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拿生命來拼的那件東西，是舊的時代，舊的生活方式；然而
這種生活方式，我怕現在已經就完了。…我雖然不曉得將來會帶什么來，
總之，它決不能同過去一樣的美麗，一樣的使人滿意。”
——小說《飄》·衛希禮致韓媚藍的信
這個古老的民族，經過八年抗戰的刺激，已經新生了。1945年的興奮已經過去，大動亂之后的人們，自然會對未來誕生出許多新的憧憬。去年抗戰勝利的那些日日夜夜，人們就是抱著這樣一種朦朧的憧憬走上重慶市的山崗的。在浮圖關，在枇杷山，他們凝望著隱隱發光的兩江之水，浪漫地招著手，向這座風云際會的陪都告別。他們也許認為：新的現實選擇就是與山下這座潮濕、悶熱、散發著生物堿氣味的城市訣別。今后不管走上什么樣的道路，總之他們會告別這樣一種生活：先前因民族利益而自愿選擇的不自由。總之他們會最終走上一條自由之路。然而我們相信，這種自由之路的幻想在1946年的新年一定會開始破滅。
新年，物價兩次飛漲，以原汪精衛政權轄區為甚。據接收人員的回憶，最初從國統區乘飛機抵達光復后的南京時，身上攜帶的在重慶只夠買一點大餅油條的鈔票，可以在夫子廟最好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法幣與偽幣1：100的比例使得日偽占區的幣制系統一夜之間分崩離析，國家救星們鐵一般的意志不僅席卷了許多的“逆產”，而且良民們的財產也跟著遭殃。《圍城》里笑曰：日本人燒了許多空中樓閣的房子，占領了許多烏托邦的產業——然而國軍的光復確實使許多房產變成了空中樓閣，許多產業真的成為烏托邦。
這是憂愁吞噬著希望的一年。 本年， 隨著中央重新在廣大淪陷區行使權威，“和平建國”蔽蔭下的昔日權貴們夜夜笙歌的物質基礎和社交基礎不復存在了，雖然南京的孩子們見到黑色小臥車，還是照著舊習慣追上前去拍著車喊“陳主席”討賞錢，但南京偽政權的陳主席公博早已下了大獄；雖然李香蘭和張愛玲還擺出一副悠閑的樣子在洋房草坪前合影，然而社會名流早已不是他們，而且，此時困擾他們的是逃生的主意。1946年的鐘聲敲響之后，更多的人奔突著，為生存而戰斗。北平“居大不易”，浙江發生“米潮”。《八千里路云和月》結尾的字幕向觀眾索問：當那些為抗戰而顛沛流離的中華兒女們陷入悲慘的絕境時，誰來關心他們？而《一江春水向東流》末尾，張忠良的母親在滔滔江畔的吶喊，盡管過去了半個世紀，仍然揪痛著人心：“天哪，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光復”后的日子里，深刻的愁苦與憤懣彌漫于民眾之中，影院里人山人海，連續20周為《一江春水向東流》灑淚。《一江春水向東流》分兩集，前集為《八年離亂》，后集為《天亮前后》，這一部描寫時代動態和悲苦人生的影片，可稱得上中國電影史的“哀江南賦”，刻畫“悲”的意境，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也許是為著釋緩都市民眾的這種壓抑和不平，本年度，美國影片《出水芙蓉》在各地上映。《出水芙蓉》一度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的標志，在建國以后屢屢遭受抨擊。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部曾在西方大蕭條年代慰藉過千百萬美國勞工的歌舞喜劇片，再次溫暖了離亂時代以后時中國人的心靈。俊美的女人，明媚的青春，豪華的布景，給晦暗的現實抹上了一點亮色。
基于同樣的原因， 這一時期最流行的小說， 是傅東華翻譯的美國米歇爾女士（M·Mitchell） 所寫的《飄》（Gone with the Wind），這部小說翻譯于上海，印行于上海，在抗戰前后流行于學生和職員階層。南北戰爭的人性挽歌，在離亂世事后中國人傷感的心靈中得到熱烈的回應，這也是不足為怪的。我們可以從這部小說中，體味到大動亂時代對中國人的意義。
小說的主人翁衛希禮寫信給妻子韓媚藍說：“……我所以拿生命來拼的那件東西，是舊的時代，舊的生活方式；然而這種生活方式，我怕現在已經就完了，無論這骰子擲出什么來，怕都已無可挽回了。將來我們勝也罷，敗也罷，這是同樣都要喪失了；我倒不是怕危險，怕俘虜、怕受傷或甚至死，如果死是一定要來的話；我怕的是這場戰爭一經完結之后，我們就永遠不能回到舊時代去了。我呢，卻是屬于舊時代的人，我并不屬于這個瘋狂的殺人的現代，恐怕也不能適合于將來，無論我怎樣嘗試去適合。同樣，你，親愛的，也一定不能適合，因為你和我是同個血統的。我雖然不曉得將來會帶什么來，總之，它決不能同過去一樣的美麗，一樣的使人滿意。”戰爭使人們失去了固有的家園（雖然那家園不會像《飄》中粉飾的那樣妙）。雖然蔣委員長今年“還都”，但更多的中國人會面對著頹敗的家園吟唱《十五從軍征》。如果說1945年的狂歡是戰士和理想主義者最后的盛宴，那么，今年就是他們帶著勞頓的表情洗刷杯盤的時候。《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導演史東山也說：“短短幾個月勝利以來的現象，卻使我們感到無比的傷痛。”這彷徨在勝利歲月里的不幸的一群，終于發現理想的美麗已經逝去，接踵而來的是更大的危機。人性的卑劣、政局的腐敗，心靈的淪喪……，警報解除了，更多的危險卻來臨了，何去何從？這不僅是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疑問，也是全中華民族的疑問。很明顯；內戰的全面爆發阻止了疑問的延續，因為中國命運之決戰將解決彌漫在人群中的深刻的疑問。
從1946年開始的社會歷史，還存活在許多健在人士的腦海里。自本年開始的中國命運之決戰以來，在許多年的時間內，各種各樣的“命運決戰”就沒有停息過。這樣一種歷史形態，注定了形形色色的傷感詩人、趣味主義者不會受到時代的歡呼，這一點，可以從張愛玲和錢鐘書的寂寞中看到。這也可以解釋90年代的中國人在倦怠于這樣一種歷史形態后，熱烈歡迎40年代的傷感和趣味的原因。但是，要展現40年代的記憶焦點，就不能夠回避隴海線的戰火，國統區的沉淪，孔祥熙的激進貨幣主義，饑餓與反戰，……也不能夠否認，這一系列風景，構成了40年代“人民信史”的基本內容，并且是主宰未來進程的最主要動因。
不少人會指責建國后的許多影片所反映的國統區街景是公式化的：大街上的乳品廣告、滿面愁容的攤販、留聲機里放著《香格里拉》、橫沖直撞的美式吉普車，……等等。但在本年又確確實實發生了蕭條和辱權，發生了“沈祟事件”。據有關社會機構統計， 從去年8月至今年11月，美軍在上海、青島、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地蹂躪中國民眾的暴行達3800起； 又據11月的《大公報》統計，從1945年8月到今年7月，被美軍汽車撞死的中國民眾就有1000多人；被美軍強奸的婦女有300多人。3月26日深夜， 在上海百老匯路，女青年唐巧珍與她的伙伴正在街上行走，美軍卡車呼嘯而至，車上跳下幾名美軍，將唐巧珍劫持上車，因急于奪路逃跑，沿途撞壞人力三輪車多輛。被劫持的唐巧珍不甘受辱，跳出卡車，摔死在熙華德路橋邊，肇事兇手駕車逃竄而去。 8月26日，《文匯報》刊登讀者蔣漢民目睹美軍侮辱中國婦女的事實。蔣漢民說：“昨夜我同一個友人在南京西路散步，當行至國際飯店東面，見有三個美國水兵癲狂地向東走，大約是喝醉了酒，跌跌沖沖，委實好笑，所以我的視線老是注意著他們。……東面來了一個年約25歲左右的女郎，手中提著東西，甫經行近美軍身旁之時，其中一個美兵突不顧羞恥地向該女子胸前亂摸。那時候我看到這女子可真尷尬極了，她用盡全身之力掙扎，終算掙離了魔掌。而看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卻很得意地發出了瘋狂的笑聲！”
美軍的風紀敗壞和囂張氣焰，終于在年底圣誕節那一天釀成了震驚世界的“沈祟事件”。
12月25日，北平亞光通訊社率先發表了“某大學某女生”被美軍強奸的消息：“本市訊：某大學某女生，年十九歲。昨晚九時，赴平安戲劇院看最后一場《民族至上》影片，散場時，忽見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隨，迄行至東單操場，即對該女施以非禮。該女一人難敵四手，大呼救命，適有某行路人聞之。急至內七分區一段報告，由警士聞德俊電知中美警察憲兵聯絡處，派員赴肇事地點查看，美軍已逃去其一，當即將另一美兵帶走，某女生被奸后，送警察醫院檢驗后，轉送警局處理。”
26日，北平市治安當局指示各報，關于亞光社昨日所發新聞稿……緩予發表，并謂此事已由當局與美方交涉。北平行轅發表談話“惟望市民幸勿感情用事”。胡適也認為：“此事純系一法律問題……罷課游行……似屬不智。”
當得知被奸女性是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祟后，北大學生開始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12月31日，全北京所有大學學生上街游行，由清華大學領頭，高舉旗幟，擁向美軍軍事調停處，北大學生仿照北伐軍歌《打倒列強》的曲調，編了一首新歌在東單廣場教唱，2萬多北平市民為之感奮，一起合唱——
退出中國，退出中國。
美國兵，美國兵！
趕快退出中國，
趕快退出中國，
滾出去，滾出去！
12月27日以來，北平、天津、上海各學生團體，婦女組織紛紛發表聲明，聲援沈祟，抗議美軍暴行。北平婦聯《告全國姐妹書》說：“首先我們對于沈女士致無限同情與慰問，她十二日方自上海來，是一個樸實勤勉的好學生。那晚為了排遣思家情緒，才獨自去看電影，不料在去影院途中，便遇到了美國惡魔！不論醫院方面檢查說暴行遂與未遂，我們盼望沈女士不要太封建，為了自己與全民族的冤屈，應該挺身而出，勇敢地向社會控訴，我們一定作她的后盾。”上海文化名人與北大清華教授紛紛發表評論，嚴厲譴責美國暴行。馬寅初說：”這是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證明、這是對中國的一大侮辱（美方后來果真侮辱了中國人一次：無獨有偶，次年在日本發生了同樣的美軍強奸案，兩案幾乎同時判決，在日本的美軍強奸犯被判處死刑；駁回上訴；而沈祟一案的主兇皮爾遜則被提前釋放回國，這是后話。——作者）……聽說那位被奸的女生，是某前任交通次長的女兒！出自名門，尚且被辱，美軍蹂躪其他婦女， 更不用說。 ……田漢說：“中國人看上去有些麻木。但這一‘麻木’是暴風雨前的沉默，而不是真正的愚鈍可欺。我們現在醞釀著……無比的憤怒，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日益生長的力量是不可壓抑的。”本年度最后一天，北大48位教授聯名致書司徒雷登大使，要求嚴懲罪犯，并保證今后不再發生此類事件。同日，清華抗暴會致信在華美軍官兵：
親愛的美國官兵：我們中國人很贊許你們，為了你們過去的協助合作。
沒有你們的協助，我們也許不能獲得最后的勝利。但對于他們矛盾的對華
政策，我們不能同意，而且恨你們。因為這個政策只有使我們陷入內戰之
深淵。現在中國人的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因此我們希望你們回
家去，留下這個問題給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這樣我們永遠感激你們。
抗戰八年，中國人已善于將民族的傷痛化為震天的怒吼。沈祟事件引發的全中國的抗議風潮，也正在推倒著一切墮落的哲學，推倒著一切感傷和彷徨。這個事態同席卷中國大地的另一場革命相呼應，構成了中國人新的理想和新的趨勢。“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三閑集·無聲的中國》）——“五·四”文化革命在本世紀演化成的最重要結果，在以后的歲月中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1946年歲末的風暴驚醒了“四大強國”的迷夢，而四萬萬人覺醒的代價竟然是一個女子純真的歡顏。
年度記事
★ 全面內戰爆發
