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在馬克思頭上的另一個屎盆子：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
    說明：貓眼上有人發了一篇《扣在馬克思頭上的另一個屎盆子：辯證法 》，引起了眾多網友的討論。事實上，扣在馬克思頭上的屎盆子很多，本人以前就寫過一篇《中國的“封建制度”辨析及“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批判》，論述的就是“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并不是馬克思提出的，而是蘇聯史學家提出的，斯大林欽定的；另外，封建社會在中國古代都是指西周社會，而不是秦至清時斯的中國社會。
    由于教育體制、愚民教育的原因，我們走出來是很艱難的，但是只要我們走出來之后我們的眼界就會大大開闊，而這對西方人來說可能是很簡單、很自然的事。

中國的“封建制度”辨析及“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批判
作者：知原

    在中國現代史學界發生了一個十分荒謬的事情，就是把秦至清時期的中國社會稱之謂“封建社會”。因為，“封建”一詞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概念，在中國古人眼里封建時期一直都是指的西周時期。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順應歷史潮流徹底廢除了這一制度，而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取代了這一制度，這是秦始皇的又一偉大功勞。
    之所以發生這種錯誤，是因為中國史學界接受了蘇聯史學界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即認為人類社會必然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種五階段發展模式（“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并不是馬克思提出的，馬克思只提出過人類生產方式的發展四階段模式，即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硬套在中國頭上的結果。
    其實，蘇聯史學界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傳到中國之后是引起過很大爭議的，甚至這種學說在蘇聯本身就引起過很大爭議。
    在蘇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派別（即托派），一般不認同“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不認同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及中國的封建社會是秦至清時期；以斯大林為首的派別則認同“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認為中國也是按照這一五階段模式發展的。事實上，“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正是斯大林欽準的。在政治斗爭中，托洛茨基是個失敗者，但在思想上，我們必須承認他比斯大林更有思想、更正確。可以這樣說，正是托洛茨基政治上的失敗，斯大林政治上的勝利，才使得“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成為蘇聯的官方歷史學說，而蘇聯的這一官方歷史學說又直接影響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說。
    在中國，屬于蘇聯托派的一般不認同“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比如，陳獨秀就認為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奴隸社會階段；而屬于斯大林派的則一般認同“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最終也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官方學說，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和社會主義老大哥保持一致。是政治決定理論的惡果。
    毛澤東的看法也與中國現代史學界劃分的不一樣。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應從西周到清（有一位學者就是按這種劃分來論述中國的哲學史的），他將西周社會稱之謂“封建領主制”，而將秦至清稱之謂“封建地主制”。
    有些西方學者也叫中國的學者將秦至清的這一分階段的社會性質改一名，不稱封建社會，而稱傳統社會，以免造成語言混亂。

    “封建”一詞的本義應是指“封土建國”，西周時期實行的正是這個意義上的“封建制度”。當時，周天子將全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使政治上的封建制度和家族中的血緣關系（表現為宗法制度）合而為一。分封的周天子的親屬稱之謂諸侯；諸侯又將封國內的土地分封給諸侯的親屬，稱為卿或大夫，卿或大夫又將被封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稱之謂士。這樣天子、諸侯、卿或大夫、士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宗法封建等級制度。
    西周時期的社會制度，我認為更全面、更準確的定性應該是“宗法封建制”。所謂“宗法制”就是指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在各個家族內部體現尊卑有序，維護尊長特權，約束族人思想行為，以鞏固統治秩序的規范和辦法。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其形態歷經多次嬗變卻穩固的保持其宗法制度的特性不變。西周社會也不離外，只不過西周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宗法制度最完善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宗法制度之所以最完善，正是因為當時在宗法制度下實行的是與之相配套的“封建制度”。
    其實，早在中國的第一個朝代——夏朝，這種“宗法封建制度”就已經初步形成，只不過還不完善；殷商時期，這種制度已經較完善了；西周時期，則達到了極致。后來（春秋戰國時期）由于鐵器工具的普及使用、牛耕的推廣，生產力迅速提高，打破了原來的“封建制度”體系。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順應歷史潮流徹底廢除了這一制度，而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取代了這一制度，這是秦始皇的又一偉大功勞。漢朝在主體上承襲的是秦朝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但在漢初，高、文、景三帝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復辟了封建親王的采邑制度，但自漢武帝行“推恩制”，廢除了各封王子孫對領國的長子繼承制后，“封建”制度在漢朝也被廢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一定程度上也實行了這一制度，但已遠不占主流，并且最終因引發了“靖難之役”而被消滅。洪秀全實行的封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制的復辟。封建制在秦之后雖偶有復辟，但已遠非主流，秦之后占主流的制度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而不是封建制。
    秦至清時期的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廢除了，但是宗法制度卻依然頑強地存在著、久盛不衰。為與秦之前的宗法封建制度相對應，我認為將秦至清時期的中國社會定名為“宗法集權制”或“宗法郡縣制”能讓我們明白許多真實情況。不過不以封建制為依托的宗法制度是不完備，在西周時期，政治關系與血緣關系是合二為一的（這也就是我在《論政治私有制與政治公有制》一文中所說的政治私有制），政治關系就表現為血緣關系，但是秦至清時期，政治關系卻和血緣關系是相分裂的，政治關系只能以擬血緣關系的方式而存在，即表現為儒家思想的將君比擬成父，將臣比擬成子。
    我們現在常常在中國古代的一些不好傳統稱之為封建思想、封建專制和封建遺毒，其實準確的稱法應為宗法思想、宗法專制和宗法遺毒。

