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文章來源：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4, 48, 25–40. https://doi.org/10.1093/cje/bead046

　　這篇文章比較了凱恩斯和馬克思關于工作時間的觀點。兩位思想家盡管有著不同的立場和分析框架——前者認為資本主義需要自上而下的變革，后者則認為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徹底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但都提出了“縮短工作時間可以使整個社會受益”這一主張：凱恩斯使用邊際主義的術語定義工作的負效用，認為享受閑暇是幸福的源泉之一——工人供給多少勞動時間，似乎是其在工資和閑暇之間做了權衡取舍之后的結果；馬克思則不認為工作（或者說勞動）是純粹負面的，只是在資本主義下工作無法讓人們得到充分的自由，發揮創造力。二位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強調了遠離工作、享受閑暇對人們創造力和自由生活的益處，以及技術在減輕工作負擔方面的作用。但是鑒于二人從立場到思想體系的巨大差異，比較他們的方法、結論等可能都比較“寡淡”。

　　文章的不足在于，沒能清晰地展示出凱恩斯得出“工作時間將會減少”這一結論的推理脈絡，只是強調了其與凱恩斯強調的“充分就業”的重要聯系。此外，在文章末尾，作者確實給出了當代一些研究者對于自動化時代工作的研究的綜述，但是多數停留在工作本身，并未論及自動化對勞動者的影響、勞動過程等方面。本文作為勞動時間專題的一部分，僅供讀者參考。

　　PS：文章有刪節，注釋略

　　文|David A. Spencer

　　譯校| Marcel、空余、同時代人

　　按|空余

　　馬克思與凱恩斯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存在分歧。馬克思是一位革命家，他通過經濟分析揭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將最終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相比之下，凱恩斯是一位改革家，他將其經濟思想作為改善社會的工具。盡管凱恩斯持有某些社會主義觀點，但其本質上仍是一位反馬克思主義者。凱恩斯曾宣稱：“我想象中的共和國位于天國的極左方。” 然而，這并未使他接受馬克思的思想。相反，正如羅賓遜所描述的那樣，他對馬克思的著作始終“懷有過敏反應”。對凱恩斯而言，馬克思的理論并不值得認真對待，而應該被拋棄，并用其他思想取而代之。然而，正如本文接下來將展示的，兩者對未來的愿景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處。

　　然而，這兩位思想家至少在此議題上得出相似結論：他們都認為縮短工作時間可以改善社會。在他們的政治愿景中，遠離工作且追求更多非工作時間是關鍵。誠然，他們對于實現這些愿景的機制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他們都同意，社會必須、也應該利用技術來縮短工作時間。只有人們取得更多的（自由）時間，在工作之余追求和實現自己的才能，才能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本文重新審視了馬克思和凱恩斯對理解未來工作時間的貢獻。筆者分別分析了兩位思想家的理念，展現他們如何強調縮短工作時間的必要性與其施展余地。隨后，筆者比較二者的理念，并揭示其相似之處。接著，本文探討了這些理念的實際發展——盡管二者都預測工作時長下降，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作時間卻頑固地保持在較高水平。此外，筆者還探討了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理念可以如何參與到現今關于未來工作的討論中。本文認為，馬克思和凱恩斯對減少工作時間的障礙和機遇提出了關鍵見解，這些見解可為構建一套旨在實現當前縮短工時的批判性政治經濟學提供重要參考。盡管馬克思與凱恩斯在分析范式和政治立場上顯著不同，但他們的理念依然能夠啟發我們對縮短工作時間的思考，以及如何構建一個超越現有社會的新型社會，使人們能夠擁有更好的生活質量。

　　馬克思：從雇傭勞動到更廣泛的“自由王國”