6月26日，國民黨以30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李先念部隊，全面內戰爆發。6月中旬，國民黨制定了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投入193個旅、158萬兵力，分別進攻中原、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陜甘寧、東北等解放區。國民黨試圖在48小時之內消滅中原中共部隊，2個星期占領蘇北，3個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膠濟路，3到6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后再攻占東北全境。蔣介石在內戰部署基本就緒后，撕毀了停戰協定，密令劉峙率先進攻中原解放區。中原部隊奉命突圍，并殲滅敵軍5萬余人。
★ 國民政府還都
5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還都令，宣布5月5日“凱旋南京”。5月5日，南京城里處處張燈結彩，旌旗招展，一派節日景象。上午10點30分，長江路國民大會堂舉行首都各界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典禮。 蔣介石身穿特級上將制服，佩帶5枚勛章，精神煥發地與身穿黑底紫花綢質旗袍的宋美齡走上國民大會堂主席臺，向與會者頷首致意。蔣介石發表訓詞說：“……八年抗戰，賴我全國同胞始終一致擁護抗戰國策，服從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犧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勝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滌除了我們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國恥……”在陳述了民族苦難，呼吁國民自強之后，蔣強調要為“東北整個的行政與主權的完整”而“繼續努力奮勉”。人們似乎聽到了某種不安的信號。
★ “李、聞血案”
7月11日和15日， 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先后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抗戰結束后，李、聞積極參加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的愛國民主運動。7月11日晚， 李公樸偕夫人外出，歸途中，云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用無聲手槍向李射擊，次日凌晨，李公樸不治身亡。7月15日，聞一多赴云南大學至公堂參加追悼會，會場里有幾名特務有說有笑，人們對此敢怒不敢言。聞一多拍案而起，公開揭露國民黨血腥暴政，并表示視死如歸的決心，全場為之感奮。特務分子于當晚用沖鋒槍將詩人聞一多射殺。此案引起全國震驚。
★ 懲辦漢奸
根據今年3月修正公布的《懲治漢奸條例》 ，江蘇省高等法院分別對怙惡不悛的大漢奸進行審判。 今年被依法處決的大漢奸有： 汪偽政府“主席”陳公博、偽“外交部長”褚民誼、偽“內政部長”兼浙江偽“省長”梅思平、汪偽宣傳大員、偽“安徽省長”林柏生等，臭名昭著的鐵桿漢奸、“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創始人殷汝耕也于今年被處死。
★ “第三條道路”
9月1日，《觀察周刊》在上海創刊，儲安平出任主編。《觀察》周刊宣稱該刊“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背后別無組織”，無黨無派，是個只發表政論而不從事政治活動的獨立刊物。該刊物經常刊載一些不滿國民黨統治的言論通訊，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觀察》周刊同情國統區的學生運動，又認為青年學生“偏狹沖動”。時人謂之為“第三條道路”。
★ 競選“上海小姐”
8月開始的選舉“上海小姐” 活動是由杜月笙一手操縱的。許多名門淑女、交際花、軍閥巨賈的情人姘婦等，為了取得這一桂冠，紛紛前往報名。這次“選美”，實際上是錢的競賽。誰拉的錢多，誰就獲得優勝。23歲的浙江女子王韻梅（四川軍閥范紹增的“女朋友”）在杜月笙全力支持下，以4000萬元以上的選票獲得“上海小姐” 的冠軍。這次“選美”募捐共獲4億元，絕大多數為杜月笙中飽，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主任汪寶宣也獲得2000萬，至于災民能得到多少，并沒有人去關心。
★ 拋售黃金
3月4日，行政院決定開放外匯市場并拋售黃金。抗戰勝利后，物價雖一度有所回落，但不久即再次趨升，大量硬通貨充斥市場，存銀行無利可得，投資工商業更不保險，只有在市場上投機倒把，這更使搶購風日甚一日。行政院長宋子文認為黑市黃金、外匯買賣刺激了物價上漲，遂開放金、匯市場，以圖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從即日起、庫存黃金向上海市場拋售。3月份黃金價每條（10兩）156萬元，金價相對平穩，物價處于可控之中。
★ 濫發紙幣
6月8日， 國民政府財長俞鴻鈞在立法院報告中稱： 本年1月至5月， 支出為15000億元，而收入僅2500億元，其它12500億元的虧空則完全靠印發紙幣。
9日， 行政院長宋子文宣布，按現有票面價值償還戰前公債，銀行、錢莊多家倒閉。
★ 攤販抗暴
今年8月， 上海政府以“妨礙市容”為由，禁止擺攤營業，并逮捕了不聽禁令的六七百名攤販。11月30日，上海攤販300多人在黃埔警察局門前抗議“取締令”，要求釋放被捕攤販。當局出動警察鎮壓，打死7人，打傷被捕者多人。12月1日，又打死抗議者10人， 打傷100多人，激起攤販更大的反抗，5000多人參加抗議。上海全市罷工、罷市，聲援攤販斗爭。12月，當局被迫下令取消“取締令”。
★ 中國海軍接收西沙、南沙群島
10月29日，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國海軍“進駐西、南沙群島艦隊”在司令官林遵上校率領下奉國民政府命令，從吳淞口出發，收復被日軍強占的中國領土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艦隊共由4艦組成，分別是獵潛艦“永興”號、護衛艦“太平”號、坦克登陸艦“中建”和“中業”號。
葬 歌
聞一多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鶯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剝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手撐一傘松蔭庇護你睡。
也許你聽這蚯蚓翻泥，
聽這小草的根須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著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選自《死水》）
假若鳥兒實有知，
懂得了人間的興亡。
她該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
——周璇《五月的風》
在“沈祟事件”的風潮之中，人們度過了一個頗不平靜的新年，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渲泄點什么，連美軍也不例外。元旦這天，天津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等十幾所院校學生上街游行，行至中正路時，忽然跑來了二十幾位美國士兵，用中國話向游行學生喊著：“頂好，頂好。”一名黑人土兵還掉過身來要求學生們把標語貼到他的背上，這時，美國憲兵的汽車出現了，這些鬧“反戰”的美國士兵才一哄而散。示威隊伍經過河東區的美軍兵營時，十多名美國軍人各持照相機為學生們拍照留念，然后對著中國學生大喊：“我們想回國，我們想回家。”一名美軍神色暗淡地喃喃自語：“回國，回國找個工作。”當學生們往美軍總部門口張貼標語時，美方指示哨兵立即回避，以免發生爭端。美軍還派出憲兵在學生經過的路線上維持秩序，當學生們向吉普車上的憲兵大喊“回家去吧”時，那位軍官苦笑著說：“我們想回去，我們也愿意回家啊。”
而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尋找新的家園的年代。
在國統區的眾生那里，自由主義的熱情越高漲，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彌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緒，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飽含憂患的呼吁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吁中國人在蘇維埃革命和三民主義之間選擇“第三條道路”，然而，北方的炮聲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由主義者只能在雜志畫頁里吟唱挽歌， 張愛玲已經早早地道出了時代落伍者的悲哀， 這是布爾喬亞的《葬花詞》，是失家園者的一曲挽歌：“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顧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地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遠離戰區的城市依然主導著時尚，雖然北方傳來有關“盜匪”的消息，但人們更多的是聽到國軍將士橫掃山東，力克四平和光復陜甘寧的“喜訊”。當然，無線電廣播深受歡迎的節目是張恨水的小說連播和商業新聞，前者使人在幽默與風情萬狀的調子里忘卻某種痛苦，后者則在變幻莫測的感覺里給人們增添些喜憂。人們不知道應該渴望什么，理想的末日來臨，物欲早已濫筋。本年度流行冰淇淋和爵士樂，駱駝牌和三五牌香煙擠占著哈德門的市場。豪華與赤貧強烈對比的諷喻劇天天上演，權貴家里的周末聚宴，照樣有從加爾各達空運來的龍蝦；水門汀里的垃圾箱旁，孩子們搶奪丟棄的肉骨頭。風起云涌的社會抗議運動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但灰色的城市里喘息著的人們盤算著的仍然是兌換黃金、儲存盤尼西林針劑（40年代的硬通貨）這一類事情。時刻發生著逮捕和失蹤，然而娛樂生活照常進行。蕭條時代的人們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樣日新月異。《茶館》里有這么一幕：張鐵嘴走進王掌柜的茶館，解釋說：“我如今不吸鴉片了。”王掌柜的不禁肅然起敬，“那你可真要發財了！”張鐵嘴一樂：“我改吸白面了……”——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個“進步”吧。
有人回憶說，自1944年李香蘭舉行了“夜來香”音樂會后，上海的音樂界就再也沒有比這更熱鬧的事情了， 娛樂場所的許多新歌是竄改過歌詞的美國歌曲， 如《小癩麻》和《牧童唱晚》，但這種歌曲似乎難以主導新潮，美國人也發現，只有南北戰爭時期的一些軍歌才受到中國人的歡迎。因此，主流音樂還是本土老歌，戰前的以及孤島時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風行于民眾之中。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圓》、《薔薇處處開》、《五月的風》等等，而我們不太熟悉的則是《午夜快車》、《桃花江》一類。《桃花江》唱道：
我聽見別人說（白：說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窩，
桃花千萬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
