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方論文革經濟

－－1972年日本經企廳年度世界經濟報告中國部分

《年次世界經濟報告－－強化福祉志向的世界經濟》
　　　　　昭和47年（1972年）12月5日
　　　　　經濟企畫庁
　　　　　第4章　共產主義國家－－
　　　　　蘇聯和東歐：發展充實的消費生活
　　　　　中國：重視精神面

　　2. 重視精神面的中國

　　（1） GNP過于低估中國了
　　我們通常拿低下的人均國民所得，大規模工業的國有化，以及對農業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等來評價中國，但是僅憑這些就想深入到中國經濟的核心所在，是不可能的。評價這個國家的經濟，似乎更應該加上超出物質以及制度層面的尺度，這才是理解這個國家的關鍵所在。尤其在我們這樣始終強調增長優先的國家，有一種只看以GNP為主的物質一面的傾向；蘇聯也在批判中國，說中國的建設無視經濟上的合理性，說她提倡極端的精神主義。作為一個（經濟上）尚落后的國家，中國對工業化顯示了高度的熱情，但我們認為中國更為重視的是支撐其國家工業化目標并與此息息相關的人，國家把這兩者統一起來，以此來成就其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不光強調我們所說的經濟的一面，國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規定了她的成長路線，這就是使用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一提法。要定義和公式化這個提法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理解，它的提出在于強調國民獨特的精神面貌、以此作為出發點來建設自己的國家。

　　不過在這里，我們首先還是從我們習慣了重要指標即標志著福祉水準的國民所得這個通例方式出發。有關國民所得，中國方面沒有發表正式的數據。去年為止（1971年）我們是按人均GNP 100美元左右來推算的（參考資料見去年的年度世界經濟白書）。但今年（1972年）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評價》報告書中認為這個數字太低，它給出的數字是人均150美元。我們注意到這個數值受美元貶值左右甚大。美國方面計算出的人均150美元相當于名義值，這樣，如以1957年的實質GNP為100，那么1971年就是157，如此推算我們1971年的結果就不是100而應在170左右了。

　　需要指出，這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她計算出來的GNP數值自然會比較小。這是因為，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①經由市場的成本支出很大。②用于消費材料的加工程度很高，而高的加工成本容易使GNP被過高評価。③從原料供給地到消費地之間的交通網和配給線都比較長，這一部分自然使得成本增加。④國民普遍在都市生活，為此需額外付出交通費和高額的房租之類。由于這些因素，結果我們的GNP就被算高了。

　　另一方面在中國是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因此按照若干商品的交換比率即匯率來將中國的GNP換算成美元作評估，這樣是否可行？這個問題是存在的，話說回頭，作為整體度量，GNP推算也需要考慮進去。

　　（2）　致力于消除社會差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重點放在如何擴大生產，其分配按生產手段的所有程度及個人的能力來進行，最后由政府介入、對分配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極不平等部分加以修正。在生產手段公有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按其所有制的性質人和人之間是不存在差別的，分配方面也采取了對勞動者的報酬盡可能抑制差別的方法。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較，有著極為干脆和徹底的思路。

　　（聽說中國某集團老總給自己定年薪62萬，而工人最低年薪只有600元，1000:1 !!!!可從來也沒聽說我們的政府出面介入過、修正過－－譯按）。

　　我們來看工資體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是多勞多得加獎金刺激，就是說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經營方式，而現在擯棄了這樣的方式。以上海市為例，1970年的月工資水平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約8，000日元）。

　　（1970年日本都市勞動者的稅后月工資水平不到80，000日元，兩國都市勞動者收入之比約1:10，但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福祉享受方面中國要比日本來得完善，這意味著日本國民在福祉方面的日常開銷占其凈收入的比率可能遠高于中國。2000年代以來日本都市勞動者的稅后月工資水平約300，000日元，中國稅后約1200元換算15，000日元，那么中日兩國都市勞動者的收入之比由1970年代的不到1:10擴大到2000年代的1:15，而在福祉制度方面，公認的看法是，中國退步了，而日本則已經相當的完善－－譯注）。