　　馬克思對工作時間的分析根植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作變革的理解。他揭示了資本家如何延長工作時間以增加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其重點是增加生產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然而，這種剝削工人的嘗試遭到了反對，并引發了生產方式的變革。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雇主主動采納先進技術來增加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通過縮短滿足工人基本生活要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資本主義雇主提高了剩余勞動時間在總勞動時間中的占比。由工人斗爭爭取，進而由工廠立法推行的對工時的限制遭到了資本家的抵制，而且他們還廣泛地使用技術手段加大剝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0章中詳細論述了圍繞工作日長度的斗爭。他關于長時間工作對人類造成損失的描述參考了當時的工廠報告和其他相關的事實材料。這不僅展示了馬克思思想的廣度，還反映了他致力于將其經濟學研究根植于歷史分析當中。

　　馬克思強調，階級斗爭在決定工作時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資本主義雇主不斷試圖延長工作時間，而工人則要求縮短。在馬克思看來，圍繞工作時間的斗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動態之一，并塑造了資本主義社會里更廣泛的階級沖突。盡管一些“革新”的雇主可能會為了維護工人健康和生產力而縮短工作時間，但在整個經濟范圍內，大幅縮短工作時間的決定性進展還是取決于工人通過工會的集體組織。

　　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集體斗爭將始終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這種斗爭將從圍繞工作時間的沖突這一小點，演變為廣泛意義上的消滅資本主義本身。馬克思預測，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將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最終將取代資本主義。在未來，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將有望在截然不同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工作和生活，而這也意味著人們只需做更少工作。

　　馬克思并未對社會主義設想提供詳細藍圖：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需要在“革命之后”再另行確定。只有通過超越資本主義，社會才能獲得集體智慧，從而重塑工作與生活。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具體概念將主要由馬克思的追隨者發展，并對其思想進行解讀。

　　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最清晰的闡述之一在《資本論》第3卷的一段話中。他寫道，社會主義將減少“必然王國”的范圍，并擴大“自由王國”的領域。必要勞動時間（即滿足社會物質需求所需的時間）將通過兩種方式減少：其一，生產將以滿足需要為目標，而非追求更多利潤。這意味著減少生產以及縮短工作時間——勞動僅限于滿足實際需求，并盡可能最小化工作時間。其二，技術將擺脫利潤驅動，轉而被用于減輕工人的繁重勞動。為創造剩余價值而維持工作的做法將終結，人們將追求更多“自由時間”。

　　馬克思還強調，社會主義將為工作本質的轉型提供基礎。在擴展“自由王國”和工作成為滿足需求的手段的情況下，工人將能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樂趣。所有制的改變將提升工作質量。在社會主義下，工人將作為“聯合生產者”工作，并對工作實現“集體控制”。工人將以“最少的精力消耗”，并在“最符合其人類本性的條件”中完成工作。自由將成為“必然王國”的一部分，工作將轉變為一種自由且富有創造性的活動。

　　馬克思還指出，社會主義下縮短工作時間將有助于改變工作性質，并提高工作積極性：

　　不言而喻，隨著雇主和工人之間的社會對立的消滅等等，勞動時間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長度之內，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別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將作為真正的社會勞動，最后，作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基礎，而取得一種完全不同的更為自由的性質，這種同時作為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的人的勞動時間，必將比役畜的勞動時間具有高得多的質量。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2013年4月）

　　在階級差異“被消除”的情況下，勞動將獲得一種“自由的性質”——它不再是強加的，而是為了社會及勞動者自身利益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增加“自由可支配時間”將成為首要任務，并成為更高質量勞動的基礎。

　　簡而言之，在社會主義下，人類自由將在兩方面得到實現。其一，人們將獲得追求超越工作本身的自由。自由時間將延長，并被用于開展在資本主義下被剝奪或壓抑的創造性活動。其次，人們將擁有獲得良好和有意義工作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勞動本身是一項重要活動，而追求更多自由時間與提高勞動質量可以同時實現。對他而言，縮短工作時間并不意味著消滅工作，而是將工作轉變為人們可以像享受閑暇一樣擁抱的活動。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的，盡管凱恩斯從截然不同的經濟和政治視角出發，但他與馬克思看法一致：縮短工作時間是社會進步的應有之義；然而，他并不認同勞動可以在質的方面得到改善。