《桃花江》被后來的音樂工作者討伐為“亡國之音”，它的作者因此深以為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后，有一次作者的兒子練習鋼琴時，即興彈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親的跌跌搜撞地沖進來，阻止了這場演奏，并用蒼老的聲音述說著他的懺悔。……然而，在這個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風行，是否暗示著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將發生的某種姐亡？中華民國的“神圣法統”在風雨飄零中搖搖欲墜。《桃花江》的人間幻境就像這個時代糜爛的生活方式一樣，任雨打風吹去。
在悲慘和頹喪的氣息里，一個中國式的“苦兒流浪記”在上海誕生了，喚醒著人們的愛心和希望。它是一個尋找家園的故事，是對社會不平等的控訴錄。這就是本年度起連載于上海報紙上的《三毛流浪記》。它的靈感也起源于1947年初，頭一天夜里還在用廢報升火取暖的流浪兒凍死弄堂口的情景觸發了畫家的創作沖動。
漫畫家張樂平無疑也是“沈祟事件”的積極聲援者之一，他經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樂宮”舞廳，畫家去那里決不是為著跳舞的。在那里，他曾親眼目睹了美國水兵打死三輪車工人的場面，死去的三輪車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里，臧大咬子成為一名收留了三毛，后又悲慘死去的善良的家長。不過，張樂平更多的是把他的憂患寄托在城市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流浪兒。流浪兒是典型的都市邊緣人，很少有人會覺得他們可愛。他們在上海的街頭巷尾幽靈般穿行，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手里總是提溜著一個洋鐵盒子，五官因為過于骯臟而顯得模糊——沒有人會從流浪兒的五官上聯想到三毛，那個生機勃勃充滿靈氣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兒童中的王子，是污穢的塵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動著飽滿的靈性的線描造型，也成為本世紀中國人的精神標志，甚至成為了商業財富的標志（這是90年代的后話，不表）。
張樂平幾乎每天都能觀察到流浪兒們的生活，他們用洋鐵盒向路人討錢，追趕著太大老爺們為他們搖扇，在垃圾堆里尋找食物，擦皮鞋，推車子，時不時還因偷竊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兒童節都是市民的興奮點，人們擁上街頭，觀看盛大的童子軍游行。中華民國童子軍總司令何應欽用濃重的貴州口音在無線電廣播中呼吁：“我們要愛護兒童……”這個時候，畫家卻從圍觀人群背后看到了另一個兒童不被愛護、兒童被遺棄、被殘害、被驅逐的悲慘世界，即“三毛”們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報紙副刊版頁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們為他的經歷時而憂愁，時而傷心，時而歡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運成為兒童生活的大事，許多人給“三毛”寄來絨衣，鞋襪，張樂平喜歡講這么一件事：“一戶人家有七個孩子，他們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們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記》里的三毛要好一點，因為他們的爸爸總算還有個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們看到《人非草木》、《還有好人》那幾段，非常難過。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飯，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脫下來，送給畫里的三毛，五毛看見畫里的三毛因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馬上去找了一個瓶子來，要代他賠店里的老板。……這樣的事情多著哩。”這是蕭條歲月的溫馨記憶，三毛——一個畫中人，通過張樂平靈動、流暢的筆觸，凸現出這個時代的一個活靈魂。與其說這個游走于都市的話靈魂是時代的感覺器，還不如說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謠——就像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之際令朝廷人士心驚肉跳的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兩年后的同名電影出現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龍基飾演的那個翹鼻頭三毛欣喜若狂地揮擺著手臂，加入了歡迎解放大軍的秧歌隊伍，再不會有童子軍歧視他，再也不會有美國兵踢他，再也不會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區的曙色映在他可愛的臉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經完成，他用歡天喜地的舞姿揭開了1947年城市童謠的謎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場真正的人間興亡，這并非是張樂平作畫時的人道主義初衷能夠涵括的。然而曙光沒有到來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們在彷徨：何處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圍城》寫道：“（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都會有辦法。 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像滅盡燈火的夜。 ……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在黃梅時節雨連綿的江南，遠離戰區各個地方，人們已經不曉得究竟在盼望著什么。《日出》的結束語說：“太陽升起了，可是我們卻要睡覺了。”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爾喬亞主義幻滅的年代，人們為日月消長而啼笑，而感懷。《三毛流浪記》里，那個善于冥思的孩子在路燈下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光明世界》，但后來他卻把這本書撕碎了，因為發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兇殺打斷了他的夢境，他逃回店里，頂上門閂，驚魂難定。連孩子都真切地覺得沒有光明，這是中華民國“神圣法統”必然覆亡的強烈征兆。
對舊制度的唱詩者來講，1947年發生著的種種不良現象是亡國訊號。然而對已經太厭倦了舊世道、舊秩序的人們來說，這四周的嗟傷和淪喪則是令人欣喜的現象，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不必再從胡也頻《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們在暗夜之中傳頌著來自解放區的訊息，這是城市里最新穎的、最秘密的風俗，為青年所喜愛，在人們的心中，中國的光明時代已經不遠了。
年度記事
★ 戰局轉變
從去年7月開始到今年2月，經過8個多月大小160多次的作戰，解放軍平均每月殲滅國民黨軍8個旅，共殲敵71萬人，蔣軍雖占105座城市，但其有生力量大量被殲，用于進攻的機動兵力銳減，至此，國民黨軍被迫放棄全面進攻而改為局部的重點進攻，集中兵力對陜北、山東解放區發動攻勢。
2月23日， 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十一月以來的戰局》的社論，指出“去年十一月是蔣軍攻勢開始衰頹的月份，是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主動的月份。”社論認為蔣介石在軍事上采取“集中兵力主要戰場，以恢復其攻勢”的挽救危機的辦法，只能導致“蔣軍的陣地由面而變為線，由線而變為點，蔣軍的主動權由全部而變為局部，再由多數局部變為少數局部，再由少數局部而變為沒有主動權。”社論最后指出：“戰局的決定因素不是別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長，在人民解放軍繼續大量殲滅蔣軍的情況之下，戰局的進一步變化是必然不遠的了。”
★ 挺進大別山
6月30日， 劉鄧大軍突破黃河防線，挺進大別山。是夜，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3個縱隊共13個旅12萬余人，突破國民黨軍的黃河防線，進入魯西南。7月29日， 魯西南戰役結束，共殲滅國民黨軍9個半旅6萬人，此役為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開端， 8月27日，劉鄧大軍全軍渡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區，完成了千里躍進計劃。
★ 物價飛漲
1月23日， 中央銀行一天內拋售黃金15萬兩， 各地物價迅速上漲二至三倍，“黃金風潮”刺激物價的事例暴露了國統區嚴重的經濟危機。
全面內戰爆發后， 國民黨政府軍政開支費用急劇增大， 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946年財政赤字為43000余億元，巨額赤字主要靠印發鈔票彌補，財政部在上海的5家工廠日夜制造鈔票仍不夠用，還要到英美等國造幣廠去印，法幣發行額1945年底為10320億元，1946年底為37000億元，通貨急劇膨脹，使國統區的物價狂漲，以抗戰前夜物價為標準， 至今年1月漲幅已為5萬倍。1937年100法幣能買一頭牛，到今年1月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出現用大捆大捆的鈔票購買一副大餅油條的奇觀。袁水拍詩云：“走到茅房去拉屎，忽然忘了帶手紙，摸出一卷金元券，充作手紙正合適。”
★ “二·二八”起義
2月27日傍晚， 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官員查緝私案，沒收中年寡婦林江邁販賣的私芋及身上的錢物，林婦告以生活困難，苦苦哀求，查緝員競用槍管敲破其頭部，致使林婦出血暈倒，圍觀群眾群情激憤，紛紛起來主持正義，查緝員開槍打死一旁觀者。事態遂愈演愈烈。28日上午，民眾集結于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政治，不料公署屋頂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群眾掃射，死傷數十人。臺北全市騷動，民眾紛紛罷工罷市罷課，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
由于省主席陳儀昏庸暴虐， 3月，事態釀成全島性的人民起義，3月8日，國民黨軍在基隆和高雄登陸，開始了長達一周的血腥屠殺，臺灣進步知識分子階層幾乎全部被屠，許多起義民眾被裝入麻袋投入大海，死難民眾達1萬人之多。
★ 搶米風潮席卷全國
5月2日， 杭州數萬貧民搶奪、搗毀300多家米店，搶米風潮很快便席卷全國。這期間，搶米風潮遍及浙江、江蘇、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陜西、山東、江西、綏遠等省的40多個大小城鎮，其中包括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國第一大商埠上海，華北軍政中心北平，著名米市無錫和蕪湖。