　　其他都市的情形大同小異。高級管理職員的工資以前較高，由于旨在收入方面的平等化，實行了減薪，這樣到1966年年中差不多所有工廠廠長的工資與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的比率縮小到了3:1左右（蘇聯平均5:1，最高9:1）。

　　（現時中國工廠廠長的工資與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的比率何止100:1，連資本主義都不如啊！恐怕除了說這是封建主義復辟，別的沒法解釋－－譯按）。

　　全國都市勞動者的年平均工資今年（1970年）是650元，與1952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但是與1950年代末期相比則沒有什么變化。即使是這樣，還是形成了一定規模（原文意思是相當規模，為避免以文害義，翻作一定規模－－譯注）的家庭儲蓄，這得益于1957年以來政策性的物價下調，使得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很便宜也很安定。舉例來說，1公斤單位物品的單價換算成日元：米60日元（日本152日元），白菜20日元，洋蔥40日元，肉類160～280日元。房租（包括水電費）月平均340～650日元，還不到月收入的4～8％。家用大件方面向好，目前人氣集中在自行車，收音機，手表方面。參照工資收入狀況，購一臺收音機的話平均約需25～50個勞動日，手表約需30～60個勞動日，照相機25～50個勞動日，自行車60～90個勞動日，縫紉機75～100個勞動日。一般都是把錢存到數后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在逐步的普及之中。農村儲蓄額60年代后半以來急速增加，71年底的儲蓄額（人民公社與社員個人儲蓄的總計）與1965年底相比增加了89％。

　　簡單地比較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并不合適。如果只看農民從人民公社接受的分配款，人均大約每年150元，這還不到工人平均工資的4分之1。但公社支給社員子女也是這個數，并且農民還可以從少量允許的自留地（個人所有的耕地）那里獲得販賣家畜、蔬菜之類的附加收入。因此戶均來看，一個農戶與都市夫婦均為上班族的家庭的收入相比，已經很接近了。

　　現時為止的政策是國家將對人民公社農業稅的征收限制在一定的水準之內，豐收了，增收部分再返還給農民。此外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已數次調高，而在此同時政府所提供的化肥、農藥，石油等的價格卻數次下調。在人民公社內部開辦了小型工廠，不過在那里勞動的人的工資按規定與農民一樣按工分來進行計酬，也就是說，并不存在職種上的差別。

　　中國并不僅僅是在收入這種物質層面縮小差別，在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中國正在努力縮小“三大差別”，這就是 ① 城鄉差別，② 工農差別，③ 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把城市和農村連在一起加以表述，把地域社會中的住民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來提出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這個基本戰略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在這里，工業并非單獨地先行地發展，工業的重點被放在那些能夠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行業。興辦社隊企業也將對縮小城鄉差別起到積極的作用。在作為大型企業的榜樣的大慶油田，工人以工為主兼務農業，而工人的家屬則以農為主同時也務工。此外在勞動參加者的層次方面，腦力勞動為主的廠干部和管理人員也須定期輪流參加到工農生產勞動方面來。黨和政府的干部進入干校學習，參加農業生產以體驗體力勞動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后，進入大學學習前必須在工作崗位上勞動鍛煉，而在入學之后同樣也需要參加勞動，這就是半工半讀。按照這樣的精神，現在正在試行經由工廠或人民公社推薦入學的方法。我們看到，這些分化原有職種的做法的意圖，在于避免那種只專不能以及擴大物質的和精神層面差別的事態的發生。應該說中國仍然是在以農村為根據地，是以農業為思考的出發點。（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的作用就不僅僅是糧食增產的基地，它更成為了培養健全人格和精神面貌的人的基地。

　　第4-4圖　每人每日的卡努里攝取量

　　（3）　社會保障制度整備方面的進步

　　根據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征，其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祉建設是沿著分階段逐步整備和完善的方向向前發展的。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對象與運營主體來看，分為以城市工人為對象和以農村農民為對象這兩個體系。對于城市工人，基于勞動保險法支付醫療費用、退休金、產假工資和撫恤金等，這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宏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農民，文化大革命以后規劃和普及了合作醫療制度，在醫療保障方面的充實和發展尤為顯著。


