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私人金融資本主導美國經濟，以及美國壟斷世界貨幣的發行權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化的全球積累體制中，金融資本嵌入全球資本循環的價格決定、價值分配、價值實現等環節，從中施加控制與榨取價值，并迫使各個國家接受對其有利的金融規則。金融資本的統治限制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潛力，并造成了全球債務膨脹以及積累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快演進，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人類社會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要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性質并判斷其未來走向，首先需要明確當前資本主義所處的階段，以及這一階段全球資本主義的統治結構。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發生了金融化與全球化這兩個相互關聯的轉向。金融自由化始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而在大型跨國公司和國際壟斷金融資本的主導下，世界體系中的外圍國家也被動地卷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接受金融自由化的轉向，金融資本嵌入資本循環的各個環節之中，并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對其施加控制?？梢哉J為，金融資本的統治是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

　　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從金融資本積累的方式出發，提出了“新封建主義”“金融掠奪”“剝奪性積累”等概念，旨在強調當前金融資本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掠奪和對各種生產要素(土地、自然資源、產業)財產權的掠奪。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經典論述出發，指出當前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延伸，并從不同方面強調當前階段帝國主義的新特征，例如，王偉光強調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程恩富等著重描述了全球經濟各個領域壟斷的主要表現形式，張文木用“高利貸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強調美國通過對外資本輸出獲利。

　　上述研究為理解當前金融資本全球統治的性質提供了基礎，較為充分地說明了當前階段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質，但整體上缺乏對金融資本干預和控制全球物質生產與資本積累具體機制的說明。在相關文本中，金融資本往往被視為一個整體，關于其各個組成部分在全球控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沒有充分展開。同時，關于跨國公司這一壟斷資本的重要載體，現有文獻的討論基本上局限于技術和流通領域以及跨國銀行壟斷，對金融在當前經濟全球化中所扮演的新角色關注較少。因此，當前研究難以充分說明為什么是金融資本實現了全球控制，并且為何能在今天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為了更深入地探討金融資本統治的機制及其后果，我們從《資本論》中資本循環的總運動過程G-W…P…W’-G’出發，考察金融資本參與全球資本循環各個環節的方式。金融資本參與全球資本循環的過程，帶來了全球價值轉移以及新的資產-負債關系的形成，這又進一步影響了全球資本循環本身的運行方式與動態趨勢，帶來了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從金融資本與全球資本循環關系的角度，分步驟回答以下問題：第一，美國私人壟斷金融資本主導全球生產的歷史條件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在當前全球資本循環中，金融資本如何在各個環節中施加控制并攫取剩余價值?在此基礎上，本文第三部分將嘗試分析金融資本的主導如何造成了全球金融結構的不穩定性和實際生產的停滯，以及第三世界國家擺脫金融資本統治的可能性。

　　一、金融資本取得全球統治的歷史條件及其形成過程

　　在資本循環的總運動過程G-W…P…W’-G’中，中間環節為生產與價值增殖的必要過程，兩頭則是貨幣，即資本增殖的目的。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部分國家的資本循環過程都嵌入到全球生產網絡中，因此資本的貨幣形態或多或少需要采取世界貨幣的形式。世界貨幣首先是衡量全球商品流通的單位，并且以此為基礎，同時又是各國之間資金流動與資產負債關系的計量單位。

　　當前全球經濟中的世界貨幣是美元，而控制貨幣資本全球流動、乃至影響美元本身發行的是美國的私人壟斷金融資本，這便構成了“金融資本全球統治”這一論題的主體。本文將對金融資本全球統治的兩個歷史條件的形成過程進行簡單回顧：其一，私人金融資本如何在美國國內取得主導地位;其二，美國如何壟斷世界貨幣的發行權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在這兩個條件下，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主導的全球積累體制得以形成，在這一積累體制中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的提供者取得了獨一無二的利用金融資本“獨立”增殖的形式。

