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世界知識

紀念毛澤東逝世30周年：

他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兩個視角的交叉點

　　對毛澤東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教訓如何評價，國際國內都有很多看法。我的看法是，應該從兩個視角上，找一個交叉點：一個視角是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毛澤東成為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的時候，面對的整個世界的時代特點是什么，這個時代要求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有什么樣的領導人，最善于去處理本國的外交關系；另一個視角是看在當時那個歷史階段上，中國社會對中國外交的要求是什么。

　　這兩個視角的交叉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冷戰爆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作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它的建設過程進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特殊階段。它要清理1840年以來遺留的問題和由此帶來的困難，其中還有許多需要認真思考、甚至需要繼承的問題。但在革命剛剛勝利的階段，人們可能很難靜下心來認真去探討和研究這些問題，因為當時面臨的直接問題就是要建立一個新政權、這個國家要獲得安全、外交政策要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認同，這是非常緊迫的任務。這個政權在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的過程中，它面臨的外部環境就是冷戰，而中國當時的任何對外政策，都要在這個國際體系中去思考、制定和選擇。中國的任何外交問題都不能放棄對國際政治格局這個基本問題的理解。

　　冷戰爆發和新中國成立，這就構成了認識毛澤東對中國外交影響的交叉點。中國歷史的轉折，正逢一個世界性歷史進程的開始。歷史給毛澤東的就是這樣一個舞臺，他要在這個舞臺上展示他的能力、個性、魅力，也在此暴露他的缺陷。

　　使中華民族重新樹立了自信

　　在這樣一個時空交叉的舞臺上，毛澤東在外交上的很多作為和決定，最突出的一點到現在都能經常感覺到：他使中華民族重新樹立了自信，使這個民族知道要自尊。毛澤東說過，他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魯迅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反思。毛澤東說，在魯迅身上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人的奴顏媚骨。毛澤東一生對自己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情感不容置疑，這種情感是由衷的，是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發自內心的欣賞和贊美，對這塊土地和這里的人民的熱愛。從他的詩詞歌賦中可以看到，他對自己的國家和她的蕓蕓眾生，都是用非常欣賞的眼光來看待的。在這樣的感情下，從抗日戰爭開始，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他幾乎是有意識地在塑造中國人民的全新的心理狀態，要中國人民帶著這種心理狀態去應對世界。

　　全面抗戰爆發前，毛澤東曾做過一次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中國的時代問題、中華民族的基本利益和他對堅持抗戰并且一定會取得勝利的基本信心表達得非常清楚。他在其中講了這樣三句話："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回頭來看，我們現在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它的根源還是在孫中山、毛澤東他們那一脈相承的愛國主義思想中產生出來的。面對強大的外部敵人，能不能打勝，應不應該堅持抵抗？當時有很多人說了很多豪言壯語，但是像毛澤東這樣說得如此簡練而完整是獨一無二的。這是支持他進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基本信念，是出于對這個民族的自信。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了原子彈，當時人們紛紛議論原子彈的威力，延安的報紙也有報道，毛澤東對這樣的報道不以為然，他強調決定戰爭勝負的首先是人心向背。毛澤東決非不知道武器的重要性，否則建國后也不會有一定要搞兩彈一星的計劃。他在1946年又專門和美國記者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說在他看來美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他為什么這樣講，現在可能很多人已經不太理解了。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得非常透徹。當時中共黨內對于對國民黨的大舉進攻是否進行反擊，對于"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能不能提、應不應該提，還有不同意見。因為蔣介石是二戰時各大國都支持的合法政府的代表人物，中國的革命運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完成一場社會改造，還會顛覆整個東亞地區美英蘇幾個大國根據雅爾塔秘密協議和中蘇同盟條約確立的格局。要推翻蔣介石政府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東亞的國際秩序。