　　凱恩斯：從充分就業到有閑暇的未來

　　從根本上來說，凱恩斯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他關心的是資本主義體系如何運作以致充分就業不能實現，并如何再生產出非自愿失業。非充分就業反映了系統本身某些特征，包括貨幣的性質及其用途。實現和維持充分就業將需要國家干預經濟，通過管理總需求來維持勞動力就業。

　　然而，除了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凱恩斯還大膽設想了一個未來愿景來挑戰充分就業這一目標。事實上，他更傾向于一個人類減少工作投入、有更多閑暇的未來。

　　這一愿景在凱恩斯的文章《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中有所闡述。其在文中預測，如果資本積累繼續增長，生產力提高將使工作時間持續下降。他的樂觀態度源于資本主義下從19世紀末到凱恩斯時代工作時間持續下降的趨勢，而這一趨勢預計還將繼續。凱恩斯假設在未來，資本主義雇主將以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的方式，把生產力增長的成果傳遞給工人。工人將繼續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并且相較于增加消費，他們對縮短工作時間會表現出更大的關注。凱恩斯認為，人類的需求是有限的，對更高消費的需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凱恩斯假設工人具有“絕對需求”。一旦這些需求得到滿足，工人將傾向于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他認為，與“對優越感的追求”相關的“相對需求”并不重要。然而，如下所述，批評者認為凱恩斯低估了“相對需求”增長的重要性，以及這種增長如何阻礙了工作時間的縮短。工人希望縮短工作時間（與工作帶來的負效用相關）意味著資本主義雇主將面臨不斷縮減工時的壓力。這個需求可以通過更高的生產力增長來滿足，而這種生產力增長則源于更高的資本投資。

　　凱恩斯做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預測，這一預測被后來的評論者反復引用：到2030年，每周工作時間將縮減至僅剩15個小時。二十世紀30年代出生者的孫輩可以期待工作時間下降。這樣的未來預示著更多的閑暇，以及更多的通過減少工作負擔來提升生活質量的機會。

　　這一預測與凱恩斯支持充分就業是一致的。通過消除失業，政策制定者可以創造條件，加速資本快速積累，并推進工作時間的縮短。凱恩斯認為，消費和投資增長可以促進就業，并恢復充分就業。然而，實現充分就業也被視為減少工作時間的重要途徑。通過實現充分就業，工人可以爭取到——并確保——工作時間的縮短，這是邁向更短工時未來的必要一步。

　　譯者注：作為所謂著名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一支被認為真正闡釋、發揚凱恩斯思想的經濟學派），一位傾向于社會主義的波蘭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卡萊茨基在1943年的《論充分就業的政治方面》中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并不會真的通過需求管理維持充分就業，因為這會削弱企業的壟斷能力，以及他們控制工人的力量。由此可見凱恩斯推理的虛妄之處。凱恩斯的論述也需要結合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停滯，以及凱恩斯本人的活動來看。“然而在英國，只是當工黨在野時，凱恩斯關于失業原因的觀點才在黨內變得具有影響力。為了在黨內產生影響，凱恩斯不得不用社會主義的語言來虛與委蛇，休·達爾頓(HughDalton)和道格拉斯·杰(DouglasJay)也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作用。凱恩斯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就業政策將為社會主義鋪平道路。如果他的主張真有什么作用的話，那也應該認為它們是為了從自由市場的危險中拯救資本主義……”，參見唐納德·薩松，《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二十世紀的西歐左翼（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74頁。

　　凱恩斯并未低估縮短工作時間所面臨的挑戰。工人已經習慣于為了生計而工作，況且一個有更少工作的生活前景會讓許多人不安。他舉了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例子，指出她們因沒有工作而遭受神經衰弱。整體而言，工作倫理（“原罪（Old Adam）”）在人類心中根深蒂固。然而，他樂觀地認為，在適當的教育和社會發展下，更多自由時間將提升人類福祉。預期的工作時間下降將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

　　凱恩斯以華麗的語言描繪了他的未來愿景。他寫道，人們將能“解放出來，回歸某些最可靠、最確定的宗教和傳統美德的準則”，并會開始“重視目的而非手段，重視美好而非實用”。 當下占據著時間的賺錢活動，將在未來被追求美好與愉悅的人際關系的活動所取代。在理想的未來社會中，人們過著“田間百合花般的生活，既不勞作，也不紡織”。為生計而勞作將讓位于一種更為悠閑的生活方式——一種基于自由支配時間、無需工作的紀律約束的生活。

