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素有“物華天寶、人杰地靈”之譽。贛州作為江西南大門和廣東“鄰居”，是客家先民和后裔的中轉站和返遷地，是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搖籃。首部微觀的客家社會史——《尋烏調查》也于1930年春夏之交在毛澤東的足下、筆下問世。70多年來，人們只注意到《尋烏調查》的實際意義——“為當時的工農政府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等許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據”①，而忽視了為后人研究贛、閩、粵三省交界地區客家社會的近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等諸方面，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具體的歷史資料的理論意義、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本文擬對后者作一探索，以求教于海內外專家學者。

（一）

1930年春，紅軍部隊分散在贛南的安遠、尋烏和粵東北的平遠一帶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這就為尋烏調查提供了有利的機會。對此，毛澤東說：“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就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借給材料的人。”②“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老先生。多謝兩位先生的指點，使我象小學生啟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不勝歡喜。”③于是，毛澤東就以尋烏為調查點，在中共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幫助和組織下，對尋烏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查。

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對于調查對象的選擇范圍比較廣泛，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從職業上說，有縣、區、鄉的干部，有普通農民、工人，有做過縣署錢糧兼征柜辦事員的，有農村窮秀才，有小學教員，還有當過兵、做過小生意的。從年齡上說，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歲，最年輕的是23歲。在這些人當中，尤其是郭友梅（59歲，雜貨店主，曾做過商會會長）和范大明（51歲，貧農，縣蘇維埃委員），為這次調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在調查時，毛澤東采取了登門訪問，直接觀察和調查會等方式。其中主要是找了11個人，在尋烏的馬蹄岡，開了10多天的調查會。開會時，毛澤東親自主持，親手記錄，親自提問題。除了開調查會外，他還做了20     多天實際調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販、游民談話。例如：毛澤東問一個雜貨店主：“你這個尋烏城有幾家雜貨店？有多少種雜貨呀？”有幾家雜貨店答上來了，至于有多少種雜貨卻說不清楚。毛澤東不著急，放下筆慢慢問：“你們這里的信封信紙，一種是從贛州來的，是本國制作的；另一種是梅縣來的，是用‘洋紙’做的吧？”那店主連忙點頭說：“是的，是的。不過‘洋紙’便宜些，賣得快。”毛澤東又問：“你們這里賣的竹簾、竹紗也是梅縣來的吧？”陪同毛澤東來的古柏說：“那是香港貨，是從梅縣轉到尋烏的。”毛澤東點點頭，又問店主和店員的關系如何？一個月給店員多少錢？夠不夠吃？不夠吃怎么辦？過年過節允許不允許回家？了解了這些情況后，毛澤東又問：“聽說你們店員里除了雇工，還有一種叫‘等郎嫂’的，對嗎？”店主說：“有是有，不過我那個店里沒得。”毛澤東又問：“你們說說這‘等郎嫂’是什么意思？”那店主想了想，說：“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錢買一個年少的女子來做工，店主還沒有小兒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兒子生出，才能結親，這就叫‘等郎嫂’。”毛澤東點點頭，記下了他的發言。④

同時，還到城郊農村，同農民一邊干活，一邊調查，廣泛了解各行各業群眾的生活和思想。

為了研究尋烏城商業發展情況，毛澤東從尋烏市場所經營的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市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他細心地分析了五家鹽店、17家雜貨店、一家油行、一家豆行、10家酒店、七家水貨店、七家藥店、兩家黃煙店、16家裁縫鋪、10家旅店、八家理發店、七家首飾店……。為了研究雜貨店的生意，毛澤東搞清了雜貨店經營的全部內容，列舉了牙粉、牙刷、膠底鞋、皮鞋、鋼筆、鉛筆等131種“洋貨”的名稱，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電筒、洋火、信紙等23種最暢銷的商品。他了解了水貨店經營的內容，以咸魚、海帶、糖、豆粉、豬皮、閩筍、魷魚等11門產品為主，海參、香菇，云耳等28種為次，詳述了這39種土特產品、水產品在尋烏的銷售情況。在調查尋烏的圩場生意時，他詳列了圩場交易的各種貨物，如魚、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此外，調查還涉及到妓院、會道門、神、壇、社、廟、寺、觀及祖宗祠堂的情況。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這次調查中是決心要把城市問題了解清楚的。所以這次到了尋烏，他便把這個城市的結構進行一番解剖。他把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業進行了統計，分別算出農民、手工業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機關、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通過這樣的分析，毛澤東發現：尋烏城“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⑤。因為在這個縣城的居民中，占第一位的是農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業者，297人，占11%；農民和手工業都共占71%。由此看來，這個城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數。”毛澤東便發現了尋烏這個城市的基本特征。