　　當時有人擔心美國會不會進行軍事干涉。毛澤東當時就說，我們中國人和外國人打仗打了一百年都打敗了，所以一提到外國干涉就害怕，精神不解放。他說蘇聯也有這個情況：喜歡美國罐頭、喜歡美國煙卷，看不到人民的偉大力量。他主要是指蘇聯不支持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包括對中國共產黨也不積極支持。他就說南斯拉夫的鐵托很了不起，南共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他說在中國要想取得革命勝利，首先就是不能怕。

　　在毛澤東看來，革命要繼續，要辦革命的外交，首先就要精神解放，從一百年的恥辱給人們帶來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要相信自己的事業，要相信這個民族和人民能創造奇跡，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我覺得對于理解毛澤東來說，這些話就像是一個鑰匙一樣。只有理解了他的這些思想，才能理解他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建國后不久，他為什么要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當然主要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但如果背后沒有一個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對于帝國主義的欺侮，他就是有一種不服氣，他帶出了這樣一支軍隊、這樣一個民族，這個民族現在充滿了自信。比照此前中國近代的歷史，看看那時候外交的樣子，就能理解精神解放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國建立的時候，整個世界仍然用100年來記憶的眼光看待她，認為她是積貧積弱、不堪一擊，面對外來壓力從來不敢抗爭。所以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找印度大使轉告美國說不要過三八線，否則我們就要管。杜魯門卻說這是共產黨人的訛詐，意思就是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卻拿話來嚇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在邊界問題上打了不少仗，可以說毛澤東由此給全世界樹立了這樣一個印象：中華民族為了捍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惜使用武力。對中國的這種意志，后來再也沒有人懷疑。我們今天還在享受著毛澤東的很多精神遺產和當時通過犧牲獲得的成果。當一個國家樹立了威信以后，這種威信就是無價之寶。毛澤東給這個民族帶來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國際形象，這一直是我們處理很多外交問題的基本根據。別人知道我們不好惹，現在看來這很簡單，但在1949年前則不是如此，那時候誰都可以欺負中國。

　　我覺得，通過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這一系列軍事上政治上與美國和西方的對抗以及與蘇聯的對抗，毛澤東把他的那種精神氣質帶給了普通大眾。有人問志愿軍戰士怕不怕原子彈，回答是不怕，問為什么，回答是毛主席說原子彈是紙老虎，我們就不怕。那種精神力量是非常直接的。毛澤東那一代人領導人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的精神狀態，就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含糊，一步不讓。當然還要承認，這里面也有美蘇對抗、相互制約的背景，中國有回旋的余地。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有人說毛澤東不理性，他確實有不理性的時候，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他是個不理性的領導人。

　　完成了國家的身份認同

　　毛澤東的第二個重要貢獻，就是通過他當時的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完成了中國民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生的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擁護，實現了對新國家的對外政策的認同，這個認同一直延續到現在，基本方面沒有改變，影響極其深遠。這種認同包括三個方面：

毛澤東1949-1950年到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一是毛澤東到蘇聯和斯大林談判建立了中蘇同盟。中蘇同盟給了中國很大好處，很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給了中國基本的安全保證，中國獲得了現代化過程中所需要的大量援助。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中國認定了自己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

　　中國希望自己是、并且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需要外部的認同。一個國家的認同是在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建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身份從對外的角度來說是通過與蘇聯結盟實現的，它與內部政策的互動，一直保留到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是從毛澤東時代確定的。它對中國的影響是無法改變的，別人也是如此看待中國的。

　　二是在外交上結束屈辱歷史的基礎上，奠定了中國地區強國的地位。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尼克松決定改善與中國關系的時候，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五極之一，這個趨勢不可逆轉，美國必須接受這個現實。中國在世界上這種地位的奠定，包括緩和中美關系和加入聯合國，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實現的。從1840年開始，中國的國際地位一直在下降，直到抗戰才止跌回升。而新中國通過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僅用四年的時間，到1954年就在日內瓦會議上奠定了自己地區強國的地位。國際社會都認識到，要解決亞洲問題，要解決印度支那、朝鮮半島問題，沒有中國參與是不行的。當蘇聯提出中國應該參加日內瓦會議時，西方國家也都接受了。周恩來在日內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才能發揮到了極致。直到現在，中國的這個地位一直沒有改變。