　　在描繪這一愿景時，凱恩斯揭示了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矛盾。它一方面肯定資本主義作為增長引擎的優點，另一方面又假定通過減少勞動可以促進幸福。將這些假設推向邏輯極限，凱恩斯展示勞動的經濟化（economisation）和閑暇時間的最大化如何削弱資本主義的增長潛力。諷刺的是，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可以被用來構想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并為之進行辯護。

　　凱恩斯同樣揭示了工人在資本主義下生活的貧困狀態。雇傭勞動意味著一種代價——尤其是，它意味著失去了享受閑暇時間的機會。凱恩斯并未深入探討工人在非工作時間可能面臨的勞作和日常事務，以及閑暇需要如何與無償勞動時間相區分。在提到女性時，無聊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只是作為一個例子出現，而并未關注如何重新設想和分配家務勞動。盡管對雇傭勞動之外的選擇持有限的看法，凱恩斯至少認識到增加閑暇——作為創造性活動的時間——的必要性，并借此對傳統的雇傭勞動提出了挑戰。

　　根據凱恩斯的觀點，資本主義雇主的賺錢活動同樣具有腐化性。雖然這種活動對實現更高投資和生產力是必要的，但其永遠無法與單純為了自身目的而追求的創造性活動相提并論。凱恩斯的愿景之一是解放資本主義雇主，擺脫他們對金錢的追求，并使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在閑暇時間追求意義和目的。

　　凱恩斯的文章帶有樂觀的基調。他認為當下的困境——高失業率與經濟停滯——不會持續下去。未來（或長期來看）其可能為所有人帶來好處。凱恩斯認為，政策制定者在創造有利社會進步的條件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尤其是社會需要一套推行充分就業的政策。此外，資本主義雇主也有責任與工人分享生產力增長帶來的收益——在這方面，有可能需要實行累進稅和收入再分配機制。如果滿足這些條件，我們就可以期待資本主義在未來有更少的工作和更多的閑暇。最終來看，凱恩斯的文章還是在呼吁堅持資本主義；盡管從其愿景和視角上看，在它勾勒出的未來里，人類將最終從資本主義限制中解放出來。

　　總而言之，凱恩斯將資本主義視為社會發展的必要階段。它帶來實現物質豐裕所需的技術。但這并不代表歷史的終結。在資本主義之外，仍有一個避免工作、追求創造性閑暇的更好未來。和馬克思一樣，凱恩斯希望擴展人們享受閑暇的自由。然而，與馬克思不同的是，他僅將工作視為工具性的活動（而非對其本質進行變革）。建設一個更優越的社會意味著否定工作，而不是尋求改變其本質。

　　馬克思和凱恩斯愿景的實際命運

　　馬克思和凱恩斯的愿景——盡管各自都具有啟發性——卻都未能實現。馬克思預言的革命并沒有發生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但在實際發生了革命的地方，工作時長卻沒有顯著減少。例如，中國的工作時間仍然比富裕資本主義經濟體長得多。（提請讀者注意，這句話表明，作者既不懂復雜的歷史，也缺乏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能力——譯者注）此外，雖然資本主義國家每周工作時長有所下降，但其降幅并未達到凱恩斯預期。事實上，在英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平均工作周數幾乎沒有變化。在英美，全職員工每周工作時長通常仍超過40小時，與80年代初基本持平。誠然，各國工作時長有所差異：一些歐盟國家（如德國）每周工作時長相對較短；但這些差異無法掩蓋近幾十年來每周工作時長的停滯狀態。毫無疑問，所有國家都沒有可能實現凱恩斯的預測——到2030年時每周僅工作15小時。