通過調查分析，毛澤東還發現尋烏這個撮爾山城中的游民和娼妓占著相當大的比例。占尋烏城人中第三位的便是游民，這些“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都幾乎相等。”占人口第四位的竟是娼妓。“‘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30幾個妓女，養活著162人，比商人的人口總數還要多。如果把游民和妓女人數合起來，等于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毛澤東說：“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

為了弄清尋烏城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狀況，毛澤東非常巧妙地“從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總共分成20余項，如：

鹽：城里第一大宗生意，分潮鹽、惠鹽兩種；全城五家鹽店，每年可做10萬元生意。

雜貨：共有十六七家雜貨店，商品以布匹為主，洋貨次之；尋烏市場有洋貨131種，其中23種銷售最多。

油：一家油行，代客買賣，年經手1300擔油，抽行傭260元。

豆：一家豆行，全年生意1000擔，收行傭300元。

酒：七家酒店賣黃酒，共約700元生意；三家酒店賣白酒，約1000元生意。

水貨：七家水貨店，銷售咸魚、海帶等11種主要產品，另有魚翅、魚肚等39種次要的水產品。

藥材：七家藥材店，共約6000元生意。

黃煙：兩家黃煙店，自己加工黃煙銷售。

傘：兩家紙傘店，生意大不如前。

木器：只一家，產品主供地主、商人用。

豆腐：城內30多家豆腐店，屬“居家生意”，既磨豆腐又耕田。

理發：八家理發店，每店一至三人。

裁縫：機器縫衣13家，通常是一架縫紉機，一個師傅帶一個徒弟，另有手工做衣三家。

伙店：就是旅店，有十多家，客人以挑擔子的為多。

打鐵：三家打鐵店，專打篾刀、柴刀等農具。

由于進行了這樣深入細致的剖析，毛澤東把尋烏城整個工商業的情況可以說做到了了如指掌。

此外，還有尋烏的六種主要出產：米、茶、紙、木、香菇、茶油的出口價值統計、物價統計和工資情況記錄等等。⑥

（二）

在尋烏調查之后，毛澤東在江西寧都小布圩，對調查到的大量的豐富的材料進行整理加工，以具體的事實和統計數字，采用了贛南客家的富于特色的方言，描繪了這個贛閩粵三省交界地區縣城內外的社會生活風貌。

尋烏人多“一姓住在一村”，即聚族而居，且多建祠堂，立有公會，擁有田產，年年收租。祠堂屬下子孫過年過節時候從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沒有分（有些族上寡婦有分），每人分得幾斗谷、幾斤肉。這種谷叫“紅丁谷”。肉有四個項目：一是“胙肉”；二是“房股肉”；三是“老人肉”；四是“丁肉”。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這是一種斗爭，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對分房股肉，主張分丁肉。但結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數少的房份的意見分了房股肉。為什么少數對多數勝利呢？因為這種公的產業，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權利的。有少數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輪分，名義叫做“輪收”，又叫“管頭”，輪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開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頭的荷包里，這并不算“吃油餅”，因為這樣做正是公堂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輪流收租名則是輪流替祖宗收租，實則是輪流替自己收租。在這個意義之下，那些貧苦子孫往往鬧著要分公田，同時富裕部分的子孫卻反對分公田，成為一種氏族內部的階級斗爭。