　　地區強國就意味著責任，敢于承擔責任，勇于犧牲。通過日內瓦會議，中國向世界證明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強國，它敢于參加戰爭，也能實現和平，并愿意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中國外交一個非常重要的基調，有著非常重要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基本認識決定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對于涉及中國安全和威信的事，中國一定要管，要管就一定要插手，而且管的結果就是基本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這些勝利加上日內瓦會議在外交上的成功，奠定了中國的地位。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在軍事上有多強，而是中國的影響力和威望在解決地區問題上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在毛澤東時代清楚界定了中國這樣的身份和認同，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在1955年中國參加萬隆會議的時候就確定了。當時不少亞非國家更多地看到中國是一個可怕的共產主義國家，與蘇聯結盟，與美國作戰。又加上中國是一個新興起的地區強國，他們非常不喜歡或者深感懷疑。但是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告訴別人，不要只把中國看作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中國也是一個亞洲國家。周恩來發揮了毛澤東的思想，即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人的事情要亞洲人來管。周恩來說，我們到這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的。我們都有過共同的遭受侵略和壓迫的歷史，現在都希望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聽起來簡單，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說明中國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地區強國，也和亞非新型民族國家一樣，有過遭受侵略的歷史，是和這些國家有共同身份的發展中國家，現在也有共同的愿望，就是實現地區和平。到后來中國確定了永遠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永遠不稱霸的政策，這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個最基本的意識，直到現在。

　　需要強調的是，正是在上述對國家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和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外交的基本倫理，即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主持正義和無所畏懼的。例如毛澤東就特別反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所以，中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必須符合這些基本的倫理和價值，要維護和平，主持公道。這在中國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的。

　　他所展現的謀略

　　毛澤東第三個重要的貢獻就是他所展現出的謀略。冷戰給了中國縱橫捭闔的空間，可以讓中國設法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毛澤東做的事情不能說多完美，但在利用美蘇矛盾維護中國基本安全方面確實是有很多貢獻的，比如中美關系的改善。毛澤東留下的教訓很多，比如上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而采取四面出擊的做法，同時與美蘇為敵，同時反對"帝修反"，使中國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外交孤立。但是緩和中美關系可以說一舉扭轉了中國外交不利的局面，這種大戰略的策劃現在還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他在外交上的悲劇一面

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

　　毛澤東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也有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訓。毛澤東在外交上有悲劇的一面。他生長的年代使他形成的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導致他過度關注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對發展，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中出現的新趨勢的重要性和長遠影響重視不夠。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走上政治舞臺的，那時中國國內軍閥混戰，國際上是帝國主義戰爭，他看到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不平等、不自由、大戰爭亦當與天地終古，永不能絕"。這使他非常關注世界混亂的一面，他認為國際政治就是無政府狀態，就是弱肉強食，戰后的巴黎和會又使本來是戰勝國的中國屈辱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人對西方完全失去信心。

　　中國人對西方的失望使他們覺得無路可走，只能自己打出一片天下，通過革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就決定了那一代人對國際政治本質的理解，導致他們在建國后對世界上出現的要緩和要發展的潮流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他們關注的要么是爆發戰爭，要么是出現革命，而從骨子里不相信緩和。

延安時期，毛澤東開始獨立研究和判斷國際形勢。

　　另外一點就是封閉，這一部分是外部封鎖造成的，另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的原因。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有足夠的信心，但又有思想的局限。在當今世界，任何民族不可能孤立發展。毛澤東有很開放的時候，比如《論持久戰》中對中國抗戰與世界局勢的關系的分析，但遺憾的是他卻沒有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與世界發展的同步性，這就是他的悲劇，他把民族帶向了解放，但他把民族的發展放在了一個封閉、窒息的環境里，他仍然相信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走到了一個極端。