　　主流經濟學和異端經濟學都有廣泛討論為何工作的持續性和每周工作時長并未如凱恩斯所預測般減少。一般有兩種解釋：第一種，工人缺乏將生產力提升轉化為較短工作時間的談判能力。在歷史上，工人在勞資爭議中縮短工作時間。然而近年來，工人的集體力量下降（例如，工會會員人數下降），這解釋了為什么工人無法縮短工作時間。這也體現了社會中工作分配不均。一些工人面臨過度工作和倦怠，另一些則面臨就業不足或無法獲得全職工作的窘境。工人無法選擇工作時間，這反映了一個偏向資本家利益的勞動力市場。

　　第二種解釋則關注工作和消費模式的變化，以及消費主義的影響。總體就業增加意味著許多過去在家庭中完成的活動被商品化了。為了支持更多人工作，額外的有償工作被創造出來，這包括護理行業、便利食品的制造和配送。家庭層面的工作時間的增加推動了整個經濟工作時長的增加。這些增加的工作時間僅部分被更長的學習時間和更早的退休時間所抵消，這些因素減少了家庭內部的工作時間。從消費的角度來看，強大的消費準則也滋長了更長工時的文化；尤其是更大規模和更復雜的廣告培養了工人對更高消費的需求，反過來又延長了工作時間。

　　上述兩種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關的，因為權力在兩者中都發揮重要作用。在第一種解釋中，工人議價權的喪失使得資本主義的工作時間縮短速度放緩。在第二種解釋中，企業利用市場營銷和廣告施加的影響力，引導工人更多地追求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而非閑暇時間，闡明了為何工作時間延長而不是縮短了。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使這些轉變限制了工人縮短工作時間的自由。

　　這兩種解釋都可以與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理念相協調。第一種解釋直接反映了馬克思關于資本與勞動之間權力不平衡的論點。工人必須為縮短工作時間而斗爭，而在不利的談判條件下，他們不得不接受由資本主義雇主決定的工作時間。那些指向工人工作時間偏好未能得到滿足的證據，只是進一步證實了他們缺乏權力。

　　這一解釋也符合凱恩斯的觀點。如前所述，凱恩斯認為實現充分就業是縮短工作時間的重要前提。國家需要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目標，并努力達成。凱恩斯還暗示，充分就業將帶來更少的不平等——工人會利用其強大的談判能力，推動資本主義雇主提高生產力來縮短工作時間，并提高工資。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策目標已經從支持充分就業轉向低通脹。較高失業率和更高不平等同時出現，阻礙了縮短工時與提高工資的努力。凱恩斯可能未曾預料到資本主義的倒退趨勢，但他關于縮短工作時間所需條件的解釋能夠考慮到這一轉向，并強調其是工時減少的障礙。

　　關于工作與消費如何演變的第二種解釋，可能看起來與馬克思和凱恩斯著作關系不大，但實際上卻可以與他們的思想相協調。馬克思非常清楚資本主義如何吸引更多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及隨著資本主義擴張，商品化進程如何加速。當下家庭每周工作時間增加，同時其也使經濟整體工作時間增加；這一趨勢與馬克思的思想一致。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如Andre Gorz也指出，資本主義積極鼓勵消費文化；這種文化在大眾廣告和產品不斷創新的支持下延長了工作時間，損害了工人的福祉及生態可持續性。簡而言之，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種馬克思主義論點，以解釋消費主義對工作時間的直接影響。

　　凱恩斯顯然低估了資本主義經濟擴展勞動力市場和增加就業的能力。他似乎假設了一個以生產為中心的經濟，而這種經濟會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而受到限制。凱恩斯未能預見服務業的迅速擴張；其擴張事實上阻礙了生產力的增長，使實現凱恩斯所預測的較短工作周更加困難。

　　凱恩斯也沒能意識到欲望的無止境性。他認為欲望會得到滿足，這將促使工人要求更短的工作時間。他的“錯誤”在于沒有看到在資本主義里，欲望的增長如何持續創造出對更多工作的需求和渴望。誠然，他未能捕捉到炫耀性消費在推動工人偏好更長工時方面的重要性；但凱恩斯希望看到一種情形，即消費者欲望的滿足能夠與減少工作時間相一致。他的愿景是為人們創造無需在工作壓力下生活的時間。照凱恩斯的說法，“足夠”意味著將經濟盈余轉向更多的閑暇，從而擺脫“更多工作、更多消費”的循環。他可能忽略了消費主義在資本主義中維持工作時長的作用，但他對更美好未來的愿景尖銳批評了現存體系，也提醒我們社會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組織。