尋烏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腳的氏族手里，后到氏族便沒有山或少有山。山地因其生產力小，通常一姓的山，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圍五六里以內，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謂“公禁”者，不但禁止買賣，而且絕對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條把子樹，搭墓棚”，才得許可。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開圳，修橋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開山，蕗  三年兩開，樹木兩年一開。由“禁長”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場議定開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   或樹卡（開樹本山又叫落卡，即砍樹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產情況分成若干小塊，召集公眾到場拈鬮，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這就是家族主義的山林“共產”制度。

在家族主義統治下的尋烏農民因封建剝削的嚴重，不少人過著“禾頭根下毛（沒有）飯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啊嗬（沒有了）”。這，正是民歌所唱：

                月光光，

                光灼灼。

                埃（   ，我）跌苦，

                你快樂。

食也毛好食，

                著也毛好著。

                年年項起做（繼續做），

                總住爛屋殼。

                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毛錢討，

                害埃窮人樣得老（怎樣得老）。

                暗好學堂（再好學堂）埃毛分，

                有眼當個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想越可憐。

                事業毛錢做，

年年總耕田。

                六月割也就（剛割完），

                田東做賊頭。

袋子一大捆，

擎把過街溜（洋傘）。

                嗎個都唔問（什么都不問），

問谷曾曬就？

                窮人一話毛，

放出下馬頭（打官腔）。

                句句講惡話，

                儼然稅戶頭（大地主）。

                唔奈何，

                量了一籮又一籮，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啊嗬！

《尋烏調查》還揭露了捐稅剝削的嚴重。毛澤東曾詳細談到縣署錢根給征柜上的幾種陋規：如銀水、過割禮、填寫禮、券票禮、點規、過節禮、過年禮等等，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官府剝削農民的種種辦法。但這些“陋規”具體怎樣實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由于參加調查會的27歲的劉亮凡，原是縣署錢糧兼征柜的辦事員，現在是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由于他提供了親身所見的資料，于是便揭開了舊縣署征收糧稅“陋規”的全部秘密。

《調查》寫到尋烏縣的剝削狀況時，曾談到農民有被高利貸債主逼迫，被迫“賣奶子”（賣兒子）的事實。富福山村的劉亮凡說，他那村里37家人，分屬劉、曹、陳、林、黃五姓，共有五家賣過兒子，其中三家姓劉。買主是附近村莊里的本姓紳士和富農。賣價每個孩子百元到兩百元。但名義上不說“賣”，而說“過繼”。劉亮凡還說，除了本村之外，他曾見過和聽過賣兒子的事，在他家鄉附近共有上百的數目。據到會的三人估計，在他們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有十家是賣過兒子的。

尋烏的女子與男子同為勞動的主力。嚴格說來，她們在耕種上盡的責任比男子還要多。犁田、耙田、挑糞草、挑谷米等項，雖因體力關系，多屬男子擔任，但幫挑糞草，幫擔谷米、蒔田、耘田、撿草、鏟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項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幫助；礱谷、踏碓、淋園、蒔菜、砍柴割草、燒茶煮飯、挑水供豬、經管頭牲（六畜叫頭牲）、洗裙衫、補衫做鞋、掃地洗碗等項工作，則是女子作主，男子幫助加以養育女兒是女子的專職，所以女子的勞苦實在比男子要厲害。她們的工作不成片段，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們是男子經濟（封建經濟以至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品。男子雖已脫離了農奴地位，女子卻依然是男子的農奴或半農奴。她們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她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尋烏婦女還流行著戴首飾的風俗。毛澤東說：“尋烏的婦女們也和別的封建經濟沒有徹底破壞的地方一樣，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富，一律戴起頭上和手上的裝飾品，除大地主婦女有金首飾外，一概是銀子的。每個女人都有插頭發銀簪子和銀耳環子，這兩樣無論怎么窮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釧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就有。”為什么“無論怎么窮的女子”都要戴這種東西呢？這自然還是要從人們的社會心理上去解釋。這些女人越窮越怕人瞧不起，那怕戴個“洋鐵皮上面涂一點銀”的假首飾，也是滿足這種心理要求。