　　一個民族在經歷了百年屈辱以后，追求解放可能是非常英勇乃至悲壯，但很多時候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后來鄧小平意識到的：在任何時候，發展是硬道理。要看到世界發展的潮流，尤其是科學進步帶來的影響。在毛澤東的后期，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對這方面的關注，他全部的精力受到前半生基本經驗的影響，集中在革命和戰爭這些問題上。中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備戰中，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毛澤東的時代完成了重大的歷史使命，但也貽誤了重大的歷史機遇。毛澤東對形勢的基本觀點，對時代基本問題認識的偏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的對外政策。

　　總體來說，毛澤東的外交對中國外交在精神上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很難改變。毛澤東時代奠定的中國外交的基本倫理，其中許多是有普世價值的。(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1974：向1946回歸

　　從毛澤東1946年提出"中間地帶"，到1964年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再到他晚年劃分"三個世界"，這三者是一脈相承的。我想著重談談"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這個思想在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的影響也最大。同時，這個思想的提出也是一個標志。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自主地判斷國際形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至戰后初期，國際形勢錯綜復雜。這一時期，毛澤東最關注的是三個問題：一是美蘇關系的演變，二是美蘇兩國對華政策的走向，三是戰后國際形勢對中國前途的影響。由于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向不是一下明朗的，毛澤東的總體估計前后發生過很大變化。

　　最初，毛澤東估計，戰后國際上將維持美蘇合作的局面。他由此出發來考慮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1944年，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根瑟·史坦因談話時指出："中國不能只和一個強國或者一群強國發生友善的關系"，而應該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與各國的關系。他說，無論依賴蘇聯而冷淡美國，或只依賴美國而對蘇聯表示仇視、懷疑都是同樣的錯誤。"要想依賴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蘇聯之間的沖突的惡化而從中取利，是非常危險的……這是同等地違反了中國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澤東當時主張："中國能夠而且必須成為兩個陣營間的橋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帶之一的地位來贏取外國的支持。"直到1945年底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關系時，周恩來還重申了中共的這個主張。戰后初期，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爭取美英蘇三國贊助中國的和平，以避免內戰，對內政策的目標是建立有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國共內戰的爆發和美蘇冷戰的出現，毛澤東原先的設想失去了實現的可能?，F在，人們只知道毛澤東后來主張"一邊倒"，而不知道他還有過與此完全不同的設想。

　　從1946年3月起，無論是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都迅速地惡化了。一時間輿論對美蘇之間是否會爆發戰爭議論紛紛，人們對美蘇戰爭的擔心實際也是對國共內戰的擔心。當年4月，毛澤東撰寫了《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這篇短文表明，毛澤東沒有被一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他對美蘇之間不會爆發戰爭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極其鮮明地提出，美蘇之間的妥協并不要求各國人民跟著實行妥協，各國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斗爭。毛澤東所針對的，不僅是當時中共黨內和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的模糊認識，實際也是針對蘇共的一貫做法，即當蘇聯在國際范圍內謀求與某種國際勢力妥協時，便要求各國人民在各自的國內斗爭中跟著實行妥協。從毛澤東對國際問題認識的發展過程來看，這篇短文非常重要，它不僅解決了如何判斷戰后國際形勢的問題，也解決了國際局勢的發展與中國革命前途之間的關系問題，標志著毛澤東在思想上擺脫了以往美蘇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前途這種觀念的束縛。

　　時隔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一系列著名論斷，由此形成特色鮮明、對中國共產黨和未來的新中國外交具有長期指導意義的國際問題理論。1946年8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中間地帶"的思想。他強調指出：戰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充滿著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之間的斗爭，蘇聯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國是"世界反動勢力的堡壘"；但是，戰后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不是美蘇之間會爆發一場戰爭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戰，這是因為在美蘇之間隔著一個由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構成的遼闊的中間地帶；戰后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是美國力圖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