　　(一)私人金融資本主導地位的形成與穩固

　　金融資本在美國的興衰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以摩根集團和洛克菲勒集團為代表的私人壟斷金融資本主導了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然而在1929年全球大蕭條后，金融資本的地位受到了沉重打擊，政府一方面更多地直接參與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對私人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監管，尤其是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嚴格限制了銀行的投機活動與過度競爭。這種政府高強度干預與監管的形式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在這個過程中金融利益集團一直試圖推動回歸原先的自由放任主義，擺脫政府管制。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滯脹危機為金融資本突破政府管制、重獲主導地位創造了機會。首先，市場利率在劇烈的通貨膨脹的背景下超過了政府規定的存款利率上限，這促使銀行采取各種措施繞開監管體系進行所謂的“金融創新”，與政府監管之間展開拉鋸戰。與此同時，資產階級也在意識形態上發動攻擊，將滯脹危機視為政府干預的失敗，并鼓吹新自由主義。在這種雙重壓力下，金融資本取得了最后的勝利，自美國而始的全球金融自由化道路正式開啟。

　　盡管歷史發展過程存在曲折，但在資產階級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金融自由化本身存在歷史必然性，因為金融自由化實際上代表的是資產階級整體的利益，而金融資本只是資產階級中最受益于金融自由化的那一部分。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有著清晰的認識，例如大衛·科茲(David Kotz)指出，在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公司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需要充分自由化的金融制度來為其轉移市場風險提供便利;杰拉德·杜梅尼爾(Gerard Dumenil)和多米尼克·列維(Dominique Levy)則指出，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穩固建立在對金融機構的控制上，而金融機構在戰后受到管制的資本主義中充當了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他們主導推動了市場自由化。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時期，金融資本在美國乃至全球的地位愈發穩固，這一方面與新自由主義改革下的分配狀況有關，勞資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資產階級能夠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份額，而這些剩余價值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以利息支付、股息分紅和公開市場股票回購的方式，進入金融機構手中——據統計，2003年—2012年期間美國標普500企業股息分紅與公開市場股票回購之和相當于同期凈利潤的91%。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大部分剩余價值(以及養老金等需要跨期運作的社會再生產價值)都直接或間接地由金融資本所控制。

　　另一方面，貨幣創造的技術過程同樣確證與鞏固了金融資本的權力。在貴金屬貨幣時期，資本需要通過掌握貴金屬來控制銀行券的發行，而進入20世紀后，貴金屬逐漸脫離了資本主義的貨幣流通領域，貨幣通過銀行系統的信貸過程直接被創造出來。在戰后政府管制時期，貨幣主要產生于企業從銀行貸款以開啟生產的過程，因此貨幣發行與生產擴張是相聯系的。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的融資方式發生了從所謂“銀行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企業通過擴大債券與股票市場的融資比例從金融機構那里獲得資金;金融機構則從銀行那里通過貸款或回購協議獲得流動性，甚至在2008年后美聯儲也為金融機構開放了貼現窗口。金融機構被認為有充分的專業性以進行貨幣經營——無論他們將資金用于生產領域還是投機領域。如此一來，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的發行越來越多地與虛擬資本聯系在一起，并建立在滿足金融資本的投機需求的基礎上。

　　(二)美國貨幣霸權與金融霸權的形成

　　美國金融霸權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此時歐洲各國都處于戰后百廢待興的狀態，美國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最大的工業國，以及幾乎唯一的商品提供者和資金提供者，在領導戰后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恢復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吸取了大蕭條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教訓，美國政府積極主導了戰后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治理，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并主導成立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組織成立的初衷是管理戰后面向盟國的主權債務融資，維持其對美國產品的需求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美元-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規定，美國在其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而其他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被管理者”。通過這套新的金融秩序，美國能在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持續地向歐洲國家輸出商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并通過持有歐洲國家的債權，實現對其經濟進程的控制。