★ 劉巧兒佳話
3月13日， 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了陜甘寧邊區婦女封芝琴婚姻糾紛案。本案已于3月里由邊區藝術家編為說書詞《劉巧兒團圓》 和劇本《劉巧兒告狀》，被人們稱為“劉巧兒案” 。封芝琴系陜甘寧邊區華池縣人，自幼與張柏結親，1943年2月，芝琴與張柏表示同意結婚，但同年3月，封父又以法幣8000元將芝琴許配他人。張家得知此事后， 于3月13日夜將芝琴搶走結親，封父遂向華池縣政府告狀，縣司法處以搶親罪判處張柏之父張金才有期徒刑6個月，并宣布芝琴與張柏的婚姻無效，經芝琴的抗爭和人民政府調查，此案作出公正判決，封芝琴、張柏婚姻宣布有效，有情人終成眷屬，聚眾搶親的張金才依法服刑；封芝琴之父買賣婚姻，被課以勞役，對此，事主表示服判，群眾也熱烈擁護。
★ 越劇名伶筱丹桂自殺
繼12年前阮玲玉自殺后，一代名伶筱丹桂寫下“做人難，難做人，死了”幾個字后，喝下一瓶“來沙爾”藥含恨自盡。上海各界人士紛紛集會，哀悼這位越劇紅伶。 40年代初，筱丹桂為戲霸張春帆所霸占，今年10月8日，因同她的導演冷山去大華電影院觀摩新片，回家后即遭張春帆毒打，為了不讓人恥笑，筱丹桂隱忍不言，不料張春帆又將冷山騙至家中，逼其跪地發誓。以后又一連幾天用最下流的詞匯，對筱丹桂冷嘲熱諷，逢人便說筱丹桂與冷山的“奸情”，終于，筱丹桂有一天對好友說：活著還有什么趣味，并最終走上了絕路。
★ 黃河水歸故道
3月15日凌晨， 花園口大壩合龍，河水歸故道。去年10月，花園口堵口工程復工，12月，引河挖成，開始拋石，黃河水部分回流，中共提出抗議，要求合龍入水延期，國民黨方面不予理睬，今年1月間，國共雙方多次會談，未達成任何協議。
花園口堵口工程因水流突增， 1月15日又告失敗，2月7日，中共代表與國民黨和聯合國“救總”方面達成協議，，解放區復堤工程立即開工，堵口照常進行，合龍日期待定，此后，堵口工程加速進行，15日合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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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雖冷心里熱，
我從前線剛回來，
勝利的消息要傳開！
——歌劇《劉胡蘭》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樹莊》的彩色電影，里頭有一個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變天帳”，內載：“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貧農團成群結隊闖進我家……”——“變天帳”這一社會政治名詞，曾經是中國人之間刻骨階級仇恨的生動反映，中國鄉紳階級的仇恨與貧農階級的仇恨一樣的樸素，在誰做土地的主人這樣一個問題上，很難容得一點點的溫良恭儉讓，這是中國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規律。這種歷朝以來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樁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的經濟變革形式背后，蘊藏著暴力和鮮血。在北方，在解放區，豐饒或貧瘠的田壟之上，革命的風潮碾碎著一切惡制度的風景：鏤花窗欞、華屋紅燭、妻妄成群、豪強武裝壓迫、鷹墳、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這樣贊頌中國的“固有文明”——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
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羅列的屋子中……
鄉紳地主的豪強統治，一直是中國階級斗爭中的邪惡象征，在長工和佃戶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鄉村紳士文明建立起來了，寨堡，深邸，燈籠和酒香，在這富有“東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圖景下，隱藏著最廣泛、最深重的人間壓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建立在殘酷的土地掠奪和階級壓迫基礎上的豪紳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縣出現的“劉文彩”商標風波就是例證，在消隱了階級仇恨的現代社會里，人們津津樂道于中國鄉紳地主階級的享樂主義，表面上似乎僅僅是一種趣味性的時尚，這絕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種酒類商標——一種暗示著“妾文化”的白酒商標，有識之士則指出了這種趨向在無視歷史本質、扭曲人民記憶方面的危險性。正如我們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對待歷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糾正。劉文彩是著名軍閥劉文輝的哥哥，劉文輝統治川康地區多年， 擁有大邑縣周圍7個縣的土地，可以說是“鴉雀飛不過”的廣大地產，是中國第一號大地主。 他以地養兵，以兵衛產，這7個縣的農民幾乎全部成為他的農奴，也成為劉文輝軍隊士卒的后備隊。劉的田產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爺”之稱的劉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劉文輝和平起義，對人民有功，本著“君子隱其惡”的精神，在很長的歲月里，有關大邑田產和“收租院”真正的業主劉文輝反而很少有人知曉，其兄劉文彩則代替他成為中國人記憶中地主壓迫的標志，劉文彩的食譜——人乳燉人參，他的莊園——雕梁畫檐的“歡喜樓”，他的反人權——暗無天日的水牢，在很長的歲月里為中國人所熟知。
劉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強地主一樣，勢必在40年代末期成為人民革命的對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農民武裝狙擊，背上挨了一槍，被迫攜帶著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銀財富返回他的莊園，在驚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長期漁肉鄉里的惡霸地主，劉文彩的下場算是善終。
1948年， 解放區的土改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2月11日毛澤東在《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黨內指示中批評道：許多地方的通訊社和報紙，不是宣傳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路線，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路線；不是宣傳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動人民，受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對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說：“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必須嚴禁亂打亂殺，殺人愈少愈好，嚴格注意保護工商業。新區土地改革應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打擊地主，中立富農。又要分幾個步驟：首先打擊大地主，然后打擊其他地主。對于惡霸和非惡霸，對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區別，第二階段，平分土地包括富農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內，但在待遇上，對待富農應同對待地主有所區別。”
本年出版的《晉察冀畫報》上，一幅翻身農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說明當年的氣氛：肥頭大耳的地主抄著袖子，一副無可奈何的模樣，而那位衣衫襤褸的老農則從人群里站出來，氣憤地質問著地主，這是一個乾坤顛倒的典型象征，昔日鄉村最體面的階級，穿著墩實的棉袍接受窮漢的審判（從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種道德和經濟范疇的審判）。盡管地主的衣著依舊體面，但我們可以斷定，他賴以維持他的鄉村寄生階級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和道義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中國農村階級生活的最大變化開始了。
土改中審判負有血債的地主惡霸，那是更為令人驚心動魄的場面，我們在類似于《白毛女》、《暴風驟雨》和《平鷹墳》等藝術作品中對此屢見不鮮，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壓迫的殘酷性，群眾性的義憤導致了許多血腥的場面，小說《敵后武工隊》寫道：“一群婦女袖藏剪子，手攥錐子，氣勢洶洶地迎了上去。她們是東王莊死者的家屬，她們要用剪子、錐子去和劉魁勝（漢奸——作者）算帳，替父兄，替丈夫，替兒子來報仇！”這個情景是真實歷史的反映，因為在一位外國記者所寫的反映華北土改的書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群眾恐怖，書中寫道：由于場面失控，被審判的惡霸（曾出賣過八路軍傷員）死于凌遲，當他被處死前，人民政權押著他游街，他的雙臂捆在前胸，敲著鑼，凄慘地喊道：“鄉親們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幫我擦一擦臉上的血吧。”而老鄉們回答他的是：“呸！給你一塊吊馬布（北方俗語；指月經布——作者）吧！”