　　從中國革命的角度來看，"中間地帶"的提出具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它對各種國際政治勢力作了獨具特色的劃分，指明了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的實際地位。第二，它明確了現階段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敵友關系，為戰后時期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奠定了基礎。第三，在"中間地帶"的概念中隱含著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中共與蘇聯在國際范圍內所進行的斗爭，有緊密聯系的一面，這必然要求雙方互相配合，但雙方所進行的斗爭在性質和內容上又有互相區別的一面，這又意味著雙方必須根據各自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斗爭形式和策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間地帶"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斗爭中有了更加明確的主體意識。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它的實踐性。既能以極其開闊的視野縱覽全局，又能把思考的焦點高度集中到解決中國革命面臨的最關鍵的實際問題上，在既定的環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和策略，這正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

　　1947年9月，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后發表宣言稱，世界已經形成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反帝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此后將近十年，毛澤東沒有使用"中間地帶"的提法，直到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的發言中才又重新提出。1964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和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打破了戰后兩極體系的觀念，適應了國際形勢的變化，結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導思想的極度混亂。毛澤東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個大戰略，從形式上說是對他鼎盛之年提出的"兩個陣營"和"一個中間地帶"的思想以及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策略的某種復歸。 (章百家 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晚年的外交戰略：探索和矛盾

沈志華

　　●新中國成立、毛澤東的事業達到頂峰的時候，也正是世界的時代轉化的時期，即二戰結束后世界向現代化階段邁進的時期，整個世界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開始越來越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體。人們現在把這個過程叫做全球化。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一點，就會讓自己的國家較快地加入這個進程。我感到斯大林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早在二戰期間，蘇聯領導人在研究戰后國際格局和國際關系走向時，就強調要和英美合作。解散共產國際、戰后處理很多問題包括中國問題、朝鮮問題、希臘共產黨問題，都顯示出斯大林認識到革命的時代要過去了，今后將是發展的時代。

1964年，迎接反修斗爭歸來的周恩來。

　　但是冷戰發生了。冷戰的起因很復雜，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識形態的對立造成了雙方的不信任。就在這個時候中國革命成功了。新中國成立后，長時間沒有和國際接軌，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陀^原因就是冷戰爆發和兩大陣營的對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它只能選擇向蘇聯"一邊倒"，沒有別的余地。

　　從主觀上講，毛澤東選擇與美國的對抗，因為他認為中國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壓迫民族的一邊，中國有責任來抵抗美帝國主義。他的膽略和智慧足夠，影響力和魅力也足夠，但是他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化，沒有意識到現在已經不是革命的時代了。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很長的時間內，他還是按照傳統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來指導中國處理國際事務。

　　毛澤東是把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綜合起來進行考慮的。我覺得，他有時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國的貧窮落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國際大國，而且目標就是趕超美國，從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起他就說要超過美國。但是另一方面，他對現代經濟不很了解，起初打算用７５年的時間超過美國，后來越來越狂熱，又縮短為５０年、甚至１５年。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和平環境，所以朝鮮戰爭結束后他是同意蘇聯的和平共處觀點的，而且每次談中國經濟的發展都說要利用世界大戰的間隙。因為他相信列寧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觀點，反復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早晚都會發生戰爭，但是世界大戰之間是有空隙的，中國要爭取利用這個空隙抓緊建設，盡快強大起來，在將來的戰爭中才能戰勝敵人。他的急躁冒進是與此有關系的，因為在他看來戰爭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到來，不趕快發展就會打敗仗。所以中國發展原子彈、鋼鐵、軍工，一五計劃、二五計劃都強調發展重工業，是"重重輕輕"的理論影響，這都是建立在戰爭遲早要爆發這個認識上。既要和帝國主義斗爭，又要爭取和平搞經濟建設，這就構成了矛盾。