　　數字自動化和工作的未來：在馬克思和凱恩斯的陰影之下

　　一些當代評論家預測工作將消亡。他們認為，社會已經進入“第二機器時代”或“第四次工業革命”，雇傭勞動將消失。比如，一些知名研究預測，到2030年，美國47%的現有工作崗位可能會被自動化取代。在過去也有類似工作消亡的預言。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曾警告“工作即將終結”。然而，雇傭勞動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如前所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過度工作與就業不足可以并存，同時，家庭從事的有償工作時間仍在增加——盡管技術進步迅猛且顯著，這些現象依然存在。然而，現在的預測卻仍認為，雇傭勞動最終將消失，且會通過人工智能的影響來實現。“智能”機器能夠在多重任務里替代人類工作，并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消失，創造出一個只能支持少數工人就業的勞動力市場。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經濟正在走向一個“無工作世界”。

　　面對工作會消失這一前景，人們感到既恐懼又樂觀。一些人警告失業和不平等急劇上升。數字自動化導致的贏家數量將遠遠少于輸家，這包括數百萬已經遭受多年經濟劣勢（包括就業不足）的低收入工人。但對另一些人而言，自動化為工人提供了重新學習技能、在可能比現在更好的條件下繼續就業的機會。假設適當的教育和培訓政策能夠到位，那么失業可以被避免，技術進步的成果也可以在社會中分享。若工人掌握與機器“賽跑”的能力，那么他們就能留在雇傭勞動中并取得成功。因為機器承擔了更加單調的任務，這甚至可能使工作技能有重大提升，工人則有能力從事更有趣的工作。

　　然而，這種論述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首先，它傾向于假設就業將消失。但如前所述，現實情況是隨著技術進步，就業崗位反而增加。從當下轉變為就業數量下降的未來需要巨大的變化。事實上我們可以主張，像過去一樣，技術會創造新崗位來接替那些被取代的崗位；我們也可以主張，技術對工作質量的威脅可能比對工作崗位數量的威脅更大。侵蝕工作質量的威脅（例如，由于工作中更密切的監控和更高的工作強度）可能會蓋過失業率上升的威脅。機器人可能不會大規模取代工人，但卻可能會增加工作的成本；比如當前所謂的“零工經濟”就展現了新技術給工作質量帶來的風險。

　　其次，本文關注的是“愿景”和對另一種自動化未來的思考。馬克思和凱恩斯設想技術去縮短工作時間并延長自由時間，但這往往在現代主流辯論中被忽視。相反，人們關注的是如何適應看起來無法避免的高失業率，或者尋找維持工薪工作的方法，仿佛這才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我們缺乏旨在打破雇傭勞動世界觀、倡導減少工作的愿景。

　　像福特這樣的作者對技術進步持悲觀態度，他們忽視了技術如何能夠被用來減少工作時間。他們缺乏一種關于工作如何重新分配，以及社會如何利用技術進步的紅利來讓人們工作時間更短的希望愿景。像Brynjolfsson和McAfee這些相對樂觀學者的觀點則強調通過改革，管理自動化過程的必要性——假設工作必須被保留、這似乎以犧牲閑暇時間為代價。他們的立場基于工作是“有益的”這一理念。上述學者并未接納凱恩斯用來證明縮短工時合理性的假設。相反，他們強調工作帶來的好處——例如從工作中的個人自豪感到積極的社會關系和良好的健康狀況——并主張用政策來確保工人在快速技術進步中保持就業能力。他們的立場忽略了某些工作（包括在自動化場所中進行的工作）對工人福祉的有害影響。例如，考慮如今亞馬遜倉庫的工作制度受到的諸多批評。Brynjolfsson和McAfee聲稱這些倉庫給工人帶來了“工作自豪感”，實際上有效地批駁了這些批評。他們還忽視了縮短工時為工人和社會帶來的顯著益處，正如馬克思和凱恩斯所建議的，利用技術來縮短工作時間。