　
　　勞動保險法的適用范圍包括工廠、礦山、鐵道、郵電等行業的企業以及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勞動保險所需費用由國家和企業共同承擔，對被保險者不征收保險費。

　　國家和企業預留相當于毎月工資總額的3％的額度作為勞動保險的費用支出。

　　保險支付的內容方面，有關醫療保險，工傷的費用由企業負擔，期間的工資全額支給。疾病或工傷以外的情形原則上治療費用由企業負擔，治療期在6個月以內的，按工齡由企業支付60～100％的工資，超過6個月的則由（國家）勞保部門支付40～60％的工資。被保險者的家屬如生病，其費用（手術費，藥費）的半額由企業負擔。

　　有關退休金，男性職員滿60歲，男性工人滿55歲，女性工人滿50歲退休。退休后的工資按工齡的長短發放退休直前工資的50～70％。

　　在農民方面，以前實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業，文化大革命以后規劃普及合作醫療制度，醫療保障層面得到迅速充實和發展。這一制度早在1958年時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開始實施了，至1968年底開始在全國普及。

　　運營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實情不同差異較大。這個制度是這樣一個機制，就是由公社社員每人每年出一元錢，就可以報銷其治療費用的全額或其中的一部分。與合作醫療制度的普及平行發展起來的是培養了一支稱做“赤腳醫生”的半農半醫性質的醫療保健隊伍，他們治療農村中的常見疾病。

　　“赤腳醫生”在山間僻地從事巡回醫療事業，我們不能不對他們源自自發的奉獻精神所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可以說，這也是中國激勵勞動大眾的工作熱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在學校教育方面同樣如此，在山間僻地里組織起了一個個巡回教育班，從事小學教育的普及。

　　在現階段的中國農村，似乎傳統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內的相互扶助系統（例如，以孤兒以及孤立無助的孩童為對象的救濟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來更能發揮作用。

　　（4）　對廢棄物采取綜合利用的公害対策

　　中國排斥對經濟效益的片面追求，勤儉物用，重視人的精神發展。這樣的思路同樣也體現在其公害對策方面。我們來看1970年大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與東京都（5，328人）和大阪市（4，110人）相比，人口密度要低很多。北京和歷史上相比，她現在依然是綠色的都城。國家大力植樹造林，計劃在全國范圍建造若干1，000～2，000公里規模的林帯，在廣袤的國土上構筑起綠色的長城。處在這樣的環境，這個國家的公害對策其取向自然就不是那種事后對策，而是兼備了以預防為主的性格。這個取向同時立足于對資源“綜合利用”的觀點，清除由工業廢棄物所造成的公害。這就是說，對于工業廢棄物所造成的公害，并非采取單純防備的消極立場，而是積極利用，變廢為寶。

　　這樣的嘗試正在全國普及。尤其是在北京石化總廠和大慶油田等新興工業地區，已經建立起了不少以大型的精油工廠所排廢氣、廢水和廢滓為原料進行綜合利用的小型化工企業和輕工企業。并且文革以來，對工業廢棄物的“綜合利用”并非僅限于新興的工業地區，在老工業城市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以上海市為例，1968年以來，市革命委員會下設置了負責綜合利用廢氣、廢水和廢滓的機構。政府強調整體的環境利益，要求為避免公害污染，即使不得不使用成本較高的原料也在所不惜。

　　此外在回收裝置的制造方面，嚴厲批判了那種等待國家援助的依賴思想，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這方面同樣也能看到自力更生的思路。