　　毛澤東既認為戰爭遲早會爆發，又認為單靠中國或蘇聯的力量是不夠的，要發動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推翻帝國主義。所以一旦他覺得中國力量強大，就會改變對外政策，就會采取強硬的革命外交。中蘇分裂的原因是復雜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１９５７年后雙方政策出現了分歧。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一段時間內，雙方路線還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經濟建設，蘇聯到１９５７年人造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農業接連大豐收，赫魯曉夫認為這就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競賽和平共處的成績，因此他覺得要進一步改善蘇聯與西方的關系，盡快提高蘇聯的經濟水平。而中國一五計劃完成、國家工業體系建立起來，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這么強大，中國也形勢不錯，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經超過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處了。這就和蘇共二十大后的路線發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紀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聯是向帝國主義投降，已經不能領導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國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領導世界革命的任務必須由中國共產黨和他本人來承擔。我認為這就是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后來毛澤東也看到，中國在短期內達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跟著蘇聯走。６０年代末在"文革"中毛澤東已經看到了這些問題，他是現實的，并非固執己見，所以７０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個大的轉變，他意識到再像過去那樣按傳統理論安排國際事務是不行的。中國當時南北兩面受敵，這種客觀形勢也促使他開始了戰略大調整。

　　在傳統的革命理念中，與帝國主義的美國建立關系是說不通的，但是這一步對中國發展而言卻非常正確，只有與美國實現了關系正?；?，才能融入國際社會，才能在科學技術、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轉落后的局面，在大的戰略上，毛澤東是走了第一步，然后才可能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但是毛澤東沒有放棄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觀點。但這個觀點與以往相比有了改變，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樣的劃分，而是弱小國家與霸權主義的區分，對美蘇兩霸，是把蘇聯視為主要敵人。

1965年，聲援越南抗美救國集會。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中蘇兩國關系的不斷惡化，特別是1968年8月發生了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地把蘇聯作為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準備完成其從與美國和蘇聯同時對抗到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外交戰略的調整，其間的關鍵性思路就是緩和與美國的關系。具體分析，毛澤東之所以決定把蘇聯作為主要敵人，做出聯美抗蘇的抉擇，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首先是蘇聯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蘇聯軍隊進攻并占領中國部分地區的威脅，比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從海上攻擊中國的威脅要大得多，也更為現實。至于美國升級越南戰爭對中國南部安全環境構成的威脅，已由中美兩國達成一項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國地面作戰部隊不越過17度線，中國的地面作戰部隊也就不參戰。另外，中國傳統的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也為把蘇聯當作主要敵人的戰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蘇聯對中國政權產生的威脅。盡管隨著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分歧的加深，蘇共的社會主義理論被指責為“修正主義”，中蘇兩國的同盟關系發生了動搖，但是長期以來具有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國際共運旗手形象的蘇聯，在政治、經濟基礎相同的中國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場。由此，在毛澤東看來，蘇聯與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尤其當他們在中共領導核心中臥有代理人時，這種政權替代威脅也就更為現實。因此，毛澤東對來自蘇聯這個相同意識形態國家的威脅的憂慮，大大超過了對美國威脅的憂慮?！?/p>

　　再次，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分歧，使中蘇敵對關系比中美關系更難以修復。由于中蘇兩黨的重新團結關系到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一的標準、以誰為領袖的大勢，意識形態的分歧已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聯系到了一起。當意識形態問題與政治問題掛鉤時，兩黨分裂的命運也就難以扭轉。伴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大論戰而來的是國際共運的嚴重分裂和中蘇兩國關系的不斷惡化。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幾乎成為一個死結。他在發動“文革”時，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立為最危險的內部敵人，進而形成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新階級斗爭理論。與此同時，在國際上也就把蘇聯當作了比美國更危險的主要敵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實際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號?！?/p>