　　此后，隨著歐洲與日本經濟的復蘇所造成的對美國商品的依賴性降低，以及美國在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中的大規模海外支出，美國逐漸難以繼續保持對外貿易順差，大量美元流向海外，形成美元對黃金的兌付壓力。加之戰后在實際經濟生產中執行的是事實上的“不可兌換貨幣制度”，通貨膨脹長期持續存在，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比率和黃金作為普通商品的價格注定產生矛盾。上述因素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各國的貨幣市場開始逐漸采用浮動匯率制。然而這并沒有撼動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以及美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主導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初，美國與石油輸出國達成協議，約定石油以美元計價。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新興經濟體依賴美國以及以美元結算的其他出口市場，力圖將本幣匯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從而美元以更隱秘的方式與新興經濟體的廉價商品綁定。美元在全球支付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使美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金融制裁的力量，因為幾乎所有以美元為結算單位所進行的貿易，哪怕與美國沒有直接關系，也都是由在美聯儲設有賬戶的所謂代理銀行處理的。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之間，盡管美國對其他經濟體也具有金融主導地位，但這主要表現為主權政府之間的關系，并且一定程度上服務于美國的政治目標，而這一情形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私人金融資本在美國的重新崛起以及20世紀9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退潮而發生改變。此時，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普遍陷入困境，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普遍尋求向“出口導向”戰略轉型，這些國家從國際私人金融資本那里獲得必要的啟動資金，并按照后者的要求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開放資本賬戶、降低國內勞動力成本等有利于國際金融資本進入并獲利的措施。這樣一來，私人金融資本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美國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建立的全球金融的控制網絡。

　　(三)金融資本主導下的全球積累體制

　　金融資本在美國的崛起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相互疊加，形成了一套金融化的全球積累體制。在新的交通與信息技術下，生產性積累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愈發細致的分工下進行，而作為世界貨幣提供者的美國則能夠將金融之手伸向全球各地的生產活動中，以金融資本的形式進行積累。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在全球資本循環中的位置相當于一個“金融中轉站”，而美國對其債權人與債務人都有主導權。美國的金融資本不僅利用國內的過剩資本進行資本輸出，還吸收來自其他國家的儲蓄，這些國家的儲蓄者將美元和美國國債作為儲備資產和安全資產，并幫助美國在全球各地的生產與再生產環節中建立債權與所有權。

　　以美國金融資本作為樞紐的全球積累體制的特征，在全球跨國公司的股權網絡結構中得到了清晰的體現。近年來，不斷有學者發現這個網絡呈現出一種“領結”結構：整個網絡存在一個緊密連接的核心，該核心主要由巨型金融企業構成，其中控制權最強的幾家包括富達管理與研究公司、資本集團、貝萊德集團、先鋒集團等等。處于這個網絡核心位置的企業之間相互持有股票，具有巨大的利益關聯性，其股權上游是這些金融企業的資金來源，結構相對比較分散，而股權下游則幾乎可以通往所有跨國企業。除此之外，整個全球生產網絡的控制還呈現出隨時間推移愈發集中的趨勢。從這些經驗事實中可以明確地得出以下結論：整個全球生產網絡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少數幾家金融寡頭的控制，全球儲蓄者讓渡自己支配全球剩余價值的權力，為這種控制提供養料，而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跨國公司則是金融寡頭四處蔓延的觸手。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全球各國企業無論擁有怎樣的資源稟賦，都要服從于金融資本增殖的要求。

　　二、金融資本主導全球資本循環的具體機制

　　當前許多學者以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不平等交換”為基礎探討了世界體系下的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剝削，不過相關范式主要限于流通環節，較少關注全球資本循環的資金來源，以及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在今天，金融資本的職能已經高度細分，跨國企業、資產管理公司、衍生品交易者等不同形式的金融資本各司其職、相互交叉，嵌入全球資本循環中的各個環節，支持了作為世界體系中心的美國進行獨立的金融積累。在這一全球金融系統中，金融資本通過各種方式從全球產業資本循環中獲得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進一步轉化為金融資本對全球的債權與所有權，從而進一步加深了金融資本的全球控制。