第4-4表　上海市來自廢氣、廢水和廢滓的回收物質

　　（5）　激勵機制：強調主觀能動性

　　中國的做法是以物質形式的福利提高為基礎，同時重視國民精神品貌的建設。強調政治是為了鞏固這種基礎。強調政治不是意味著用來行使權力，而是為了喚起人民對于政治和社會的關心，并投入到其中來。這樣解釋，對我們來說就好理解多了。比方說企業的定位，企業不僅僅是從事生產的場所，更是作為由管理者與勞動大眾結合而成的一個社會實體而存在。在這種實體里，中心問題是如果激勵工作熱情，這在我國最近也成了話題。這就是毛澤東主席所提倡的鞍山鋼鐵公司的社則（即《鞍山憲法》），它作為經營管理政策與根本原則，明確提出了如何通過工人參加管理和干部參加勞動以及群策群力等手段來激勵勞動者工作熱情（按中國的表述叫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這樣的政策經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改變了原來由技術專家壟斷技術革新的方針，改為同時尊重處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的技能和創見。這種做法的目的，在于不斷矯正現代組織里易于陷入的那種全由技術精英來支配的格局，防止干群的感情由此變得疎遠。

　　人民公社也不單純是生產的組織，它是一種承擔全部社會功能的住民自主形式的管理組織，是行政單位，是把住民的生活從教育、社會、軍事各方面加以一體化了的一種統一組織。

　　×　　×　　×　　×

　　面臨國交正常化，我們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中國雖然是一衣帯水之邦，但要理解這個國家對我們來說絕非易事。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有一種單純從效率主義來評價別國的傾向。比方說，我們通常認為把規模小的工廠分散到地方去辦是忽視了大規模集約經營的優勢，因而是一種非效率的做法，但是反過來我們也從運送成本的角度來解釋，認為這樣做是合理的。其實從生產效率層面來講，兩種說法都是成立的。而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地方小型工業特別具有意義。借用中國人的話來說，那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

　　我們所考慮的經濟效率，主要是指對于所投入的生產要素獲得最大產出，即把經濟效率作為生產效率或者說技術效率來看待，在這樣的場合下，增產便自然成為衡量效率的尺度。但象中國這樣需要把政策目標置于不止一個方面的場合，所謂經濟效率就須根據其經濟是否是在國家政策目標被實現的前提下其運行的效果來作全面的衡量了。

　　中國重視人的精神建設，在實踐中走出了自己的強國之路。正值我國向福祉社會建設邁進之機，亦當作為鄰居與之未來相處之際，我們有必要在新的價值基準上對中國進行新的評估。

篇后按：

　　請懂日語的朋友斧正。

并不是要刻意美化文革，而是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個所謂“黑暗的時代”，特別是對經濟大加攻擊，因此有必要發一些第三國的評論文章，使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文革有個全面的了解。
還想說的是：

中國經濟目前在高速成長，頗有點象這份年度報告發表時的日本。那么那個年代在GDP大旗下高速成長的日本，又是如何評價當時的中國經濟的呢？又是如何反省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評估方法的呢？

　　不是吹捧日本的經濟學家，他們不論過去和現在遠比時下我國的經濟學家具有遠大的目光。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高速成長期間，日本的經濟依然冷靜踏實和有序，國民素質和社會品質從中得到連續的和實質性的提升。

　　這篇報告書高度贊揚中國的建設路線，建設成就和人的精神品貌。書中也提供了很多有參考價值的數據和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相當客觀的事實陳述。日本人的大腦是清醒的，他們的第三只眼睛看得遠比我們準確。

　　報告書具體論證了GNP指標對于發展中國家并不適合，指出這個指標是個虛弱不定的東西，在它之外存在無數更具價值的東西！是的，那個時候我們的GDP是不高，而當時GDP很高并處在高速成長期間的鄰國日本，卻能看出社會主義中國在GDP以外許多令他們由衷贊嘆的寶貴的內涵，而這些寶貴的內涵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全被我們所謂的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一一顛倒黑白地否定掉了，真可笑啊，搞資本主義，你比日本人還行？

　　時境相似，不知道這篇報告書對于今天被高速發展沖昏大腦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是否具有啟發（抑或啟蒙？）意義。

　　我們現在，從上到下GDP一風吹，經濟是發展了，但這發展脆弱、混沌、無序。我們的經濟學家只講所謂的經濟效益，不講或很少講社會公平和正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只講錢物，他們不講或很少講人的精神和道德；他們講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卻基本不講以人為本。隨著精英們良心的喪失，我們社會的正義和道德已經蕩然無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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