這是解放區朗朗的太陽驅散一切行將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嚴厲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慘的場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 很少有人提起。 魯迅先生曾說：“（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這一個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尸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濃；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當億萬人的腳步聲湮滅了原野下靈魂的呼號時，我們說：歷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關注那些偉大的事物，并使它長存不滅，中國的革命進程不會因流血而變得遲疑，變得溫和纖弱，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白居易當年詩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內戰烽火的再起和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驚破了偽“國大”權力分配之后的太平夢幻。戰場的一再失利使蔣介石痛苦地認識到：他的所謂“國民革命”并沒有使政治得到絲毫的的改觀，國民黨對“民生”問題的漠視和無能，正在使他的政權失去道義基礎。在城市，教授、學生和工人紛紛詛咒著民國的黑暗，他目前的處境并不比當年的獨夫民賊袁世凱好多少。在廣大的鄉村獲得土地的農民則把解放戰爭變成了一場真正的人民運動，1946年底，蔣介石終于產生了某種“醒悟”，在“綏靖區”政務會議上，蔣強調說：“目前綏靖區的工作，我認為緊要的還是土地問題。外國人士惑于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宣傳，認為共產黨在中國不是實行共產主義，而是搞農村改良，確實能夠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為農民謀福利，而國民黨雖有平均地權的土地政策，不過是徒托空言，毫未實行，這一種錯誤觀念，我們必須用事實來糾正。因此，我們在收復區特別要注意土地的處理和分配，要比共產黨處理土地的情形表現出更好成績；使一般民眾皆能了解我們的土地政策，使農民得到利益，而不是為地主謀利益。”國民黨不但擬制了《對中共解放區目前工作大綱》，規定了由中共分配給農民的土地，“仍一律維持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實行“二五減租”，“光復區之土地所有權仍暫歸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報復行動”。不久，國民黨又采取了更為“激進”的土地政策，規定“收復區”佃租額不得超過1／3，農民在土改中的勝利果實，由國民黨地方政權“征收”后再“發還”給農民，地主損失由國民政府“補償”，這樣，既維持了國民政府“體面”，又“順應”了民意。
然而，國民黨人士悲哀地發現，他們所謂的“土改”在執行中困難重重，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稱：“自我軍收復以后，地主對土地問題多未遵照中央規定處理收復區土地辦法辦理，最近發現兩種不良現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區佃農之全部財產，并加以驅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頒發之處理辦法及實行二五減租，反而強迫佃農對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領后歷年舊帳，致使佃農不安。”“綏靖區”政務委員會接到報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說：“政府曾有明令禁止報復，惟還鄉團為發泄苦悶，集體殘殺，到處風行。與共軍接近地區，雙方仇殺更無虛日。在此情況之下，民眾仇恨日益加深，實際問題無從解決，多數地方政府為顧及‘人情’，悉聽其自然演變，不加禁止。”這樣一種結果，只能證明蔣介石所引述的國際人士評價的某種真實性，國民黨姍姍來遲的所謂“平均地權”，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過國民黨在土地問題上主觀方面的某種醒悟，在后來深刻地影響了臺灣省的歷史。1949年，臺灣省“主席”陳誠在臺實行“三七五減租辦法”，穩定了臺灣省的農村局勢，后來國民黨政權又進一步用重金將臺灣耕地收歸“國有”，分配給農民。這是在50年代發端，臺灣社會記憶的重大內容，然而骨肉分離的現實，又使大陸人民長期疏離了這一歷史，當我們敘述到50年中國人民的生活記憶時，不得不面對這一悲哀的事實，并為生活經驗和認識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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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到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史和風俗史，不能不談到土地的變遷史。前文所述，轟轟烈烈的解放區土改，在新世界“失樂園”者的“變天帳”上反映出來的，是界碑遷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心算”的仇恨記憶。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簡單的是一場均貧富的社會歷史進程，它實現著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偉大理想，同時它重組著一切舊制度賴以運轉的秩序。這種鄉村秩序是中國人維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 這種社會風俗也是一部分中國人不愿意更改的， 因此，當我們遙望1948年的華北，我們會為震天的秧歌鑼鼓感到歡欣，也會為鄉村里的大規模清算而暗自驚心。貧農團和還鄉團的仇殺之酷烈，革命與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國人追求社會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艱難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在70年代“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學會了“還鄉團”這一名詞，這是一個容易令人產生誤解的名詞，因為它從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們腦海中浮現出德沃夏克《新大陸》中的著名的愛爾蘭民謠旋律。在華北，在河南，在山東，在各個老解放區，都涌現出有著詩意化名稱的“還鄉團”組織，正如我們從史料中知道的：詩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燒著失樂園者復仇的毒焰。在誰是土地的主人這個問題上，中國的農民展開了本世紀最后一次大規模的、野性十足的歷史性搏殺，搏殺與清算的場面木身決不是詩情畫意的。
只有置身于歷史之外的人才會對那場歷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質加以關注，作家矯健描述了這樣一個場面：一個忠誠的長工目睹了他的東家被武工隊處死的場面：東家的頭顱血淋淋地落地，朝長工腳下滾來，那顆頭顱咔嚓咔嚓地咬著長工的鞋幫子，分明是在囑托著什么。后來這位長工參加了“還鄉團”，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潛回村子，實施階級報復，“還鄉團”們殘酷地毆打一位回鄉探視老母的八路（盡管早在1946年中共軍隊已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老百姓仍習慣于稱他們為“八路”），并把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這位長工的干媽）追來了，“還鄉團”們又開始毒打這位舍命救兒的母親。這時，已經黃土覆身的八路開口說話了，這位為東家報仇的長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氣息：“勿傷我娘，勿傷我娘……”——我們會為這番描寫感到動容，但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歷史觀絕不能代替“暴力是歷史的催生婆”這樣一條鐵律。遼東的農民回憶說：為了對付“還鄉團”的“大刀隊”，解放區的土改積極分子專門成立了“棒子隊”。“大刀隊”將農會領袖捉住后， 一刀兩段， 連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隊”的報復措施是：捉住“還鄉團”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層外僅露一頭，反復以涼水澆覆，一夜之后，人頭變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頭便滾落一旁。這種精心設置的冷酷刑罰反映了本世紀中國最大規模階級決戰的某類原始生態，這種原始生態并非是歷史的局外人可以簡單評判的。
在廣袤的田園上，清算與反清算，地主還鄉和農民反還鄉的暴力劇交替上演，30年代寫《原野的風》的蔣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會為他當年所憧憬的農村革命的蒼白和狹小而感到赧顏。華北和東北的原野上響徹著活中國的怒吼，青年詩人菲可寫道：“億萬人在云之下運行／巨幅的河川與原野承受著它們的運行／巨大的山巒分開它們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時匯入云中、風中／道路上種種歷險與驚濤／沒有超出先祖的預見與忠告／是思想催促著它們擺脫了磨難／繼續運行”（《億萬人同行》）。郭沫若當年為蔣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說：假若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國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這話大概不會被人喊出的罷。然而，30年代最早描寫了土地革命斗爭的蔣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會承認：眼前的活中國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偉大的革命史詩，一種制度的覆滅，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國的誕生。歷史將迫使舊制度的騎士們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價而實現民族的更生，這鐵律未免殘酷無情，但卻是造物的需要。
年度記事
★ 遼沈戰役結束，淮海、平津戰役打響
11月2日， 東北解放軍攻占沈陽，東北全境解放，遼沈戰役自此結束。本年秋天， 東北地區國民黨軍4個兵團，44個師（旅），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55萬人，收縮在長春、沈陽、錦州3個地區，完全陷入被動。而東北野戰軍已發展到100余萬人，中央軍委根據整個形勢，決定同敵人進行戰略決戰，并在東北戰場進行第一個戰役。戰役于9月12日發起， 歷時52天。除營口守軍萬余人從海上逃跑，錦西、葫蘆島之敵南撤外，東北野戰軍以傷亡6.9萬人為代價，殲滅東北國民黨軍47萬余人。
11月，華東、中原野戰軍協同發起淮海戰役，至本年底，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部被全殲；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部起義，解放軍攻克徐州，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結束。
12月，平津戰役打響，天津、新保安，張家口國民黨守軍被全殲，北平被圍困。
★ 發布《懲處戰爭罪犯命令》
解放軍總部發布《懲處戰爭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布了發動內戰的頭等戰犯名單：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誠，王云五，戴傳賢，吳鼎昌，熊式輝，張歷生，朱家驊，王世杰，顧維鈞，宋美齡，吳國禎，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圣，曾琦，張君勱等。