　　(一)金融資本對全球資本循環的嵌入、控制與價值榨取

　　在馬克思的資本總運動公式G-W…P…W’-G’中加入融資過程與利息償還過程，便得到包含金融資本的資本總運動公式G-G-W…P…W’-G’-G’。金融資本進入全球資本循環最基礎的形式，是在資本循環開始時提供融資(G-G)，并在資本循環結束后(G’-G’)獲得債務利息和股息分紅形式的收益。金融資本采取海外借貸、海外初創投資、收購與并購在內的多種方式，將從本國與海外吸收而來的全球剩余價值投向各地，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建立債權和所有權?？梢哉f，全球生產網絡的建立和擴張是由金融資本驅動的，金融資本將資金投向哪個地域或部門，該領域或部門就能獲得全球購買力以為其發展提供資源。資金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主動尋找要素成本較低的區域，而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商品生產環節的進一步拆分，大大增加了資本在全球流動以尋求獲利空間的靈活性。按照壟斷資本學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觀點，跨國金融資本成功地實現了勞動力套利和土地套利，從而攫取了大量的超額壟斷利潤，有效地應對了發達國家國內利潤率下降所帶來的資本增殖阻礙。據統計，在1998年—2022年間，美國直接從海外獲得的收入占國內企業部門總利潤的23.2%。

　　資本循環是環環相扣的，單個資本循環中的成品(W’)可能是另一個資本循環中的生產資料(W)，這兩個資本循環可以在全球不同經濟體完成，并被同一個金融資本或跨國公司所控制。這就帶來了金融資本價值榨取的第二種方式：通過控制全球價值鏈中不同環節的商品價格來進行稅收套利。在全球價值鏈的敘事中，產業鏈兩端的設計和銷售環節通常擁有高附加值，而中間的制造與組裝環節則附加值較低，這種附加值差異要么被認為是其本身創造價值的體現，要么被認為是技術或品牌壟斷帶來的分配結果，并總體而言提高了中心國家在全球總剩余價值中的分配份額。然而近年來的研究逐漸開始表明，全球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增加值分布也可能是金融資本為了規避稅收而進行操縱的結果?？鐕髽I各地分部之間的交易采取內部貿易的形式，在定價上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同時，跨國企業在所在地主要基于所得利潤進行征稅，但全球各地的稅率與會計準則并不相同?；谶@一狀況，跨國企業便可以將分部設置在開曼群島、海峽群島等離岸低稅中心，而只要這些分部開展了經濟活動，無論這些經濟活動是否是生產性的、對商品生產與實現的實際貢獻如何，跨國企業都可在這些分部設置高附加值，以避免來自主要生產地區的賦稅，這樣就間接地從生產地區轉移了價值，而這部分價值本應成為生產地區的稅收，并成為當地社會再生產支出的一部分。據估計，出于避稅目的而在離岸司法轄區創建的“空殼”公司占全球海外投資總額的30%-50%。這樣一來，金融資本以其靈活性，既對全球資本循環的生產過程進行拆分，進入全球勞動力與土地成本的低地進行獲利，又對分布在全球的企業組織進行拆分與設計，通過全球稅收低地進行獲利。

　　最后，在價值實現環節W’-G’，金融資本也利用其對貨幣的控制與在交易方面的專業知識分割剩余價值。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商業資本從中分化出來，專門履行商品價值實現的職能;而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時期，這一職能愈發具有金融屬性，并掌握在金融資本手中。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包括各國匯率的波動、原材料生產的季節性、貨幣支付與商品交割之間的時間差等等加劇了全球資本循環中價值實現的困難，這一方面提高了整個全球生產網絡的短期融資需求，從而進一步增加了對金融資本借貸的依賴，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期貨、期權、遠期合約、掉期交易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創造。這些金融衍生品被創造出來的初衷是對沖價格波動對交易雙方造成的風險，但在金融資本的參與下，卻成為新的投機對象，并增加了人為制造的國際商品與貨幣市場的價格波動性。據統計，2020年全球出口總額為17.6萬億美元，而場內衍生品規模和場外衍生品規模分別達到了62.3萬億美元和607萬億美元，建立在全球貿易之上的金融上層建筑遠超全球貿易本身的規模。由于金融資本的資金量過于龐大，國際商品價格與貨幣價格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資本資金的流入與流出決定，而與現實的供求關系與經濟基本面無關，這為金融資本帶來了獨有的投機空間。處于發展中地區的生產者由于規模較小、相對分散，以及缺乏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經驗，在其自身生產產品的貿易中處于弱勢一方。金融資本能夠借由交換過程將成本與不確定性轉嫁到生產者頭上。

