭兩年將把蘇聯80%的中小企業賣給私人，第二步將對大型企業實行私人經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有制領域向私有化方向的急劇演進，進一步加劇了思想理論領域的混亂。

列寧對他心中的社會主義，曾經開列出這樣一個形象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的總和=社會主義。在這一公式中，“蘇維埃政權”是至關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證，它決定著國家和社會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幾十年后，戈爾巴喬夫只要后面幾個選項，唯獨拋棄了至關方向、性質的第一項，這樣做的結果就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徹底改變了性質。

列寧為蘇共奠定的正確的理論基礎，就是這樣慢慢地被從赫魯曉夫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所歪曲、閹割、篡改和背叛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打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旗號，從根本上取代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比葉利欽赤裸裸鼓吹的資本主義更具有欺騙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根基不牢，地動山搖。失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蘇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