本年，陳伯達發表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和《四大家族》兩本小冊子，在國統區秘密流行，國民黨統治的道義基礎已經喪盡。
★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日本戰犯
11月4日， 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確認日本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及對蘇聯、美國、英國以及其他盟國進行類似戰爭之罪。，認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日本是中日戰爭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廣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及賀屋興等人，應對日本占領南京后，6周內屠殺中國人民30萬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殘酷的事件負責。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日本戰犯土肥原賢二、 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對其他戰犯也作出了相應的判決。
★ 蔣經國“打虎”失敗
為了收拾人心，蔣經國本年在上海進行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行動，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打蒼蠅”。10月，“打虎”扯出上海揚子建業公司囤積居奇一案，該公司總經理是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孔令侃成為蔣經國準備拿來開刀的“大老虎”。蔣介石聞訊，不顧軍情緊急，從前方飛回上海，下令將孔令侃救出。監察委員們支持蔣經國，堅持要查揚子公司，蔣介石授意上海市長吳國楨為孔百般開脫。10月底，孔令侃離滬赴美，溜之大吉，蔣經國管制經濟失敗，被迫辭職。
★ 宋慶齡“哭靈”
3月21日，孫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蔣介石率國民黨文武官員前往中山陵謁陵，正當在孫中山像前默哀時，宋慶齡走上前去，望著國父遺像大聲哭著說：“你真死了哇？你死斷了氣哇？現在的國家讓一群狐群黨群在那兒胡作非為，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你一點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蔣介石等人感到惱火，又不便發作，謁陵活動草草結束。
★ 朱自清寧死不食美糧
6月8日，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表示寧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北平各大學百余名教授聯名發表聲明， 抗議美國扶植日本，并拒絕領取美援面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復發醫治無效而病逝。朱自請是我國新文學史的杰出代表人物，曾與俞平伯，葉圣陶創辦“五·四”以來第一家現代詩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華文學系。毛澤東盛贊朱自清“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 “幣制改革”徹底破產
8月19日， 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緊急處分令》，實行空前的通貨膨脹，使通貨增加了11倍。本年發行的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1元比法幣300萬元，金圓券發行總額， 以20億元為限。11月8日，行政院通過《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撤銷20億的發行限額。11日又通過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黃金、白銀、外幣準許人民持有，銀幣可以自由流通和買賣，并重新改定兌換率，金圓券與銀元的比率由2：1降為10：1。貶值80％，金圓券與美元的比率由4：1降為20：1。13日，蔣介石明令公布以上兩個“辦法”，等于宣告“幣制改革”徹底破產。
★ 陳布雷絕望自殺
11月13日凌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蔣介石謀士陳布雷，因感于蔣介石政權無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藥自殺于臥室內，他在辦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蔣介石的遺書：“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與其偷生尸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果其無價之一生。”
陳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號畏壘，1912年加入同盟會，1927年以來，長期為蔣介石起草文件，有蔣介石的“文膽”之稱。陳自殺后，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 香港警察在九龍寨拆屋并槍擊民眾
2月5日，中國政府發表照會，強調九龍城寨的主權，管轄權屬于中國，港英政府應對九龍城寨拆屋事件負責。
去年11月27日，港府通令九龍城寨內居民將所建木屋自行拆毀，限兩星期內執行， 今年1月5日，香港警方實行強力拆屋，1月10日，中國政府外交部特派員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當局否認九龍城寨有管轄問題存在，兩天后，港英政府出動警察，再次強行拆屋，并開槍射擊在場群眾，造成居民6人重傷。1月16日，廣州舉行聲援大會，部分群眾前往沙面焚燒英國領事館，廣東各界發起“穗各界對九尤事件后援會“，聲援九龍城寨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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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譜·忠魂尋訪記
范強口述 心國撰稿
早在童年的時候，父親就跟我講了好多好多我叔父打東洋鬼子的故事，英勇頑強，驚心動魄，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里。
叔父從軍時，我還未出生。從開始記事起，我就常聽祖母說，叔父身體壯，有力氣，會做事，講孝心，村里的人都稱贊他是個好小伙于。我把父親講的故事聯系起來一想，就覺得叔父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打心眼里敬佩我的叔父。
我多么盼望見到我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叔父啊！盼呀，盼呀！可是，一直盼到解放，還沒有見到他的影兒，真是急死人！我焦急地問祖母：“叔父怎么還不回來？”祖母只是哭，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我又急切地懇求父親，要他出去把叔父找回來，他答應跟祖母商量。父親和祖母商量了幾天，才狠下心來，把家里僅存的幾擔糧食全賣了，算是盤費，天剛黎明，父親就帶著包袱雨傘出發了。
我在家里，天天等待著父親帶回好消息。可是，二十多天后，父親垂頭喪氣地回來了……我只好安慰祖母和父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再慢慢地找吧。就是真的為革命犧牲了，也要把叔父的忠魂尋回來。
就這樣，我們家里每年都要賣一次糧食，父親每年都要花十天半月出去找叔父，父親嘆息不止，我還是安慰他們，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我已經完成高等學業，當上了人民教師，祖母的眼睛哭瞎了，父親也完全失望了，可我呢？仍然眼巴巴地盼著……
初步四清開始時，大隊黨支部書記不知從哪里得來的消息，說我叔父在解放戰爭中國貪污挨整變節投敵， 后又被我黨抓住殺了。 并在群眾大會宣布我的叔父是“大叛徒”，消息傳開猶如睛天霹雷，祖母悲痛欲絕，從此臥床不起，父親憂心如焚，萬念俱灰，而我卻覺得這絕不是真的，我深信叔父不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但是我轉念一想，建國十六年了，假使叔父還活著就會回來，即便人不回，也要捎個信回，至今既不見人回，也沒有音信，多半是不在人世了。現在，叔父的生死倒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叔父是大叛徒，還是革命烈士？必須弄個水落石出，絕不能讓革命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因此，我暗下決心，代替力不從心的父親，擔負起尋訪烈士忠魂的職責。
1966年， 我參加四清工作隊，2月份在縣城集訓。在一次憶苦思甜會上，老革命劉培鑫同志講了他當年在湖區打游擊的業績，他講的業績跟我父親講的故事幾乎完全一樣，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莫非他曾經跟我叔父一起打過鬼子？不等散會，我就把劉老請出來，滿懷希望地問他：“您在湖區打游擊時，可認識王子金這個人嗎？”‘王子金——”劉老不假思索而又很神秘地說：“我不僅認識他，而且我們還是親密戰友呢。他在新四軍中確是條好漢呀！咦，他是你什么人？”“我的親叔父，自五師突圍后，就不明下落，現在還有人說他是‘大叛徒’呢！”“胡說，王子金是大烈士，他為革命獻身時，是我親手安葬的。”
難怪古人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尋來全不費功夫”啊！在這個偶然的機會，我毫不費力地得到了我們全家人20多年夢寐以求的有關叔父下落的確鑿信息，盡管這個確信證實了我的推測，叔父果然不在人世了，但他是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更何況叔父是大叛徒還是革命烈士的重要問題，從此便真相大白了呢！因此，我萬分高興而又激動地請劉老再給我詳細講講，劉老也滿懷激情地追述了我叔父英武而壯烈的革命歷程。
“王子金同志是抗戰爆發的第一年與我一起參加革命的。不久，我們編在一個班里，他當班長，我當副班長，我們兩人一起學習，一起打鬼子，志同道合，親如手足……。
“1948年，解放軍南下鄂西，組織上派我到南漳擔任財政委員，做好支前工作，我到南漳的第三天，在一個山村里與王子全邂逅相遇，老友離別重逢，異常高興，真有說不完的話。他顯得比以前更成熟，完全像一個老練的解放軍指揮官，我問他現在任何職，他說當支隊長。我拉他去喝一杯，以敘闊別之情，他說軍情緊急，不可久留，我看他因長途行軍很疲勞，問他需要什么，他只向我要了兩包煙，就匆匆地分別了。我萬萬沒有料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就在當天晚上，我軍在一個山上的古廟里召開支隊長以上軍事會議，由于叛徒出買，敵人派了一個團的兵力夜襲這個山頭，除了十幾個人突圍出來外，四十一個支隊長以上的干部都壯烈犧牲了，第二天，我軍大部隊趕到，全殲敵軍，解放了南漳縣；