　　(二)金融資本對全球金融規則的推動與維護

　　馬克思曾指出：“貨幣本身就是共同體，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體凌駕于它之上。但是，這要以交換價值的充分發展，從而以相應的社會組織的充分發展為前提。”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貨幣體系是一個信用貨幣體系，全球商品流通并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傳統形式，因此金融資本想要持續不斷地從全球資本循環進行價值榨取，就必須確保全球金融規則與秩序能夠維持下去。為了實現這一點，金融資本分別從正面和反面作出努力，其手段不僅包括經濟層面，也包括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

　　從正面的角度，以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為標志，金融資本積極推動全球各國尤其是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在通常情況下，這種推動采取學術研究的面貌。各個私人信用評級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進行評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官方機構也以幫助國家經濟發展、走出經濟困境為理由，敦促各個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對改革成果進行評估，為國際信貸提供背書。這些評估與政策建議表現為高度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曾指出，新興經濟體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政府與其國內寡頭緊密聯合，造成了低效的投資以及高杠桿的風險，因此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敦促這些國家的政府學會量入為出，才能帶來更穩定的增長，并吸引到國際資金。然而，縮小政府規模、開放資本市場的后果，則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對經濟控制程度降低，甚至主要銀行都被國際金融資本控股，其經濟進程完全受制于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便約翰遜所說的私人寡頭存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也只是將經濟主導權從國內的大資本轉移到為國際金融資本手中。除此之外，拉攏收買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文化精英、為發展中國家培養新自由主義學者并資助其研究，乃至發動軍事政變與軍事入侵等等，也是西方常用的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方式。

　　在微觀層面，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企業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已經形成一個常態化的產業。已有學者表明，在當前的全球經濟運行中存在一個與全球生產網絡平行的全球金融網絡，該網絡由離岸低稅中心、世界城市和高級商業服務公司組成，其中由金融寡頭下屬的高級商業服務公司協助全球各地的生產者進行企業改革以符合世界城市的法律法規、滿足在世界城市上市的要求、在離岸低稅中心建立分公司，并在上市過程中擔任協調人和承銷商的角色。作為回報，這些高級商業服務公司從生產者那里獲得傭金。全球金融網絡為跨國企業提供了同時利用全球成本低地與稅收低地的成熟模式，并將這種模式推廣至金融資本尚未進入的國家和地區。從客觀上講，這促使全球企業施行共同的會計準則，推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但同時也使得全球經濟越來越多的部分卷入金融資本的控制之中。

　　從反面的角度，金融資本作為全球主要債權人與股東的身份，甚至其持有的巨量流動性本身，便足以脅迫各國遵循有利于金融資本的規則，這種脅迫經常付諸實踐。1998年，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試圖說服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布魯克斯利·波恩(Brooksley Born)不要監管金融衍生品：“我的辦公室里有13位銀行家，他們說如果你繼續下去，你將導致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尚且如此，各個依賴外資的新興經濟體則更是受到規模龐大的金融資本流入與流出的脅迫。以印度為例，海外金融機構主要以參與式票據的方式投資印度股票市場。2015年7月，由印度最高法院設立的黑錢特別調查團提交了一份工作報告，建議調查參與式票據的持有者。這份討論性的、遠未形成正式政策的文件很快引發了對印度政府可能禁止參與式票據的擔憂，投資者將資金大規模撤出股市，股票市場面臨崩潰的危險，最終財政部長不得不在公眾面前公開表態，表示不會對參與式票據及其持有者采取行動。