    中國的西周時期所實行的這種“封建制度”，與中世紀歐洲所實行的“封建制度”，就“封建”一詞的含義而言是基本相同的，都是指通過“封土”的形式組建或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和由此所形成的制度。但在形成的機制上卻是恰恰相反的。中國的“封建制度”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由于出于統治的需要，周天子將全國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稱之謂諸侯；諸侯又將封國內的土地分封給諸侯的親屬，稱為卿或大夫，卿或大夫又將被封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屬，稱之謂士。中國的封建社會就是以這種從上而下的血親分封的方式形成的。西方的“封建制度”則是自下而上形成的，由于出于安全的需要，一些農民投靠于教會或小封建主，小封建主投靠于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則投靠“王”，王則名義上承認皇帝的領導權，西歐的封建社會就是這種從下而上的投靠和效忠而形成的。
    中世紀歐洲所實行的“封建制度”更全面的定性也許應該定名為“契約封建制”。因為，在當時的歐洲，屬臣對君主的依附委身制是以簽訂自由契約的形式建立的。這種定名也可以反映出這樣的一個事實，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這三種文明的社會特點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宗法制，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其社會形態歷經多次嬗變卻穩固的保持其宗法制度的特性不變；西方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契約制，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的社會制度都打有契約制的烙印；印度社會的特點也很明確——種姓制，從雅利安人進入印度形成種姓制后，種姓制一直都深刻的影響著印度的發展，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改變。
    另外，封建制度從本義上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而非經濟制度，我們的教課書上是將它當作經濟制度來講的，采用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經濟決定論。從政治制度上講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制與中國西周時期的封建制是比較相近的，都是“封土建邦或封邦建國”；從經濟制度上講有很大差異，西方這時的經濟制度確實類式于秦至清這一時期的中國，因為這一時期東西方的經濟制度都是以土地私有制為主，而中國西周時期，土地只為周王所有，各領主只有管理權 (類式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的企業制度)而無所有權，教課書上正是以此將秦至清時期的中國定名為封建制的。但是這種定名顯然已經完全顛倒了封建制的原有含義。雖然我們承認詞語在使用過程其原有含義會有所變化，但象這種公然顛倒黑白的改變詞語的含義的作法還是應該盡量避免的。
    東西方都出現過類似封建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原因的，西方的封建制并不是西方本身的自然發展、自發產物，而是游牧民族入侵造成的，是外來的；中國的封建制是自然形成的。游牧民族的習性與中國產生封建制雛形的三皇五帝的部落時代(中國的祖先是順著絲綢之路從西方游牧過來的) 是相近的，他們喜好封賞，他們在打敗他部落獲取他部落的財物之后常常將這些財物封賞給自己的親屬和有功的將士，這是封建制的雛形——分賞制。后來他們在黃河流域的中上游找到了適合農耕的土地之后就定居下來，這時土地成了最重要的分賞財富，封建制也就由此確立——封建制是對土地的封賞制度。西方的封建制產生于公元四、五世紀游牧民族對西方的大規模入侵，這些游牧民族入侵成功之后對占領的土地進行封賞，將土地分賞給自己的親屬和有功的大臣，封建制也就由此在西方產生。西方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的表露了西方是將這一時期當作西方歷史的“異端”的——是外來的，不是自身的自然發展。近代西方是以復興古希臘文化開始的，是對這一異端的反叛。近現代西方的許多特點都更象古希臘，而與中世紀相反——比如古希臘也盛行民主、重商品經濟和屬于世俗文化等等。
    中華民族及文化的綿延性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幾乎所有文明的創立者都受到過外來民族的巨大沖擊，他們的民族常常在這種沖擊中失敗而亡——現代的埃及人早已不是古埃及文明的創立者、現代的印度人也是如此、西方何嘗不是如此，他們的文化也常常由于這種沖擊而遭到極大破壞。只有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成功的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來民族和文化的沖擊和破壞，只有我們依然是創立我們偉大文明的民族的子孫后代，只有我們才有這種驕傲。我們現在又面臨著外來文化和民族(西方)的巨大沖擊之時，這次沖擊比先前的任何一次沖擊都大的多，我們還能象我們的先輩們那樣成功的應付嗎？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會由此而滅亡嗎？這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這場沖擊，如果我們不能成功我們就不佩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我們將是我們民族和文化的亡身者。