“晚上，我在南漳人民慶祝解放的歡樂的秧歌聲中，找到那十幾個幸存者中的一個，我問他：‘王子金同志怎么了？’他伸出大拇指說：‘王子金同志是我們解放軍的大英雄啊！要不是他抓住那個敵團長為人質，我們早就沒命了。’他收回大拇指，把手撫摸看他受傷的大腿，繼續說：‘當時我們正在開戰斗部署會，敵人摸上了山頭，包圍了古廟，頓時密集的槍彈朝會議室射來，同志們一個個應聲倒下。王支隊長機警過人，他貼著墻根爬到窗下，看準了敵情，突然縱身破窗而出，閃電般地撲向敵團長，敵團長猝不及防，王支隊長左手勒住敵團長的脖子，右手握槍頂住敵團長的腦門，一邊喝今敵團長下令停火，一邊命令我們趕緊突圍，我們趁敵人停火的間隙，剛沖到山腳下，就聽到一聲慘叫，槍聲又響起來了……王支隊長怕是與敵團長同歸于盡了。’說到這里，他低下了頭，熱淚沾襟，我的淚水也如泉涌。”
聽了劉老的這番回憶，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備，情不自禁地把劉老抱起來轉了一個圈，代表全家表示了我對他的衷心感激。同時，我還為我有這樣一個忠于黨、忠于人民、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叔父而無比自豪，還沒等我提出要求，劉老就憤憤不平地說：“這樣一個人民戰爭的英雄，反被人誣為‘大叛徒’，這太不公平了！我馬上向縣人民政府反映情況，給予你叔父應得的榮譽，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個月以后，省里的批文下來了，正式授予王子金為革命烈士，縣人民政府根據我祖母和父親的要求，把叔父的遺骨從南漳運回來了。在重新安葬叔父遺骨的祭奠儀式上，縣人民政府的代表莊嚴地宣讀了省人民政府批示，劉老激情滿懷地介紹了我叔父的英雄事跡，我激動得只說了幾句話：“我們尋回來的不僅是叔父的遺骨，更重要的是尋回了他的忠魂。叔父忠魂，就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魂，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為著自由、民主、解放、強大、昌盛而不怕犧牲英勇無畏，殊死拼搏的民族精神，我們正是憑著這種精神，才爭得了幸福的今天，我們將繼續發揚這種精神，一定會迎來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選自湖北漢川縣1992年5月《重修王氏家譜·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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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
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
爍。……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魯迅《雪》
當任弼時在1946年首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國名時，誰也沒有想到，勝利會來得如此之快。毛澤東元旦獻詞中說：人民解放軍必然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一點，連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盡管蘇聯大使仍然忠實地履行著外交使團的使命，隨南遷的國民黨行政院來到了廣州，但是，這并未給浩浩蕩蕩的人民革命蒙上陰影。 “南北朝” 的囈語，“中間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白日夢，都不能給這場深廣的人民革命施加一點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本年度是“一邊倒”的一年，是“別了，司徒雷登”的一年。這兩句斬釘截鐵的中國口號宣布了一切善良的民主個人主義世界觀的破產。自視甚高的柳亞子先生來到了北平，這個自以為“天下英雄毛、蔣、柳“三足鼎立的詩人在寒冷卻充滿活力的北京度過了難忘的新年。然而，幾個月的幸福與陶然的感覺過去后，柳亞子像一切恃才傲物的隱賢一樣，漸漸對“新朝”產生了失望。在今年，他賦詩一首《感事是毛主席》，頭一句便是：“說項依劉我大難……”，英雄意氣躍然紙上，透著一種難以名狀的個人性質的幻覺。柳亞子在想什么？要官爵？要“名園”（在另一首詩中柳亞子竟然流露出希望毛主席將頤和園‘賜”給他著書立說的意愿！總而言之，無非是沉溺于《儒林外史》“莊征君辭爵還家”的舊式趣味中。對于柳亞子先生的“牢騷太盛”，毛澤東微微一笑，提筆寫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這番既委婉又得體的表述也許能使一些人士的怨望之心有所收斂。
發生在新政協里的某些插曲盡管耐人尋味，但中國現代史以來最偉大的設計之一畢竟在這里宣告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志著神州再造的新紀元的開始（盡管在何應欽主持的悲情劇《龍》里，這一事件被描繪成真正的“國殤”、預示著“神州陸沉”）。這一事件，在到今天為止的漫長歲月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第一次在民族真正獨立的前提之下開始了強國之夢的追逐。中國人追求幸福的征程，雖然同樣山水險阻，但畢竟在開始，沒有強虜將它毀壞，沒有山河燃燒。同饑餓、貧病和愚昧進行的斗爭不斷提高著中國人的生存質量，這也是任何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著妖魔化描繪的先生們不能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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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典的場面。各類文藝作品有著詳盡和生動的描摹和實錄，我們很難再重處落墨。有關開國大典的紀錄電影資料在今天顯得非常的珍貴，事件的重大性和電影紀錄的匱乏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令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然而，當年的知情者說： 蘇聯的電影工作者曾拍攝了開國大典的場面長達4個小時的彩色電影膠片，后因一場火災使得整部彩色紀錄片蕩然無存。所以后來的紀念者們只好翻來覆去地觀看那段珍奇的歷史性鏡頭：那一聲開天辟地般的隆重宣布。
但是，相信還有更多的電影紀錄資料散落于檔案館中，總有一天會解除封存，讓欣喜的人們飽看歷史的偉大風采。60年代拍攝的《烈火中永生》，就出現過一段與眾不同的開國大典紀錄電影鏡頭，我們不知道它出自何處，但肯定是時下的歷史專題影視作品沒有采用過的。《烈火中永生》在反映江姐等革命志士在渣滓洞聽到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后，繡紅旗以示慶祝的場面時，疊入了這樣一段歷史鏡頭：天安門前游行的人們舉著紅旗昂首前進，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們的肖像在人群中分外醒目，盡管《烈火中永生》用疊化的手法處理這一鏡頭，但觀眾還是清晰地辨認出了斯大林、毛澤東、朱德、金日成、喬治－烏和拉科西等人的頭像。這是東方人民民主國家典型的政治審美形態，中國人民將伴隨著這種政治審美形態進入波瀾壯闊的5O年代。與此同時，正如《烈火中永生》所揭示的那樣，在西南霧色茫茫的重慶森林里，國民黨統治反人權的殘暴象征“中美合作所”內，有一群人，有一群為新中國以水代酒慶祝著的志士們，卻在預備用鮮血為噴薄而出的東方紅日做一次慘烈的犧牲。
9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所的巡回展覽在全國再次引起轟動，原因也并非偶然的。中美合作所的魅力（如果“魅力”這個詞語可以形容殘暴的事物的話）在于它原樸和殘酷的實證，在于物證中顯現的屠殺者和求生者互搏時的驚心動魄。當現代的公眾習慣于鑒賞一幕又一幕的“勝利大逃亡”和“虎口脫險記”時，切不要忘記掉人類最沉重的悲劇就是，能從死亡臨界點逃回人間的畢竟是極少數幸運者。很少有人能從漠漠的死亡之路折回并帶回他的記憶。嚴格地說，這只是宿命論者和獵奇家感興趣的問題。在本年的冬天，飄雨的重慶森林之中，手提機關槍和燃燒彈壓滅了受難者含恨的吶喊，也令舊制度的劊子手為之失色（他們向長官吵鬧著要去臺灣的機票，并紛紛做鳥獸散，直到人去山空，幽美的重慶森林獨自嗚咽）。翻開大屠殺的畫頁，我們不禁產生聯想：假若時間機器能夠復寫出殉難者的心理摹本，那么對拯救人性將是一件多么有意義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的森林，夜黑如漆，怪巖若鋸，遍地榛莽，滿山亂石，而照亮這蠻荒景象的竟然是人類屠殺的火焰。
活著的人們會用許多形式再造殉難者的記憶，如四川美術學院的大型聲光油畫便模擬出了當年的視覺和聽覺，這幅畫安放在歌樂山腳距原中美合作所警犬室不遠的～間暗房里，供游人參觀體驗。活著的人們用美好的生活贊美著殉難者的價值，這是對黎明前的犧牲者最好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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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11月29日，“西南特區”在松林被執行最后一次集體屠殺時，蔣氏父子仍在重慶。在此頭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已攻占重慶市郊南溫泉、李家泊等地。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稱：28日“午后隨父親巡視重慶市區，沿途車輛擁塞，交通阻梗，憲警皆表現無法維持現狀之神態，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滿面。部隊亦怪象百出，無奇不有”。29日，解放軍已強渡長江，對蔣所在市區已呈錐形包抄之勢，蔣經國回憶道：“（夜晚）10時，林園后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報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車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后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夜宿。”（見臺灣“國防部總政治部”版《風雨中的寧靜》）
當蔣介石的專機升空時，歌樂山腳的煙火依舊裊裊，這一天，解放大軍已抵達市區。
勝利與瘋狂，光明與死亡，血淚與朝霞，1949年末的幾組畫面構成了40年代物換星移的凄麗的篇章。
1949年12月1目的報紙記錄了30日勝利狂歡的場面： “在蔣政權專制迫害下受盡苦難的重慶人民，終于在昨天重見光明，得到解放。雖然他們在重慶解放前夕，遭到國民黨政軍和亡命奔逃的那些特務們擾害的恐懼，但是他們昨晚得到了解放。在炮竹聲中歡呼的那種情緒，是勝過一切的。百萬人民昨晚感到天真的亮了。
“7點多鐘， 人民解放軍在雨中分頭渡江到達市區。人民紛紛由屋內擁出，急看解放軍的英雄姿態。雖然沒有電燈，但在家家戶戶前點燃的太平燈下，都清楚看見解放軍健兒們在微笑著接受人民的歡呼。鞭炮聲和歡呼聲交織成一股強烈歡欣巨流，沖破了重慶人民被蔣政權迫害遭受的種種苦難和積壓的苦痛……又昨晚當一隊解放軍在炮竹歡呼里抵較場口時，街口的良友樂隊奏起《義勇軍進行曲》，滿街人民同時隨聲合唱……”