　　三、金融資本主導的不可持續性

　　在金融化的全球積累體制中，金融資本持續不斷地從全球資本循環中汲取價值，這提高了金融資本的權力，但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系統的不穩定性。金融資本對全球資本循環統治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由于金融資本對全球債權與全球生產所有權的不斷積累，全球資本循環的開啟和通暢運行完全取決于金融資本的決策，這帶來了整個系統的不確定性;其二，金融資本按照對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塑造生產，最終使得全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受到損害。金融資本統治矛盾的實質，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時期的體現。

　　(一)金融不平衡與全球資本循環的斷裂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利息率的決定純粹由貨幣市場的競爭決定，不存在所謂“自然”利息率;但同時，由于利息本質上是對剩余價值的分割，只能是利潤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潤率又是利息的“最后決定作用的最高界限”。如今，金融資本嵌入全球資本循環的各個環節，獲得包含利息收入在內的各種形式的財產性收入。而在信用貨幣制度之下，貨幣流動不直接表現為貴金屬的實物交割，而是表現為銀行、金融機構與各個實體部門之間的資產負債表操作，因此金融資本財產性收入受生產利潤率的限制大大降低，這使得全球金融債務相對現實生產的規模不斷上升。在金融自由化時期，可以觀察到全球金融資產的劇烈膨脹，而金融資產的背后則是非金融部門不斷積累的債務。根據不同國際機構的估計，當前全球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量達到總增加值的2-3倍，為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從金融資本嵌入全球資本循環的方式來看，全球非金融部門債務的增加主要表現在兩個不同性質的過程中。其一是全球各部門的債務上升。據統計，全球金融中心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海外資產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95年不到80%，而到2020年則超過200%。這種上升源于金融資本對全球資本循環中各個環節的價值汲取，從而生產地區的勞動者、資本家與政府部門無法獲得足夠數量的貨幣收入，只能依靠向金融資本的借貸和所有權售賣的方式維持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地的生產資料與產出規模取得了上升，但金融資本通過收購與并購、以及向政府借貸的方式積累資產的速度更快，這便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的“剝奪性積累”，即通過各種金融手段進行資產剝奪與各種公共資源的私有化和掠奪。其二是美國政府的債務上升，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在金融自由化之初為30%左右，到2008年危機之前超過了60%，而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則達到了107%。美國政府債務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由于金融不穩定性加劇，政府不得不投入比戰后管制時期更多的資金用于金融救助，其實質是用政府信用對金融資本循環的斷裂部分進行修補，從而為金融資本主導的循環提供充分的流動性。

　　隨著有利于金融資本的全球金融制度的運行，全球財富的失衡到達這樣一種程度：少數幾家金融機構成為全球各個非金融部門實質上的債主與所有者，而在經濟增長停滯的背景下，金融債務永遠沒有償清的可能，只能利滾利地不斷積累下去，并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政策周期中在各個部門和各個國家之間來回轉移。在當前的金融規則之下，全球金融結構幾乎不可能重新回到平衡狀態，而金融擴張的趨勢帶來了兩方面的愈發嚴重的后果。

　　其一，由于全球資本循環乃至社會再生產過程需要以國際貨幣為起點開始，而全球貨幣資本又集中在少數金融資本手中，金融資本對全球生產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決定權與否決權。一旦金融資本信心不足，不愿意為具體的生產與再生產提供初始的貨幣資本，那地區或全球的貨幣總需求不足問題便會加劇，資本循環受到阻塞，而建立在未來收入預期基礎上的虛擬資本市場價格也會崩塌。與此同時，其他經濟單位面臨著高杠桿與較高的違約風險，不僅難以主動開啟生產或難以成為資本積累的動力，反而很容易造成全球資本循環的斷裂。

　　其二，正是由于金融資本的重要地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地采取非常規手段以維持金融資本的運轉，金融資本循環運行的經濟成本與政治成本越來越高。金融資本的全球控制與美元霸權之間相互依賴，但前者正不斷對后者產生破壞作用。一方面，美國的金融積累導致了去工業化，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基礎不再是美國自己生產的工業品，而是逐漸變為由金融資本控制下的全球工業品生產。另一方面，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具有公共屬性，因此美國政府修補金融資本主導帶來的全球金融不穩定性所付出的成本，需要由全世界共同承擔，尤其是由持有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經濟體承擔。最終后果是，美國作為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出現了世界體系理論家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說的“霸權”向“支配”的轉化：霸權源于“支配群體有能力把其統治令人信服地呈現為不但符合他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從屬群體的利益。在缺乏這種信譽或信譽消減的情況下，霸權就收縮為徹底的支配”。