尋烏人是多神崇拜者。廟有城隍廟、關帝廟、三官廟、三圣宮、賴老廟、龍王廟、關岳廟、楊公廟、東岳廟、江東廟等等。寺庵有五福庵、回龍寺、正覺寺、觀音閣、東筆山、大悲閣、鵝湖庵、西竹山、天臺山、獅子巖、三角棟、角公巖、法華庵、西華山、南陽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龍山等等。道觀有云蓋棟、大山里、川塘坑等等。

耶穌、天主兩教，縣城一個耶穌堂200多人，一個天主堂100多人，篁鄉一個耶穌堂100多人，牛斗光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吉潭一個耶穌堂100人左右，澄江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左右，澄江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左右，計耶穌堂五個700人左右，天主堂100多人，共800多人。

尋烏還崇敬“伯公”——楊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個樹頭下，田塅下，山垇上，什么地方都有他。

尋烏農村還保持著一種辦“社壇”的風俗，這是一種傳統習俗。每村都有一個社壇，即使只有三家人的小村也有個社壇。每個社都有會，會期一般是每月初二。開會時不論貧富，每家都要來一個人。人們首先殺豬買酒大吃一頓，然后一起開堂議事。談的都是有關本村生產的事，“雖然亂講一頓，卻有一種自然的秩序。”為什么各村都要辦社壇呢？因為人們企盼它“保護禾苗沒有蟲子食、牛豬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們得到康健。”這就是說，由于社壇能夠給人們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所以這種風俗能夠長久不衰。

以不滿3000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30多家。尋烏城里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的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占了食品的一半。“過年過節家家要鑲豆腐——把豆腐挖一個口，把豬肉、魚子、香菇連同蝦殼，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醬塞了進去，叫做鑲豆腐。”

發式是人們的一種時尚，民國元年以前，人們一律是梳辮子，理發一律用舊式的剃刀。民國元年直開始用洋剪理發，樣子一概是和尚頭。民國二年開始興“東洋裝”，民國六七年興“平頭裝”、“陸軍裝”，民國十年加上贛州來的“博士裝”，是尋烏到贛州讀書的學生傳來的。民國十二年開始有了寬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鏡子，又將一尺長四個腳的“單凳子”換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開始輸入輕鐵梳。這些新式器具都是從廣東梅縣來的。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時，開始輸入化學梳。毛澤東在這里概述了西方新式發型在客家地區流行的歷史。他還說：大革命時，“東洋裝的名目消滅了，博士裝也差不多沒有了，但原來在學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頭裝和陸軍裝，卻在青年工農貧民群眾中普遍地盛行起來。‘文裝’、‘花旗裝’‘圓頭裝’（梅縣人譏笑這種裝叫‘暹羅柚’）這三種，卻是新添的花樣，盛行于小資產學生群眾（這個群眾是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反對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裝亦名‘西裝’，花旗裝就是美國裝，它的來源是從南洋傳到梅縣，由梅縣傳到尋烏的。現在縣城及別的大市鎮中，剃光頭的可以說完全沒有了。鄉村農民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

毛澤東上述深刻入微的描述，從平平常常的理發看出了資本主義文化對山區的客家社會的影響，確實是難得的材料。

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影響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尋烏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澤東對尋烏的文化列了一節加以敘述。他說：全縣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識字的不過300人），但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而且靠近廣東的南半縣要比北半縣更發達。毛澤東對全縣男子的文化水平通過列表作了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尋烏大體上的文化狀況：

毛澤東在分析中指出：高小生多于初小生是由于許多學生沒有上初小、讀蒙館后直接進入高小。高小學生部分是小地主子弟，中學生則全部是地主子弟，其中小地主占多數。大學生則多數出于大中地主階級。這一情況表明，在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影響下，那些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普遍重視子弟的教育。他說：“破落戶階層為什么進學堂的多，就是因為他們看錢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經手賺來的），而且除了靠除讀書操本事一條路外，更沒有別的路子可以振起家業，所以畢業生就多從這個階層中涌了出來。”這種現象的產生，則主要是破落戶這一階層的社會心理所決定的了。