1964年，支持非洲人民反帝斗爭集會。

　　●毛澤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之時，正是冷戰形成后國際政治力量不斷重新組合、世界格局不斷變幻的時候。時代的特征其實正在發生變化，即由過去的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但毛澤東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的時代。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內心深處的傳統意識，以及對外交上敵友轉換的務實考量，構成了一組深刻的矛盾。這組矛盾在他觀察世界和確立中國的對外戰略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他。事實上，就毛澤東外交思想的實質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進并領導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舊是他的最終目標和理想。只是在新的形勢下，毛澤東開始強調既要有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非常實際的精神，此種務實精神與革命理念相結合的基點就是，利用矛盾，著眼于人民。所謂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促進革命。　

　　■中蘇關系緊張加劇的國際因素不僅促使毛澤東及早采取措施，扭轉了中國外交關系的不利局面，而且還促成了毛澤東晚年對外戰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走上了較為現實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毛澤東對中國外交戰略策略進行思考、不斷探索調整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他曾經有過以下多種提法：　

　　“兩個中間地帶” 1962年1月毛澤東對其在40年代提出的“中間地帶”觀點做了新的補充，指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將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擁有強大壟斷資本的西德、日本與獨立和半獨立的非洲、拉美國家區分開來；1963年9月毛澤東又談到，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1964年1月，毛澤東正式明確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指出：講到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此后不久，他又將后一部分中間地帶的范圍擴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進一步明確了亞、非、拉美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間地帶的概念。兩個中間地帶的劃分，“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提出，在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美國矛盾尖銳化的基點上，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擁有共同利益的現實性，為突破冷戰時期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結成最廣泛統一戰線抗衡美蘇戰略構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間接同盟軍” 1963年2月毛澤東提出，與美國矛盾日趨激化的法國、西德、英國、日本等國“是一種間接同盟軍”。一年后，毛澤東又特別談到，兩個中間地帶都反對美國控制，東歐各國則反對蘇聯控制；強調中國與第二中間地帶國家有著根本的共同點，即反對各種形式的外來控制，不管資本主義大國還是社會主義大國，誰要控制、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世界上兩個大國交朋友，一個美國、一個蘇聯，企圖控制整個世界，我是不贊成的。進一步表露了中國可以聯合第二中間地帶這個間接同盟軍，反對美蘇兩個大國控制的戰略意圖。　

　　“中間集團” 1963年9月毛澤東提出：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應包括中間集團，即法國等六國集團和英國等七國集團，還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兩個第三世界”與“中間世界” 1963年10月毛澤東談到西方報紙關于第三世界的兩種說法，一種指亞非拉，一種指西歐共同市場；數月后，毛澤東將此說法概括為第一個第三世界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后又提出“中間世界”即所謂第三世界，中間世界分為兩部分，第二個第三世界包括法國、日本、加拿大，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這一提法雖然還是對“兩個中間地帶”概念的一種混用，但表明毛澤東已在開始考慮把“第三世界”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的對外戰略策略之中了。　

　　“中國是不發達國家”，屬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澤東提出：要從歐洲的倫敦、巴黎到中國、日本，把第三世界擴大起來。毛澤東這里所說的第三世界還是兩個中間地帶的內涵，但其突破點在于將中國從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極分離出來，歸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圍。9月，毛澤東又將“第三世界”的定義與“第二中間地帶”區分開來，單純與“不發達國家”的概念相連，指出，有兩個中間地帶，一種是發達國家，一種是不發達國家，就是你們所說的第三世界，而中國是不發達的國家。這即已明確第三世界就是指不發達國家，并初步將中國劃入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外賓時說：我們愿跟你們非洲站在一個行列。就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嘛。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確表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p>