　　(二)金融資本主導帶來的經濟停滯

　　當金融資本向各個國家推行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制度時，曾允諾這一制度能使這些國家擺脫困境，帶來繁榮與增長，然而現實卻是全球經濟增長在這一時期出現放緩。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1年—1980年全球GDP年均增長率為4.5%，而在1981年—2007年降為3.2%，2008年—2022年進一步降為2.6%。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兩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分別占全球經濟增長總量的15%和38%，也就是說如果去掉中國這一特例，全球經濟停滯的趨勢就會更為明顯。

　　經濟增長放緩固然與全球所處的技術發展階段有關，但種種跡象表明，金融資本在全球資本循環中的主導權阻礙了全球生產能力與經濟增長潛力的發展，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可能原因之一。正如演化經濟學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指出的，大多數機構投資者的專業能力主要在于投資組合管理，包括選股、市場時機和跟蹤股票價格變動。這些股票交易能力與價值創造所需的管理能力截然不同，后者根植于戰略控制、組織整合和財務承諾的結合。因此，前者在分配方面的優勢和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優勢勢必會影響企業生產性投入的數量與質量。拉佐尼克沒有完全指出的是，由于金融資本的流動性與靈活性，其在局部區域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行為可能會對該地區長期可持續增長能力造成負面影響。經濟停滯并不等同于危機，但停滯有違資本增殖的屬性，并會加劇全球金融失衡的嚴重性。

　　從生產的角度，金融資本全球統治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資本向全球各地自由流動，以尋找全球價值鏈各個環節生產成本最低的區域，并通過自己的結構性權力凌駕于一切具體的生產與再生產條件之上，使得各個實體經濟單位滿足于自己盈利的要求。這既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長期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反應，也是對古典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更高程度上的回歸。但其長期后果是，各個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被綁定在由資源稟賦所決定的國際分工中，從而使自身發展潛力受到損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主動進行去工業化，其初衷是把研發、設計、高端制造等高技術、擁有壟斷地位的部門留在國內，而把其他生產過程外包，以實現企業利潤率的修復與股東收益的最大化，同時保持自身在全球生產中的支配地位。這導致傳統制造業地區與產業工人力量的衰落，加劇了國內的貧富分化與階級分化。而在主動去工業化的戰略實行數十年后，美國的統治階級才逐漸發現在除模塊化程度較高的少數領域(如芯片設計與制造)之外，絕大多數工業生產的設計研發過程與制造過程并不是相互獨立的，美國科技公司將生產外包的做法本身在減少自己從生產經驗中獲得技術改進與效率提升的機會，而去工業化帶來的技術斷層已經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領域無法保持領先地位。而在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另一端，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借助產業轉移獲得了部分工業化的機會，但出于技術壟斷的需要，跨國企業盡可能避免讓這些國家接觸設計與研發環節，從而發展出自主創新的能力、實現“產業升級”，而這一切又是在所謂“比較優勢理論”的包裝下進行的。大部分新興經濟體與資源出口國被限制在特定的國際分工中，這是產生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在個別國家甚至出現了“高GDP赤貧”的現象——自然資源開采帶來的收益被跨國企業和當地寡頭瓜分，而沒有對本地帶來太多就業和稅收，絕大多數人口遠遠沒有進入現代化。