    言歸正傳，“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根本就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中國真正的封建時期是在西周時期，而非教課書上說的秦至清時期。另外，中國自始自終都不存在所謂的奴隸制度。中國古代雖然有奴隸，但從來就沒有過奴隸制度。在中國歷代歷史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奴隸市場買賣，也沒提到哪個是大奴隸主。中國過去雖然有奴婢，但他們不但數量少，而且一般奴婢主人也沒有隨意生殺奴婢的大權。
    “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是總結的西方的歷史，對西方而言，除了還沒有實現過的社會主義階段，其它幾個階段還是比較符合西方的歷史事實的。但是這種劃分方式也只是一家之言，還有很多別的劃分方法、劃分依據。事實上，除了以斯大林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外，這一劃分方法是很少被接受和采用的，即使對西方歷史而言也是如此。歷史學家們一般是將西方歷史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進行論述的：古希臘時期、希臘化時期、古羅馬時期、中世紀基督教時期和近現代西方。
    “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學說”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即將西方存在過的一些歷史事實總結為規律，并認為世界其它國家和民族也應該是按照這一規律發展演變的。
    另外，這一學說還帶有濃厚的單線直線演化論，即認為人類的歷史是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五階段單線直線演化的，認為人類的歷史在原始社會之后會自發的發展為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之后會自發的發展為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之后會自發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后會自發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在前面說過，西方的封建制度根本就不是自發的，而是外源性的，即外來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的，這種單線直線演化模式對西方來說是不成立的。還有，這種單線直線演化論常常誤導我們思考此類偽問題：中國比西方早一千年就進入了封建社會時期，但為什么沒能比西方更早的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呢？甚至我們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時期連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很難找到？
    事實上，人類發展史根本就不是單線直線演化的，而是和生物一樣，是“多樣選擇”的。即，生物們的基因會朝多個方向變異，但是客觀環境只會選擇和保留那種適合在環境中生存的變異方向。由于西方的地理環境與中國的大不一樣，因此不同的地理環境所選擇的它們的發展模式和社會形態也會大不一樣。這也就是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模式和社會形態是多種多樣的根本原因。
    不過，我們在承認了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多樣性之后，我們還必需承認人類的歷史和文明也還是有其共性的，這就是：原始狩獵和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物和信息技術文明。這種發展模式既非歐洲中心主義的，也非單線直線進化的。為什么不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呢？因為這種發展模式并不是只對西方文明和歷史的總結，而是對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的文明和歷史的總結。為什么不是單線直線演化論的呢？因為這一模式承認，低級階段的文明不會都自發的進化為更高階段的文明，而只有極少數文明才能自發的進化為更高階段的文明。比如從原始狩獵和采集文明發展到游牧文明和農業文明，其實只有極少數人類完成了這一進化，絕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原始狩獵和采集文明發展階段或因淘汰而滅亡；從游牧文明和農業文明發展為工業文明，只有西方自發的完成了這一進化過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民族都不能自發的完成這一發展過程，而只能通過外源性因素——即接受西方的工業文明而完成這一演化進程。
    總之，為了豎立我們正確的歷史觀，我們應該為中國的“封建”制度正名，應該用“原始狩獵和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物和信息技術文明”這一歷史發展模式，取代斯大林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種錯誤的人類歷史五階段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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