　　其他更激進的論述試圖與馬克思和凱恩斯的思想接軌。這些論述與“后工作”意識形態有關。他們主張應該利用技術來使人們免于工作，并將完全自動化的社會視為理想狀態。與其擔心機器人會減少工作崗位數量、或者接受他們以創造更多就業，不如希望他們能讓工人完全擺脫工作的需要。

　　但這樣的問題在于，它并不關注「改變工作」的可能性范疇。“后工作”立場更接近凱恩斯，而非馬克思；其重點是最大限度地增加非工作時間。如果工作時間依然存在，那么它就會被視作給工人帶去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設想的每周15小時工作制，仍然意味著工人需要忍受他們的工作時間（因為工作被視為負效用）。這樣忽略掉的是，縮短工作時間可以與提升工作質量同時實現，這與馬克思的觀點一致。與凱恩斯和現代“后工作”立場的學者不同，馬克思拒絕將工作視為完全負面的活動。相反，如前所述，他看到了改善工作質量的潛力。只有通過徹底工作改革，包括轉向工人控制，這一潛力才能實現。“后工作”視角專注于工作的痛苦和閑暇的好處，但忽視了將工作恢復為有意義活動的可能性。這些觀點追隨著凱恩斯的思路，犯下了同樣的錯誤。他們忽略了馬克思的愿景——即不僅利用技術來縮短工作時間，還為工作本身帶去意義。

　　總而言之，盡管現代關于自動化的討論包含了對社會作出革命性改變的想法，但它們往往最終歸結于擔憂失業率上升、或希望保護工作和提升技能，反而忽視了將縮短工作時間作為理念和目標。激進的觀點的確存在，但它們又沒有考慮到技術能夠怎么被重新定位和利用，以實現更少且更好的工作。最后，有前瞻性的思考過少，且有局限性，對通過改革工作時間以及工作本質來促進福祉的可能性，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結論

　　本文主張，盡管馬克思和凱恩斯在經濟和政治思想上顯著不同，但他們都認為社會應該擁抱減少工作時間這一目標。他們推崇一種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人們的生活將不再受工作束縛，創造和培養積極社會關系的機會將得到擴展。

　　二者一致認為，資本主義將演變為一種不同的系統——資本主義并非永恒，而會在未來被取代。他們也認同，技術將是走向更美好生活條件的重要部分。利用技術來縮短工作時間是未來的關鍵任務。他們還共同強調，縮短工作時間有助于重新定義生活；從追求更多工作和消費，轉向創造和培養偉大的藝術和美。在這方面，他們認為社會將開始把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無盡積累、迷戀金錢和持續存在的雇傭勞動——視為落后和倒退的行為。因此，馬克思和凱恩斯駁斥了資本主義，并期冀一個擁有更大自由和個人發展的社會。

　　馬克思是一位革命社會主義者，凱恩斯則認為可以從資本主義內部逐步演化出替代體系。如前所述，他用傳統經濟假設（包括工作的負效用）來支持他的變革論點，并試圖說服讀者接受超越資本主義現狀的未來前景。雖然凱恩斯并非公認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像馬克思一樣提供了對未來的激進設想。

　　然而，盡管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理論為后人留下了討論和發展的空間，但從當代批判性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他們的思想為重新思考工作的未來和工作時間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工作在社會中仍然存在，以及為什么縮短工作時間在實踐中困難重重。他們還可以為可能實現的目標提供一些愿景性的視角（假設實施了適當的改革）。與如今關于自動化的辯論不同，我們并非在選擇保留還是廢除工作。相反，進步可以體現在工作更輕松上——包括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有意義的工作。馬克思的貢獻尤具洞察力，且超越了“后工作”立場；他表明我們需要將工作轉變為可以增進人類福祉并改善生活質量（的活動）。總而言之，馬克思和凱恩斯的批判性（和互補性）愿景啟發了我們：工作和閑暇在未來可能（和應該）以怎樣不同于當下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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