　　此外，金融資本嵌入全球資本循環各個環節的價值汲取，惡化了全球各個生產地的金融狀況，從而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為滿足金融資本盈利的要求，工人的工資被盡可能壓低，政府稅收也因各種“避稅天堂”的存在而被擠壓，政府通過公共支出維持社會再生產以及主動推動產業升級的能力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再生產成本具有一定的彈性，因此壓縮工人工資與公共支出能顯著提高利潤率，并且在短期內看不出明顯后果，但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可能會在幾十年后更充分地暴露。例如，當美國想要實行“再工業化”戰略時，發現其戰后建立與完善的基礎設施已經老舊且缺乏維護，具備熟練生產技能的產業工人數量也出現不足;而當一些發展中國家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也發現政府的財政能力與對經濟的掌控力不足以支撐這些國家完成轉型。

　　四、金融資本全球統治的危機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

　　金融資本統治下的全球生產已經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全球失衡與危機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經濟應該如何擺脫金融資本統治所帶來的困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將向何處發展?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全球資本循環本身的矛盾當中。

　　歸根結底，全球生產體系之所以依賴于美國的金融資本，是因為金融資本提供的貨幣資本是換取全球資源、開啟全球生產的必需品，其背后是金融資本對美元這一世界貨幣的控制與壟斷。而美元之所以成為世界貨幣，起初是因為全球各國依賴美國的工業產品，但隨著美國金融化與去工業化的發展，美元購買力與美國直接提供的工業品之間的聯系逐漸減少，而是更多地源于對其他國家工業品生產的間接控制。如果這種間接控制減弱乃至失效，那么理論上就可以出現獨立于美國金融資本的全球資本循環，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除了歷史慣性外將不具備生產性基礎。

　　而事實上這種現象正在發生，并且與中國的崛起密切相關。作為當前全球名副其實的工業生產中心，中國貢獻了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近30%，并且作為金融資本全球統治的特例相對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化的負面影響。關于中國抵御金融化的原因大致可以概括為兩方面：首先，中國在高度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同時，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政府和國有企業的作用，并長期堅持對資本賬戶的嚴格管控，金融資本難以接管和控制中國的重要產業。其次，中國采取了工業化主導的發展模式，并且本身龐大的經濟體量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形成的工業基礎足以支撐建設一套相對完整且能內部循環的工業體系。其結果是，一個不受美國金融資本控制且占全球生產份額越來越大的工業生產中心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得以形成。

　　喬萬尼·阿里吉的體系積累周期理論認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是全球積累體系的物質擴張期，同時也是美國霸權的上升期，而20世紀80年代之后則是全球積累體系的金融擴張期，同時也是美國霸權的衰落期。根據這一觀點，正是中國頂住壓力、在美國霸權最盛之時完成了經濟高速發展，才為今天的世界體系格局變革帶來可能。中國抵抗金融資本統治的經驗固然有自身制度背景、工業基礎與經濟體量的特殊性，但在不受美國金融資本控制的全球生產份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擁有了尋求更加獨立自主的發展、擺脫金融資本統治的更大機會。根據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的觀點，“每個人都能創造貨幣，問題僅僅在于如何使它能被接受”。在古典資本主義早期，產業資本曾經為了擺脫高利貸資本的剝削，自發地演化出發達的信用體系，以便盡可能繞開貴金屬進行交易。而在今天，同一過程正在各個發展中國家之間發生，只不過繞開的是美元。盡管美元仍在國際交易與結算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重已從1999年的71.2%下降到2022年的58.9%，達到20多年來的最低點。而各國在區域貨幣合作、本幣結算協議等方面的嘗試盡管處于初始狀態，但已經在全球大范圍出現并形成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可以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開展金融制裁，但這又會進一步動搖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因為它損害了美元能夠充當全球一般購買力的信念。

　　不可忽視的是，盡管美國金融資本的霸權已有松動趨勢，但仍然占主導地位，并且仍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枷鎖。只有當過去幾十年積累的以美元為單位的債務被重新清算，經濟運行規則得到重塑，世界經濟才有可能從極度的金融不平衡中恢復過來。從長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全球化本身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大部分經濟體不可能形成完全的經濟內部循環，各個經濟體之間的生產與技術合作只會越來越重要，因此關鍵在于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舊的國際關系。作為全球生產中心、并且近年來不斷突破西方技術壟斷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應當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建立中發揮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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