1949年12月1日在重慶街頭歡呼著的人們， 曾經在睡夢中傾聽到了遠方山區里的槍聲。他們不知道，在郊區，霹霹駁駁如炮竹般的槍聲里面，是垂亡者最后的瘋狂。犧牲者生命代價的真義，如今已化作人間的滄桑。在解放了重慶，人們用這樣的挽詞來贊美殉難者的高貴和不朽——
死，并不是終結。種子落在土里，會發出新芽，生命將綿延不盡。一些犧牲了的人，他們崇高的行為會感動另一些人出來繼續他們的工作。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這是種子，等到春回來臨，它們會開出燦爛的花朵。
年度記事
★ 《將革命進行到底》
元旦，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毛澤東在獻詞中指出，我們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一個新中國，并告誡人民，決不能憐惜敵人，為堅持和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決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廢。毛澤東向中外宣告，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堅決消滅反動派，將革命進行到底。
★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1月10日，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從上月18日開始，淮海戰役進入第三階段，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的配合下，對河南永城青龍集、陳官莊地區被圍的國民黨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 經過4晝夜的激戰，全殲國民黨軍徐州“剿總”指揮部。邱清泉第二兵團本部及所轄第五軍、第七十軍、第七十四軍、第十二軍、李彌第十三兵團本部及所轄第八軍等部，擊斃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第七十軍軍長高吉人等，俘虜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第八軍少將軍長周開成等高級軍官52名。淮海戰役歷時65天， 人民解放軍以13萬人的傷亡代價，全殲國民黨軍1個“剿總”司令部、 5個兵團部、8個軍、56個師（內有4個半師起義），總共55.5萬余人。至此，蔣介石在華東、中原戰場上的主要力量和精銳師團已喪失殆盡，南京、上海及武漢重鎮，已處于人民解放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 平津戰役結束
1月31日， 人民解放軍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入城接受防務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就此結束。
天津解放之后，解放軍發動的平津戰役進入第三階段，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為了維護古都風貌，使人民免遭戰火涂炭，平津前線司令部林彪司令員向北平守軍最高長官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發出關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公函。迫于形勢，傅作義同意進行談判。經過林彪的代表陶鑄與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周北峰等人商議， 1月15日，雙方基本達成了協議。21日，雙方在《和平解放北平問題具體實施方案》上簽字。22日，傅作義率部按協議撤離市區。北平的和平解放，保護了歷史文化名城，避免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 蔣介石下野
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聲明：“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本人因故不能視事……決定身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蔣介石下野是由國際國內環境造成的。去年底，東北、華北全境以及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奪取。于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 。12月N日，擁兵50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等又提出5項和議主張， 把蔣下野作為第一項主張。豫、湘、鄂、桂4省也相繼通電主和并要求蔣下野。除夕日，蔣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征詢意見，除谷正綱等少數人外，其他委員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本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于對局的聲明） ，揭露蔣的和談陰謀并提出8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這一切，使蔣無法再戀戰了。19日，蔣在最后一次會議上說：“局面發展到此地步，個人引退已無遺憾，”并憤憤不平地說：“我之愿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
24日，蔣介石在保留國民黨總裁職位的前提下“引退”，國民黨中央執委對各直轄黨部發出秘密指示。《指示》稱贊蔣介石“引退”為“磊落光明之偉舉”。為使全體國民黨員“洞達總裁之意旨， 了解工作方針”，中執委要求：（1）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 和《引退聲明》要“悉心研討，全力信守”；（2）不論蔣介石在何處，均應“竭誠盡力，接受領導”，在蔣領導下，“救國救民”。
★ 和談破裂
4月2日，國共和談代表就實現國內和平所涉及的各項重大問題交換意見。3日，周恩來要黃啟漢轉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江，但和談后，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
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交張治中，該協定共8條24款： 首先確定國民政府負全部內戰責任，要求懲辦戰犯；主張廢除偽憲法、偽法統；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改除一切賣國條約，改編軍隊等。對此，國民黨代表團提出修改意見。15日，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交國民黨代表團，周恩來說：“對于國民黨軍隊改編和人民解放年過江接收政權兩點，我們決不能讓步，”周恩來宣布：“我們限定南京國民黨政府在20日以前答復，如不接受，我們一定打過江去。”國民黨代表團表示接受這一修正案，決定派黃紹竑攜帶文件返南京請示。
蔣介石閱畢黃紹竑攜回之24項要求后，在日記中寫道：“共黨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的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
20日， 南京政府拒絕接受修正案， 李宗仁、何應欽電復中共和談代表團說：“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希望中共“對協定之基本精神與內容，重新予以考慮。”“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談判就此破裂。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并于23日占領南京。
★ 臺灣改革幣制
6月15日， 臺灣省政府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和《新臺幣發行辦法》，規定：（1）新臺幣指定由臺灣銀行發行；（2）發行總額以2億元為限；（3）新臺幣與美元匯率為5：1；（4）新臺幣與舊臺幣的兌換率為1：4000，限在1949年12月31日前兌換； （5）新臺幣以黃金、白銀及外匯為十足準備發行。臺灣省政府從臺灣原存和大陸過來的黃金中撥出80萬兩作為新臺幣準備金，另撥1000萬美元作為進出口貿易運用基金，使新臺幣得以維持幣值。臺幣改革使通貨膨脹得到緩和。物價上漲有所控制，初步穩住了臺灣的貨幣金融體系。
★ 《光明日報》創刊
6月16日， 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創刊。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在發刊詞《團結一致建設民主新中國》中闡述辦報方針為：“第一是負責的態度”，第二是服務的精神”，“第三是建設的批評”，“第四是忠實的報道”。該報以科學、教育、理論等為主要內容，反映國內外科學、教育、文化、學術等方面的發展情況。
★ 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日， 是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日子。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政方針；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此之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已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慶齡、張瀾、劉少奇、高崗、李濟深為副主席）。
當天下午，參加政協會議的全體代表和工人、農民、學生及人民解放軍官兵30萬人， 匯集在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盛典。下午3時整，毛澤東率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準時登上天安門城樓，典禮開始。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30萬人的熱烈歡呼聲中，毛澤東按動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回蕩在廣場上空。接著，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朱德驅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之后宣讀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并主持了閱兵式，
在場的各界群眾一直用熱烈的掌聲為人民的子弟兵歡呼。
閱兵式后，天色已晚，群眾開始提燈游行。這時，五彩埃紛的禮花騰空而起，紅燈和禮花交相輝映，天安門廣場沸騰了，中國現代史的新紀元也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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