　　“蘇聯也是紙老虎” 1964年初毛澤東談到，只有美國和蘇聯才是大國，一切事都要照他們的辦，要到他們那里朝圣。但是毛澤東認為，紙老虎并不僅只美國一只，“蘇聯也是紙老虎”，指出：我們不信他們那一套，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這時在毛澤東看來，美蘇雖然仍處于兩極對立的位置上，但就其與世界各國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們實際已匯合為矛盾的同一面，成為一極。蘇聯已與美帝這只紙老虎為伍，中國和世界各國不必懼怕它們的威脅，應與其霸權主義政策進行抗爭?！?/p>

　　“中等國家” 1970年6月～7月間，毛澤東幾次談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別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義，針對“超級大國”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國家”的概念，說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我們攀不上。強調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兩個大國，不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國。但是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這實際進一步突出了美蘇兩個大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及聯合各國反霸的戰略意向?！?/p>

　　“兩個中間勢力” 1970年10月，毛澤東又指出，“第一中間勢力是第三世界”，要爭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間勢力”，“這對我們有利”。這種提法已非“兩個中間地帶”之說的簡單混用，其雖在概念的外延上有著部分重合之處，但在思想內核上則有所區別：原中間地帶不包括中國，現中國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國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仍處于世界的兩極，現不僅實質而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由于斗爭的主力和斗爭的對象都已進一步明確，這時提出兩個中間勢力問題，就具有了明顯的策略意義。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間勢力則是需要爭取并聯合的力量，由此確定了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同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的策略取向?！?/p>

1959年，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外國朋友在一起。　

　　“一條線”、“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澤東為實現集中力量抵制蘇聯霸權主義的目標，以改善對美關系為突破口，加速了對中國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步伐。毛澤東認為，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由此，他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又分別提出了“一條線”及“一大片”的思想，構想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線，及這條線周圍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p>

　　“三個世界” 這樣至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卡翁達時，最終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術語，明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觀點?！?/p>

　　1974年4月，經毛澤東審閱批準，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新的戰略策略思想，在國際論壇上公開表明了毛澤東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同第二世界國家的聯合，集約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國在內的最廣泛的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主旨，以及“不稱霸”的主張。這就將蘇聯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來?！?/p>

　　毛澤東上述提法的變化，盡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發展的脈絡卻是清晰可見的。這個思考過程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對霸權主義、特別是蘇聯霸權主義國際統一戰線的大思路。這種探索、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歷史過程，雖然是以世界格局由兩極體系向多級、多元體系轉化為前提條件的，但其始動力卻是中蘇分裂及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需要。因此可以說，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策略思想確定的過程，反映著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中蘇關系的走向，反映著毛澤東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醞釀成熟的發展軌跡：由反帝反修、以美帝為世界頭號敵人，到反修統一戰線的份量不斷加碼，再至“頭號敵人”角色的變換，以蘇聯霸權主義為首要的斗爭對象。從反帝反修、兩線作戰轉化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個拳頭出擊，抗衡蘇聯，“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局面由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機?！?/p>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澤東把處理對外關系和制定對外政策的著眼點過分集中于中蘇兩國的關系，因此“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表現在外交思維的矛盾性（理論出發點在于擺脫意識形態觀念的束縛，而其落腳點卻又陷入了極其厚重的意識形態窠臼）、外交行為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對外交往中突破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放棄“以美劃線”的標準，把對外方針建立在世界發展的現實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卻又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以蘇劃線”的羈絆）、劃分標準模糊且缺乏科學性（既非完全以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國家的歸屬，也非完全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劃線），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后期的中國外交處于一種僵化的而非靈活的、單一的而非多樣的狀態。　

　　當然，總體上講，毛澤東根據蘇美戰略態勢和中美蘇三國關系的變化而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國際戰略抉擇和策略選擇，還是頗具遠見的，是有突破性的。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于國內動亂的局勢下，及早著手糾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復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進程，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出發，在抵御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基礎上，適時地實現了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重大轉變，中國由此徹底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處境，國際威望不斷提高，并作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臺。（●沈志華 ■李丹慧 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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