（三）

從毛澤東的整個行文來看，他自己是要把《尋烏調查》寫成具有可讀性的著作的。為此，剖析典型，小中見大：

郭怡和雜貨店的盛衰，是全縣商業變遷的一個縮影。這家雜貨店在清光緒二十五六年時，曾是“尋烏城是第一家大商店”。店主是現在店主郭友梅地叔叔，做了60年雜貨生意。有3000元本，卻做得20000元上下的生意，因為許多商品如布匹、綢緞、紙張、筆墨、草帽、蘇席等是從贛州方面賒購來的（當地稱“繳”）。“買三百塊錢貨只付一百塊錢，就可以拿動。”但現在不行了。贛州、梅縣、興寧的商店“都繳不動”。因為本城農民本來就窮，又遭了旱災，還不起本城商家的帳，本城商家也還不起贛州、梅縣、興寧商家的帳，這樣買賣就越做越小，一年不如一年。民國五年，郭怡和店遭到官軍“一個大搶”，搶去6900多元東西，這樣這間店就衰敗下來，剩下百多塊錢本，成了“本錢最小的雜貨店”。

潘明征是尋烏大地主的典型。毛澤東通過這個例子說明地主階級三代人不同的思想和生活道路。潘明征（綽號“屎缸伯公”）是尋烏頭號大地主，他的家產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同時還在吉潭圩上開著藥店和雜貨店，共計價值值30萬元，僅田地收租就達10000石左右。潘明征是全縣豪紳的領袖，本人思想非常頑固。他的兒子就與他不同，他們主張辦學堂，但辦出的學堂還是“半新不舊”的。他的大兒子潘奕仁是個秀才，做過縣財政局長，三多子潘夢春“文理不通”，沒有考過科舉，也沒有進過堂，卻當了全縣保衛團總公所長，很有實權。后來當了國民黨縣黨部的委員，又當上了尋烏縣長。潘明征的孫子們則走了另一條路，他們紛紛外出讀書，研究“新學”，有六七個孫子去廣州、上海、北京讀書，還有一個潘作琴，英國醫科畢業，在汕頭行醫，是個西醫好手，每月收入千多元。

范興甫是賣山珍海味水貨店的店主，有三四百元本錢，請了個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貨生意僅能敷口。范家的興衰也很典型。他的祖父范淵甫是個大地主，三個兒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800擔谷。清未民初，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七家店子，做綢緞、布匹、雜貨、水貨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同樣的。“其次是因為子弟很多，生長在那些封建給濟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業資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賭，大吃大著，‘練腔調’（鬧闊氣）把個家門了了。”

如此著力刻畫家庭、分析家庭，是《尋烏調查》的第一個突出特色。

其次是大量便用客家方言詞語和句式。有如：

        牛稅從前每年“標”（即投標）一次

  采茶時興寧客子到鄉下

        講定可以“倒”的那些木頭的價錢

  興寧、梅縣的布很好，“一掌平”

  油、豆、鹽在這里過駁

  三個份子，吊多錢本

  有零年了

  衰下來

 “打斧頭”、“打雷公”，“吃油餅”

  有點把子

  頂大門

       “并背羅食使”

        兩毛子一斤

“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

      “豬媽帶子”

  買半毫子黃煙都要同人講價錢

 “頭會賣臉皮，二會撿便宜”

 “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籮谷”

       “水浸牛皮——很吝

總之，這份寫于1930年5月的包括有五章39節104個綱目的《尋烏調查》，是“內容洗繁的一部社會檔案”⑦。而實際上就是一部客家社會檔案。這是因為“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了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同時，還為客家人生活留下鮮明的記錄。它不僅被稱譽為“國的最早班部對客家文化進行系統研究的力著”⑧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1933年11月希山書藏初版）早三年半，并在調查方法和寫作方式為我們提供了模式上和借鑒。所以，說它是首都微觀的客家社會史是實至名歸，名實相符的。

輯自《“贛州與客家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系湛江師范學院歷史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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